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大匠人精神 | 三千万字《十三经辞典》，痴心一片悠悠廿八载！
也许你难以想象
他们曾用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去完成一项事业
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他们退隐在幕后
直到尘埃落满肩头，白发牵染皓首
二十八年，一万多个日日夜夜，他们只专注一件事
不图名利，不求职称之升，不顾他人之议
兢兢业业埋头读书，认认真真潜心钻研
二十八年，他们不畏艰险,勇于攀登
甘于寂寞,努力产出大成果
为学校、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十三经辞典》
▎二十八年梦圆——《十三经辞典》
这册为纪念刘学林先生的《十三经辞典编纂纪念文集》，终于在今年9月出版了。摩挲着隽雅的书面，刘学林先生的夫人——迟铎先生又再次回想起了32年前，他们夫妻二人共同追逐的那个梦；四年前，这个美梦终于成真。可如今再翻开《纪念文集》，那段波澜起伏的岁月，涛声依旧清晰可闻。
“十年磨一剑，甘坐冷板凳”。2012年年底，由我校刘学林、迟铎及白玉林主编、经过陕西师大辞书编纂所以及来自全国十一个省市的100多位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共15册3000多万字的《十三经辞典》终于完稿。这个项目其规模、其难度、其影响，在陕西省文科科研项目中尚属首例。
“十三经”是儒学之经典，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根基。《十三经辞典》是一部大型专书辞典，依十三部经书分卷编写。每卷分为辞典正文及词语索引两大部分。辞典正文及词语索引均有《部首检字表》、《音序检字表》、《四角号码检字表》供检索；辞典正文前有该经书的概述，后附该经书原文以及历代研究该经书的参考书目、唐开成石经拓片（缩印件）。
这部皇皇巨著，从1984年开始酝酿，自2002年12月第一批出版五部经书辞典开始，到2012年12月《十三经辞典》全部出齐，历时28年。走过悠悠二十八载，潜心编纂一万多个日日夜夜，无论世界如何千变万化，这个编纂团队，却只是用赤子之心，细细雕琢着这部传世经典。
刘学林和迟铎
回忆起那段艰苦岁月，作为主编之一的迟铎，亦是感慨万千。于她而言，这不仅仅是一项必须完成的事业，更是一种深根于心的信仰。这部巨著所承载的，正是那个年代，老一辈的先生们“匠人精神”的最好体现；这部巨著，也同样展现着师大“抱道不曲，拥书自雄”的精神；这种精神，扎根师大，流转于每一个师大人的心间，也必定会一代代传承与发扬。
▎啃一块没人愿意啃的硬骨头
笔者在采访中，一提到28年，迟铎就连连摆手：“可别再说28年了，都羞于说出口。国家好几个五年计划都过去了，这部经书辞典还没编完。”虽然惭愧于这部经书辞典的编纂耗费了足足28年，但能完成这部深蕴中华文化精髓的专书辞典，实属不易。
《十三经辞典》编纂的缘起，还要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国家计划编写160部中外词典，我校原中文系接到编写《古代虚词用法词典》的任务后，组建了一个编纂词典的团队。由刘学林负责的这个班子为后来的《十三经辞典》的编纂团队打下了初步基础。他们开始酝酿新的课题，几经权衡、商讨，直到1984年，编写《十三经辞典》的决定逐渐明晰。
决定编写《十三经辞典》，一是因为“十三经”是传世文献的始祖，也是儒家思想文化的源头。编出一部专书辞典，对指导国人熟读经典，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意义深远。其次是因为陕西关中一带得天独厚的历史积淀。西安是周秦汉唐等十三个朝代的都城所在地，是当时的经济、文化中心，它亲历了经学的繁荣和发展，经历了经学的鼎盛时期。
编纂《十三经辞典》，遇到的首要问题便是资金的筹措。由于没有经费，就连编辞典用的稿纸也是刘学林“厚着脸皮”向校内熟人、他已毕业留校工作的学生索要的，所用卡片是学校印刷厂的下脚料裁制的，更不要说购买图书、添置资料了。
第一笔资助来得很意外，当时迟铎赴香港探亲，遇到了喜爱传统文化的实业家朱恩馀先生及谢玲玲女士，他们非常喜爱传统文化，谢玲玲也曾读过英文版的《周易》。第一次见面，当得知他们要编写《十三经辞典》时，朱恩馀和谢玲玲认为这件事“非常有意义”，并表示“很想帮助你们”。之后不久，朱恩馀和谢玲玲专程来到我校访问。他们回港后，很快就寄来了捐赠函，表示愿意捐赠编写费用72万元。这笔巨资对编纂团队而言太珍贵了，使编纂工作的开展有了一定的基础。
迟铎与谢玲玲女士
由于《十三经辞典》已列入新闻出版署规划，文件通知省上应该加强领导，作为本省的重点工程，认真组织实施。在刘学林的努力下，省上最后决定资助一百万元。1993年12月31日，这是当年财政拨款的最后时限，当刘学林拿到批文后，长吁了一口气说，“现在咱们可以安下心来，好好编辞典了。”
