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壁十年图破壁：中国基金会究竟应该如何定位？
作者：黎宇琳
编辑：罗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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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余年来，中国公益基金会一直在向欧美学习，但他们面对着与欧美完全不一样的问题意识。有人说，中国基金会的使命是要解决这个国家自由与平等的问题；也有人说，基金会更重要的作用是为了中国的社会大转型进行托底。但一个不应回避的问题是，无论是哪个宏观问题，中国基金会在这十余年间都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人说，这是因为“十年”在社会变革的维度上不过是一段很短的时光，短得还看不出成效；也有人说，这十年被浪费掉了，公益人迷失了；还有人说，主要是因为政治上的不可抗力，基金会就没有足够的空间。
本文旨在记录中国主流基金会这十余年间的行动与思考。
2007年5月，上海南都集团捐资1亿元成立南都公益基金会，徐永光任秘书长，那一年，他58岁。对于前半生主要在体制内打滚的徐永光来说，到一个民营企业的基金会里当秘书长，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下海”。
彼时，徐永光有着雄心壮志，基金会刚成立就推出了“新公民计划”——一个旨在为农民工子女赋能的公益项目。徐永光说，之所以叫“新公民”，是指“这些进城务工者的孩子，将来都要成为城市的新公民，因而所有的项目都叫新公民项目，所资助的学校也一律改叫新公民学校”。
千禧年之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日千里，进城务工者如何分享发展成果是那个时期中国最重要的社会议题，徐永光的选择展现出某种重建社会的使命感，他对“新公民计划”寄予厚望，想要将之做成一个比“希望工程”更有影响力的公益品牌。
徐永光的重要诤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康晓光将“新公民计划”称为是中国的“第二希望工程”。那时大概没人能料到，日后康晓光将对徐永光作出至为尖锐的批判。
在那个神奇的时间窗口，徐永光并不是唯一的先行者，各路精英都看到民间基金会的巨大潜力。
早在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刚出台时，投资人王兵第一时间注册了“北京市华夏慈善基金会”（后更名爱佑慈善基金会），这是条例发布后第一家民间基金会；
2004年6月，国企高管刘晓光带领一群企业家在阿拉善沙漠的月亮湖畔“歃血为盟”，成立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待到2008年12月，阿拉善SEE也成立了自己的基金会；
而第一家互联网企业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于2007年6月成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功夫明星李连杰，他在2004年末的南亚海啸中险死还生之后，想通了人生的意义。2007年4月，他在中国红十字会下发起了“李连杰壹基金计划”。仅仅一年之后，他又以私募基金会的形式注册了“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彼时的壹基金，尽管还没有获得李连杰梦寐以求的“公募资格”，却已提出了一个非常公募的愿景：“号召1个人1个月捐出1元钱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尽我所能，人人公益。”
在2004年到2008之间，即在《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之后，到汶川地震向国人展示公益的力量之前，是中国公益基金会一段重要的酝酿期。在这段时期诞生的基金会，往往携带着鲜明的DNA，这有点像当年企业界的“九二派”，在出生之日起就有着明确的、中产阶层的价值诉求，他们不仅仅满足于扶贫济困，更希望推动一种集体行动来实现公共价值。
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与传统的慈善组织相比，他们不满足于埋头“填坑”，有时候也喜欢“挖坑”，早年时有抱团发声，伸张权利的举动。
2009年12月，南都公益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等九家基金会负责人致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认为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两个规范性文件，违反上位法的明确规定，限制了“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合法权利，他们以颇为强硬的口吻“请求”国务院对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两个免税政策规范性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之后，另有15家基金会参与联署。
