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松林 为往圣继绝学的国学泰斗（下）

霍松林 为往圣继绝学的国学泰斗

文/ 刘冠琦 何双
图/来源于网络

（上接《霍松林 为往圣继绝学的国学泰斗（上）》）

▎为旺盛机绝学的名山事业

还在少年时，霍先生就熟读过北宋大儒张载的《西铭》，其中的“民胞物与”思想和“为往圣继绝学”精神，给霍先生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在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念书时，汪辟疆大师和胡小石大师教授中文系学生，激励学生“既入《文苑传》，又入《儒林传》”。能入《文苑传》，则不仅要有深厚的文学修养，而且要有高水平的诗、文、词、曲创作。而入《儒林传》，则不仅要求具有高尚的品德，还要求有精深的学术研究和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如此高的期许，成为霍先生此后不懈努力的方向。1948年春，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奉命参加“副总统”竞选，有人送金条，于老则手书张载“四为”的字条遍赠“国大代表”。当时，霍先生曾为于老拉纸，每一条幅都写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于老的这种平生事业追求和人格写照，则成为霍先生这位西北后学的学习榜样和精神砥砺。

早在上高中时，霍先生即曾用文言撰写《易》学论文，受到老师的赞赏。上大学时，即正式开始研究事业，写下过一系列的杜甫研究论文，并先后在《中央日报•泱泱》上发表。他所撰写的一篇关于古小说《<燕丹子>考》的论文，受到罗根泽先生称赞，特送给杨宪益主编的《人文》发表。而在他于《和平日报》连载的《敏求斋随笔》中，如《牧斋诗论诗风》《愚山、渔洋诗论诗格之异》《黄仲则七古》等，亦可视为短小精悍之学术论文。

20世纪50年代，霍先生在陕西师范大学开始执教。他始终坚持教研相长的原则，即在教学中发现问题进行研究，在研究中解决问题促进教学，两者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如在教文艺学课程时，即认真钻研，编写讲义，从而撰写出建国后最早的一部新型文艺理论著作《文艺学 38 39655 38 15232 0 0 2796 0 0:00:14 0:00:05 0:00:09 3054论》。在教授古代文学课程时，即围绕教学撰写大量古代文学的学术论文。在具体讲授古代作家、作品时，即居高视远、抉微探幽，撰写出大量颇为精妙的鉴赏性文章。在讲授古文论课程时，则先后推出大量的古文论论文、古文论笺注和古文论教材。今择其大要而言之。

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元曲方面，1955年，霍先生为讲好元曲的代表作《西厢记》，先考查其各种版本和书中难解的方言俗语，写成《评新版〈西厢记〉的版本和注释》一文（作家出版社《〈文学遗产〉增刊》1955年第1辑），其中关于“掐”、“一弄儿”、“撒和”等十几个词语的训释，纠正了以往的误解，为此后元曲注释者所采用。接着完成了《西厢记简说》一书，由作家出版社1957年7月出版，印行3万2千册。1962年，又由中华书局印行1万册。1984年，在指导元明清文学研究生时，为给研究《西厢记》提供最基本的资料，又校点了元稹的《莺莺传》、李绅的《莺莺歌》、秦观的《调笑转踏•莺莺》、毛滂的《调笑转踏•莺莺》、赵德麟的《商调蝶恋花》、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王实甫的《西厢记》、李日华的《南西厢记》、陆采的《南西厢记》、金圣叹的《第六才子书西厢》，编为一册，冠以长篇《前言》，题名《西厢汇编》，由山东文艺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小说方面，在20世纪50年代初还少有新的论著可资参考的情况下，霍先生即就明清的几部名著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试论〈红楼梦〉的人民性》（《光明日报》1954年3月27日《文学遗产》）、《略谈<三国演义>》（作家出版社《<三国演义>研究论文集》）、《略谈<西游记>》（作家出版社《<西游记>研究论文集》）等。

