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喜欢老校区和老图书馆，那么你应该记住韦固安先生

文章录自侯雁北先生旧文

多次请陕西师大原副校长韦固安先生回顾他一生的工作之后，我深深感到要一位老人用几个小时或十几个小时，讲述自己一生所做的事，不仅有些困难，而且有些苛刻。尽管韦副校长说起40多年来的事，犹如讲述着昨天刚刚发生过的一切，但我总觉得这要求对他来说，真是有些过分了。因为40多年来，经他亲自办理过的事，实在太多太多！而他总认真地一桩一件地回忆着，讲述着，像一个和蔼而热爱生活的老人，如数家珍他翻拣着已往的岁月。我只有一边感动着，一边静静地听；听着听着，我不禁想起俄国伟大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一句活：“我无论做什么，始终在想着，只要我的精力允许我的话，我就要为我的祖国服务。”我以为巴甫洛夫这句活，完全可以概括韦固安先生整个谈话的内容。

服从分配，走上总务工作岗位

韦固安先生自1949年9月9日由美国回国参加祖国建设。1950年1月由中央教育部保送到北京莲花市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次年毕业后由教育部分配到兰州大学历史系任教。1952年底由西北教育部调至西安西北大学，历任西北大学分校总务长、陕西师范大学总务长及副校长，职称为高级经济师、研究员、早期归国定居专家。教学期间曾担任世界通史，希腊罗马史、明清史、逻辑学、社会调查、高等学校后勤管理学概论等课程。

韦固安先生初回国时，根本没想到一辈子要在高等院校从事总务工作。那时他只想教书，只想把自己在国外学的知识传授给祖国的下一代。也许是在兰州大学临时被抽调出来搞了几天总务，而且成绩突出；也许是由于和一位教授为分配一对沙发的事发生了几句争执；也许是周总理讲的“服从组织是干部的最高品德”的话一直扎根在他的心里，命运便决定他非终生从事这种自己原本不愿做的 36 42248 36 15232 0 0 3262 0 0:00:12 0:00:04 0:00:08 3262作了。1950年5月，兰大领导不知凭什么认为他有后勤管理方面的才能，便临时抽调他出来帮几天忙。他发现库房里积压着百十张沙发，遂决定由学校发给每位教师，每人一张。而有位教授，自以为自己资格老，地位高，非要一对不可。韦固安先生只得答应将应该属于自己的一张给他。而这位先生自视不凡，说学校本应给他配备一对，他不愿领韦先生的人情。和这位有点怪脾气的教授打过这番交道以后，韦固安先生深深感到了做总务工作的难处，从此便产生了不愿做这方面工作的想法。可是恰在此时，西北教育部向兰州大学发出了调人公函，指名调韦某人到西北大学任分校总务长，负责筹建分校。韦先生明知这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不过这时候，服从组织分配的思想，己在他头脑里牢固地扎了根，他便按照组织的决定，毫不犹豫地担起了负责总务、财务、校产、基建、绿化、医院、生产、伙食这副沉重的担子。

给刘院长的见面礼

韦固安先生于1952年10月中旬到西北大学向侯外庐校长报到后，便由刘泽如院长带着到事先定好的吴家坟新校舍参观。新校舍共有基地203亩，现场已建成的校舍包括平房教室6栋（共24个教室，每个教室可容纳30名学生）、实验室、库房和学生宿舍60间，单身教工宿舍20间，以及部分家属宿舍，还有一处机关办公院。参观后刘院长向韦先生征求意见，老韦直言不讳地说，这块基地和这些建筑，办一所小学还可以，办一所中学也嫌小，要办大学，那是远远不够的！当时刘院长感到很惊讶，但却没有表态。第二天刘老找老韦谈话，问新建校舍，基地不够怎么办？韦先生建议可将校舍基地向南发展，圈地800亩，作为教学、科研和学生生活的发展用地。刘院长按韦总务长的建议向西北教育部打了报告，经批准后学校便呈报建设局申请拨地。建设局表示申请用地必须有上级批准的学校发展任务书和校园建设总体规划图。校基建办公室负责人到省设计院委托设计，但他们却不敢接受这个任务，因为他们没搞过这类总体规划。无奈，韦固安总务长便根据自己以前在几所大学上学时的感受，和过去参观几所中外有名大学留下的印象，参照中国民族建筑造型的对称式布局，和大学校园花园化要求，花了七天七夜，设计出陕西师范大学校园建设总体规划图，经设计院审核盖章后，报送建设局批准。这是韦固安先生初来我校时送给刘泽如院长的一份见面礼。从1953年到1987年，师大校园基本建设都是按照这份总体规划蓝图修建的。

