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松林 为往圣继绝学的国学泰斗（上）
霍松林，1921年生，甘肃天水人。著名中国古典文学专家、文艺理论家、诗人、书法家，德高望重，蜚声四海。幼承家学，有"神童"之誉。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中文系。自1951年起，一直在我校任教，是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院名誉院长，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名誉会长，中国杜甫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纽约四海诗社名誉社长，日本明治大学客座教授，香港学术评审局专家顾问，陕西诗词学会会长等职。霍先生毕生致力于文艺理论和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并擅长诗词、书法创作。
霍松林 为往圣继绝学的国学泰斗
文/ 刘冠琦 何双
图/来源于网络
甘肃天水琥珀乡一带的四山环抱中，有一块小小的“圆川子”。依北山而建的村庄叫霍家川。渭河自甘谷东川蜿蜒而来，直入两山之间的峡口，悬崖百尺，飞流直泻，十分壮观。1921年9月29日，享誉当代学坛的霍松林先生诞生于这个小山村的秀才家中。
▎垂髫至青春的求学年代
霍先生的启蒙老师不是别人，而是他父亲。霍先生的父亲霍众特，幼年放羊，13岁开始读书，16岁考取秀才，又入陇南书院深造，品学兼优。废科举后回到老家，一边行医，一边种地。他因不满于当时 “大狗叫，小狗跳”的小学教育，决定亲自在家中按传统方式教霍先生读书。从两岁多开始，霍先生在通过背诵《三字经》《弟子规》《百家姓》《千字文》等认了几百个常用字后，便熟读“四书”、“五经”、《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子史精华》和关学大儒张载的《西铭》等。与此同时，亦认真练字，从描红到看帖、临帖，进行了严格的训练；又学习写短文，对对子，讲平仄，作歌行。至十二岁时，霍先生已跟父亲接受了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奠定了坚实的中国古典文学基础。
十二岁后，霍先生走出家门，直升天水新阳完小四年级学习，接受现代教育。初中择校，他报考的是省立天水中学，发榜时名列前茅。这是当时陇南十四县的唯一省立中学，其前身正是他父亲曾入读的陇南书院，要考上极不容易。入学后第一次作文，题目是《寄抗日将士的慰问信》。霍松林先生第一个交卷，老师看完后连连叫绝，立即将稿子送到《陇南日报》，该报第二天就在重要位置上发表。这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于是以抗日救亡为主题，不断创作散文、新诗和旧体诗歌，向《陇南日报》陆续投稿，大多被采用发表。长篇歌行像《卢沟桥战歌》《哀平津，哭佟赵二将军》《闻平型关大捷，喜赋》《八百壮士颂》《喜闻台儿庄大捷》等，皆大气盘旋，慷慨悲歌。如《卢沟桥战歌》其内云：“……伟哉我守军，爱国不顾身。寸步不让寸土争，直冲弹雨摧枪林。守桥健儿力战死，守城壮士分兵出西门。挥刀横扫犬羊群，左砍右杀血染襟。以一当十十当百，有我无敌志凌云。征尘暗，晓月昏。屡仆屡起战方殷。天已亮，炮声喑。城未毁，桥尚存。守军有多少？区区只一营。竟使强虏心胆裂，一夕丢尽大和魂。朝阳仍照汉乾坤，谁谓堂堂华夏真无人！”这些抗战诗，后来曾受到许多著名诗人和诗论家的好评。199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时，中国作家协会将霍松林先生列入全国“抗日老作家”名录，颁赠“以笔为枪，投身抗战”的红铜质奖牌。其实，霍先生当时还不过是一位十六七岁的热血青年，并非老作家。