2009年，中国基金会还产生了行业共同体的意识。当年7月，首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召开（后改名为“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主题定为“使命、责任和希望”。年会发布了《非公募基金会自律宣言》，有110多家非公募基金会，10余家公募基金会，10余家国际公益组织的代表出席。
那段时光，学者朱健刚称之为中国公益慈善的“黄金时代”：“我们见证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一是社会组织的野蛮生长；二是公益慈善事业的狂飙突进。”尤其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与北京奥运之后，中国民众的公益活力与志愿热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到企业家群体的行动者从四面八方涌入，各式公益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出现所谓现代公益慈善的“涌现”现象。
当时，一股澎湃的社会潮流震撼了几乎所有的公益从业者，以至于经历过那段时光的人们往往迟迟无法回过神来。
在那段时光里，壹基金是全国最耀眼的公益机构。
2010年12月，在时任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刘润华的策应下，壹基金冲破重重封锁，成为了中国首家成功转型的民间公募基金会，并组建了一个由明星企业家组成的豪华理事会：周其仁、王石、杨鹏、马化腾、马蔚华、马云、冯仑、牛根生、柳传志、李连杰、周惟彦。
那时候，壹基金不仅是一家基金会，它被视为一个象征，一面旗帜，甚至一种信仰——这当然是很危险的。
2013年4月，芦山地震爆发，受到“郭美美事件”重创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试图重整旗鼓，但其官微在新浪微博上呼吁捐款却收到了满屏的“滚”字，网民用一种泄愤式的转发表达了对官办慈善组织的不信任，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天荒的第一遭（经查，郭美美与红会并无直接关联，这可能是慈善史上最惨烈的躺枪）。
与此同时，大量的小额捐款流向了彼时如日中天的壹基金，在短短的数天时间里，壹基金收到了芦山地震将近4亿元的捐款。这是民办公益基金会的历史性时刻，年轻的壹基金站在巅峰之上，鲜衣怒马，锋芒毕露。
然而，就在芦山地震一周年之际，2014年4月，壹基金在突如其来的攻击下跌落神坛。“四月网”发文质疑壹基金创始人李连杰贪污3亿地震善款——这是一次严重的公关危机，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是，彼时壹基金确实存在拨付较慢的问题。而李连杰显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在微博上作出了堪称灾难级的回应：“求教贪污善款3个亿”、“哥几个也根本不够分啊！”
后来，尽管壹基金做出了充分的澄清，但汹涌的网络舆情已不可阻挡。当时，针对壹基金的各种“内幕消息”甚嚣尘上，壹基金霎时间成了一个口碑撕裂、两极分化的争议公益机构。信的人坚信不疑，不信的人坚决不信。此役过后，壹基金光环尽褪，再也不复当年之勇。
事实上，就在2013年，形势发生了很多微妙而重要的变化。
2013年4月，意识形态领域一个重要的信号释放：中办9号文件下达，文中将“公民社会”定性为“要害是在基层党组织之外建立新的政治势力”。
形势流变早有预兆，也许有些事本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在为“新公民计划”奔走的几年里，徐永光就感觉到事态的进展并不如他的所料。2012年7月，在与当地政府多番沟通无果后，北京市朝阳区第一新公民学校被勒令关停。徐永光感到“心头隐隐作痛”，他致信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处提出反思：“大家一起审视我们的理念、行为、策略是否对路，我们成功与失败的原因在哪里？”
不独徐永光，许多人开始重新思考一个核心命题：在中国，基金会究竟应该如何定位？
曾任中华慈善总会新闻办公室主任的张银俊曾在发言中直指，中国基金会的定位，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和党的关系。“中国最核心的国情，第一性的国情，是共产党是执政党。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基金会才能和党站在一条线上。不然的话，基金会就会成为一种威胁、一种障碍，一种需要警惕的力量。”
在2013年前后，高歌猛进的中国基金会撞上了厚厚的玻璃门。这个行业亟需一条新的道路，一套新的故事。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公益市场化”的思潮兴起了。
2013年10月，彼时执掌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何道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社会市场化势不可挡”的论断，并用“三个市场化”解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一个是竞争市场化，其次是社会市场化，最后是政治市场化。
在何道峰的启发下，痛定思痛的徐永光于2014年前后正式提出了“公益市场化”。他把“市场化”视为挑战“行政化”，反对公益慈善领域“国进民退”风潮的重要战略，他甚至认为自己最重要的成绩“希望工程就是市场化运行的典范”。