从外行到内行

韦固安先生凭着在国内外上过几所大学，见多识广，知道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大学的总务工作应该做什么，怎样做，但严格说来，那时他并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内行。他从外行变为内行，除了向书本学习以外，便是虚心地向工人学习。学习，学习，虚心地学习，使他从外行变成了内行，使他在西安地区的几所高校中，成了一位闻名遐迩的后勤管理工作者，成了一名声誉极高的总务长。

西安师院新校成立，总务工作千头万绪，基建工作尤其重要。校园怎样建设？怎样绿化？老韦白天向工人学习，晚上向书本学习。那时候，基建任务很大，他学设计，学绘图，还要到工地捡查工作。是工人教他怎样鉴别基础的灰土才算和得不干不湿恰合适：抓一把和好的灰土，用手一握，扔上去，落下来，散了，说明太干，“噗塌”一声掉在地上，说明太湿，不散不黏，说明恰好。这方法很简单，但他以前不懂，这一招是工人教给他的。打夯，土有干湿、瓷实和松软之分，不能太干、太湿和松软。怎样区分呢？工人教他听打夯的声音：嘣——嘣——嘣，土太干了！噗——噗——噗，土太湿而且夯得不实。那夯得恰到好处的地基传出的声音很悦耳，很微妙，只有变为内行的人才能听得出。用砖砌墙，有人图快，偷工减料，不讲质量。怎样识别呢？工人教给他一个很简单的方法——用铁丝捅！铁丝捅进去了，说明灰浆不满，捅不进去，说明灰浆满了……老韦就这样从工人那里，学到了许多检查施工质量的技术，保证了学校基建的百年大计。

韦固安先生工作很忙，上班时总抽不出身去工地，他只得用早晨上班前、下午下班后和晚上，到工地去检查工程质量。一次，他发现图书楼有120m主墙已砌了2m多高，但却偏了3公分。他向工人提出，工人不信，后用线绳吊测了一下，证明确实偏了3公分。他问怎么办？工人师傅说不要紧，偏离的部分用水泥填满就可以。韦总务长认为这样会影响工程质量，坚决不同意。后请工长测试，并找公司经理协商如何处理，谁知工长、经理都是那句话：“用水泥好好补一下！”韦总务长对经理说：“我们盖楼是给活人盖的，不是给死人盖的，墙偏了3公分，必须拆了重砌！”经理不同意，韦总务长便连夜建议教育厅、工程局、设计院、建委和银行于第二天上午来我校召开现场会。第二天，各单位的负责人都来了，韦总务长向大家汇报了情况，提出了为保证质量必须翻工的要求。工队队长以损失太大为由，不答应翻工。参加会议的人一时既无人表态要拆，也没有人说不拆，最好是既保证质量又不拆。在这种情况下，韦总务长便把建设部的砌墙规定拿出来读给大家听：砌墙必须保证平、竖、直，墙偏3公分必须翻工。大家听后，都同意按规定办，工队队长也不敢坚持己见了。韦总务长接着说：“拆墙时必须将全体工人叫到现场，让大家受一次工程质量教育。”此后，工人重视了施工质量，对施工的任何工序都不敢马虎大意了。

关心师生员工生活

为了关心师生员工的生活，使大家有个舒适的学习与生活环境，经过韦固安先生的日夜思考、筹划和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文革”前，我校基本上实现了校园花园化。那时有人说，“西安18景，6景在师大”。此说不假，因为当时我校曾先后多次被评为省、市绿化先进单位。

