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性社：安静地生长
2021年儿童节，第二次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实施，适龄的未成年人性教育首次被写入了我国法律。
新版本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0条规定：
“学校、幼儿园应当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提高未成年人防范性侵害、性骚扰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对遭受性侵害、性骚扰的未成年人，学校、幼儿园应当及时采取相关的保护措施。”
从“青春期教育”、“生命教育”、“艾滋病教育”的层层隐语之中解放出来，“性教育”终于得以堂堂正正地走到阳光下。这是性教育走向官方、走入课堂的“万里长征第一步”。
八年前，有一群人迈出了他们性教育的第一步。虽不曾想过征行万里，但他们的每一步，都切切实实地迈向讲台，迈向一个孩子们都能自我接纳、自我关爱、自我保护的未来。
这是一群安静而踏实的人，大胆“认性”的故事。
编辑 | 郁淳言 粟子骞文 | 陆冠宇 谢瑞记者 | 姚冰然 陆冠宇 谢瑞
“我们从哪里来”
18届哲学系本科生谢卓燕对于性教育的关注起源于高二。“当时看完《熔炉》，我发了一条弹幕：今天看完了这部电影，我发誓以后一定要为这个问题做出我的一点贡献。”
18届经济系本科生孙晓彤则通过社会新闻，了解到了国内性教育绝对和相对匮乏的现状：幼童被熟人性侵；夫妻误以为不孕到医院求助才第一次接触到性知识；城市性教育质量参差的同时，乡村偏远地区的学校教育甚至没有安排生理卫生课程……从那时起，孙晓彤就开始思考，自己能为性教育做些什么。
据孙晓彤回忆，两位初创社长相识的契机，“只是在‘创益24’分组时，莫名其妙地坐到了同一张桌子”。“创益24”是2014年的11月由复旦大学校团委举办的公益比赛。参赛者临时组队，在24小时内头脑风暴产出一份公益项目方案，其中有潜力的项目能够被进一步孵化。
社团公众号“我从哪里来”的推文记录了那次比赛的一波三折：“24小时里，我们经历了中期投票末数的失落，路演时路人寄予鼓励时的感动，展示前夕的刷夜与头脑风暴，以及最终展示逆袭成功的激动。”就这样，开展性教育的想法在激烈的思维碰撞中逐渐立体清晰，最终也获得了学校团委的认可和支持。
2015年1月，在团委的资金和组织支持下，谢卓燕和孙晓彤创立了复旦校园内第一个性教育社团。本着“给更多的孩子带去科学的性教育，让人们认识性、了解性”的宗旨，她们选择了“认性”作为社团的名字。
性教育的种子，悄然落入了复旦校园的土壤。
作为开路人，两位初创社长在社团创立初期最主要的两点考量，一是如何与校内规章制度接轨、争取校内资源，二是如何链接外部资源，为社团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打好基础。
社团起步阶段，认性社的指导老师，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的俞志元副教授为社团发展指明了方向：“要将产品思维融入公益实践。” 俞老师建议谢卓燕，首先要针对社会问题进行调研，第二要去广泛地了解行业内的相关竞品和公益产品，学习他们的行业经验，思考性教育又可以怎么结合，最后再投入公益产品的设计研发工作。
在“创益24”中，谢和孙的团队将性教育项目与“一公斤盒子”的公益形式相结合，把课程资料、教案教具打包成课程盒子，推出了一套可量产、可复制、可拓展、低成本的“BODY BOXES”性教育套装。然而由于缺乏教学经验，设计出的教案缺乏实际可行性，也难以融入到现有的支教体系中去：
“人家能正常地教学语数外等科目，何必要讲你的性教育教案呢？他们甚至可能没有办法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月经’这个词，授课的效果也不会太好。”
随着活动的逐步开展和调研的不断深入，初创社长们转变了思路：“我们要从幕后制作教案工具的人，成为入局的人，去做一些踏实的志愿教学活动。”
“我们不再想着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做得多有影响力。而是实实在在的：我教了一个学生就是一个学生。”
新思路确立，团队立即投入到了教学内容的建设中去。愿意长期坚持的常驻社员起初只有三四个。好在虽然人员不多，资金尚算充裕。凭借全国性公益比赛银奖10万元的启动资金，社团购入了大量专业的教材教案作为参考。
