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团：中华慈善总会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曾任中华慈善总会常务副秘书长 杨团 （中国慈善家 张旭/图）

口述：杨团；编辑：黎宇琳、徐会坛

注：本文经杨团修订。全文约7500字，读完约需15分钟，建议收藏细读。

中华慈善总会的建立要由阎明复从统战部部长的位置上下来说起。

大约在1991年，原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阎明复被重新分配工作，调任民政部副部长。当时的民政部部长崔乃夫特别欢迎他，说：“明复，你刚到，到处去跑跑。”

于是，阎明复刚上任就带着一群人去农村走了一大圈。那大概是1992年了。走下来后，阎明复发现很多农村当时还穷得一塌糊涂。他是个面慈心软的人，看见老百姓穷，难受得掉眼泪，但也一时没有别的办法，就把兜里的钱掏出来分给老百姓；掏完自己的兜，就去掏老婆的兜，掏完老婆的兜又去掏秘书的兜，最后几乎把所有同行的人的兜都掏了一个遍。

▲阎明复

阎明复（1931-），中共情报专家阎宝航之子，中共十三届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兼统战部部长；1991年5月至1997年7月，任民政部副部长，1997年8月至2002年，任中华慈善总会第二任会长。

那一趟农村走访给阎明复的触动很大。他开始琢磨：这哪行呀？共产党走了这么远，建设了这么长时间，但农村还是那么穷。我们要想办法，但不能光靠政府，要用一种政府支持、民间参与的方式来解决。

回到北京后，大概是1993年，他就去找了崔乃夫部长，说自己很想成立一个“中国福利慈善协会”，想请当时正准备退休的崔部长先代他做这个协会的会长。阎明复当时还没有到退休年龄，按照规定不能兼任民间组织的会长。

崔乃夫部长听了之后说：“容我考虑一下。”

他这一考虑就考虑了三天。三天之后，他对阎明复说：“我考虑好了。这是一件很值得做的事，但我有几个建议：第一，这个组织必须是民间而不是政府的。第二，中国慈善福利协会是不是改成‘中华慈善总会’更好？首先，中华是大中华，不仅仅指大陆；其次，‘福利’这个词容易和政府工作混淆，社会福利是政府做的，慈善是民间做的；还有，‘协会’太小，我们要做‘总会’，把全国都做起来。第三，总会的重点放在安老助孤、扶贫济困，要为政府福利拾遗补缺。”阎明复听后，大声叫好，说：“崔部长，我完全同意，就照您说的办！”

崔乃夫是中国政府官员里少有的学者型政治家，有远见，有卓识，这些从他担任民政部部长时的执政方略中都有所体现，而且历史往往证明他是正确的。

▲崔乃夫

崔乃夫（1928-），中华慈善总会和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的创办者和第一任会长，1982年至1993年间担任民政部部长，是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共第12-14届中央委员。

由于牵头的是崔乃夫部长，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提出后很快就在民政部注册了下来。接下来，就是搭班子了。在当时，自然是要有关系才能进得去。

我是怎么进中华慈善总会的？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改革最火热的时代。1982年，大学毕业后，我留校任教，但社会上火热的改革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被打成“狗崽子”、“上山下乡”、进工厂等十多年的磨练，当时，我就懂得改革是天大的事，是让国家重生的重大机遇，也是个人实现价值的难得机遇，错过了就再也找不回来。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一定不要错过历史，甚至不要错过每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八十年代末，我调到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做分配体制司综合处处长；九十年代初，又调到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当秘书长。这些都是我主动选择的，都是为了参与改革。

在当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秘书长的时候，我发现，慈善组织和政府的思维方式、工作机制不同，所以成事很难，只有在明确目标后以必成的决心与之协同行动才有可能做成事。

颁奖大会当天，我通过民间支持，把一支两千名儿童组成的小提琴队伍搬到了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这个奖从启动到完成，整个用了不到半年，让不少人瞠目结舌。有人问：哪儿冒出来的一匹黑马？还有人说：这个人就是个异类！而我自己知道，当年那场风波让我憋屈了两年，一旦“解放”，就在工作中爆发了。

我前阵子在看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看到侯亮平被诬陷时，我就想起自己也曾受过怀疑甚至是诬陷，而且都是状告到高层领导那里去。那些理由完全匪夷所思，真是天方夜谭。后来我明白了，根源就在于你是个异类，你为这个体制所不容，都照你那样做事，把其他人撂哪里去了？除非你忍气吞声，和一群找茬攻击你的人合作，不然是待不下去的。