为了解决师生看病、住院难的问题，老韦曾有意识地与西安几所著名医院的中西名医广交朋友，为师生住院看病提供了很大方便。在这些中西名医中，如马瑞亭、郭汉章、方敬斗、刘灵芝等都是他的好朋友。那时我校受条件限制，有的老师或同学病了，不能不去校外医院治疗时，老韦就给他们写个条子，请他们设法安排诊治或住院。如郭汉章大夫，每学期都有几十个患者是由老韦介绍的。火车站营运室的孙主任、设计院总工程师洪青，也是老韦的好朋友。他们在干部出差买票和有关工程设计方面，都对我校帮过大忙。

一个时期，韦总务长发现学生患近视的人很多。他经过凋查研究和请教专家，认定原因在于图书馆阅览室的灯光不符合规定，于是便决心要设汁出一种阅览桌，以改变这种状况。他翻阅了许多资料，想起在国外学习时用过的阅览桌，请光学专家指导，终于发现用25瓦的灯泡，高度不超过1·5—2m最合适。在整个构想过程中，他还回忆起剑桥大学图书馆的阅览桌灯光度数，与他的构想基本相同，这才安排木工参照剑桥大学图书馆的阅览桌形式，略加改良，动手制作。这批阅览桌制成后，经过使用，终于扼制了学生近视的发病率。

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物资紧缺，影响了学生伙食质量。1957年学生反映这方面的意见很多，使韦总务长感到压力很大。为了妥善解决这一问题，他带领伙管科所有干部，包括班、组长和厨师，到西安市中等以上的食堂、饭馆搞调查研究，学习“怎样做好饭菜”。各食堂、饭馆对他们都很热情。一天他们到了解放路口一个叫“老万兴”的饭馆，接见他们的是一位老师傅。“怎样做好饭菜？”老师傅面带笑容说：“饭菜不是我们做好的，是群众吃好的，群众爱吃什么饭菜，我们就做什么饭菜。”这话对老韦启发很大，回校后他立即召集全体伙管人员开会，把调研过程全部告诉大家，并以我们应怎样做出师生爱吃的饭菜为题，要求大家讨论。大家谈开了，有的说群众喜欢吃烤鸭，你能天天给他们吃吗？有的说，那不一定，烤鸭做不好，人家还不吃呢！有的说河南人（那时我校河南籍炊事员较多）做的饭菜能合陕西人的胃口吗？……你一言我一语，谈得很热闹。最后大家公认，我们做的饭菜是按我们的习惯、口味做的，不是按照吃饭人的习惯、口味做的，当然他们不满意；灶员不是要求天天吃烤鸭，只是要求吃得便宜、爽心。有的炊事员说，要饭菜便宜也能办到，比如蔬菜旺季，价格便宜，我们可以多买些，制成干菜、腌菜，到冬天缺菜时拿出来，不就便宜了吗？有的说大家不爱吃粗粮，把粗粮制成糕点，肯定会爱吃的！大家提了很多好意见，会后韦总务长同伙管科领导、干部及班组长继续开会，决定由学校给大灶买1米口径、1·2米高的大缸200个，把河南籍的炊事员换下来，让陕西籍的厨师上马（因我校在灶上吃饭的多是陕西人），各灶开展劳动竞赛，粗粮细做，并组织学生轮流帮灶，排练节目为炊事员演出，活跃炊事员文娱生活。经过半个多月，奇迹出现了，各灶伙食质量大大提高，光粗粮细做就做出47个品种，学生早餐的菜金只需一二分钱，全校伙食一时列为西安高校前茅。1959年，韦总务长收到这样一封信：“老师：我是师大毕业生，分配到东北某地工作。这里的食堂办得不怎么样。现在我认识到我们学校学生灶的伙食，真是天天都在过年。我感到过去给灶上提的许多意见，真有些太过分了……”