性教育究竟需要包含哪些内容？谢卓燕告诉我们：“除了青春期生理常识等刚需内容的教学之外，性教育本质上也包括引导孩子们认知接纳自己身体，认识家庭与亲密关系，与他人建立良好联系等方面内容。”从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负责人刘文利，著名性学家、性教育专家方刚等学者编写的教材教案中提炼出主题，寻找配套的性教育影音资源，并在实际授课中与小朋友们的认知水平磨合，课程内容逐渐有了轮廓。
| 社团参加“2015性教育青年工作者论坛”
大一时，谢卓燕通过社团活动接触到了流动儿童公益教育项目“太阳花”，并通过“太阳花”创始人刘伟伟链接到了“Hands on Shanghai（牵手上海）”公益组织，为社团争取到了每周五和寒暑假，在上海农民工子女小学开展青春讲堂和夏令营的机会。此后，在性教育专门机构“玛丽斯特普”的公益人才集训营上，谢卓燕又结识了一位大学生村官，两人牵线在山东开展了性教育支教夏令营。
社团的根系扎入了远处的土壤，项目的枝桠也开始伸展。就这样，认性社开始了它踏实而安静的生长。
幕后与台前
今天，社团初创时开拓的项目中只有公益教育项目“太阳花”仍在延续。没有疫情反复的学期中，社团成员每周都会前往位于虹口区的“太阳花”社区儿童服务中心，面向11至13岁的少年开展性教育教学活动，又名“青春讲堂”。
但2020年以来，间歇性的疫情爆发常常使线下合作陷入不定期的停滞。活动阵地不得不向线上转移，由社团宣传组策划的“性教育小卡片”也应运而生。宣传组成员们选择关注度较高的话题，通过查找、整理文献资料，将与“性”相关的知识以小卡片的形式发布在社团公众号上，以此来达到科普的效果。
在社员们的设想里，性教育小卡片主要面向在校大学生。而与之不同的是，与“太阳花”合作的青春讲堂的主要参与者是五、六年级的小朋友们。年龄上的差异不可避免地造成内容上的割裂，这也是教案组成员们设计教学内容时放在首位的考量。
18级法学院本科生莉娅曾在大二、大三负责过两年教案组的工作，她提到，教案组在进行内容更新时，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围绕小朋友们的年龄设置出符合其认知水平的问题。尽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学性教育教案库》是社团内代代相传的参考资料之一，但教案组成员们还是会根据课堂容量和适龄程度对其进行改造。例如，对于“如何对待意外怀孕”等距离小学生较为遥远的话题，教案中只会笼统地介绍而没有专章讨论。鉴于小朋友们普遍对迪士尼影片兴趣浓厚，教案组也依托冰雪奇缘等动画电影的情节设计教学内容，进行了更加契合学生年龄层的有益尝试。
提及教案的权威性，莉娅坦言很多问题并不总是有一个简单明了的官方答案。对于艾滋病这种不涉及价值观的客观性问题来说，官方答案可以提供很多方法性的解决路径。但除此之外，教案中还涉及了诸如“悦纳自己”、“如何对待早恋过程的暗恋、表白与失恋”、“如何应对暴力与霸凌”等主观性较强的问题，这时对官方答案的照本宣科往往是失效的。对此，教案组成员们选择进行开放式的叙述而不是直接给出答案。他们更希望给出一些引导和底线，最终让小朋友们能够实现自我内部的自洽。
| 21年春季青春讲堂的教案内容
| “多元的世界”板块PPT
与教案组考虑年龄、重在引导的思路类似，教学组在设计课堂环节时始终秉持着“既严肃又活泼”的教学理念。
所谓“活泼”，就是要让老师们有一个能够参与到孩子们之中的形象。曾担任过青春讲堂主讲老师的18级本科生蒋彦芳同样强调了“引导”的重要性，“这个东西不是我直接说他就可以理解，而是要靠引导让他们自己想出来。”蒋彦芳会在讲课时从贴近生活的情景引入，从而激发小朋友们的提问和讨论，再随着讨论的深入使他们自主形成观念上的认知和改变。
层层深入的逻辑框架和生动有趣的课堂环节并不冲突。为了提高小朋友们参与课堂的积极性，教学组志愿者们会按照座位将全班二十几个小朋友分成几组，作为讨论和互相PK的小单位。蒋彦芳表示，小学生对竞赛的形式比较喜欢，即便没有形成完整的答案也会想要抢着回答问题，因此这一方法对课堂氛围的调动效果很好。
对于一些相对腼腆的小朋友，老师们也会走下讲台鼓励他们说出自己的想法，并给予及时的肯定和表扬。
在这种轻松活跃的互动中，不同年龄的小朋友也能无障碍地在同一堂课中学习和讨论。一位家长曾经旁听过一堂关于月经和遗精的课，见证了三年级到六年级的男女生一起上课的状态。“我观察觉得还好，年龄大一点的想发言和不想发言都有，年龄小的在那边听也觉得很好奇，他们还是能够放在一起去上课的”，她回忆道。
但活泼之余，如何保持课堂的严肃性也是老师们需要考虑的问题。蒋彦芳提到桌子在排列时要摆成方便老师走到小朋友们中间的布局，这对维持课堂纪律很有帮助。很多时候老师们不能只是用声音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只有走下讲台，才能真正管到下面的小朋友们。
无论是幕后工作的莉娅还是台前授课的蒋彦芳，都通过参与青春讲堂的工作加深了自己对于性教育的理解。
