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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村里为什么不愿多生男孩了？
每次新年返乡期间，父母总会与我兄弟二人聊一下村庄发生的新变化，特别是要强调下谁结婚了，谁家都有小孩了，以便从侧面催促我俩早日成家，好让他们早日抱上孙子孙女。在我的记忆中，农村家庭或多或少都还持有传统的重男轻女、多子多福观念，一些家庭甚至不顾一切地要生男孩。就在十年前，邻居小叔结婚了，老婆带来了一个女儿，婚后第一胎生了个女孩，小叔不满意，过了几年终于生了个男孩，可是小叔还是不满意，嫌一个男孩孤单，也怕以后受到村里人欺负，便不顾乡镇计生部门和村干部的阻挠和劝说，“东躲西藏”地又生了一个男孩。
现如今，情况发生了转变。村民们不再像上一辈人那样“不生儿子，誓不罢休”，而是最多会选择生育二胎，反倒是儿子多了让人愁。不再是传统的“多子多福”观念，而是一个男孩就可以了，即使没有也不会过于强求。俗话说得好，“一个挺好，两个负担不了，三个就要受苦受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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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家庭生育观念的变化
2013年，小辉经别人介绍与同村女孩小盼喜结良缘，让全家高兴的是第一胎就生了个大胖小子，不用担心“无后”了。按以往生育观念，下一胎要个男孩女孩都可以，是男孩有个伴，也不会被别人欺负，这也是以前村庄上家庭更倾向的一种；要是女孩，正好“儿女双全”。
但是，面对现实，夫妻二人却犹豫了。小辉今年二十八岁了，四五年前在外地打过一阵工，回来后就没有再出去。其父是个包工头，在三里五村帮别人建房子，小辉从外地回来后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就跟着父亲一起建房，当父亲承包房屋不多的时候，他也会去附近档发厂干一段时间，这样下来一年大约有三四万元的收入，但除去家庭一年的开支，实际存款也就一万元左右。如果只有一个男孩，或许夫妻二人今后努力打工，在儿子结婚的时候就可以让儿子“有房有车”，不至于在婚姻市场上处于劣势。但如果有两个男孩，情况就不一样了，反而做什么事情就像是有圈子套着一样，跟有一个男孩的家庭比不起，别人盖楼房，自己只能低头盖平房。衣、食、住、用、行都不能紧随村庄社会不断拔高的消费标准，事事都可能要低人一等。同时两个儿子的家庭结婚成本更高，女方会要更多的彩礼，因为她们担心婚前不要，以后就可能不是自己的了。
想想目前的生活境况，小辉夫妻二人商定不能再生男孩，否则压力太大，负担不起。另外，小辉深知母亲的辛苦，他说：“我妈养了我兄弟俩，一辈子只能看人吃、看人穿、看人住楼，自己啥福也没享，我不想这样过一辈子。”小夫妻决定不再走母亲的辛酸人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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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内部激烈的消费竞争
我的家乡地处华北平原，耕地条件较好，随着农业机械化的不断推广，种田不再需要锄头，也不再需要什么技术。播种季，带上种子，站在田间地头，一会儿地就种完了；收获季，站在田间地头等待收割，多花二十元，粮食就拉到家了，甚至有时候在田地里，就把粮食换成钱了。但是，现在村民都不愿意种地，刨除化肥、农药、种子钱，种地不怎么挣钱，收成好的时候也就赚个一千来元。但是又不得不种，不种地不仅连这点儿收入也没有，而且还没粮食吃。村庄中的老人是比较“惜地”的，可能也是因为他们这辈人经历过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如果儿子外出打工，他们还能帮儿子在家种地。
正是由于农业机械化的发展，留守老人能够比较轻松地把责任田管理好，通过继续在土地上刨财富，能够比较好地实现自我养老，他们对生活相当满意。可年轻人要是坚守在这一亩三分地上，肯定会被别人说闲话，生活也无法变得富足。因此，越来越多的村庄青壮年劳动力选择进城务工，希望通过在外的辛勤劳动，改善家庭的生活状况。