三年困难时期，中央提出开荒救灾。在校党委领导下，韦固安先生是负责生产的，义不容辞地走在生产第一线。当时学校办了五个农场（库区农场、灞桥农场、周至农场、泾阳农场、商洛农场）和一个养猪场（郭杜公社养猪场），有耕地2600多亩，每年春耕、夏收、秋播，韦总务长总要在农场住两三个月，与师生员工同劳动，同生活。每当夏收季节，韦先生看着一望无际、金光闪闪的麦田，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喜悦。农场每年给学校生产几万斤粮食，很能解决一些问题。有一年生产了几万斤花生，每个学生分12斤。韦总务长说，当他看见学生一边走路，一边吃着花生米，高兴得淌下了喜悦的眼泪。当时他还兼着西安高校库区农场夏收总指挥，一怕水淹，二怕风刮，三怕火灾，四怕偷抢，内心压力很大。各校农场都做了防灾工作，我校农场也采取了许多措施。我校库区农场有200多亩高粱，长势喜人，为防偷抢，就在高粱地搭了一个马鞍棚，安上一口大钟，设岗布哨，遇有紧急情况，就打钟报惊。有一夜，钟声响了，我校在库区农场劳动的所有师生，将高粱地团团围住，并逐渐缩小包围圈，这才发现有百十个农民每人都背个大包，包里装着高粱穗，个个蹲在地上，一言不发。韦总务长从未经历过这种事，也从未处理过这种事。他一时心里很紧张，心想如果强迫农民放下采摘的高粱穗，他们肯定不干，说不定还要打架，甚至造成事故。于是他权衡轻重，当机做出三点规定：一、给他们讲政策，说明这样做是违法行为；二、让他们把所采的高粱穗带回去；三、警告这些人今后不能再来偷采，如果再来，一切后果全由自己负责。说明这三点后，韦总务长还派我校凡带手电的师生，为农民照明，让他们安全地撤退回去，既保证了我校库区农场此后再未发生类似事件，也平息了农场与农民间的矛盾。

我校地处南郊，距城十多里，不少事情都得进城办理，对师生员工多有不便。那时三路公交车只通到小寨，距我校还有三里多路。为了让三路车把终点站延伸到我校所在地吴家坟，韦总务长亲自向公交管理部门、局长办公室和家里跑了六、七十趟，这才好不容易让三路公交车通到我校门口，为师生员工提供了很大方便。

三年困难时期，我校没有耕牛，没有拖拉机，农场的一切活路全由劳炼师生手工操作。许多学生手掌磨破了，起了水泡，韦总务长见了既心痛又无奈。一次他从报上看到省农械局生产出一种小四轮拖拉机，便急忙跑去定货。经办同志说，我们是有计划地只为直属部门生产的，没有计划的概不供应。为了产粮救荒，为了减轻学生的辛劳，韦总务长求爷爷告奶奶地诉说原因，前后跑农械局不下一百多次，这才感动了农械局的经办同志，终于卖给我校一台小四轮拖拉机，帮我校农场解决了很大问题。

我校教学区是1956年开始有暖气的。初开始因请不到锅炉工，曾使老韦很犯愁。后听说校工中有个叫李国池的同志，曾烧过小锅炉，就决定将老李调到锅炉房。由于我校采购回来的是一种新式锅炉，老李以前没烧过，暖气一时总烧不热。为此，韦总务长十分焦急，于是便每天凌晨三点半就去锅炉房，同工人一起研究怎样烧，同时去教室、实验室检查，直到供暖正常了，才放心地回家吃饭、上班。为了保证教学科研的正常进行，他认为这是自己分内的事，所以几十年来，每到冬季，年年如此，天天如此，直到下岗前从未间断过。

1962年春，一天上午韦总务长听说泾河桃花汛于当日下午一时到达泾阳。我校农场恰在泾河岸边，农场有留守职工七八人，羊100多只。必须将这消息及时通知农场，以便做好防汛准备。但那时学校与农场不通电话，消息无法传去，车房又无闲车，韦总务长立时决定骑摩拖赶去。他虽会开摩拖，但没上过长途。后听说叶克善同志会开摩拖，就让老叶将他送去。但路面不好，老叶又不会择路，韦总务长坐在摩拖后面，肚子被抖得剧烈疼痛。到了谓南，老韦和老叶商量，两人换着轮流开。如此赶到礼泉，立即过河，上岸不到三分钟，桃花汛汹涌而来，波涛澎湃，差点被大水吞没，现在想来，还真有点后怕。

