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幽终南·先生巍巍丨史念海：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创始人

Original 微尚工作室陕西师范大学

编者按

“国家之盛衰视人才，人才之消长视教育，教育之良窳视师范。师范者，教育之教育，固陶铸国民之模范，造就青年中国之渊泉也。”建校80年来，陕西师范大学始终坚持与民族命运同频共振，与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紧密相连。一代又一代陕西师大人用青春和生命，用信念和情怀，扛起西部基础教育的大旗，铸就了“西部红烛两代师表”精神。

学校官微“幽幽终南·先生巍巍”专栏，进一步彰显大先生们的教育情怀、学术品格，以前辈精神之光，照亮我辈前行之路。今天刊登第六期《史念海：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创始人》。

史念海（1912-2001），字筱苏，山西平陆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创始人和开拓者之一，陕西师范大学原历史系主任、副校长，历史地理研究所、唐史研究所、中国古都学会创始人。

从禹贡出发展拳拳报国心

1912年，辛亥革命的第二年，山西省平陆县太臣村迎来了一个新生命，父亲为其取名念海，字筱苏。

青年时期的史念海

史念海先后在平陆第三高级小学、运城第一职业学校、太原进山中学高中部读书，“早岁即以淹贯经史群籍，覃思卓识，著称当世”。1932年考入辅仁大学历史系。

辅仁大学在当时拥有如校长陈垣等一批史学名家，对于初学历史之人，十分难得。史念海选修了谭其骧的《中国地理沿革史》。此时的史念海深知研究历史的前提是精通史料，而精通史料就要懂得文献和考据，他的严谨学风早已被另一位史学大家顾颉刚看在眼中。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大片领土，史念海耳闻目见“河山破碎，金瓯残缺，举国遑遑，不可终日”，如何防边固圉是摆在眼前的紧要问题。“钻研历史地理之学虽不能与执干戈以卫社稷有同等的作用，然明辨疆理，昭告国人，神州版图，岂容强邻侵吞激起同仇敌忾的义愤，也是不可或少的工作。”1934年初，顾颉刚、谭其骧在北平发起成立禹贡学会，随即出版《禹贡（半月刊）》，期望在这方面多所致力。史念海也加入了禹贡学会，并积极投稿。

史念海在禹贡学会

由于顾颉刚的汲引和熏陶，史念海走上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学的道路。在大学期间即发表《两汉郡国县邑增损表》（1934年）、《两唐书地理志互勘》（1935年）、《西汉侯国考》（1935年）等论文。毕业论文《钱大昕竹汀先生之史学》一鸣惊人，论文答辩时，陈垣校长“先前还是谈着钱大昕，后来就无事不问，无事不谈”，可见深得校长赏识。

《禹贡》第四卷第五期刊史念海《西汉侯国考》

大四那年，史念海受顾颉刚之托，为《中国疆域沿革史》搜集资料、起草书稿，他称这一过程“是一次手把手的教导，也是一次历时长久的考试”。一年之后，《中国疆域沿革史》出版，在史念海看来，这场“考试”幸而还算及格。

1937年3月禹贡学会同人合影，前排右二为史念海，右四为顾颉刚

起草完《中国疆域沿革史》后不久，顾颉刚派人送来一幅中堂“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以此存心，乃有事业可言”。史念海十分珍重，视其为学术道路上永远的座右铭。

顾颉刚所赠中堂原件已遗失，此为史念海手书

大学毕业的史念海，在禹贡学会正式担任编辑兼河北通志馆编纂，开始思考如何将其所学用于救亡图存。

从“两个本子”起步学术精神代代传

“七七事变”后，《禹贡（半月刊）》停刊，史念海不得已返乡，家乡沦陷后，前往兰州避难自学，后任甘肃平凉师范学校教员，1940年到达陕西榆林，任察哈尔蒙旗特派员公署秘书，受顾颉刚之邀，在榆林筹备中国边疆学会。是年秋，来到西安，担任《西北资源》的编辑，发表了大量西北地区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文章，以助力抗战。1941年，前往国立编译馆编绘《西汉地理图》，工作之余协助顾颉刚编辑《文史杂志》。1946年起，先后在复旦大学（重庆北碚）、兰州大学、国立西北大学师范学院执教。1954年，任西安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1960年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1978年，任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