2015年3月，何道峰撰文《用公益市场化开辟中国社会变革新道路》，在概念上与徐永光会师。至此，中国公益领域的“市场派”浮出水面，并日渐与“理念派”形成对峙。新生的基金会行业开始产生了观念上的撕裂，这为日后的论战埋下了伏笔。
何道峰的独特从业经历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公益市场化”的感染力。他出自国务院扶贫办，后来下海经商，在2000年左右以志愿者的身份实际执掌中国扶贫基金会，并开启了这家官办基金会的“去行政化”改革，探索出一条市场化发展的道路。值得一提的是，在2008年前后，中扶贫将旗下的公益性小额信贷项目注册成公司，取名“中和农信”，这家公司在公益与商业两端均取得成功，成了“公益市场化”有力的例证。
但尽管如此，真正让市场逻辑成为业界主流的是互联网企业，他们的强势介入颠覆了原有的游戏规则。
2015年9月，腾讯公益基金会上线“99公益日”，一场基于技术与流量的变革毫无征兆地席卷整个基金会行业，所有从业者都被卷入这波洪流之中。
仿佛在一夜之间，“竞争”成了公益慈善领域最重要的关键词，服膺市场逻辑的公益机构从此青云直上，对竞争持消极态度的慈善组织随后节节败退。凡有的，还有加给他，让他规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许多从业者从未想过，“马太效应”竟会以如此激烈的方式降临公益慈善领域。
首届“99公益日”的规则很简单：与公募基金会合作，开放流量端口，让基金会连同旗下的公益小伙伴向网民募捐。募得1块钱，腾讯配捐1块钱，总额配捐1个亿，先到先得。
据说，腾讯公益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一度很担心1个亿的资金量配不出去。有员工甚至翻出往年的捐赠数据试图说服上级配捐这么多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位可爱的员工真是多虑了。
2015年9月7日零时，99公益日开始仅20分钟，腾讯公益就已配捐出善款2000万元。9月7日当天，腾讯临时改动配捐规则，未能阻止公益组织“抢钱”的节奏：7日，3333万元9小时43分配捐结束；8日，4小时41分配捐结束；9日，3小时10分配捐结束。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成了“99公益日”最大的赢家。这家专注于儿童救助的公益机构在2017年携132家机构、409个公益项目，获得了150万余次捐赠，共计2.1亿余元，较2016年99公益日提升两倍多。至此，儿慈会实现了2015-2017年“99公益日”的筹款三连冠。
在这些年间，时任儿慈会副秘书长姜莹珠连炮般的语速与不知疲倦的工作激情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她高强度地带领筹款团队“备战99”是儿慈会连年制霸的关键。当年，袁庚在蛇口写下名句：“时间就是金钱”，如今，同样的创业激情也出现在公益慈善领域。
腾讯“99公益日”对这个行业最重要的影响是，它打破了中国特色的“双轨制”，让有公募资格的慈善组织，与没有公募资格的公益机构得以联合劝募。这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公益慈善领域长久以来“官民对峙”的僵局，为双方提供了和解和共赢的机会。
但在另一个方面，它也像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抢钱”的游戏规则让一些公益从业者的价值观发生了扭曲，“刷单套捐”等造假问题屡禁不止。竞争，残酷的竞争，给很多人带来了希望，也把一些人逼上了绝境。
在2013-2016年间，在意识形态管控收紧与“公益市场化”思潮的双重影响下，中国主流基金会的资助逻辑悄然转变，从基于价值观的支持，变得更像是一次面对社会领域的投资。一系列商业评估的手段被引入到公益慈善领域，此前，人们在筹款时主要谈理念、参与、陪伴；那时，人们开始如商业路演一般，画大饼、谈业绩、晒团队，或强调独有的资源与技术。
爱佑掌门人王兵的言论颇有代表性，他说：“现在行业非常不好的问题是，都在谈情怀。对不起，我认为这个行业最最需要的是去落地，去执行，去真正把你那些目标，有节奏地、有战略地、有计划地、实实在在地落地。”
2013年，此前一直专注于“孤贫先天性心脏病”救助的爱佑出人意料地推出了以资助NGO为主的公益创投项目，经过两年的试探后，于2015年加速投放，至2016年12月，已累计资助超过100家的公益组织。爱佑成了一个行业加速器，想要得到爱佑的资助？你必须走规模化发展的道路。
在2013-2017年间，中国公益慈善领域一步步从“分散创新期”迈向“市场构建期”。市场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形成了大浪淘沙的行业景观，儿慈会理事长王林有句话很有代表性：“如果不做大做强，就要被淘汰。”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公益人遭受巨大的冲击，不少人试图坚守“价值为先”的NGO情怀，却往往在滚滚洪流中四顾茫然。
公益人谭红波撰文感慨：“一开始我们就说了要坚持自己的价值观，要有自己的方式，要真正发挥自己的力量。如今在强大的资本和权力面前，我们已经被冲击得七零八落。属于我们自己的主体性已经悄然不再，或者说得更悲观一点，我们从来就没有过主体地位。”
2017年8月，徐永光出版新书《公益向右商业向左》，将“公益市场化”的思潮推向顶峰。同年9月，康晓光作《驳“永光谬论”》一文，以极为激烈的言辞批判徐永光，也将近年来反“公益市场化”的情绪推至一个高峰。