其实，我离开体改委的时候就已经明白，中国改革不是体改委一家、也不是政府各部门的事，社会得起来，民间得起来；我要继续走自己认定的民间改革之路，就不能再选择留在政府部门，而是一定要让自己的社会站位靠近民间，做一个行走于民间的行动者。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朱传一先生找到了我。他是一个老革命，但在1949年后受了很多委屈和冤枉，没有机会发挥他的所长。1980年代，他被“平反”后，到了美国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开始做社会保障研究。我在体改委的时候也曾研究社会保障，常常去和他讨论，和他建立了很好的默契。他也知道我的父亲是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后为中国社科院）主要领导人之一，而且在“文革”中也受了很大的冤枉，被扣了很多“帽子”，曾经被关起来打，打断了两根肋骨，手臂也骨折了。

▲朱传一

朱传一（1925-2015），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创所元老之一，被誉为“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研究第一人”。

朱传一先生是嫉恶如仇、坚持正义的人。由于经历过党内历次自己人斗自己人的风浪，他非常清楚在中国做事情，既要坚持自己认为对的立场，又要讲求方式和做法。

当他知道我在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的情况后，就问我：要不要出来？现在有一个组织叫“中华慈善总会”，刚成立，民政部老部长崔乃夫亲自做，非常需要人。你做过基金会秘书长，对于如何管理、运行一个慈善组织有相当的了解，是合适的人选。

我一听“中华慈善总会”这个名称就说好，因为觉得格局很大，不但面向全国，还可以面向世界。就这样，朱传一先生把我介绍给了崔乃夫部长。

想做一个好的、能长命百岁的慈善组织

我对中华慈善总会抱有很大的期望。还没有去见崔乃夫部长之前，我就在脑子里开始构思创始基金的制度设计方案了。

之前在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的经历，既让我明白了“社会”能做出政府想做又往往做不了或做不好的事，又让我知道一旦一个组织被居心不良、想要谋私利的人控制就无法自我更新了，就会走向衰退甚至难以生存。所以，创建一种机制，让组织能够长存和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长存”不是十年、二十年的概念，而是要以百年为刻度，起码存在100年。

一个组织要存在100年，架构和机制就特别重要，决定了它的功能和功能所能发挥的程度。当时，我冥思苦想创始基金的设计方案就是出于让中华慈善总会长命百岁的目的。我想通过完全认可组织使命和价值的一批创始人设立的创始基金来为组织长存奠定基石。我想象，创始基金设立后，这个组织如果出现大问题，运行不下去了，这批创始人就可以集体站出来，利用创始基金对组织进行重组。

现在想来，当时的我真是天真幼稚啊。不过，今天看来这种设想很可贵，而且它当时尝试解决的问题迄今未能解决。组织做得不好又能怎么样？不要说中华慈善总会，中国多少“僵尸”社会组织照旧存在，只能政府部门取缔，否则自己是不会自动解散和自我重生的。

我拿着创始基金的计划去找崔乃夫部长。他说：“你等一等，我先看了再说。”大概过了三天，他打电话让我过去。一见面，他就单刀直入说：“杨团，你能不能明天就来上班？”

那时候，我还没有从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离职。我问，为什么要这么急？他说，我从民政部调了一些人来中华慈善总会，但是不行；中华慈善总会还在组建中，你早一点介入，有利于把组建工作做好。

他也告诉我说，朱传一先生介绍了我的情况，他是信任我的。我想了想，就同意了，因为我本来也是想到中华慈善总会做事的，能让我马上做事，当然最好。崔乃夫部长又说，你到这里来做副秘书长怎样？我说，职务不重要，只要能做事就行。

但我当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跟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交代？那时的国家计生委（现在的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已经是张维庆做主任了，他是一位地方调到中央机关的爱才领导。

▲张维庆

他知道我要走后，就特别明确地对我说，杨团你别走，你开条件吧，什么条件能留住你？我前面提的条件没问题，而当我说到某某某、某某某两个老人能不能调走，给我一个清静的能做事的环境时，他犹豫了。人事的问题最难解决，那还不如我走呢。

接着崔乃夫部长找他谈了一次话。崔部长不是他的直接领导，却在当年作为全国人大考察干部的带队人到省里考察过他。他这才放人。于是，我到了中华慈善总会。

我们需要一场思想解放运动

我1994年进中华慈善总会，到1998年12月底离开的时候，创始基金总量已经很大了。有了一批创始人、创始会员，基本上达到了我的理想目标。创始基金的利息非常丰厚，不仅可以支持员工工资和行政费，还有很一大笔钱可以考虑自选慈善项目。所以，我在中华慈善总会做得很努力，也很顺心，真是怀着很大的理想，想把它做成中国最好、世界一流。

崔乃夫在民政部16年，当部长11年，社会资本是很深厚的。“崔部长拉起大旗，做了全国的慈善总会”，消息一传开，各地纷纷设立慈善协会，省、地、市县、乡，甚至村一级（广东顺德）也成立了。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上海慈善基金会，它也是1994年设立的，比中华慈善总会晚一点。当时的秘书长是上海民政局副局长施德容。

