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61 宋代新儒学

 第六十一集：宋代新儒学（上）

 第六十一集：宋代新儒学（下）

第六十一集：宋代新儒学

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书院，虽历经千年，似乎还能听到朗朗的读书声，这些书院起初或为私人自建的讲学场所，或为佛教寺庙，道教宫观，当官方学校衰微之时，书院成为儒学士子寄居读书之地，发挥了教育中心的作用，由于其非官方性质，往往能养成自由讲学的风气，孕育出新的思想。考察这些书院，发现他们的鼎盛期，大多在两宋时代，那么这些书院为什么会在宋代空前繁荣起来，书院的繁多，和宋代新儒学的产生有什么关系呢。

公元960年正月初一，黄河北岸陈桥驿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被众武将黄袍加身的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军回师京城开封，胁迫周恭帝禅位，在兵不血刃中一个新的朝代，宋朝诞生了。兵变影响了宋初统治者的政治选择，为防止武人干政，稳定新政朝局，宋初的制度设计以防避为中心，达到曲尽其详，无微不至的程度。在这种帝王用心，并钦定为祖宗家法的影响下，官僚阶层弥漫着因循守旧的气息，反映在思想学术上，基本上未脱汉唐窠臼。宋初占据统治地位的官方学术，仍是以章句训诂为主要特点的注疏之学，《五经正义》之类仍是官方法定的经学教材，讲学取士一本于此。但当时也有一项意义深远的举措，那就是崇文抑武，作养士气的政策始终得到强调，并成为两宋时期的基本国策。

李祥俊：宋朝的皇帝就是说，文官哪怕几十个，他做一些贪污腐败的事情，也抵不上一个武将叛乱带来的这个祸害，另外一个文官有一个好处，文官是通过这个儒家学术的学习进入到这个官僚系统的，他们有这个价值理想，他们尊崇儒家，比如说这个纲常名教，这个对于社会秩序的构建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到了北宋中叶，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崇文抑武政策终于开花结果，引起了政坛的变革和思想学术领域的一场革命。宋仁宗嘉祐二年，北宋著名的文人政治家欧阳修，主持进士考试，阅卷时他犹豫半天，还是把一份语言流畅，说理透彻的答卷取成了第二，原来欧阳修判断这份卷子是自己学生曾巩的，取第二是为了避嫌，但开榜时，却发现这名考生叫苏轼，一同录取的还有苏轼的弟弟苏辙，学生曾巩等，就这样，北宋文坛一批重要历史人物登上了政治舞台。

这是位于河南省巩义市市区的宋仁宗永昭陵，它修复于20世纪90年代，宋仁宗被视为继体守文之君的典范，他在位期间，朝廷人才济济，文官群体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出现的后人津津乐道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除苏轼、苏辙、曾巩外，仁宗朝科举入仕的青年才俊还有韩琦、富弼、欧阳修、包拯、王安石、司马光等等，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历史长河中一道靓丽的风景。这些人以捍卫儒家政治道德、伦理规范的最高原则，崇尚名节，其中的优秀分子不但成为坚定果敢的政治改革者，而且，也成为振兴儒家学说的中流砥柱。

张希清：这就是说，宋朝他们推行了一种不杀士大夫，不杀大臣和言事官，士大夫也在实行一种士大夫和皇帝共治天下这样的一种思想，对于宋代社会的发展，我认为还是对宋代社会的发展，对宋代一切改革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一个士大夫他的这种主体意识，他的忧患意识，他的担当的精神，那他就不可能像范仲淹，像王安石那么积极主动地提出这样一个改革的措施。

历史上通常将始于这一时期的儒学复兴成为新儒学，也叫宋学，新儒学作为义理之学，也是对支离繁琐，拘守师说的汉唐章句，注疏之学的否定而产生的。

陈长根：比如说你对这句话怎么理解，我怎么解释，那他对这句话怎么理解，又怎么解释，没有自己学者的主观的一些东西，那么到北宋开始，这一些注疏，由于有一些文化伟人，他们不断地加上了自己的一些东西。

