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会不是“堰塞湖”，一个好的政社联动机制太重要了

▲图源于中新网

进入7月，天气变热，雨水增多，街上戴口罩的人渐渐少了，中国第一波疫情已经到了尾声，但几乎所有的专家都断言，今年冬天，疫情还将卷土重来，我们准备好了吗？

我们不能忘记好了伤疤忘了疼，疫情初期的种种不合理、甚至可以说是荒唐的做法让我们付出了太多的代价，而对公益慈善领域来说，最沉痛的教训莫过于“所有捐赠物资要通过红十字会”，让超过80万社会组织给红会打下手，结果造成了“民众拼命捐，医院物资天天缺”的惨烈景象，一线医护人员一度直接暴露在病毒的威胁下，造成了很多悲剧——那本该是可以避免的。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中国社会组织尽管还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完善，但已经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但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是，许多事实上运转良好的社会组织没能得到官方的承认，在应急救灾的关头，甚至会被认为是“添麻烦”的存在。

从“战疫”开始，政社联动话题一直备受热议，在7月14日举办的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上亦是一个重要议题。

清华教授邓国胜在峰会上指出，到目前为止，我国社会组织的总数大概有87万家，但是根据《慈善法》进行慈善组织认定的只有8000多家。

我们在应急救灾中的政社关系亟待捋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联动机制亟需建立。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李萌娇提交了提案，建议从立法层面保护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援。李萌娇建议，要“明确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援的法律主体地位”，从国家层面尽快出台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援的相关法规，明确民间救援的合法身份，建立完善资金保障机制和监督管理体系，引导规范社会救援力量的进一步健康发展。

希望在下一波疫情到来时，我们能看到一个更好的政社联动机制，而不是继续看着红会的仓库堆积如山。

01宁愿自掏邮费也不愿捐给红会

1月下旬，武汉疫情爆发，医院抗疫物资紧缺。远在重庆的莲子想方设法在国外寻找物资，通过她在澳洲开诊所的弟弟，在当地采购了一万五千个医用口罩，希望能捐给武汉。但姐弟俩发现，要将这批物资捐回国内并不容易。

物资在出海关时，需要出具国内接收单位的函件。而按照当时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的第4号通告，捐给武汉的医用耗材、防护用品等专项物资，由武汉市红十字会（下称“武汉红会”）统一接收。此外，通告还规定“暂不接受与疫情防控无关的物资和境外捐赠”。

莲子几经努力，还是没能拿到接收函，最终不得不放弃官方的捐赠渠道，通过朋友转朋友的方式将物资送到医院。

境外捐赠物资不容易进来，国内捐赠物资也很难迅速到达医院。

网友“微博婶儿”筹集了9840副医院手套，打算定向捐赠给武汉市黄陂区中医院，物流显示已经在1月27日签收，但黄陂中医院一直没有收到。在此后三天，“微博婶儿”多次致电武汉红会，对方表示“物资太多，没办法去找。”

据媒体报道，疫情初期大量的防疫物资在武汉市红十字会仓库堆积如山，但武汉红会采用了纸笔记录、志愿者清点入库的方式整理物资。有志愿者表示，“高峰时一天能接收好几千件捐赠，只要入了仓库，人跟货物统统都被淹没。”

▲武汉市第六医院等需靠介绍信提取物资

因为不信任，很多捐赠者试图绕过红会平台。一家民间志愿组织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有很多捐赠人认为红会不够透明，效率不高，宁愿自己承担税费和快递费走普通快递渠道，设法直接给医院送物资。这样的民间渠道，从物资采购、物流渠道、信息登记、对接医院都是由专人负责，能够保证物资到达武汉之后迅速分配出去。

有学者认为，这次疫情，许多捐赠者宁愿绕过红会这样的官方捐赠平台，直接与医院对接，显然是红会的物资协调和调配效率极为不满意。

02民间组织被要求“按兵不动”

捐赠者的不满意源于“募缴令”。

疫情初期，武汉政府、湖北政府以及民政部先后发文，提出为湖北省武汉市疫情防控工作募集的款物，由武汉市红十字会、湖北省红十字会等五家机构接收，除定向捐赠外，原则上服从湖北省、武汉市等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指挥部的统一调配。