经过以上这些事，韦总务长总结出一条经验：凡做一件事，都有一定困难，但只要你尽到了最大的努力，困难总会克服，不可能的事总会变为可能。这“不可能的可能”，就是辩证法，这“不可能的可能”成了他的口头禅，也是他的一句名言。

为了把师大建成花园式大学

为了将学校建设得跟花园一样，总务部门承担着繁重的绿化任务，韦固安先生更是日夜思考着何处该栽什么树，何处该种什么花。一开始，他对栽花种树并不内行，于是便决定派一个工人去北京天坛公园学习。派去的工人对学校很负责，不仅把天坛的技术学了回来，还将颐和园的垂柳，南京的法桐、雪松引进到我校。他向工人学习剪枝，学习育苗，使全校的绿化在西安几所高校成绩最为突出，不仅花草树木品种多，布局合理，尤其教学区那条主干大道旁的垂柳，春天绿得早，秋天落叶迟，为学校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吸引西安电影制片厂摄制古装片《桃花扇》时，曾来我校拍摄外景，成功地创造出以绿化养绿化的宝贵经验。

为了在图书楼前栽6株迎客松，在图书楼东栽一片松树林，韦总务长亲自带花工到秦岭买树苗。买好后时逢数九寒冬，一场大雪纷纷扬扬，山路结了冰。韦总务长问司机敢不敢开车去运，司机说给车轮套上链条，开慢点，绝不会出事。韦总务长不放心，便亲自跟车去运树。谁知装车时，他一不小心滑倒了，额头流血，胸部断了三根肋骨。工人、司机都吓呆了。情况紧急，遂由司机胡怀棠同志把老韦送到医院。经治疗，老韦很快恢复健康，又投到繁忙紧张的工作中去了。

上个世纪的50年代有一阵风，国家有国花，城市有市花，学校有校花。韦总务长打算把月季花作为我校校花，就在全国各地联系找月季花品种，结果共收集到474种。那时的校园，真是花的世界，而且不少品种很名贵。可惜“文革”时多被铲除，所存无几，韦总务长为此极感痛心。

热爱师大，以校为家

1991年，韦固安先生从他终生献身的工作岗位上退休了。回顾他四十年来的工作，可以用“以校为家”四个字来概括。他的热爱师大，是他热爱祖国的具体表现。他的爱校、爱国，表现在事事、时时、处处都为学校着想，无论外校有什么先进设施，先进经验，甚至一株树，一种花，只要他发现了，都要千方百计为我校引进。瓦胡同小学（旧时为宋家花园）有一株80多年树龄的瓜子黄杨，汉中一农家有棵4米高、开花400朵的茶花，他都花很少的钱为学校买了回来。他听说兰州、洛阳牡丹闻名全国，就派人去采购，为我校建立了一个牡丹园。北京钢铁学院有为师生供应糕点的面包房，他就请该校后勤人员帮我校建了面包房。西安公路学院请人制作的沙发造型美观大方，价格便宜，他便请该校按同样的合同、价格为我校制作，改变了我校办公室、会议室、接待室从未使用过沙发的面貌。一个时期，我校为陕西教育厅领导的六所院校之一，经济状况排为末位。经费短缺，全校每月的公杂费，除水电开支外所剩无几，各单位的办公用纸和信封信纸，都是按人头发的。为了克服困难，韦总务长要求各单位自力更生，开源节流。如用不起自来水，就自己打井、修水塔、水库，自己供水，节约了一大笔开支。自办苗圃，以绿化养绿化，既增加了收入，又美化了校园，多次被评为省市绿化先进单位。当时上级不批我校修建礼堂，韦总务长就自己设计露天播放室，解决了师生看电影的问题。很多教职工宿舍没有灶房，他就用挂钩砖设计出一种薄壳灶房，省料省工又安全。80年代初带领本校泥瓦工、电工，自己动手改建教学区锅炉房，为学校节约百余万元。