振兴儒学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唐朝中后期，韩愈痛感于儒学的衰微，著《原道》一文，力排佛、老，主张重振儒家道统，恢复其原有的至高无上的正统地位。只是韩、柳诸人的思想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宋代新儒学孕育于宋真宗大力推荐儒学，并提倡佛、道，兴起于宋仁宗通过科举取士和新办州县之学，确立了儒学的尊崇地位，尤其是书院讲学的日臻发达和新学风的形成。随着新儒学的兴起，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也在觉醒，儒者的使命，不仅限于关门治学，更在于通经致用，以圣人之学为指导，服务于国家、社会。公元1043年至1045年间，实行的庆历新政，就是一次这样的尝试和变革。

李祥俊：欧阳修是古文运动中人，他赞扬这些东西，对于儒家的宗师孔子也非常尊崇，但是他又具有这个实事求是的精神，这跟宋代士大夫学习、研究所导致的这样一种求真的倾向有关。

庆历新政期间，朝廷要更正雅乐，经范仲淹推举，一位布衣应邀到中央定乐，后主持太学徐教学，他就是被尊为一代宗师的胡瑗。胡瑗，字翼之，江苏泰州人，世称安定先生，他曾在范仲淹、滕子京的推举下，先后主持苏、湖府学，致力于学术和教育活动。针对当时科举考试中严重脱离实际的弊端，他率先提倡明体达用之学。

李祥俊：明体达用关键是这个体用，这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对非常重要的概念，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典型形态，叫体用论，但是胡瑗讲的体用，实际上是以纲常名教为体，以经世致用为用，所以他的学生给他总结的叫有体、有用、有学。

他在苏湖府学中，创立经义、治事二斋，根据学生的志趣与特点，分别讲授六经意旨，和治国治家的致用之学。20余年，成效卓著，弟子达数千人，学校里形成了一种沈潜、笃实、醇厚、和易的学风。

李祥俊：胡瑗在宋代儒学史上的贡献，主要是在儒学的教育普及上面，他最初是受地方官的支持，比如说像范仲淹这些人的支持，比如说在湖州、苏州办学，取得了非常好的这个社会效果，然后到中央的太学来当那个主管的老师，他把他的那一套应用到中央到地方的这种学校教育当中。

在宋代新儒学的开创过程中，胡瑗和另外两位大儒孙复和石介，并称为宋初三先生，在守旧派的阻挠下，范仲淹庆历新政遭到失败，支持新政的欧阳修上书分辩，也被贬为安徽滁州太守。在滁州欧阳修写下了不朽名篇，醉翁亭记，它也是古文运动的代表作。

李祥俊：他们想通过一种不同于骈体文的文体，比如说用先秦两汉的那种古朴的这种散文，来表达自己的那样一种不同于骈体文那种贵族，宫廷情趣的一种新的思想感情，新的价值取向，那么他们采用古文这种形式。

欧阳修不但是古文运动的领袖，对宋代经学新风尚的形成也发挥了重要影响，他对先儒传注抱持的怀疑态度，实开宋人风气之先。宋朝是继唐末五代的乱世建立的王朝，为了总结历史经验，避免悲剧重演，同时也为了在强邻环伺的处境中，凸显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宋人对修史工作，以及尊王攘夷为主旨的儒家经典《春秋》，给予了极高的重视，这也为儒学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熙宁二年，宋神宗任命江西抚州临川王安石为参政知事，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两年后，朝廷颁布了改革科举制度的法令，法令要求废除用诗赋词章和帖经墨义取士的旧制，专以经义、论策取士，科举改革体现了王安石法先王的政治思想。王安石认为圣人之学湮没千年，先王之政废歇不举，其根源在于人才凋敝，风俗败坏，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是尊师儒、兴学校，明经术，变科举，培养选拔精通圣人之学和先王之道的人才，从而革除时弊，移风易俗。为了同风俗，一道德，以经术选士，培养支持变法的人才，熙宁六年，由王安石负责编纂、训释，《诗》、《书》、《周礼》的《三经新义》颁行天下，这既是新儒学发展的自然产物，也是配合变法的政治产物。王安石创立的学术流派被称为荆公新学，在新儒学的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肖永明：《三经经义》呈现出来以后，是通过朝廷的力量去颁行全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很自然地就成为当时的这些士人、读书人去读书的一个根据，同时是科举考试的一个标准。

