王开东：教育部一发文，下面就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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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教育部发布《普通高中学校办学质量评价指南》，从办学方向、课程教学、教师发展、学校管理、学生发展等5个方面明确了普通高中办学质量的评价标准，并且提出了三个严禁。
严禁高三上学期结束前结课备考，严禁把升学率与教师评先评优挂钩，严禁法定节假日、寒暑假集中补课或变相补课。
照理说，这三个严禁出来，全国教育工作者应该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其喜洋洋者矣。但一块石头投入水里，水花不说，一点涟漪也没有，甚至连孔乙己到场笑几声都没有，大家都摇摇头，权且当做无聊的笑话。
这是为什么？
吴康荐帖并评论说：
教育部有关领导是否知道目前中国大陆的普通高中几乎都是高三整年（甚至高二下学期中便开始）复习应试？
教育部有关领导是否知道目前中国大陆的普通高中几乎都是将升学率与教师评先评优挂钩？
教育部有关领导是否知道目前中国大陆的普通高中几乎都是利用法定节假日、寒暑假集中补课或变相补课？
这三个反问非常有力，回答了基层对教育部三个严禁为何置若罔闻的原因。但这些反问对教育部来说并不公平。这又回到我的话题，教育部其实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教育部知道吗？他们当然知道如此，而且知道普遍如此，问题很严重，不治理不行，所以才有“三个严禁”的出台。但你严禁了下面就执行了吗？所以我才说教育部是最大的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的特点是，他们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也知道应该如何，怎么做最好。但现实却阻力重重，决心炽热的光彩被现实碰撞得支离破碎。他们明知不可而为之，虽千万人吾往矣，但却文件一发兮不复还。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教育部的禁令无法执行呢？
因为地方官员的任免权与教育部无关，包括地方教育局与教育部也没有行政上的隶属关系。地方官员教育的政绩观，决定了他们绝不能被教育部左右。如何在教育上干出成效，尤其是在短时间内出成效，这才是地方官员的最大追求。哪怕教育的GDP是带血的，他们也要狼奔豕突，在所不惜。《锦衣卫》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当别人看到你成功的光芒后，就会忘记你手段的黑暗。”
国家说要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但什么才是“人民”满意的教育呢？一些地方教育部门打着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幌子，事实上却是办唯分数、唯升学率的功利主义教育，办与教育部倡导大相径庭的教育。反过来他们也被一些急功近利的老百姓所裹挟。你狠抓死揪，这些人民就满意；你提前结课，这些人民就满意；你节假日免费补课，这些人民就满意；你升学率高，这些人民就满意。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抓不到老鼠的当然就是坏猫。地方官员这种片面政绩观却被不少民众广泛认可。如果不这样做，一旦质量滑坡，不仅他们政绩上乏善可陈，也会被民众所唾弃。
过去高考一结束，教育部门立马会向政府报喜，报喜的信件一次次曝光。我想到的是，既然有报喜，那就会有请罪。如果教育弄得不好，地方主官的颜面不好看，教育官员的日子就不好过，头上的乌纱帽甚至就危险。发达地区的教育不好，会被嘲笑经济发达，教育不能匹配经济的发展。落后地区教育不好，会被嘲笑落后都是配套的。所以无论经济发达与否，教育的比拼都是真刀真枪。
在这种情境之下，谁敢懈怠？教育部的三个严禁恰恰都是各地的常规操作，也是地方普遍认为的有效操作，想要他们主动放弃，何其艰难！所以教育部一次次发文，下面一次次推诿，到最后教育部一发文，下面就发笑。
很多人认为，教育部发文有什么用呢？
难道没用吗？或者说，没用，教育部就不发声、不发文了吗？发声和发文是认识问题，也是态度问题，更是职责所在。执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是以后的事，属于教育部的坚守他们还是要坚守的。否则下面不定会乱成什么样子。
山东某位创新校长，仕途不断荣升，他的创新举措竟然是要求教师在高一便完成所有科目的课程教学，整个高二高三全部用来进行复习。肆无忌惮到了这个地步，但在地方上却步步高升，岂有此理？
还有一些地方，“结课方式”更加隐形化。他们以创造型人才培养为招牌，打通小学、初中和高中的直通车，把小学的六年级、初中的初三压缩掉，整个高中就变成了五年，至少要用整整三年来复习备考。烟锅都给你熏黑了，还怕学生学不会？考不好？
只要上级部门给学校下达升学指标，学校就会将指标分解给班级，这是必然的。为了加强老师积极性，或者说动真格的，学校就必然把升学率与教师评优评先、绩效职称相挂钩。即便不硬挂钩，也是软挂钩。可悲的是，挂钩还相对文明和公平一些，不挂钩有些地方就更加胡来。比如职称评审不唯论文、不唯学历、不唯证书等破五唯，这本来是改革的创新举措，当时也让很多一线老师兴奋异常。结果很多没论文、没学历、没证书的乌合之众很快都评上了，真正的实干家反而被劣币驱逐了。因为硬杠子没有了，其他就更好暗箱操作了。
还有节假日补课，利用寒暑假补课，这不是常规操作吗？你不补教育部门不答应，学生家长不答应，你这学校就办不下去，人家根本就不上你这学校。北大王铮搞素质教育改革，结果怎么样？在兼容并包的北大都搞不下去，这就是残酷的现实。
那么，教育部何以会成为理想主义者呢？
我们常常觉得教育部不像一个行政部门，更像是一个专业部门。因为教育部每一项政策和措施出来，都有中国最顶级专家的智力支撑。领导在一次次的方案研讨中，本身就成了这个领域的专家，所以推出的政策方案，充满着理想主义光芒，也引领了教育的发展方向。但在现实中往往寸步难行，有时候甚至事与愿违。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教育领域官员对某某超级中学嗤之以鼻，但在教学成果奖的评审中，这所学校的成果却意外当选了。这就使得教育部门很尴尬，下面的人又认为这是教育部门倡导，其实恰恰是教育部门所摒弃的。
在中国做一个理想主义是艰难的，但也足够悲壮。新高考改革，最初的想法是把英语驱逐出高考，变成门槛考试。如同大学的四六级考试一样，英语成为社会化考试，一年两考或者多考。两考的风声已经传出去了，但机缘巧合，英语还是未能变成社会化考试。本来是要削弱英语的地位，把英语赶出高考科目，结果英语不但稳如泰山，继续坐稳两依据的“依据”，而且还变成两考加成，英语变得更重要了。这完全就是阴错阳差。
所以某些时候，教育部也很难办，他们想做自己心目中真正的教育，或者追求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教育。他们理想的教育具有前瞻性和引导性，不是迎合而是引导，遗憾的是，教育部一次次发禁令，一次次被无视，只剩下一个理想主义者在风中凌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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