随着村民不断参与到市场经济竞争中，扁平化的村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前些年村庄劳动力基本进入城市建筑工地不同，现在职业类型越来越多，有开假发厂的、假发原料生产作坊、淘宝店铺（已具规模）、在外开大型超市、装潢公司、做头发买卖生意等，当然还有相当一部分村民游走在城市建筑工地。随着村民职业日益多样化，村庄阶层分化日益凸显。同时，市场参与带来的收入分化不断被转化为村庄消费竞争，村民日常生活中的衣（讲究牌子、价格）、食（讲究吃喝档次）、住（新楼房）、用（讲究“你无我有”）、行（小汽车）逐渐从私人领域转向公共舞台，衣、食、住、用、行的消费成了他们在村庄中社会地位或身份的展现。村庄上层群体为了显示自己的经济实力和身份地位，拒绝接受村庄大众消费文化，并要与村庄中层拉开一定消费差距。
在我们村，家里有车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是买辆豪车却是个新鲜事。本家小弟小鹏去年刚大学毕业，却已是三里五村的“名人”。小鹏2011年开始就读于河南某普通二本院校，当时正值淘宝热，大一暑假他便到亲戚表哥家学做淘宝生意，之后开始自己在网上经营化妆品，就这样到2014年暑假，他购买了一辆宝马520，又在县城购买了一套两层门面房，这一举动在熟人村庄里“炸开了锅”，之后他经营的公司（淘宝和国际发条贸易）依然景气，小鹏很自然地成了村庄新上层的代表。
当然，村庄“旧”上层也不甘示弱。郭晋在村庄里算是出名的有钱人，大约在2005 年的时候通过动用关系在农村信用社贷款一百万元，通过这笔钱，他在村里建立了假发加工厂。之前生意比较红火，虽然现在不太景气，但是他依然维持着有钱人的作派。郭晋在2010 年前后购买了一辆奥迪Q5，为了继续表现自己在村庄的地位和身份，在2015 年10 月儿子大婚之时，不仅婚宴奢华，而且购买了宝马740 作为婚车。
当然，小鹏和郭晋是村庄上层消费竞争的个例，并不意味着普通村民的消费竞争就不激烈。虽然面对村庄上层的奢侈消费标准只能望而却步，但他们依然希望达到“有房有车”的基本标准，这不仅关系到自己在村庄中的地位和身份，也关系到家庭再生产能否实现。
为了与底层村民“划清界限”，但又无经济实力追赶村庄上层的奢侈消费竞争，中层村民希望通过完成“基本”标准来确立自己在村庄中的身份地位。由于中层村民长期在外打工，勤扒苦做，为的就是返乡时能达到体现身份地位的消费“标准”，虽然并不像上层村民样样讲究奢华，但也要跟得上村庄消费标准变化的节奏，否则会被边缘化，在村庄公共生活中失去地位和话语权。
由于在外打工的不稳定性，如果勤俭节约，每个劳动力大约有三五万元的收入，但仍然很难应付村庄日渐高升的消费标准，比如村庄前几年的人情喜钱是二十到五十元不等，现在至少一两百元，谁要还是拿五十元还人情是会被别人说闲话的。因此，中层村民并不关注日常生活的“品位”，而是把家庭消费的关注点凝聚在过年期间的日常生活、仪式性消费、建房/买房和小汽车上。通过这样的消费策略，动员全家力量达到体面的生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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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逻辑下的婚姻消费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全国各地交通的便捷，农村青年的通婚范围迅速从本地区延伸到全国，由于目前适婚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女性在全国婚姻市场上占据着绝对优势的地位。村庄适婚年龄男子要想顺利迎娶新娘，就必须展现出能让女方过上幸福生活的经济实力，因此不计代价地建房/购房、买车以及高额彩礼都成了追求女性的筹码。同样，女方在婚姻市场中的优势地位必然使她们更倾向于挑选具备满意条件的男性。因此，婚姻的成功缔结很少考虑男女双方的爱情，而是被市场逻辑所代表的预期幸福决定着，金钱和消费能力成了考量一段婚姻合适与否的标准。正因为如此，为了顺利实现家庭的再生产，相当一部分家庭“即使是打肿脸也要充胖子”，通过向亲朋好友借款，建房/买房或者买小汽车，从而增加男方在婚姻市场上的筹码，避免其成为光棍。
