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馆里的文化沙龙，理想国朋友们的声音聚会，这里是Naive咖啡馆。今天是Naive咖啡馆播客的第三期。我们继续和青年学者斐济猫、理想国编辑箱子聊聊过去两个月疫情中涌现的一些语言现象。上期节目提到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热干面加油”等话题（回顾：vol.02 如何在当下重塑交往空间），今天想与大家分享的是对呕泥酱、江山娇、汉骂、“感恩”，以及对文学、思想领域的一些观察。本期节目录制于二十天前，当时对江山娇的讨论很多，包括微博网友对这样一个虚拟形象的质问。现在看来网络讨论的焦点已经发生了变化，但问题内部仍然没有厘清，包括为什么江山娇会翻车，以及这种虚拟人物偶像化中会出现的问题。我们希望借这期播客，可以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播客将在“Naive咖啡馆”公众号更新，为了方便大家收听长节目，同时在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蜻蜓fm等多个音频平台上线，在以上平台搜索“Naive咖啡馆”也可以收听。 本期话题
1.网络民族主义的历史：二次元“饭圈”与民族主义的汇流从什么时候开始？
2.什么是“萌”式宣传？为什么不能说“萌”是可爱的同义词？4.二次元的有效运作机制：二次元真正对读者、观众起作用的点是什么？对二次元的“误用”体现在哪些方面？5.二次元中的“数据库消费”：为什么“江山娇”会翻车？8.“世界系”作品：从《新世纪福音战士》到《天气之子》9.对语言保持警惕：如何展开讨论？如何对抗语言、思想的贫乏与无力？“世界提前一步抵达了尽头”，我们要如何书写重大事件？🎙
江山娇不是虚拟偶像，
“她”成为了所有现实问题的集合体
荣青：今天我们想从“江山娇”这样一个官方制造的二次元虚拟形象，请猫老师和箱子来谈一谈饭圈语言，还有虚拟人物偶像化的问题。箱子：其实是二次元、饭圈和民族主义的一个合流，然后又各自不相容的这样一个过程。我来介绍一下网络民族主义的前史。有学者做了整理，网络民族主义的诞生要追溯到20年前，要从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大使馆说起，这个直接导致了“强国论坛”的成立；然后2001年，就有了现在依然活跃的军迷网站、著名的鹰派社区“铁血社区”，在接下来的空军1号事件里迅速发展起来；到了2003年的保钓运动，爱国者同盟网、918爱国网成立，需要注意的是，它们其实是工人和学生创办的；然后到了2008年奥运会，像314事件、奥运圣火传递事件，还有抵制家乐福；到了2010年，就是著名的69圣战，魔兽世界的玩家对韩国明星的一个抵制，这个应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接续下来，就是《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现在还在用的“种花家”的来源，从这儿开始跟流行文化、二次元、饭圈汇流；
《那年那兔那些事儿》
2016年的帝吧出征，说是继承了69圣战的精神，但它马上衍生出来的是“国家面前无爱豆”的觉悟。最近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古风、汉服、未婚夫方队，再到今天的江山娇。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这样一条线索，最早的时候还是非常严肃的军事、政治诉求，后面加入了多元的色彩，加入了行为艺术，加入了流行文化，加入了偶像，加入了更多的二次元色彩。然后到最近的开放外国人永居条例的事件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要么凤冠霞帔，要么我着汉服坠高楼”这样的发言，表明这种合流中又出现了一些各自不相容的地方，这可能也是江山娇翻车的一个原因。斐济猫：这一套历史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转变，最初它是非常实际的诉求，后来就开始变成了一个网络文化，成了爱国主义可能反倒变成了网络文化再生产的培养皿，或者说是载体，这就把这个东西扩大化像我们这种搞文艺研究的也可以谈论的东西了。很多人会直接把这个问题归结为亚文化被主流的权力、资本、政治、文化征用的过程，但是我可能还是会去讲这些文化内部的生成机制。这些文化之所以能够成立，其实是有一个自发地去反对这些征用的途径，否则它也不会以这样的形态一直存在到现在。我们还是从语言来讲，大家都知道一个字，“萌”。很多人会把“萌”理解成“可爱”，那它就变成了一个形容词，意味着我们可以把这个词加到任何一个东西上。但“萌”其实是一种直接的刺激性的心理、生理反应。“激萌”就是这个东西非常刺激，一下子就受不了了，没有办法说任何别的话。