高中求学，霍松林先生最终报考的是天水国立五中。当时，教育部在天水创办该校，本是专为接收来自沦陷区的学生。但因办学几年，得到当地各界的支持，遂分给天水百分之三的名额。霍松林先生闻讯前去报考，虽考题很难，但仍被顺利录取。其时，国立五中的高中师资力量雄厚，教师多为大学的讲师甚至教授，还有一些则是西南联大毕业的新秀。进入这样的名校，霍先生真是如鱼得水。高中三年里，他受教于吴梅、黄侃等国学大师的高足薄坚石老师，从其学习中国文学源流课程；受教于曾、祖、父三代高甲的宿儒陈前三老师，从其学习《诗》《易》《左传》及清诗等课程。刚上高中，他即反复阅读了钱基博的《国学概论》和章太炎的《国故论衡》，于国学有所了解，进而博览了文史哲方面的相关著作。在创作方面，除写旧体诗和散文外，亦写新诗，并受《陇南日报》之聘，主编其文艺副刊《风铎》。
1945年7月，霍先生赴兰州参加高考。当时，全国大后方共有重庆、昆明、兰州三个考区，全国各高校都在每一考区招生，一个考生可报考多个学校。霍先生则仅填报了中央大学中文系和政治大学法政系。8月15日上午，高考全部结束，晚上就传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喜讯！兰州街头万众欢腾，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参加欢庆后，霍先生即创作《欣闻日寇投降》七古长篇以纪实。其内有云：“一自妖氛来东海，神州万里任鲸吞。明眸皓齿委荒郊，青璘白骨陪伴空村。黄裔赫斯怒，睡狮忽迅奔。父训其子兄勖弟，妻嘱其夫爷告孙。临行洒泪苦叮咛，毋宁死敌不苟存。尺城必守寸土争，百战威焰薄海滣。遂使虎狼之敌成羔羊，神社之神已不神。欢声那可倭皇闻，闻之何异敲丧钟。遥知今夜卢沟月，清光应比三岛明。”
高考结束后，霍先生为省钱，未等发榜便乘车回家。8月下旬，就先后收到好几位在兰州等待看榜的同学好友的来信，祝贺他名登榜首。原来，当时各个大学的录取名单都要登报。在兰州考区，中央大学的录取名单列在报纸之首，中文系的录取名单又列在中大之首，霍先生在中文系的录取名单中又“名列第一”，故霍先生在兰州考区的全国各高校录取名单中“独占鳌头”！不仅如此，霍先生还被政治大学法政系也同时录取。但霍先生则最终选择了中央大学入学，从此步入了他心仪已久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圣殿。
重庆柏溪一年，南京四牌楼三年，霍先生在中央大学中文系转益多师，遨游学海，学业日益精进。他曾先后从胡小石先生学《楚辞》，从朱东润先生学中国文学史，从罗根泽先生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从徐澄宇先生学《庄子》，从伍俶傥先生学《文心雕龙》，从吕叔湘先生学欧洲文艺思潮，从张世禄、吴世昌先生学文字学和音韵学，从任辟疆先生学目录学，又分别从汪辟疆、陈匪石、卢冀野三先生学诗、词、曲。
就研究而言，他先后在卢冀野先生主编的《中央日报•泱泱》副刊上发表了《杜甫论诗》《论杜甫的创体诗》《论杜诗的诙诡之趣》等近十篇杜甫研究系列论文。其所开创治杜诗之门径，迄今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仍具示范意义。正如《杜甫论诗》开篇所云：“文学创作家虽不必为文学批评家，然必自有其文学理论无疑也。故欲研究某文学家之作品，与其求诸他人之评论，固不如求诸其人自己之理论。杜甫之诗，雄伟宏丽，夐绝千古，历代论之者多矣。然而管窥蠡测，穿凿附会，于古人‘以意逆志’之义，鲜有当也。杜集论诗之语，散见各篇，往往自道心得，残膏剩馥，沾溉后学。兹撷其尤要者而条贯之，不惟杜公之诗学理论昭然若揭，持此焉以治杜公之诗，亦事半而功倍矣。”
与此同时，他还在《和平日报》副刊开辟《敏求斋随笔》专栏，先后用文言发表关于诗歌理论批评的随笔七十余则。试观其随笔《名词动用举例》一则，其内有云：“西文中有名词动用之法，用白话迻释，苦难表现，不知者遂谓中文无此语例。按古文中有所谓实字虚用者，即是此法，求诸载籍，不胜缕述。略举数例，如《诗经》云：‘鼓钟于宫。’太史公《伯夷列传》云：‘左右欲兵之。’韩昌黎《原道》云：‘人其人，火其书。’孔德璋《北山移文》云：‘芥千金而不眄，屣万乘其如脱。’其中鼓、兵、人、火、芥、屣，皆名词动用者也。”“见于（近人）诗中者，如（陈三立）散原老人《月夜楼望》第二联云：‘松枝影瓦龙留爪，竹籁声窗鼠弄髭。’影瓦声窗，新奇可喜。”这些随笔，倘裒辑为专集，实亦为中国现代用文言撰就之诗话著作也。
