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人为啥这么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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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公益人谈工资，我往往会比较注意措辞。
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我采访了大量公益人，他们大多在北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工作，但每个月只拿三四千块工资。相比起工资，他们更喜欢跟我谈理想，谈社会情怀。
低工资是这个行业公开的秘密，有人用“低到难以启齿”来形容。
2014年，南都基金会联合多家机构发布了《公益行业人才发展现状调查报告》，显示国内公益从业者的平均月薪是3998元，跟企业的工资水平没得比。
摘自该报告，放大可以看仔细
我还记得，《报告》是在深圳举办的中国慈展会上发布，地点在福田会展中心，CBD地段，周围都是高档的写字楼。我有个同学就在附近的金融公司上班，年薪30万+。
说实话，看到公益行业工资后，我是很惊讶的，一度以为是不是调查者搞错了。后来我发现，原来是我错了，能拿到四千算不错了，有的人只拿两三千，而且未必有社保。
我挺佩服他们的，工资不高，还要在一线城市生活。
但公益行业就是这么个情况，而且一年多过去了，似乎也没有太大变化。
上个月，我采访了多位学界老师和基金会秘书长，请他们再谈谈公益人的工资问题，他们普遍觉得公益行业待遇太低。（下来我们会专门发他们的看法，保证精彩有料。）
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老师在百忙中抽空接受采访，对于这个话题，他觉得一定要说说，在他看来，现行的政策条例直接限制公益人拿高工资。
这种限制从2004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就已经出现——
“这意味着，基金会想给员工发高点的工资，不行！
对于“10%”，王振耀老师是反对的，他认为十多年过去了，公益慈善环境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样的规定已经不合时宜。”要知道，振耀老师素有行业老好人之称，轻易是不会反对的。
资深公益人李劲则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认为公益人在“10%”的规定下做事，就像是“戴着镣铐在跳舞”。
“当我们想做点事情时，无法放开手脚，甚至陷入被束缚的状态，无所适从，心理上有着巨大的落差，在这个时候，我们越是努力，就觉得越辛苦。”
这是李劲的原话，在我和他大半个小时的交谈里，他至少重复了3次类似的观点，听起来有点沉重。
“镣铐”影响了李劲开展工作。去年底，壹基金招人，在著名人力资源咨询公司工作的校友主动对他说，有什么要求，我帮你找，李劲回他，能接受薪酬待遇与付出不太一致的人。
同学听完后，笑了，“你这是什么观念啊，你这样的观念还能找到好人才吗？”
李劲一时无语，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你很难跟行业外的人解释10%，没有哪个行业会有这样的规定。”
这实在太悲剧了，高付出低回报却被视为合情合理，还有人说“公益就该零成本”；待遇说多了都是泪，于是只能大谈理想、情怀和奉献。
除了“10%”外，还有一条规定让人觉得难以理解：
“资深公益人涂猛早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到，对于很多大型公募基金会而言，“10%”相对容易达到，但“2倍工资”则直接规定了公益从业者的薪酬水平，“这是要命的规定”。
南方一家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公募基金会，去年管理成本只有5.82%，但员工平均工资已经接近当地人均工资的两倍，要想给员工再涨工资，估计很难了。
这显然限制了机构的成长嘛。
李劲在工作中就碰到这样的问题：怎样才能留住优秀的员工？“一名新员工经过两三年培养后，个人能力得到很大提升，但因为政策的限制，导致薪酬无法大幅提升，他就有可能去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
我看到公益组织的秘书长最常用的办法是以事业留人，感情留人，但我想说的是，待遇都上不去，所谓的事业和感情还靠谱吗？
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杨钦焕也有类似的观点，但他比较委婉，认为公益人职业生涯的天花板太低，优秀人才在薪酬到达天花板之后，流失风险增加，以道德、情怀支撑人才留守的做法并不具备普遍性和可持续性。
杨钦焕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许多公益慈善组织的年轻员工在入职时的起薪不比企业差，但做到中高层后，再与同龄、同级别的企业从业人员比较，就有了显著的落差。
这应该就是所谓的公益人职业生涯的天花板。
受访的公益人都希望这一工资天花板能被打破。借助《慈善法》的出台，原有政策条例的限制能破除吗？
但现实是，在《慈善法》审议草案中，出现了“具有公募资格的基金会年度管理成本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5%”的规定，还有政协委员质疑管理费太高了。“看看钱都花哪了，用得着这么多吗？”
在会场外，公益界的专家学者则认为条文不利于慈善事业发展，呼吁取消关于管理费的限定。
后来的事实证明，场外的声音终究难以影响立法的最终走向。
《慈善法》表决前夕，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对草案作出修改，进一步限制管理费的比例，从15%降至10%。许多公益人随即发出了“我心悲凉”的感喟。
有人要问了，说了这么多，是不是就让我们转行？！
并不是
这个行业有问题，就有想要解决问题的人！
我们下一期的标题是：《职业公益人也能拿百万奖金？》
左手公益，右手资本 你就是跨界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