唐宋文学方面，霍先生则先后发表相关论文数十篇，多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反响。如《评<谈白居易的写作方法>》（《光明日报》1954年1月9日《文学遗产》）一文，针对建国初认为“卒章显其志”是白居易诗歌创作的基本写作方法的流行观点，指出“卒章显其志”并不是白居易成功的“写作方法”，而是其部分“讽喻诗”的败笔。白居易的许多优秀诗作，都寓思想倾向于完美的意境，而不是于结尾说明主题。此文一出，在当时文坛产生巨大反响。又如《从<山石>看韩诗的本色》（《光明日报》1982年12月21日《文学遗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一文，通过对韩愈代表作的考查，纠正了多年流行的韩诗一味“险怪”的论断，指出“文从字顺，雄厚博大”，乃是韩诗的本色。《论白居易的田园诗》（《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一文，针对历来论唐代的山水田园诗，只提王、孟、韦、柳而不提白居易的倾向，通过大量例证，指出白居易摆脱了“唱田园牧歌”的传统，写出了广大农民受剥削压迫的田园生活本质，为田园诗开拓了新领域。《唐诗与长安》（《文史知识》1992年第6期）一文，则对作为唐王朝京城的长安在唐诗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作了较全面的论述，填补了唐诗研究中的空白，并开启出当今“长安学”、“西安学”研究之先声。《论唐人小赋》（《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一文，扭转了昔人不重唐赋的观念，阐发了唐赋的成就。此文发表后，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在座谈新版唐代文学史时，特意指出，当初编写唐代文学史时未列专章论述唐赋，是一个失误！关于宋代文学的文章，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即先后撰有《西昆派与王禹偁》（《人文杂志》1959年第5期）、《论苏舜钦的文学创作》（《文学遗产增刊》第12辑，1960年出刊）、《论梅尧臣诗歌题材、风格的多样性》（《文学遗产》增刊第11辑，1960年出刊）等数篇文章。因其是建国后最早评论王禹偁、苏舜钦、梅尧臣并肯定其文学成就的论文，因而颇受此后研究者的重视。

在古代文论研究领域，霍先生的研究成果也极为丰硕。早在上大学时，霍先生即师从名师罗根泽先生学习中国文学批判史，从伍俶傥先生专攻《文心雕龙》。20世纪60年代，在讲授古文论课程时，霍先生即对《滹南诗话》《瓯北诗话》《原诗》《说诗晬语》四种诗论专著进行了重点研究。先作校勘、标点、注释，然后撰写了《王若虚反形式主义的文学批评——论<滹南诗话>》（《文学遗产》增刊第7辑）、《论赵翼的<瓯北诗话>》（《<文学遗产>增刊》第9辑）、《叶燮反复古主义的诗歌理论——论<原诗>》（《光明日报》1960年5月5日、12日《文学遗产》连载）等一系列论文。其《<滹南诗话>校注》《<瓯北诗话>校点》《<原诗><说诗晬语>校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入《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丛书》，分别于1962年、1963年、1979年出版，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有专家指出：“我国学术界对《原诗》等的研究，是从霍松林先生的校注本问世之后开始起步的”（见1991年7月1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6版评论）。

此后，霍先生还撰写了相当一批古文论方面的论文，如《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思想战线》1979年第3期）、《提倡题材、形式、风格的多样化是我国古代诗论的优良传统》（《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诗述民志”——孔颖达诗歌理论初探》（《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一个现实主义的诗歌定义》（《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等，对古典诗论的研究有所开拓。与此同时，又受国家教委委托，先后主编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古代文论名篇详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已多次重印）和《中国近代文论名篇详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已多次重印），被全国多所高校文论课程采用。为给古文论研究者提供方便，还精心主编《中国历代诗词曲论专著提要》（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10月出版），全书共著录诗论专著214种，词论专著53种，曲论专著27种，共计294种；主编《万首唐人绝句校注集评》，分上、中、下三册，总共270万字。在此基础上，更主编《中国诗论史》一书，2007年由黄山书社出版。该书出版后，曾先后获得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第一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第十二届“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奖”的奖励。