对于在中国传统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莉娅来说，加入认性社是在“有意识地去刺破高中所形成的人生惯性”。教案组的工作对她来说更像是一个外界力量，推动她去不断扩展自己有关性教育的知识。就像她自己描述的那样，“相当于是我在编教案的同时，教案来塑造我”。
在教学的过程中，蒋彦芳也逐渐意识到性教育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简单。曾经看过的美剧《性教育》（Sex Education）为她埋下了兴趣的种子，真正走上讲台则是一个不断学习和突破的过程。
现任社长，19级临床医学专业的李本立对持续了多年的青春讲堂也有着自己的评价。他曾多次担任过青春讲堂的助教，但在收集小朋友们的建议时都没能得到很好的反馈。这让他意识到课程内容有些过于理论化，“我听挺好的，但学生听可能会有一点点无趣”。对此，他也计划对课程内容进行改革，使之更加贴近小朋友们青春期的好奇和实际经历，从而引起他们的兴趣。
困境与突围
玥玥和邓茹月是两位参加过青春讲堂的小朋友，她们的反馈也证实了李本立的感受。由于在生活中难以触及青春讲堂上教授的知识，两位小朋友在课后很少有机会将所学应用到实践当中，也因此对课堂内容多有淡忘。玥玥的妈妈也提到了教案更新不及时的问题，造成了同一批孩子两学期所学内容重复度较高。
除了重复性的问题，教案的专业性也是教案组面临的一大困境。莉娅觉得教育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既然是教育，就必须得为教育负责，希望更专业一点的人存在”。
此外，莉娅还意识到，尽管从小朋友这一代入手改变观念在逻辑上十分自洽，但人性的本能依然会让许多东西在代际之间流淌传承。两年的社团工作也让她感受到振奋和沮丧总是并存，性教育受众有限，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社长李本立对此很有同感。他坦言整个社团只有二三十个人，真正能影响的范围其实很小，甚至总共参与的老师都要比学生多。2022年的教学活动又因为疫情中断好几次，这也给教学组未来的存续打上了一个问号。因此李本立也常常觉得懊恼，害怕社团就这样在自己手里中断了。
最初，是性伤害相关的新闻报道让李本立“太想在这个方面做点什么了”，他怀着一腔热血想在社团中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但直到真正踩在性教育的土壤上，他才意识到许多家长对性教育的认识都十分有限，甚至将其视为不良引导。
“他们觉得性教育就是把性告诉孩子，但恰恰不是这样。我们除了把性告诉孩子之外，还要正确地引导他认识自己的身体和如何看待性，这才是更重要的。恰恰是性教育才避免了孩子这种过早的性行为，或者过早对性的一种好奇。”
但李本立对此表示理解。他承认自己之前对性教育的认知也是十分有限的，也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九零后”、“零零后”逐渐成为家长，性教育也会得到更为广泛的推进。
玥玥的妈妈在这方面较为开明，在女儿上幼儿园时就开始逐步教她认识自己的身体。她认为对孩子的性教育还是要尽早为好，并强调性教育应该与小朋友自我意识的发展同步开展。“有这种意识的小朋友的家庭可以先行一步”，玥玥妈妈希望以此逐步推进性教育的普及。
对于未来，蒋彦芳在教学过程中收获的欣喜让她有了更多的信心。她发现小朋友们其实已经有了尊重他人的意识以及对自己身体的感知和观念，这让她对所有可能接受性教育的小朋友们都有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觉得“这个推进未来是可行的”。
靠着朴素的初心和代代相传的使命，认性社虽不曾迎来盛大灿烂的春天，却像树一样安静而长久地扎根、生长。过去八年间，从这里生长出的枝叶已经触及了至少几百个孩子和家庭。
接受采访时，李本立依然期待着疫情过后能够继续与太阳花进行线下合作。时隔九个月，如今再谈起社团的工作安排，李本立想要重整旗鼓。从招募新社员，到编写新教案、联系机构，以此逐步重启志愿活动，让社团从疫情的打击中再次“活过来”。与刚刚上任时的“野心”不同，他如今感受到更多的是任重而道远，希望社团可以“慢慢干下去”。
未来的不确定性并未减小，力量有限依旧是必须承认的事实。但正如莉娅所说，“不管他们记不记得，只要他们能感觉到性和其他的科目一样，都是一个知识、一个客观的东西，而不是羞耻或肮脏的东西，就可以了。”
微信编辑丨郁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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