组织编写队伍，是保证好编好词典的灵魂。刘学林以他的真诚和热情邀请到了北京的刘尚慈，成都的高树操，甘肃的胡大浚、汤斌，新疆的饶尚宽等专家学者加盟。这些先生都是学有所成，有一定造诣的专家，对编写辞典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在辞书编纂研究所内，大部分是年轻人，除了刘天泽外，没有人系统读过“十三经”。因此， 刘学林还专门聘请了师大的一批老先生们作为学术顾问。
当周围人得知他们准备编写《十三经辞典》的时候，曾有人质疑：“没有经学专家，没有系统读过‘十三经’，凭什么编纂？”，有人怀疑：“清代儒生，整天钻在故纸堆里，‘皓首’只穷一经、两经，你们凭什么编纂‘十三经’？”
对于劝诫和嘲讽， 刘学林只是说：“‘十三经’是汉字写的，我们就不怕，没读过就读，读不懂就学，就钻研。谁天生什么都会？不读书，不学习，寸步难行。”从此，他带领着组队成员，每天读经、研经，穷其根本，不懈探索。迟铎先生说，这颇有点“无知者无畏”的劲头。但这“无畏”背后，却是有志者事竟成的态度。
刘学林在研讨会上
在辞典编纂初期，专家们围绕着“辞典要怎么编，编成什么样”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甚至争辩。正是因为这样的思想碰撞，为辞典别开生面的呈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终大家形成了一致的预期：这部辞典，不同于一般的语词词典，是专书辞典，要对每部经书进行语言研究，呈现每部经书语言的使用状态；这部辞典要对含有经意的词语进行详解，肩负起帮助读者读懂经书的任务。
最为艰巨的任务在于编写词条。由于专书语言研究的需要，要求穷尽式地收录每部经书的全部词语，并显示其频数，然后对其辨读音，定词性，立义项。如《春秋左传辞典》中“於”出现了1772次。团队必须对“於”字所在的1772条例句进行分析：是读yú 还是读wū？以确立音项；是介词、连词，还是助词、叹词？以定词性；如是介词，是介绍时间、地点，还是事由？以定义项。每编完一个词目，这个词在该经书中的读音、词性、用法就一目了然了，编写词条耗时费力，十分繁琐，要静下心来，精雕细刻，细心研究，以求准确无误。就是这样一个条目，一个条目，集腋成裘，完成了一部部辞典。
▎你走了，我替你继续前进
刘学林
辞典编纂的起步阶段，刘学林为筹措资金和编纂团队的组建，日夜奔波。就在他所热爱的事业迎来春天的时候，他却因劳累过度，抱憾离世。
1994年，西安的冬天异常寒冷。1月19日，这天的雪下得格外大。还在奔波中的刘学林突发心脏病，离开了人世。
刘学林走后，编写工作是半途而废，还是继续进行？一时大家都群龙无首。在这关键时刻，一向不愿意出头露面的迟铎决心扛起重担，立志前行。在料理完丈夫的后事后，她立即同我校党怀兴老师商量，决定在三月份召开《十三经辞典》编写人员会议。会议上，大家共商大计、共挑重担、共同承诺，决心把辞典编纂工作进行下去。此后，在大家的努力下，特别是在师大的党怀兴、白玉林、王明仓、李辉秀、周淑萍、关会民，还有当时刚留校不久的王楠、李孝仓等老师的密切协助下， 继续完善辞典样稿和凡例。直到1994年的夏天，《孝经》正式定稿，这为其他辞典的编纂确定了基本的框架。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2002年，《十三经辞典》（《毛诗卷》、《论语卷》、《孝经卷》、《孟子卷》、《春秋榖梁传》）正式出版。而出版了这几册之后，出版及编写方面遇到了瓶颈，辞典的编纂几乎濒于夭折。直到2009年，我校文学院将《十三经辞典》纳入国家“211工程”建设项目《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之中，并在研究经费上给予大力支持，帮助编纂团队度过了出版及后期编写工作的难关。几乎断炊的《十三经辞典》编委会从此有了气力，学校、学院、编委会齐心协力，终于在2012年底全部完成了任务。
28年，人生近乎三分之一的时间。当辞典最终完成的时候，一心投入编纂工作的迟铎已是满头白发。期间多次生病的她，硬是把这块“没有人愿意啃的硬骨头”给一点点啃完了。回想起三十多年前，为编写虚词词典，到北京向专家求教，一位专家说：“要编虚词词典，不要说是陕西了，就是整个西北也没这样的人。”迟铎和她的团队用时间和事实证明了，陕西和大西北不仅有人能编虚词词典，还有人能编更多、更好的辞书。
这项浩大的工程完成了，一万多个日夜的努力也得到了最好的嘉奖。《十三经辞典》中的《毛诗卷》、《孟子卷》、《春秋穀梁传卷》《论语卷·孝经卷》于2004年获陕西省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尔雅卷》、《尚书卷》、《周礼卷》、《仪礼卷》、《春秋公羊传卷》于2011年获陕西省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十三经辞典》于2015年12月获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语言学类二等奖。
《尚书卷》主编臧振教授在《尚书辞典》定稿后有这样一段话：“嗟我同仁，十余年来付出了惊人的劳动：辨析字义，讨论分歧；‘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今天《十三经辞典·尚书卷》总算杀青，我们轻松的心情难以言表。或许，因为其不算论文也不算专著，我们自己从中得不到什么实惠；或许因为我们水平有限，贻笑大方之处在在皆是。然而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我们自信是做了一件踏踏实实的工作，上对得起师长，下对得起学生；同时也是对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尽了我们的一份绵力。”