在古诗文鉴赏方面，霍先生亦为古诗文的传播与接受做出了重要贡献。晋代著名作家陶渊明曾有诗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自古以来，对于作家具体作品的鉴赏与分析，实际上也是对于“文心”的阐释。高水平的鉴赏文章，无疑会提高一般读者的鉴赏能力，推动古代优秀诗文在当代的传播与接受，从而更好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早自上世纪50年代起，霍先生就先后在报刊上发表有《醉翁亭记》《岳阳楼记》《童区寄传》《阿房宫赋》《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五代史伶官传序》《买花》等十余篇赏析文章，在训诂、考证的基础上，对这些诗文名篇进行精湛的思想、艺术分析。如白居易的五言《买花》，霍先生对此赏析则云：诗前半“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两句，乃结尾“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伏笔，在章法上起重要作用。但过去许多选本甚至教材都将“戋戋”释为“微少”，以“百朵”对“五束”，以“红”对“素”（白），由此将“五束素”释为“五把白牡丹”。从对仗的角度而言，这虽然解释得通，但却使结尾的“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失去了根据，无法讲通。霍先生则在文章中对“戋戋”一词训诂道：《易•贲卦》云：“束帛戋戋。”按旧注：“束帛”，“五匹帛”也；“戋戋” ，“众多也”。白居易的“戋戋五束素”，显然从“束帛戋戋”化出。“素”，也就是“帛”或者绢。“一束”五匹，“五束” ，就是二十五匹。《新唐书•食货志》云：“自初定两税时，钱轻货重，……绢匹为钱三千二百。”白居易作此诗时，正在实行“两税法”，一匹绢价值三千二百，则二十五匹绢的价值便为八万。与白居易同时的李肇在《国史补》（卷中）里说：“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一本有值数万者。”可证白居易的这两句诗是写实。当时长安崇尚红、紫色牡丹，故“灼灼百朵红”的价值是“戋戋五束素”。结尾的“一丛深色花”上承“灼灼百朵红”，而“十户中人赋”则上承“戋戋五束素”，可谓针线细密，章法谨严。读霍先生此等鉴赏妙文，擘肌分理，赏奇析疑，读者于疑难处真有涣然冰释之乐也！

198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推出《唐诗鉴赏辞典》，霍先生是领衔撰稿人之一，并为其撰写五十余篇文章。该辞典曾重印数十次，总计发行一百万册以上，成为罕见的畅销书，并从而推动了全国性的“鉴赏热”，自此各类鉴赏辞典大量出现。1984年，霍先生将多年来所写的近百篇鉴赏文章编为一集，题为《唐宋诗文鉴赏举隅》，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好评如潮，如认为该书“能以生花妙笔展现原作的艺术境界，给读者以审美享受”；认为此书“挖掘深，开拓广，赏奇析疑，论述精辟，烛幽发微，见解独到”；“不仅能够帮助读者深入领会原作，提高鉴赏能力，而且在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鉴赏学方面做出了可喜的贡献”。这本书中的不少文章，还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被国外刊物转载。由于霍先生在鉴赏学方面的权威地位，此后他曾担任过《中国古典小说六大名著鉴赏辞典》（华夏文艺出版社1988年出版）、《历代绝句精华鉴赏辞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古代言情赠友诗词鉴赏大观》（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辞赋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元曲精华》（巴蜀书社1998年出版）等多部辞典的主编工作。

还特别应当提出的是，霍先生不但先后著述三十余种，主编四十余种，堪称著作等身！作为中文学科带头人，霍先生还为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点和“国家文科教学与人才培养基地”的申报和批准发挥了关键作用，是这“一点一地”的奠基人。20世纪80年代来，霍先生先后担任过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主管教学和科研副主任、陕西师大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暨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务，现为陕西师大终身教授，文学院名誉院长。与此同时，霍先生还先后兼任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委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政协常委、中国杜甫研究会会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数十种社会职务，是中国古文论学会、中华诗词学会、世界汉诗学会名誉会长。美国国际名人传记中心曾聘任霍先生担任该中心指导委员会副会长，并颁赠霍先生“终身学术成就”金像奖。

鉴于霍先生几十年来为学校发展和建设作出的重大贡献，在2014年10月10日陕西师范大学70周年校庆之际，师大校方决定授予霍先生“陕西师范大学杰出贡献奖”，奖励100万元人民币，这也是师大70年校史上的唯一一人。当霍先生获悉校方的这一决定后，提出用其中的一半50万元设立“霍松林国学奖学金”，以奖掖后人，弘扬学术，充分显示出先生的高风亮节。