还记得母亲曾经说她是坐着自行车被娶进门的，可现在谁家要是只有自行车，儿子就只能等着打一辈子光棍了。当今社会适婚男女比例严重失衡，也致使结婚代价越来越大，标准一再提高。
首先，彩礼从七八年前的一万一（万里挑一），到前几年的一万七（万里挑妻）或两万二（成双成对），再到近一两年三四万元不等，去年有的人家最高要了七万元（并不是男方家庭多么有钱，而是因为家中有两个男孩），这就是为了结婚必需要达到的标准。
其次，家中要有车。为了让媒人看到家庭为结婚的准备，也为了向女方展示自家的经济实力，男方家里要有一辆五万到十来万之间的小汽车，这是基本的标准。否则，有钱人的儿子可以挑来挑去找一个满意的老婆，而自家儿子只能面临无人说媒的境况。据初步统计，前年整个村庄一共有二十二辆家用小汽车，去年年底全村有四十七辆，其中有近十辆是为结婚而准备的。
最后，要有房。现在村里的青年结婚要求婚房可以分为两种：家中有新房（楼房）或者城里有房（可以是父母付了房屋首付），没有准备婚房对于适婚年龄的男子来说无疑是冒了成为光棍的风险。这些结婚的“基本”标准，对于村庄上层的家庭来说是比较容易达成的，他们甚至不满足于这样的标准，要搞得更耀眼，各个“标准”都要提升，比如买辆奔驰、宝马这样的好车。而对于普通村民来说，仅靠在外打工的收入很难达到这些婚姻“标准”，但又不得不尽力按这些标准消费。
目前，村庄适婚男女婚姻匹配已经面临着不小的窘境。具体来说，面对日益走高的本地婚姻标准，家庭或个人条件较好、独生子往往更可能娶到本地女子，而家庭条件一般、多子或个人身体有小缺陷的更可能娶偏远地区（贵州、广西、云南、四川等地）的女子，家庭条件差或个人身体存在较大缺陷的人成为光棍的风险更高。在村庄里，娶外地（偏远地区）媳妇往往会被别人嘲笑，大部分人认为这是“没本事”的无奈选择。正因为如此，一些父母勤勤恳恳地劳作，只为到儿子婚龄时有能力展现出女方渴望的幸福资本。但另一方面，家庭在不断追逐婚姻消费标准的同时，也背负了巨大的经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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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压力下的生育策略
此前，均质化的村庄社会结构没有诱导村民热衷消费竞争，村民辛勤劳作，他们没有感受到太多村庄社会的竞争压力，过着安静但幸福的日子。他们不必过于担心子女的婚事，在本地可以顺利实现婚姻匹配，他们把一生都倾注在子女身上，人生价值和意义在于家庭生命的延续。而随着村民参与市场经济的程度愈加深入，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繁荣景象不断刺激着他们，特别是村庄青年一代，不仅关注家庭生命的延续，而且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他们不再像上一辈人那样只知道辛苦劳作，开始注重生活的享受，希望在村庄身份地位的争夺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一方面，为了自身面子和村庄身份地位的争夺，村民卷入了激烈的消费竞争中，不惜花光在外辛勤积攒的收入，盖的楼房空着，买的车停着；另一方面，为了家庭生命的延续而卷入到婚姻消费标准的竞争中，“有车有房”成了进入婚姻市场的基本标准。
在村庄内部消费和婚姻市场竞争的双重压力下，“多子多福”的观念失去了家庭经济能力的支持，甚至对多生育男孩产生了恐慌，多一个儿子就多一套房子，多一辆车，也难怪村庄里实现了“一儿一女”生育理想的家庭会花费五六千到一两万元不等请民间“歌舞团”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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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瞭望智库 ID：zhczyj ，作者：董帅鹏，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回乡记：我们眼中的流动中国》，巴别塔文化出版，文章有删节。）
主 编丨杨鸿光 编 辑丨张素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