▲武汉的一个展馆被临时征用为仓库，堆放着红会的一些捐赠物资。

1月27日，时任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强调所有捐赠物资要通过红十字会，目的是让捐赠者、捐赠物资登在案，“只有一条通道可能有些不方便，这么做是为了统一归口，避免在疫情防治过程中由于混乱，被某些人钻空子。”

“募捐统缴，由政府统一调配”的做法并非武汉首创。邓国胜表示，2008年汶川地震和2010年玉树地震，都指定少数机构募款和集中使用，后来玉树地震暴露了许多问题，以至于相关文件很难执行下去。“到了雅安地震时期，政府思路有了很大调整，不再指定少数机构垄断筹款，社会组织参与救灾有了制度化的渠道。”

他认为，此次抗疫湖北表现混乱，说明当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存在很多问题，以往汶川地震等教训换来的经验没有被吸收和传承，政府和社会缺乏机制，所以不得不指定少数机构集中捐赠款物的管理，结果这些机构能力不足，又造成了捐赠款物的堰塞湖。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宫蒲光撰文指出，这次疫情反映出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理中，政社融合不够，统筹发挥慈善力量的作用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

宫蒲光表示，无论是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还是慈善组织，地方政府在统筹协调和鼓舞勉励方面，都关注不够，关心不多。在实际工作中，地方政府的统一指挥机构缺乏对慈善组织的统筹协调，使得慈善组织各行其是、资源配置盲目，慈善力量没有得到优化组合，应有作用发挥不充分。

还有观点认为，整个疫情期间，有关部门出台多个关于慈善行业管理的文件，大多是从严管理的规定，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组织的积极性。

武汉疫情爆发时，一家长三角大型国企旗下的公益基金会试图策划公益项目，甚至组织人员进入疫区救援，但当地民政部门授意他们不要自主行动，要“听上级部门的安排”。后来，这家基金会通过与一家国家级基金会的合作，才得以推进一些项目。

事实上，这家基金会的遭遇不是孤例，多个信源指出，不少公益机构在武汉疫情爆发期间被要求“按兵不动”，或只能按行政指令筹措财物，并转交给官方指定的慈善机构，这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公益机构的主动性，令他们未能发挥出应有的专业能力。

03全国政协委员呼吁立法保障社会力量参与救援

▲民间志愿团队自发组织运送物资

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本溪市人大副主任李萌娇认为，在新时代应急管理格局下，应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引导社会救援力量有序、规范参与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她建议，要完善政策法规，明确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援的法律主体地位。从国家层面尽快出台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援的相关法规，明确民间救援的合法身份，建立完善资金保障机制和监督管理体系，引导规范社会救援力量的进一步健康发展。

除了完善政策法规，李萌娇还建议，将社会救援力量纳入国家及地方政府应急救援体系，建立社会力量参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协调机构，统筹统一管理社会力量参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对国家和社会救援力量采用统一考核标准。

“要建立社会力量参与救灾评估制度体系，制定社会力量参与救灾、救援工作的标准，社会力量参与救援与政府部门信息共享、沟通和协作机制，进一步加强对各类参与救灾社会力量的引导，形成政府与社会力量协同防灾减灾救灾的强大合力。”

在北京大学教授张强看来，要形成政社的强大合力，需要社会组织与政府形成配合。政府的公共政策是用制度的方式，最大化、普惠性地解决社会问题，同时一定是刚性的，有策必行，而且需要执行到位。但问题是，关键时候政府可能会失灵。一些小众群体面临特殊需求，很难用政策去解决，对社会组织来说，关注和服务小众群体的需求是其职责所在，这样就可以跟政府形成配合。

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劲进一步说明，在政社合作关系中，社会组织目前还只是在一个从属和补充的位置，社会组织应该去发现政府还没来得及照顾的领域，去试点，去探索，继而形成模式并尽可能扩大规模，然后再去影响政策。

“这个过程就是要不断和政府打交道，和政府合作，把我们的创新模式变成公共政策的一部分，这是公益组织要努力的方向。”李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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