从流行音乐的角度，其实音乐分两种，一种以旋律取胜，另一种其实是玩律动、强度的。我们今天会把官方宣传叫“主旋律”，而不会说这是一个强度宣传、律动宣传、”萌”的宣传。因为“萌”意味着你没有办法对这个事情的反应进行一个事后的组织和规划，没法贴标签。因为这个东西、这一刻，萌就是萌，不萌就是不萌，并不是你对这个东西进行形容之后，我接受了它的某种属性或规划。即刻反应就是这一刻没有办法被任何东西征用的反应，这才是二次元能起作用的一个最重要的点。 《那年那兔那些事儿》是最广为人知的把爱国思想二次元化的作品。但《那兔》里的历史跟课本中的没有任何区别，也没有深入和扩展，甚至更加抽象化、简单化。里面全部是一种兔子，哪怕《黑猫警长》还有白猫警士呢对吧？如果没有一个直接的、个性化的人设给我，根本没有可能激起我“萌”的感觉，也没有任何亲近化的理解，只是通过动漫的方式重新表达，没有把握到二次元真正对读者起作用的这个点到底是什么。
《那年那兔那些事儿》
日本一个游戏前两年也很火，叫《战舰少女》。它其实就是把二战时候所有日本参战的军舰进行了“娘化”。但里面每个少女的形象都不一样，如果船被击毁了，这个女孩还会呈现出一种被凌辱过的形象。当你被这样一个形象吸引，很自然就会去查一些背景。正是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从二次元重新返回到真实的历史。
我们常认为二次元只是对已有历史陈述的艺术化处理，其实不是，它完全是另一种语言形成的另外的通道，它是让你在身体和生命本身的层面上，激发你去自主进入到一个历史框架中的通道，这样的一个刺激性，我们才把它称之为是一个二次元有效的运作机制。回到江山娇翻车，其实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我们一直没有赋予它一个真实的呈现方式，它永远都是被我们贴标签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很难把它作为一个能够真正刺激我们心灵的形象。形象设计上来讲，它可能已经到达了一定的成熟度，但它本身是一个受害者，因为我们没有把塑造成一个真正的偶像，能让让我们通过一个需求进入到个人化历史的通道。为什么会说虚拟人物一定是一个这样的通道，为什么一定是指向那些个人化的东西，其实是跟虚拟偶像或者说二次元的生产本身息息相关的。日本一个二次元研究学者叫东浩纪，他提到一个概念叫“数据库消费”，说就是说当我把一个人设呈现在你面前时，它不是作为成品被你接受，而是进入到了一个数据库当中。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东西萌，其实是因为它身上有一些对我们造成刺激的元素，比如说双马尾、女仆装这些，但在进入到二次元消费时，它会自然而然的被分解掉，真正起作用的是这些用于再创造的元素，而很少是真的把某一个人设完整地复制下来，哪怕像绫波丽这么成功的人设，其实它更多的是激发了一个数据库概念，“三无少女”。后来作品中大量出现这个类型，它们都不是简单复制绫波丽，而是被一些同人作者或者画手不断运用，不断地去再生产出我们真正想要的那样的一个东西。但在江山娇的创造者心中，二次元只是一个普通的文艺形式，跟其他形式没有什么不同。他只把这个东西看作一个动员性的形象去讲现实当中我们已经听过无数次的口号，然后把某些词汇替换成更“接地气”、更年轻化的词汇。但是他们忽略的是这样一种文化形式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一个高度依赖于自由创作、去中心化，高度依赖“虚拟偶像本身会被分解”这个逻辑的。当官方意识形态征用一个文艺领域，同时意味着这个东西要放弃它赖以生存的那一套逻辑，那么这种征用永远不可能起作用，永远只能征用一个实体过来。
箱子：而且我觉得这里面接地气和偶像化本身就是矛盾的，你不可能又接地气又偶像化，以一种屈尊降贵的姿态去塑造偶像是不可能的，这样只能造一个吉祥物，偶像必须是我们的目光投注过去，我们去塑造的一个东西。 斐济猫：一旦数据库消费的逻辑没有被遵守，塑造出来的偶像其实就不是虚拟偶像。江山娇身上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不是一个虚拟偶像，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虽然没有生命力，但是在政治上绝对真实的存在，所以它必须去承担这些真实到残酷的质问。因为虚拟偶像承诺了它一定是一个凭空出现的东西，就像“萌”，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它才会起作用，但我明确知道你是有一个来源，甚至有一个出身的，而且江山娇的出身比我们都高贵。你没有尽到虚拟偶像的义务，成了一个非常真实的人，那你就要接受我最真实的质问，我抛开了所有低幼化的东西，因为你向我证明了这些东西并不属于你。我就要用最公民化的、最成熟的、最简洁有力、最直言不讳的话去问你。这就是一种反噬作用，当你错误地运用了某一种东西、某一种思维去塑造一个正确的东西的时候，正确的东西在这样错误思维的灌输和滋养下走到了一个极端，它其实就会变成一个比真实更真实的一个东西，而真相其实往往对于我们来讲是最残酷的一种东西。从《新世纪福音战士》到《天气之子》：