▲施德容

政府官员兼职慈善会，是各地民政系统的统一做法。只是，上海的这位秘书长和别的官员大不同。他说老百姓大多不知道什么慈善，只知道党的政策好，政府是给我们做好事的，所以慈善会需要通过广泛传播让老百姓知道和认可。当时的上海慈善基金会刚成立，很弱小，没有多少人捐款，项目也不多。于是，这位民政局兼慈善基金会的领导者就创造出“一手托两家、右手倒左手、以强济弱”的模式。

当时给困难户“送温暖”本是民政部门带领街道居委做的，施德容就通过大会、小会和报纸、广播广泛宣传，说那是上海慈善基金会做的。这类的事做了不少，在他看来，政府的资源甚至品牌都可以“借光”给慈善基金会。这种思维方式和策略，在政府官员里，这么多年我只看到这一个，而绝大多数官员，都是反过来做的。有施德容这样的人当家，上海的慈善事业快速发展，这个基金会迄今在全国都是很优秀的组织。据我所知，它23年捐赠了100多亿元人民币，80多亿元用于各类慈善项目。

再说中华慈善总会建立初期，阎明复在民政部做副部长。阎部长曾做过统战部长，和港澳台的各类慈善组织负责人都熟识。他为人谦和，与人为善，不少港澳台的同胞对他崇拜得一塌糊涂。每年上北京拜会，他们都要约见阎部长。而阎部长每次去赴约都带上我，每每介绍：“这是我们慈善总会副秘书长，你们有什么事情到都找她吧”，有意识地帮助我与这些境外慈善组织建立友好关系，从中帮助了中华慈善总会的成长。

当时，港澳台的慈善组织都很支持中华慈善总会，做创始人、创始会员的不少，大家关系很好，可是，国内的创始人还有项目捐赠就相对较少。怎么让慈善在国内广为人知，怎么让慈善被大家所了解，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记得，中华慈善总会有个理事，是人民日报的主任记者。她跟我说，杨团，你让我做总会宣传，要上人民日报真的很难，一要好几万的版面费，二是什么是慈善他们都不清楚，总是问，这个慈善是不是中央让干的？中宣部可从来没有让我们传播什么慈善啊，所以我真的没办法。尽管那时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为《为慈善正名》的文章，但是没有中宣部认可，事情还是无法做。

1950年4月，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在京召开。在那次大会上，慈善事业被斥为“统治阶级欺骗与麻醉人民的装饰品”，政府决定对之进行全面接收和改造。直至1994年2月，值“中华慈善总会”成立之际，《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为慈善正名》，形势才有所缓和。

扭转对慈善的错误认识，需要社会行动，首先是思想界的行动。所以，我就和时任中华慈善总会宣传委员会主任、时任工商时报主编的丁望先生，还有时任中华慈善总会研究与交流委员会主任的朱传一先生商量，都觉得需要来一场类似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那样的慈善启蒙。

当年的思想解放运动打破了很多条条框框，为改革铺了路，今天也得打破一些条条框框，比如慈善是私人的，与党的原则不符，有了政府福利不再需要慈善了等等。的确，我们那一代自一出生中国慈善就结束了，看到的都是电影和书本里关于帝国主义育婴堂打着慈善幌子残害儿童的宣传。中国有史以来的慈善传统，安老助孤、扶贫济困、恻隐之心、与人为善等都被彻底打碎和抛弃了，历史被割断。

当时中共中央提倡“两个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我们就向上靠，说慈善事业就是“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想要为慈善提升地位。为传播这个概念，我们到处找人。我找了不少青年学者来开会，刘军宁、郑也夫、孙立平、康晓光等人都找来了。我和丁望还去了季羡林、王蒙的家，把他们请来参加慈善研讨会，并且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说：慈善是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这些活动起到了一些舆论上的作用，不过，真正有效、起突破性作用的还是1998年的抗洪救灾，一下子冲开了意识形态的阻力，把慈善和慈善总会的作用凸显在人们面前。

我一直以为，不是2008年汶川救灾，而是1998年抗洪救灾，才是中国慈善的基本转折点。当时是两条大江同时发水，最后水是退了，但有几百万百姓受灾。

▲凶猛的洪灾

那种情况下，中华慈善总会阎明复做会长，他带头站出来，找了中央电视台和红十字会，三家一起在8月18日开了中国第一个电视募捐晚会。这是中国慈善第一次与媒体“联姻”，在黄金时段做募捐。我负责筹款，当晚一个晚会就筹了3个多亿。3个月募捐活动结束时，总募款额达到了6个多亿。那一次也见证了中国志愿者精神的喷发，太多的人，大人小孩都有，纷纷到中华慈善总会来做志愿者。