讨论新儒学，总离不开心性、性理之类的名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传统的儒学重伦理而轻本体，重文献而轻架构，重经验而轻思辨，宋儒在疑传注、辨义理之余，转而浸淫于心性、性理和天道的讲求与探究，即反映了宋儒们形而上的思辨冲动，更体现了他们重构天人之际，捍卫儒家道统的强烈使命感。而这种风尚的形成，也是中国思想史上儒、释、道三家长期融合与激荡的必然结果。

张希清：我认为王安石的科举改革，包括他对这种儒学的这样一种发展，应该处于一个基本肯定地位，因为刚才说到了王安石的荆公新学，它实际上是一种使五经四书这样经世致用的。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志向高远，他认为研究经术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主张用先王之道来打破当时迷信祖宗家法的风气，推行广泛的社会政治改革，实现富国强兵。北宋后期，除了哲宗元祐年间以外，《三经新义》一直是官方法定的学校和科举教材，荆公新学也长期居于官方显学的地位。但也因为如此，新学便带上了某种文化专制主义的色彩，天下士人虽然都必须唯新经是读，但真正能够深究其旨，并发扬光大者微乎其微。再加上政治斗争等复杂因素，荆公新学与熙宁变法一样成为历史上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焦点。到南宋后，在理学家们不遗余力的挞伐下，王氏新学成了异端邪说，其影响力归于歇绝。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爱莲说》历代为人们所传诵，它的作者是北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周敦颐，字茂叔，湖南道县人，五岁丧父，随母亲投靠舅舅郑向。周敦颐自幼喜爱莲花，郑向就在自家宅前购亭植莲，让周敦颐负笈其间，读书悟道。可以说，周敦颐对于君子人格的界定，关于莲花与儒家品质的联想，就是从一池莲花开始的。

肖永明：他所向往的是一种，即在这个世界之中，又能够出乎这个世界的之外的另外一种精神的境界，所以，周敦颐的《爱莲说》里头，他表达了自己这么一种精神的追求。一方面就是要在这个世界里面，去扎扎实实的做事情，另一方面又有比较高的一个精神的追求，所谓的出污泥而不染。

周敦颐是宋代理学的开山始祖，主要著有《太极图说》和《通书》等，从神宗时期开始，新儒学的发展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新儒学，由博通转向精微，由主张文以载道，经世致用转而更重视纯理论的探讨和心性体悟，由庞杂丰富而转向规范定型，学术体系趋于完备和成熟，哲学思辨的水平明显提高，由此收获了宋朝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成果，即理学体系的基本确立。

肖永明：《太极图说》为什么这么重要，实际上，这里头我觉得就奠定了理学的一个基本的理论的构架，尤其是程朱理学，朱熹理学的一个理论的构架，他这里头，首先谈天地万物的本元、本体，宇宙的本元是无极，然后再从无极开始，就谈到天地万物的形成、深化，再谈到人，再谈到人的这个道德，再谈到人的修养，那么实际上就是把天和人贯通起来在讲了。

这样，周敦颐便将宇宙生成论与人性论联系起来，同时，他又提出了圣人主静的说法，主张通过主静的修养功夫，来去恶扬善，以臻于圣人的最高境界，从而将儒家学说大大推进了一步，周敦颐所提出的许多命题和范畴，都被后来的理学家们反复探讨和发挥，为理学的形成开辟了道路。心传承孔孟，道学启程朱，正是由于新儒学完成了由义礼之学向心性之学，性理之学的转变，宋代的学术思想才具有了桌然有别于汉唐之学的全新气象。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震古烁今的名言，又称横渠四句，它出自北宋思想家张载。