就诗词曲创作而言，霍先生在当时文坛上已崭露头角，先后于《中央日报•泱泱》《和平日报•今代诗坛》《陇铎》等报刊发表了大量诗词曲作品，受到时人的赞誉。南京的青溪诗社和白门雅集，都邀请他参加。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主持的“丁亥九日紫金山登高”，与会名流七十余人，霍先生在其中最为年轻，却因为一首五古长篇《丁亥九日于右任先生简召登紫金山天文台，得六十韵》而才惊四座。该诗其后在《中央日报•泱泱》上发表。著名诗人陈颂洛曾有诗推誉说：“二十解为韩杜体，美才今见霍松林。”他于此阶段所填诸词，亦同样在当时和后来受到方家的赞赏。如《莺啼序•寄友人》长调，陈匪石先生赞云：“参梦窗三首定四声，守律极严，而浑灏流转，舒卷自如。沉厚空灵，虚实兼到，已入梦窗佳境。”又如《瑞龙吟•豁蒙楼和清真》长调，施蛰存先生赞云：“得清真法乳”。钱仲联先生亦曾赞云：“至松林为词，出入清真、白石间，昳丽多姿，一扫犷悍之习，一如其诗之卓绝。”按霍先生大学毕业以前所作之诗词，均已编入《青春集》，今已出版。
▎大学讲坛上的执教生涯
1949年9月，霍先生大学毕业后，曾在重庆南林文法学院中文系任讲师半年。其间，与该系助教胡主佑女士喜结伉俪。1951年2月，霍先生应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之聘，任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同年八月，胡主佑女士亦接到西北大学兼任讲师聘书。1952年寒假，西北大学师范学院搬到西安南郊独立办学，名为西安师范学院。1961年1月，西安师范学院与陕西师范学院合并，命名陕西师范大学。自此，霍先生与胡主佑女士一起，在陕西师范大学的讲坛上开始了他长达60多年的执教生涯。
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高校的办学处于调整、改革阶段。高校文科虽要求开设新课，用新观点教学，但并没有统一的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更没有新教材和教学大纲，连新参考书也几近于无。做为青年教师，霍先生同时接受了开设三门新课文艺学、现代诗歌和现代文学史的任务，其难度可想而知。霍先生硬是“从头学起”，从头学习马恩和毛泽东著作，从头搜集古今中外的相关资料，甚至从古文论中汲取营养，力图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去分析问题，梳理思路，拟出框架，编写讲稿。在课堂上讲授时，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1953年，霍先生撰写的文艺学讲稿被选为全国高校交流讲义，被不少大学采用。1954年，又被选为函授教材，经过进一步修改，铅印流传。1957年，学校因供不应求，遂推荐给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冠名为《文艺学概论》。这部书的初版印数，即达4万6千7百册，这在当时已是一个很庞大的印刷数字！在这部书中，霍先生对文学的对象、形象、典型、人民性、民族性和文学的种类及创作方法进行了系统阐述，尤其在第二章中专论了形象思维，在全国文艺界产生重要影响。例如，文艺理论家、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志明教授曾在《霍松林的文艺理论研究述评》中指出：“著者在当年筚路蓝缕，创业维艰的情况，应予充分肯定。《概论》不仅开了建国以后国人自己著述系统的文艺理论教科书的风气之先，而且发行量大，加之其前已作交流讲义与函授材料流传，影响及于全国，大学师生、文艺工作者、中学语文教师以及文艺爱好者，不少人都从中得到教益，受到启发，笔者即其中的一个。不少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前期的大学中文系学生，其中有些今天已成为专家，还不忘《概论》在当年如春风化雨给予他们心灵的滋养。”