当时有一个小孩儿叫小林，是一个大学生，跑到中华慈善总会去哭。他那年上大三，应该21岁，但是又瘦又小，看上去最多15岁，是江西人，家里被淹了。他说他身上只有几角钱，只够坐车没法捐款，他想为抗洪出点力，问能不能把他收下。可是走了半天，中华慈善总会没有一个部门肯要他，所以急得哭起来。我说那你就跟着我吧，于是他留下做志愿者直到开学。这段抗洪救灾的经历，让他铭记至今，现在还常发微信给我。

我为什么离开慈善总会

当时，让我最感困惑的有两件事，一是1998年朱镕基做总理时发动机关改革，说政府人太多，至少要减半，“泻肚子”，结果民政部将减半的这批人统统“发配”到部一级的协会。慈善总会那时精兵简政，8个人干了几千万的活儿，突然一下子就来了几十个带着怨气的干部，35岁到58岁，从正司局到处长、副处、科长、科员一应俱全。为安抚这些人，民政部决定，让他们提前退休，结果他们一手拿着政府的退休金，一手拿着慈善总会必须发给的补贴，一直到正式退休。

这些人不是不好，有的还很有能力，当时有怨气很正常，本可通过工作和培养好的风气改变过来。但是几倍于老总会的人突然加进来，大都担任各部门领导，好风气的培养谈何容易。总会的人浮于事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只是，他们刚来就碰上抗洪救灾，迷迷瞪瞪跟着走了一阵，工作一恢复常态，行政作风就复归了。这让总会内部环境一下子发生巨变。

还有一件事更大，总会创始基金存入工商银行，因受骗上当被坏人弄走。1997年年中，总会就发现了这个案子，但因其背景复杂，不乏政商勾连，最终总会的领导和一些工作人员做了替罪羊，受到了很大伤害。尽管我个人没介入这个事，未受牵连，可是最终的处理结果让我非常痛心，当初进总会要为其贡献一生的决心动摇了。

中国当时的大环境，政社是无法分离的，迄今也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而在那时，我们就想改这个体制。在崔乃夫部长领导下，我们废了民政系统的事业单位报表，专门设计了与国际接轨的市场化的中华慈善总会专属财务报表，屡屡通过毕马威会计公司年审，年年评价优秀。这在当时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慈善组织财务制度创新。

几乎同时，国有资产管理局通过民政部要求中华慈善总会申报资产，崔乃夫部长理直气壮地说，我们不报，谁不服让他来找我。中华慈善总会没有用民政部一文钱，它的财产是筹募的，是老百姓的钱，不是政府的。要报给政府，那还得了？

2006年以后，中国出现“慈善风暴”，各地政府出面让企业和机关捐款给慈善协会，分配也要听命于政府。崔乃夫部长当时曾撰文发在《公益时报》上，公开反对这种做法。可是，几十年过去了，慈善法都出台了，慈善是民间而不是政府的，政府拿慈善的钱等于加税这样常识性概念仍然未能深入人心，社会的认知还是没能彻底扭转。

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支持慈善事业”，但各级政府在后面加了几个字，变成“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第二税源”。许多地方政府挥舞红旗，发动“慈善风暴”，上级动员，强行摊派，以权谋捐，“慈善”开始大规模地染上权力与金钱的色彩。

还有个困惑的问题。中国慈善组织的成长靠什么？除了外部条件，从实践经验看，很重要的是靠有担当、有眼光、有能力、能把稳方向、能找对人、做对事的理事班子和理事长。秘书长应社会招聘。但事实是，慈善会社会招聘有成功的，但大部分不太成功。反倒是像施德容这样的人带队，真把上海慈善基金会做成了长期屹立的品牌。而中华慈善总会兴旺了一阵，现在筹款虽然不少，社会影响力却大大下降了。中国为什么会这样？值得深思。看来，从实际出发，加强对中国慈善的研究太重要了。

后记：

慈善是民间的，公众自愿参与的事业，最大的动力来自公民整个群体的觉醒。最终是要每个个体的觉醒，也包括我们的农民——通常被认为文化水平低下甚至自私的小农人群。

要人人觉醒，大家都去做力所能及的慈善，让为他人、为弱者做点事的举手之劳成为自然而然，让慈善组织的工作人员对其多一份其他职业大都缺乏的敬畏感。

而要做到这些，是很难的社会基础工程。道义上、慈善人文精神上的提升上并不一定随经济发展水平的上升而自然发生，需要有引领，有分辨，需要倡导、培育、传承，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努力。二十年过去了，中华慈善总会的筹款是当年的几十倍，不过，在精神上、士气上不见得真的比那时强，历史并不是一直往前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