李祥俊：这里面即有继往开来那种终极性关怀的意思，又有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这种现实的这种治理的理想，它实际上代表了宋代士大夫阶层的一种价值追求吧，你如果用这个我们过去的语言，叫内圣外王也行，就是要做一个内在精神世界比较境界高尚的人，然后还要能够治国平天下的这种实践。

张载，字子厚，祖籍开封，后迁到陕西宝鸡眉县的横渠镇，人称横渠先生，张载少年丧父，性格早熟，因为当时西夏经常入境侵扰，他一度醉心兵事，想在疆场建功立业，21岁时曾向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范仲淹上边议九条，陈述自己的见解。

李祥俊：根据宋代的这个记载，有一种说法说张载是要找范仲淹，要到这个西夏战场上，建功立业，但是范仲淹有劝他读《中庸》，好像说张载就是走上了这个新儒学的这样一种理论创造之路。

张载听从的范仲淹的劝导，回家苦读儒、佛、道之书，经过十多年的潜心钻研，张载写出了《正蒙》、《横渠易说》，《经学理窟》等著作，基本建立起了理学思想的框架和自己的学说体系，宋朝少了一位可能的将军，却多了一位旷代大儒。张载的学说号称关学，在关中地区影响极大，关学的兴盛对于淳化关中风俗，推动儒学的社会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本人也大量招收门徒，成为关中地区的一代宗师。

北宋大学问家杨时为钻研学问，冒雪拜见程颐时，见他正在打盹，就一直在门外等候，等程颐醒来，积雪已经一尺多厚了，程门立雪作为尊敬师长的故事一直被传诵。程颢、程颐二兄弟是理学的奠基人，因为他们是河南洛阳人，又长期在洛阳讲学，所以他们开创的学派被称为洛学，二程的学说与周敦颐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也受到过张载关学的影响。据记载，二程少年时，周敦颐曾在二程的父亲程珦手下做过属员，程珦对周敦颐的人品、学问极为钦佩，让两个儿子拜周敦颐为师，从此兄弟二人便慨然有求道之志。而张载是二程的表叔，二程和表叔张载一起探讨过易、理。

李祥俊：那么二程受周敦颐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就是他对这个宇宙整体的这个理解，对人性和天理关系的理解，包括那种身心修养的理论，程颐在太学里面写了一篇，叫《颜子所好和学论》，里面就是融合了胡瑗和周敦颐的观念，他们从周敦颐那地方，直接接受到这样一种思想的源泉。

就二程学说的主旨而言，兄弟俩并无二致，但在义理的具体延伸，阐发及个人性情方面，二人有着较大的差别。程颢资质过人，主要通过直觉体悟达成对真理的认识，对后来的陆王心学影响很大，程颐主张格物致知，强调由外知以体验内知，后来的朱熹大致是沿着程颐的思路发展了理学。王安石变法开始后，程颢因政见不和，退出政坛，与弟弟程颐一起每天以读书劝学为事，二程春风化雨，使得程门弟子遍及四方，洛学也发展成为与官方、荆公新学相互劼頑的主要学派，由于众多门生弟子的继承和弘扬，洛学影响延绵不断，南宋时期的理学各派，几乎都可以从洛学中找到源流。从周敦颐，到张载，再到二程，宋代理学一脉相承，逐渐蔚为大观，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已呼之欲出。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此诗空灵蕴藉，一经问世，众口传诵，成为人们努力学习，探索真理的动力，这首诗就是朱熹的《观书有感》。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被认为是继孔孟之后，儒家学说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理学发展到朱熹那里，最终形成了一个完备的思想体系。朱熹，字元晦，号晦庵，今江西婺源人，侨寓福建建阳，一生著述繁富，朱熹的讲学地主要在建阳考亭，故其学派被称为闽学，或者考亭学派。朱熹也是理学道统的确立者，他的《伊洛渊源录》以二程为中心，把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排成理学谱系，说明理学的渊源和传承，宣扬二程接孟子之传，又把周敦颐尊为二程的老师，从而确立了理学的传承。从此书开始，北宋五子成了宋代新儒学的正统，程朱理学也发展成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陈长根：朱熹关于理气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八个字，理在气先，理气合一，所谓的理，简单的说，通俗地说就是一种思维，是一种意识，是一种概念性的东西。所谓气就是物质，按朱熹的理解，这个思维意识或者说这个，是在物质的前面，这里按马克思主义哲学去分析它，它肯定是属于唯心的范畴。