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学校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进行调整，将历代韵文、历代散文、元明清戏曲小说三门合并为中国古典文学，增加课时，分为迄今仍全国通行的先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四段，各占一学年。因教学需要，霍先生又重新回到古典文学教学岗位，并被任命为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文艺学概论课程则改由胡主佑老师讲授，同样受到学生们欢迎。在抓好教研室全体教师教学质量的同时，从1956年7月到1965年秋，霍松林先生作为教研室主任，什么课缺人就教什么课，元明清文学、唐宋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先秦两汉文学、古代文论都教过多遍，且均深受学生们欢迎。1961年，霍先生曾应学生强烈要求，为本科四年级八个班的学生授课一学期。最后一堂下课前，学生们全场起立，鼓掌达五分钟之久。
“文革”十年，霍先生因主张形象思维，1966年4月遭到《红旗》杂志点名批判，经受了巨大冲击，被剥夺了教学和科研的权利。但粉碎“四人帮”，1979年初至1982年暑假前，霍先生则又重新登上讲台，先后给中文系助教班讲授唐宋文学，为中文系毕业班讲授选修课中国历代韵文、中国历代散文和杜甫近体诗研究。粗略计算，在陕西师范大学执教数十年间，霍先生所亲授过的学生数以千计，真称得上桃李满天下！
1979年秋，霍先生面向西北招收第一届硕士研究生，此后便面向全国招生。从1978年起，霍先生开始专门招收培养博士研究生。在培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时，霍先生始终坚持“品学兼优，知能并重”的培养目标。关于“品学兼优”，霍先生认为，欲做学问，须先做人，人品优秀乃是第一位的。为此，他对研究生的道德养成可说要求极严。所谓学优，则自然是要求学生掌握中国文学史的系统知识和历代作家作品的丰富知识。而“知能并重”，则主要是指治学方法而言。关于知，霍先生要求学生治学时须由博转精，博是精的前提。在研究某一问题时，则须从当今的先进观念和时代精神出发，纵观古今中外，广泛搜集和钻研相关的资料，如此方能从纵向与横向、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提要钩玄、探微抉秘，做到有所创获，才能实现精。关于能，则主要是指创造的能力而言。包括学术研究的能力、发现问题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还应有文学创作的能力。霍先生认为，凡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人，也应搞一点创作。例如，讲授诗词，最好自己也会作诗词；讲授赋，最好自己也能作赋。虽不要求必佳，但至少要有一点创作的甘苦，方能更深刻地理解文学作品，为讲课和研究打好基础。
自1979年以来，霍松林先生先后指导过二十多位硕士，七十多位博士、博士后，以及三十多位访问学者和进修教师，堪称“广育华夏英才”。在霍先生的精心培育下，这些学生皆学有所成，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贡献。尤其是霍先生所培养出的近七十位博士，都成绩卓著，在国内学界被誉为“霍家军”，如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孙明君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尚永亮教授、西北大学副校长李浩教授、东南大学中文系主任兼学报主编徐子方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康震教授等。其中，已有二十多位在全国各大高校担任了博导。正因为如此，霍先生曾先后获得过“陕西省模范教师”、“陕西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改革开放三十年陕西高等教育突出贡献奖”等多项教育桂冠。
（下接《霍松林 为往圣继绝学的国学泰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