1951年，西北大学师范学院史地系教师合影：前排左五为史念海，右四为刘泽如

史念海（中）在文物陈列室给学生讲解如何识别文物的知识

史念海的学生都有“两个本子”，一本写读书札记，一本写学习日志。根据1968年史念海为3名青年教师制定的“两年计划”来看：读书札记每周6篇，每篇400—600字，记录当天的读书体会和问题。学习日志则要分时段记录每天读的书的章和节。每周一篇论文，每学期形成一篇达到发表标准的论文。对于这“两个本子”的内容，史念海均细改细批，一次不缺，一篇不少，周周如此。

史念海指导学生写读书札记和学习日志（后人摘录）

这样的教学方法坚持了二三十年，史念海1990届博士生、陕西师范大学李令福教授对“两个本子”感触颇深。李令福曾回忆道：“老师常引用清代史学理论家章学诚《文史通义》一书中‘札记之功，必不可少。如不札记，则无穷妙绪，如雨球落大海矣’这句话。”李令福相信，学术是代代相传的，毕业后，他继续进行历史地理学的学术研究工作，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他不断从“两个本子”科研训练方法基础上总结经验，形成了独具史门特色的“六个一”研究生培养方式，即每天一篇日记、每周一篇札记、每月一篇读书报告、每学期一篇论文、每学年发表一篇论文、三年完成一篇学位论文。

史念海时时告诫学生，“学如金字塔，非博无以至专”，要广泛涉猎自然和人文科学诸科目，如果没有广博的学科基础，就不可能有出色的专业建树。史念海如此要求学生，对自己更加严格，他每天要写2000字以上的文章，如遇开会或出外考察，耽误的文章回来时一定要补上。

史念海的读书札记（左）和文章手稿（右）

史念海是国家首批博士生导师，也是当年陕西省获批的28位博导中唯一的文科博导，他培养了30余位历史地理专业博士生和一大批硕士研究生，这些学生都在历史地理的教学和研究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自然到社会有用于世的价值追求

从黄河侧畔来，此后半世纪耕耘在黄河流域，奔流的黄河情思、河山之恋伴随史念海的一生，也注定影响了他的学术研究方向。

史念海一生追求学术研究要“有用于世”，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不能只等待国家的召唤，而是应该预先早走一步，考虑到国家的需要和要求”。他深知任何学术研究都需要一定的时间，不能临渴掘井，要未雨绸缪。中国历史地理学能够成为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正是因为它是一门有用于世的学科。他坚持研究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历史地理问题，而且经常向政府部门建议献策。如建议在秦岭北坡植树造林，涵养水分，解决西安城市用水问题。又如治理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从根本上解决黄河泛滥的问题。这些建议都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采纳，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史念海创办了历史地理学刊物《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于1981年7月出版。历经40余年的发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已成为代表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最高水平的期刊之一。1987年3月，在学校的支持下，史念海创办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并任首任所长。

史念海常教导学生，做学问不能抱残守缺、因循不前。他坚持遵循野外考察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学术研究方法。“书斋之内自有它的天地，书斋以外却还有更大的天地。”1972年，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将军请史念海写一部《陕西历史军事地理》，作为高级将领的战略参考读物。60岁的史念海走出书斋，亲履其境，考察所及，不仅陕西全省各县，兼及相邻的河南、山西、宁夏、四川等省，对于我国国防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自此打开了史念海野外考察的大门。

史念海带领学生开展野外考察

年逾古稀的史念海，仍跋涉不已。1991年，他在野外考察中突然失去意识，经检查立刻安装了心脏起搏器，手术的第二天，躺在病床上的史念海就一刻不停地开始工作了。《论西安周围诸河流量的变化》这篇论文，就是79岁高龄的史念海躺在病床上口述，女儿记录整理撰写而成。出院后，史念海打趣地讲道：“我现在是年轻人的心脏，可以更好地工作了。”

史念海躬耕史坛六十余载，不仅发展了传统的沿革地理之学，而且开辟了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新领域，揭示了人口稠密地区形成和演变的内在机制，对历史民族地理进行了有益探索，对历史上的交通问题进行了独到研究。史念海还创立了中国古都学，阐明了地方志的价值，丰富了历史地图学的内容，为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88岁高龄、身患脑瘤的情况下，史念海仍然顽强地坚持教学和研究工作。他一生秉持“有用于世”的原则，共出版包括《中国的运河》（1944年）、《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1985年）、《中国历史地理纲要》（1991年）、《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与治理》（1999年）等专著22部，主编书刊8部，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其主要学术著作和科研论文，收集在7卷本的《史念海全集》中。所著《河山集》和所编《西安历史地图集》均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