所谓存天理、去人欲，就是要用天理战胜人欲，朱熹还用理在气先来论证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认为它们和自然界的四季一样，是天理使之如此。天理，张之为三纲，纪之五常，千万年磨灭不得。经过朱熹的发挥，三纲五常成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道德支柱。公元1241年，宋理宗淳佑元年开始，周敦颐、二程、张载和朱熹得以配享孔子庙庭。到了元代，科举考试明文规定，要使用朱熹的注释，这样程朱理学便上升到了官方学术的地位，理学的独尊地位开始确立。

分嵌在岳麓书院讲堂左右两壁的忠、孝、廉、节四块碑石，成为历代士子铭记的格言，这是朱熹留下的不多的手迹之一。乾道三年，朱熹前往潭州，以即今天的长沙，访问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拭，二人在岳麓书院开创会讲先河，朱熹手书的忠、孝、廉、节被奉为校训，岳麓书院也成为名闻天下的学府之一。

朱熹不仅是思想家、学问家，也是大教育家，走到哪里就将书院开办到哪里，把书院当作传道授业，弘扬理学的最佳平台。乾道六年，朱熹在母亲的墓旁修寒泉精舍，从此开始了近十年的隐居守孝，著述授徒。淳熙二年的正月，浙东学派的领袖吕祖谦从浙江东阳来访，二人在寒泉精舍讲学之余，相互切磋学问，编成了《进思录》，史称寒泉之会。淳熙七年，朱熹在知南康军任上，修复白鹿洞书院，并亲自订立学规，即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学规》。

陈长根：它的主要的出发点是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待人接物，主要是规范这些东西，学习的目的如何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怎么样做人的问题。

这个学规是世界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成为后世天下书院的楷模。淳熙十年，朱熹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创建武夷精舍，潜心著书立说，广收门徒，朱熹的学说由此广为传播，武夷山也获得了道南理窟的美誉。绍熙三年，朱熹又在考亭建屋，初名竹林精舍，后由宋理宗赐书，考亭书院，这是朱熹思想最成熟的时期，书院声名远播，四方学者趋之若鹜。晚年朱熹遭遇党禁之祸，备受迫害，仍以顽强的毅力，在这里著述、授课，生命最后一刻，朱熹死后葬于建阳县黄坑大林谷，参加会葬者有千人之多，著名词人辛弃疾哭祭挚友，所不朽者，垂万世名，熟谓公死，凛凛犹生。

淳熙二年，位于江西上饶的鹅湖书院迎来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盛会，南宋两位文化巨星，朱熹与陆九渊在这里相遇，在学理上与朱熹对峙的是陆九渊，人称象山先生，陆九渊是南宋时期最富个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学术核心，是以心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实际上是把人的道德理性，自觉与自主上升为终极依据。淳熙二年，朱熹送吕祖谦至江西上饶的鹅湖寺，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陆九渊，约陆九龄、陆九渊兄弟来鹅湖相会，朱、陆之间发生了一场轰动学术界的辩论，史称鹅湖之会。