韦副校长下岗前还想办三件事：一、按照改革开放精神，办个冰箱厂，预计每年可创纯利润7000万元；二、将我校医院办成高校中的一流医院；三、在校内打出地下热水，建造温泉，为全校师生服务。这三件事均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使他甚感遗憾。

韦副校长退休了，回想自己四十年来在工作中取得的成绩，他以为与党的教育和培养，与领导的关心和爱护，与后勤部门所有同志的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想到这一切，他的心情十分愉快，尤其为后勤部门所有职工无一人贪污腐化或犯经济错误而感到自豪。这年，他写了一首七言诗，质朴地表达了自己内心的喜悦和兴奋：

爱国爱党爱人民，

千辛万苦搞后勤；

平凡之事认真做，

只求祖国万象新。

忆韦固安先生

作者赵万怀 写于2007年

韦固安同志曾任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和我共事多年，是我的师长，又是多年相处的好邻居。退休之后，他居住在北京，每次回校后，都和我亲切地交谈。今年6月他去北京之前，还和我谈些有关学校建设方面的问题，关心学校的发展。他虽年事已高，仍经常打扫庭院，整修树木花草，身体健康，精神很好。8月初，他从北京来电话说，他培育了一棵珍贵的葡萄幼苗，栽在院中，托我代他精心管理。万万没想到，这样一位健康的老同志，竟于9月27日在北京溘然长逝，令我非常悲痛。

韦固安同志在我校工作了30多年，主要负责校园建设和后勤管理工作。他是我校校园建设的重要奠基者，为陕西师范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49年，正在美国留学的韦固安同志得知新中国成立后，便设法克服重重困难，乘轮船于1950年回到祖国，满腔热情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被分配到大西北的兰州大学任教。

1952年，我国的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师范教育是重点发展之一。当时的西北教育部决定，将西北大学师范学院分设出来，另选校址，独立建校，从此开始了我校的校园建设。这是解放后在西安地区首批建立的高等学校，西北教育部很重视，江隆基部长亲自考察，选定了校址。解放初，许多老同志对于如何建设新的高等学校还没有经验，西北教育部和学校领导经过多方面的研究和考察了解，将刚从美国留学回国、在兰州大学任教的韦固安同志调来，委以重任，担任建校委员会的主任，全面负责师范学院的建校工作。他虽然没有搞过校园建设，但他热情高、见识广，努力钻研业务，和干部、工人打成一片，克服材料短缺，交通极为不便等种种困难，以极快的速度，经过短短几个月的努力，在这块昔日荒凉的土地上共建平房校舍一万多平方米，为师范学院的独立设置奠定了基础。1952年12月下旬，师范学院的师生开始迁入新校，一所新型的师范大学在西安市的南郊建成了。韦固安同志是这所新型大学校园建设的重要开拓者，是建校元老之一。

1953年，我国开始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急需各方面的建设人才，师范教育仍是重点发展之一，西北教育部决定对我校进行扩建，从扩建选址、征地，到规划、设计和建设，由韦固安同志具体领导和组织实施。他与建校委员会的副主任高汝淼，杨万亿等同志对如何规划和设计作了认真的讨论和研究，吸取国内外一些大学校园规划建设的优点，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具体规划设计意见，如：教学区的规划设计要方便学生的学习、实验和阅读；教学区的环境要安静、舒畅；主体建筑要突出学校的文化、学术气氛等，最后请西北建筑设计院进行总体规划和设计。现在我校雁塔校区的教学区，基本上就是按照这次规划设计的蓝图进行建设的。1956年修建图书馆时，对总体规划作了调整，把图书馆的位置放在压轴线上，结合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特点，对图书馆进行设计和施工，形成了今天这样较为合理地布置格局。50多年过去了，今天回头来看，当时韦固安等同志的一些规划和设计思想仍然是正确的，韦固安同志是这所美好校园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经过多年的学习和实践，韦固安同志由外行变成校园规划设计的内行，西北第二民族学院等高等学校，曾邀请他去进行校园规划设计和咨询。