此次观念大碰撞被称为“两光之争”，对业界产生了深远的思想余波，其背后的关键问题是：究竟是以公益为体，商业为用；还是商业为体，公益为用？
“两光之争”虽则热闹，真正影响中国的是政府的指挥棒。
2016年3月，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中国首部《慈善法》。这至少带来了两点重要的变化：一、以“大慈善”的概念包容了“公益”，重构了行业的话语体系；二、将慈善组织管理的权、责明确归属民政部门，改变了此前多头管理的松散局面，重塑了政府在这个领域的权威。
2016年4月，全国人大表决通过《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从此，公安机关取代民政部门成了境外NGO的登记组织，这部法律赋予了公安三个权力：约谈、停止临时活动、宣布不受欢迎的名单。
这两部法律有管有放，客观上划定了第三部门在中国的活动空间，终结了中国公益界自2008年后一个如野草般生长的时期。好比大家本来都是混江湖的，从此之后，有人成了白道，有人成了黑道。
事实上，伴随这社会化浪潮的兴起，地方政府对这个领域的态度也悄然发生转变，逐步从消极管理变成积极介入。据学者许小玲的研究，2012年，南京率先成立了中国内地首个公益创投协会,开启了政府主导公益创投模式的探索,形成了由市级财政资金、福利彩票公益金、慈善公益金三方支持的公益创投基金。在此后的几年里,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公益创投开始在国内遍地开花。
截止2016年1月，全国有85个地区（包括8个省与直辖市、25个地市、27个区县和14个街道）开展了公益创投活动，这一数字在持续增加。学者何兰萍发现，地方政府聚焦于弱势群体的能力提升服务，往往侧重于“补缺型和顺民组织”。
一个往往被人忽视的现象是，官办慈善再次焕发活力，不少地方慈善会成为了这股力量的发动机，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社区基金会的角色。
在2018年的“99公益日”中，深圳慈善会以黑马姿态杀出，携50多家公益机构、101个项目，获得了301万人次捐赠，募得6000多万元，是当年获捐人次第二多的基金会。
与十余年前不同的是，如今的官办慈善系统不仅更多采取市场手段，更开始输出价值观。2018年11月，近30个城市的地方慈善会于广州召开“中国善城大会”，提出要形成“党委领导、政府支持、社会协同、分工明确、布局合理的行业发展格局。”
这大概是官办慈善系统第一次以联合发声的方式，正面回答了新时代下党、政、社三者之间的关系，他们显然会赢得一批追随者。
我们观察到，在进入2016年之后，中国公益慈善领域出现了多元思潮交织的混沌局面，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都不知道未来究竟会怎样。第三部门的原教旨主义者仍然在吟唱他们的故事，“公益市场化”浪潮持续奔涌，官办慈善焕发活力,更有一些新的思潮在兴起，比如“商业向善”。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虽在2011年便已成立，但一直在做小范围的试探。直至中央政府提出“精准扶贫”的号召，看清形势的马云开始“全军出击”，他甚至专门成了“阿里巴巴脱贫基金” ，计划5年投入100亿元，要从电商、健康、教育、女性、生态5个维度全面推进扶贫事业。
阿里系对业界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其资本体量，还体现在他们在新形势下重新定义“公益”的尝试。阿里先是在2016年6月的XIN公益大会上抛出了“左手买卖右手爱”的说法，随后又提出“市场的机会就是脱贫的机会”，阿里逐步创造出了一整套表达其公益理念的话语体系，其背后的要旨是：未必要从第三部门求解，商业可以直接向善。
这种思路看似与“公益市场化”相仿，实有根本不同。“公益市场化”的主场是公益领域，而“商业向善”的出发点是商业领域，终点是旨在融合公益与商业的“第四部门”。
“第四部门”是社会学界一个新概念，目前的理论边界尚未完全清楚，往往用以指代“非第二部门（商业）、非第三部门（NGO）”的社会企业。按乐平公益基金会CEO沈东曙的说法，中国第四部门的出现的时间与欧美出现了次序上的颠倒：“别人是先有第三部门，后有第四部门，中国是反过来，第三部门没有空间，第四部门反而拥有了很好的机会。”
乐平公益基金会是国内最早开始社会企业试验的基金会之一，早于2002年，其创办人、经济学家茅于轼就创办了社会企业“富平家政”，并在随后的10余年里陆续创办了“富平小额贷款”、“千千树教育”等多家社会企业。2017年，乐平基金会试图将源于美国的“共益企业”认证引入中国，旨在直接推动“商业向善”的规模化发展。
站在2018年末的时空点上，商业向善的思潮看上去正在企业家群体迅速扩展影响力。以阿拉善SEE为例，至2018初，这家以民主治理为特色的公益组织已经拥有了900多名企业家会员，依托企业家的财力，阿拉善SEE在环保事业的上下游展开了全方位的活动，并和官民产学各界都有广泛合作，屡有打破常规的创新公益形式出现。
这种新兴思潮的核心是企业家精神。他们主张不争论，崇尚先干起来再说，而且身段比较柔软，不会过多自我设限。阿拉善SEE第七任会长艾路明就信奉“走不通，就绕着走”的处世哲学，他说：“如果这条路走不通，会撞墙，那你干嘛非得把头撞破呢？没有必要，走不过去，那就绕着走，拿个梯子爬着走，总是有路可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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