李祥俊：在鹅湖之会上，主要争论为学的途径，比如说朱熹侧重于这个泛观博览，下学上达，通过格物致知，居敬涵养来促成天理心性的显现。而陆九渊认为这个知理，就是琐碎不得要领，而且繁琐的意思，他说真正做学问的应当发明本心，就不要在这种细枝末节的日常的学习和心性意念的这种反思上，而是要唤醒内心的天理良知，如果那个东西显现了，那么一了百了，他叫发明本心，把自己的学问叫发明本心。

朱熹对陆九渊的职责也反映出了正统理学家的深深忧虑，陆九渊的学说以我为主，我行我素，无所羁绊，有可能冲破儒家道德理性的最后防线。诚如陆氏自己所说，激励奋迅，决破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如此的豪迈心声，说明儒学内部潜伏着变革与反叛的巨大能量。

李祥俊：你可以说是儒学内部的两种倾向性，有的人是陆九渊强调人心本善，一念发动，只要发明本心就行，朱熹是认识到人性的幽暗，不是说发明就行，要经过反复的工夫。

尽管朱熹和陆九渊学术分歧严重，但并未影响二人的友谊，淳熙八年，朱熹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学，陆九渊讲《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强调立志的重要性，认为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在于是否以圣贤为志，以治平自任，听者都十分感动。朱熹还将陆九渊的讲义刻石留念，陆氏的精彩演说和朱熹的虚怀若谷，成就了思想史上的一段佳话。

与朱熹理学、陆氏心学同时，浙东地区的学者也异军突起，前有吕祖谦与朱熹、张拭，并称东南三贤，后有叶适跟朱熹、陆九渊鼎足而立，浙东学者更侧重于经世致用的外王之学，更加关注社会现实，重视历史经验，强调建功立业，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事功学派。最能体现浙东学派的气势与风骨的，当属一代奇才陈亮。陈亮，字同甫，号龙川，金华永康人，宋史陈亮传说他生而目有光芒，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议论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是一位才华横溢、智量非凡的人才。围绕着王霸、义利这一儒家学说的固有命题，陈亮与朱熹进行过多次辩论，这场旷日持久的辩论，是浙东学派与程朱理学之间矛盾公开化的体现，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朱陆的鹅湖之会。朱熹的世界是先验的，强调心性道德的修养；陈亮的世界是经验的，注重经世致用的本领，二者的学术路径根本不同，面对道学诸儒的指责，陈亮自信而豪迈地回答：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差有一日之长。

李祥俊：他的思想代表着一些人，尤其是在南宋那种偏安之局下，他们那种试图富国强兵的倾向，你可以说把陈亮和北宋的王安石、李岘，再跟荀子这样一个传统结合起来，儒家当中强调事功，，强调现实，强调具体性的思想传统。

浙东地区的民风重现实，讲事功，南宋事功学术的兴起与这种民风，以及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这种风尚一直传承至今，成为当地人务实创新，发展商业，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之源。宋代社会经济发展并没有引导出近代化进程，或者说这种变化由于蒙古的入侵被打断了，同时，宋代新儒学的主要着力点，也不是颠覆传统，不是为了新制度开辟道路，而是对固有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重建，并且这一思想成果本身，又构成新的传统的一部分。肖永明：在宋代这几百年当中，理学竭力传播，儒学更新发展，对世人也确实产生了非常深的影响，到宋代的末年，我们知道最后崖山被元兵追夺的时候，那么多人去跳海，像文天祥，我想他只是一个典型，一个代表，还有很多像他那样就是有气节，非常遵守这个传统的纲常，服膺传统的名教的这些士人，所以前后对比是非常大的。

在中国思想史的历史长河中，理学标志着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与隋唐佛学之后的又一个发展阶段，虽然理学获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在道德理性和内部秩序的重构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使传统儒学得以脱胎换骨，但民族精神却失去了汉、唐时代恢弘开拓的气象，在宋朝以后，宗法、贞节、孝道等观念大行其道，三纲五常的礼教桎梏益形强固，科举时文占据了士人的精神生活，使他们追求和探索新知的创造力日渐迟钝，民主与科学精神难以产生与传播，这些导致了中国社会长期处于稳定却停滞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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