图书馆建成后，韦固安同志对校园环境建设非常重视，整日为绿化、美化、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而处心积虑。一天，他在总务处毛世武同志家里，看到毛世武的同学从莫斯科大学寄来一张在图书馆前拍的照片，他受照片的启发，结合中国园林建设的艺术特点，认真构思，亲自绘图，对校园绿化进行设计，并组织实施。在他的倡议和推动下，我校建立了苗圃，培育树木花草，节约开支，自力更生，扩大了绿化面积。他还选派工人到北京等地学习绿化技术，提高绿化水平。他有时外出，见到好的花木，便亲自购回栽培。听到校外有好的花木和奇石，他也亲自考察并设法购回。总之，经过几年的努力，粉碎“四人帮”后，他思想开阔，不计较个人得失，又全身心地投入到校园建设和后勤管理工作中去。80年代初，韦固安同志退居二线，担任学校的顾问，仍然对校园建设很关心，提出不少好的建议。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现在，陕西师范大学校园的名声愈来愈大了，不少中外客人来校参观，都异口同声地赞扬“师大校园真美！”一些外国的电视台，对师大的校园建设和绿化情况作过介绍。当我们听到这些赞扬声时，不能不深深地怀念为师大校园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韦固安同志。

韦固安同志给我们留下的不仅是这些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和精神。我这里有一张韦固安同志1956年参加建校劳动的照片，他身着便装，挑着担子正在施工的学生宿舍楼前参加义务劳动。韦固安同志作为一个建国初期最早留美回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到条件艰苦的大西北工作，放弃所学的专业，不图名，不图利，服从组织需要，从事高等学校的校园建设和后勤管理工作，单从这一点讲，是难能可贵的。他刻苦钻研业务，专心致志地从事学校的建设工作，严格要求自己，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积极参加建校义务劳动，值得我们赞扬和学习。平常在工作中，他总是深入到第一线，解决突出问题。他经常深入到建筑工地，检查工程质量，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为了保证教学区冬季供暖，他曾在夜间和工人一起烧锅炉，解决技术难题；夏收农忙季节，他到学校的农场和工人一起开拖拉机耕耘播种。我们怀念韦固安同志，就是要学习和宏扬他的这种思想和工作作风，把陕西师范大学建设得更好，为国家、为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

韦固安（1918年—2007），出生于福建省屏南县，1927年至1938年在福建屏南、福州等地读私塾、小学和中学。1939年2月至1940年8月在成都航空军事学校学习。1940年9月至1948年7月先后在华西大学神学院、文学院哲史系学习，在哲史研究所读研究生，其间曾兼任中学教员、安居牧场场长。1948年9月至1949年12月在美国哈佛大学宗教研究院读研究生。1950年1月回国。1950年2月至1951年1月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1951年1月至1952年11月在兰州大学历史系任讲师。1952年11月至1983年底，历任西安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副总务长、总务处处长、副校长等职。1983年底退居二线，担任我校顾问。韦固安同志还曾兼任陕西省政协委员、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陕西省高等学校总务管理学会理事长、全国高等学校后勤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西北第二民族学院顾问等职务。1991年8月光荣退休。

韦固安同志是我校雁塔校园的主要设计者和规划者之一。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当上级组织调动他负责我校的筹建工作之时，他并不是这方面的内行，但他发扬爱学习、肯动脑、能创新的优秀品质，积极借鉴国内外一些著名大学的建筑模式，结合中国传统建筑的对称式布局，在相关专家的指导下，制定了雁塔校园建设的总体规划和设计蓝图。由于韦固安同志的校园规划和设计新颖超前，整体布局科学合理，建筑风格错落有致，受到学校各个方面的普遍好评，也得到周边单位和上级有关部门的高度赞赏，为学校校园日后的建设和发展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