作为陕西师范大学70周年校庆的学术活动之一，“霍松林艺术馆”于2014年10月10日在师大正式开馆。在开馆仪式上，西北大学名誉校长、清华大学教授、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张岂之先生代表教育部致词。张岂之先生在致词中说：陕西师范大学建立霍松林艺术馆是非常正确的决定，是众望所归。霍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人文学者，其作品“以文传道，以文化人”，建树极高。霍松林艺术馆的建立，将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人文素养，也将进一步推进陕西师大人文社科学术研究取得更大的成绩！中华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依赖一代代的传承和推进。张岂之先生的致词，恰是对霍先生60多年来为往圣继绝学的辉煌学术事业的概括和生动写照。

▎世代书香的教授之家

霍先生有一个令人羡慕的书香家庭。霍先生的夫人胡主佑教授，1949年大学毕业后即任南林文法学院助教。1951年8月，应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之聘，任该校师范学院讲师。1952年起，在西安师范学院即陕西师大前身的中文系执教，曾为学生讲授过文选及习作、教材教法、文艺学概论等多门课程，还与霍先生一起完成过多种科研著述。霍先生的三子一女及其配偶，也都学有所长，一门十教授、五博导，人称“教授之家”。为节省篇幅，这里我们仅略述霍先生长子和次子的情况。

霍先生的长子霍有光，毕业于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曾任中国地质科学院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区域地质研究室副处长，副研究员； 现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三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西安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科版常务副主编，西安交通大学档案馆馆长。兼任陕西省科技史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地质学会地学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等社会职务。他长期从事科技史、文化史及软科学研究。已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927210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3BSH035）、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03DGQ3B168）多项课题，多次获省部委和学校奖励。独著有：《钱学森年谱》《交通大学（西安）年谱1950-1978》《交通大学百年高等机械机械工程教育年谱》《为世界之光：交大校史蠡测》《信息哲学的争鸣与思辨》《绸缪中国水战略》《司马迁与地学文化》《中国古代矿冶成就及其它》《中国古代科技史钩沉》《社会交往心理学》《策解中国水问题》《海水西调与再造西北》《开发大西北与绸缪水安全》《史记地学文化发微》等；合著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秦岭——大巴山及邻区地质图》《秦巴及邻区地质——构造特征概论》《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年谱》等；已先后在《科技导报》《中国软科学》《中国科技论坛》《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等全国性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70余篇，学术观点曾被《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科技日报》《科学时报》《中华读书报》《大公报》等报刊及“新华网”、“中国科学院网”、“国家中西部网”等国内数十家网站介绍。尤其是其有关鸭绿江水南调工程、南水北调工程、西调渤海水改造北方七大沙漠工程以及根治长江黄河水患的对策探讨，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创新性思路，产生了全国性的社会反响。此外，还发表科普文章与杂文等120余篇。

霍先生的次子霍有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先后入湖南师范大学师从王昌猷先生攻读唐宋文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入复旦大学师从章培恒先生攻读元明清文学，获文学博士学位。曾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1994年至2000年，受日本文部省之聘，赴日本国立信州大学人文学部任客员教授，系日本中国学会、国际东方学会会员。2000年初春归国，赴陕西师范大学执教至今。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学科带头人，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点负责人。社会兼职历任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特邀编委，《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年鉴》主编，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陕西省诗词学会副会长。2000年至今，已指导博士生及博士后二十名，指导硕士生三十名，毕业的博士均已成为其所在单位的教学科研骨干。20世纪80年代来，先后出版《清代诗歌发展史》（台湾文津出版社，入选“大陆地区百部文史哲博士论丛”）、《论唐诗繁荣与清诗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艺的“复古”与创新》（中国戏剧出版社）、《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历程》（云南人民出版社）等论著多部，合作多部，在《复旦学报》《南京大学学报》《武汉大学学报》《东南大学学报》《西北大学学报》及日本《人文科学论集》《中国关系论说资料》等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获部厅级奖近十项，在学术界有广泛影响。