这段话，道出了十三经辞典的编纂团队的心声，也道出了编纂团队的决心。有这样团结一心的队伍，就算《十三经》是最难攻克的难题，也总有攻克的一天。磨杵成针，水滴石穿，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迟铎老师最感谢的人。
2014年我校召开《十三经辞典》编纂总结暨经学研讨会
我校党怀兴副校长是《周易卷》的主编，他回忆：“迟铎老师曾感慨地说，‘完成《十三经辞典》是我的一个梦，我希望梦想成真。’”而对于迟铎先生来说，帮她圆梦的正是这个团队每一位老师的无私的、辛勤的付出。
在迟铎的《孜孜以求，无怨无悔》一文中，她这样写道：“从编写到出版历时二十八年，超过了五个五年计划。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圆满完成任务，是由于编委会全体成员的不懈努力，是由于全体参编人员的恪尽职守。特别应该提到的是陕西师大辞书编纂研究所的全体成员，他们全身心投入，体验了常人无法体会的甘苦，二十余年来，他们不为名，不为利，不求职称之升，不顾他人之议，兢兢业业埋头读书，认认真真逐条编写，反复琢磨，反复修改。这种“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在当前经济大潮涌动、人心浮躁的社会中，更显出它的难能可贵。没有大家的付出，没有大家团结奋斗的精神，不会有今天的结果。”
▎披泽后世，匠人精神不朽
迟铎近照
《十三经辞典》的重大贡献不仅体现在其学术研究方面的实用性，还在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普及儒家经典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它的后效应是：为断代的或系统的汉语史、词汇史、语法史提供可靠、完备的原始资料，为大型语文辞书的编纂提供翔实的素材。这正是辞书的价值所在。
最难能可贵的是，《十三经辞典》的编纂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匠人精神，形成了优良的学术传统，这种团结协作精神，无私奉献精神，严谨求真精神，勇于创新精神成为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十三经辞典》的编纂，还丰富了教学内容。各部辞典前面的“概述”，编成了《十三经导读》教材，多年来在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中开设《十三经导读》学位课，该课程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深受广大学生的喜爱。
《十三经辞典》还造就了一批人才。当年那批青年学子，如今都已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专业学者，他们都已取得了博士学位，活跃在高等学校教学、科研的第一线，成为学术带头人或主力军。如《周易卷》的主编党怀兴，《孟子卷》主编周淑萍，《尚书卷》主编何如月，《春秋左传卷》主编李孝仓，还有《礼记卷》副主编杨雅丽，《左传卷》的副主编王琪等。这些年轻人的成长，大都从《十三经辞典》编纂中得到启蒙和熏陶。
身怀赤子之心和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铸就了这部经典，但是《十三经辞典》的故事并没有画上句号。目前，迟铎先生和她的团队还在继续着《十三经辞典》的修订工作。现在的迟铎，亦如编纂《十三经词典》之时那样执着，“这件事，我会一直做下去。”
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评价说：“编撰《十三经辞典》，这是一项伟大的学术工程，对于古代学术研究有重要意义”。语言学专家何乐士先生说：“成就伟大的事业需要一种崇高的精神，一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我们从《十三经辞典》的编撰队伍身上看到了这种精神。”刘学林、迟铎以及他们背后的团队，用”铁杵磨针、水滴石穿“的信念向世人展示着匠人精神的可贵；他们的精神，也将成为每一个师大人为之骄傲、继承发扬的圭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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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莹 熊佰祥 刘宇 杜雅静
记者/熊佰祥 刘宇 杜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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