记者在采访霍有明教授时，他深有感慨地说，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家父是一个面容清癯、神情严肃、不苟言笑的人。由于长期的哮喘病，他的身体略显单薄。此外，我对他在教学和科研方面的情况便可说一无所知了。直到“文革”发动的那年，即1966年初夏，当时我就要小学毕业，随着来自各方对他批判的不断升级，我才开始对他的某些方面渐渐有所了解。在“文革”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先是《红旗》杂志1966年第5期抛出署名为郑季翘的《在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形象思维论的批判》一文，多次点家父的名，引家父的有关论述无限上纲，说什么“所谓形象思维论不是别的，正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体系，正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一个认识论基础”。紧接着，家父被其时尚存的西北局定性为“西北地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向陕西师范大学派工作组，专门组织批判。当“文革”中各级机关瘫痪后，家父又被校内造反派组织轮番进行批斗、抄家、关牛棚、监督劳改、挂牌游街。记得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家父与当时被打倒的师大校长即所谓校内最大的“走资派”关押一室，吃饭则由我从家里送去。每当送饭时，监改者对我送去的饭菜还要检查。后来，随着运动的深入，学校被“揪出”的“牛鬼蛇神”竟多达一百余人，家父的境况才略有改善。除每天须写“思想汇报”外，还被允许用毛笔在红纸上抄写《毛主席诗词》。当时，我对此并不理解。后来，当家父将抄好的《毛主席诗词》用针线缝制成册，交我们子女人手一册时，看着其中或楷或行、笔力刚劲的“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北国风光”之句，我才隐然感到其中所凝结的浩然之气。我迄今仍珍藏着这本家父手抄的《毛主席诗词集》，结尾落款为“1968年3月录于（教学）五楼玻窗葵心”，我一直未解其意。多年后，家父才向我解释起这一落款中“玻窗”的含义：所谓“玻窗”，实“铁窗”之喻也。当时不能明写，故以此暗寓他正受到批斗关押的险恶境况。家父是在用当时他唯一能采取的这样一种方式向黑暗势力进行抗争！而粉碎“四人帮”后，随着科学的春天到来，家父则争分夺秒地投入到教学和科研中去，全力以赴地夺回被“十年动乱”所耽误的时间。

霍有明教授还对记者说，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家父在“文革”中仍从不相信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谎话。他总是要求我们子女认真学习，广泛读书，不要荒废学业。1969年冬，家父由学校劳改队被放逐到陕西永寿县上营村，我身为次子随行，住在村内一空闲院落的窑洞之内。每日天亮，家父就出门劳改，我则无事时将过去的课本拿来翻看，有时还练练毛笔字。黄昏时，家父才收工回窑，我早已守在门口，盼望家父平安归来。有时候，家父稍微回来得早一些，我就高兴地说：“今天回来得还早！”几年后，家父还作有《寄明儿》之诗回忆这段难忘的经历：“雪暴风狂忆上营，窑中灯火倍温馨。候门喜我还家早，阅课夸儿用力勤。虎卧龙跳临晋帖，蟹行駃语学英文。裁诗问字无休歇，谈笑浑忘夜已深。”1970年仲夏，我以初69级学生身份奔赴陕南紫阳县，在铁道兵二师学生八连参加襄渝铁路建设。当时，我年方十六，干劲很大，决心在三线建设中锻炼自己。家父与我频频通信，对我勉励有加，还作诗寄我：“洪炉三线炼纯钢，慷慨驱车赴紫阳。髫岁离家怜稚弱，经年苦战喜坚强。心向北京开电锯，胸怀世界握风枪。出身难选路能选，换骨脱胎看导航！”在工余空闲时，我忽产生作诗填词的冲动，便开始尝试。记得曾将这样几首习作寄家父求教：“军民豪气冲霄汉，誓将大地重装扮。巨刃辟荆榛，深山扎大营。 开路争朝夕，万炮轰石壁。战斗送残冬，旌旗遍野红。”（《菩萨蛮•三线迎春》）“烟尘滚滚相迎送，山岭连绵，遮断长安，满载豪情赴陕南。 军民奋战伏天险，斩水凿山，襄渝接联，笑指长龙吐瑞烟。”《采桑子•赴三线接受再教育一载》）家父回信则云：“有人填了一辈子词，仍然不像。你虽是初作，便有模样，闲时可学为之。”受到家父的肯定，我信心大增，遂一发而不可收拾，并最终走上了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道路。

现在举国上下皆重家风。所谓家风，顾名思义是指一个家庭的传统习惯和生活作风。中国古人历来重视家风的不墜。从三国蜀汉诸葛亮的《诫子书》，到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再到明人朱柏庐的《朱子家训格言》，莫不如此。提起霍先生的“教授之家”，人们无不赞叹地说：“好一个书香门第！”而霍先生家风清正、言传身教的作用，于此也得到彰显。从修身、齐家，到“以文传道，以文化人”，霍先生正是这样一位令人们尊敬的全国名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