我们还要不要保卫世界？
我们还能如何保卫世界？
箱子：而且二次元也不只是低幼，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左翼的，它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我对现实世界不满。然后更讽刺的是二次元的真实处境其实从来未被偶像化，甚至是在不断地被边缘化的。一方面商业需要的时候它会征用你。但是另外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也好，在文化或者价值诸多层面也好，它其实是努力把你排斥出去的。前几年亚文化还蛮火的，呈现一种“世界在下沉，我们在狂欢”的状态，但现在连这样的一种空间都是越来越小的。 我自己非常爱《新世纪福音战士》，也非常喜欢《天气之子》。我始终相信动漫这种艺术形式是可以去观照现实世界，以及表达我们对世界的一种情绪和渴望的。它包含了一种我们改变世界的中二力。而且它做的那种隐喻也好，它调用的那些知识也好，其实是世界观非常复杂的系统。
斐济猫：这两个作品是所谓“世界系”一头一尾的东西，它其实表现了世界系非常大的转变。 《新世纪福音战士》的语境是不断有使徒入侵，目标是要毁掉这个世界。主角所有的心态都是在这种外部威胁的语境下来理解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外部威胁变成了“我们是不是要保卫世界”的这样一个动员机制。 但到《天气之子》的时候，没有外部敌人，天气不好不是什么外星人造成的，威胁其实是世界本身带来的。它的展开方式是“我”就在日常生活当中，不管这个世界是不是处于危机。因为保护了每个人最朴实的愿望，遭到上天惩罚，明明知道牺牲自己能换来世界和平，但是就是放不下个人化的感情、思想、欲望，放不下身边的人，要再见一眼“我”的爱人，可以完全不管这个世界是不是存在。它强调的是日常生活本身就是值得你去守护的，至于这个世界是不是会因为某种原因毁灭，其实是你关心不来的，也不应该是你去关心的，它其实不属于你个人自由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即刻去实现我们的个人自由，可以在特别日常的点点滴滴中实现个人价值。所以跟世界系相对的还有一个概念叫“空气系”，就是说不讲什么拯救世界的大故事，也不讲什么战争、末日，而是去讲日常琐事，搞笑的东西。比如说《轻音少女》，包括《女高中生的虚度日常》，其实整个二次元最近十年是在往这个方向转。
箱子：《女高日常》其实包含了很多对我们这个世界的厌倦。里面有一个像机器人一样的学霸，有一个学渣田中，每天脑子里都想一些奇奇怪怪的事。它跟《天气之子》内涵其实很像，我就是要夺回这样的庸常生活，你不要用任何的价值、意义体系或者形而上的东西来绑架我。我还想补充一点，我不觉得《新世纪福音战士》是一个拯救世界的宏大叙事，因为它其实是把拯救世界的希望放在了人与人之间打破心之壁，重新建立联接，然后重建世界。最后它不是在拯救世界，而是在拯救人。包括我们一开始看到派使徒来的人，那些议会里的“坏人”，其实他们也是想拯救世界，只不过他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斐济猫：千禧年之前的日本动漫，其实很多都是这种视角。比如《玲音》其实是一个跟人工智能有关的动漫，玲音不是一个真人，而是一个骇客组织放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人形的网络协议。他想用玲音把现实当中的东西全部数据化，用电脑虚拟逻辑来控制世界。最后阻止这个阴谋的，其实就是玲音很珍惜跟一个女孩的友情，不愿意把她完全融化在一个虚拟的东西，所以最后就放弃掉。
我们会发现跟EVA的结尾是非常像的，其实最后你只需要回答一个问题：这个世界里是不是还有至少一个东西值得你去珍惜？一旦你动了这个念头，整个世界就会被保持在“真实”的状态中。但是现在整个二次元其实走向了更左翼的地步。只要我的感情在，只要我在乎的东西在就可以了，真实的世界其实已经不重要。箱子：《天气之子》之所以表现得更加左翼或者激进，之所以只关心我和我的爱人，不管这个世界，其实不是动画片变了，而是世界变了。这么多年来，资本越发地无孔不入，权利也越发地跟它合谋，我们没有办法再用比如说像上街或者任何一种形式去直接反抗资本或者权力了，这种空间已经被抹杀掉了。我唯一能够保卫的就是我的日常生活，保卫我作为一个整全的人的可能性。巴迪欧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作“爱是最小的共产主义”，当我们相爱的时候，我们已经是组织了，这是一个最革命性的事情。所以我们在今天如果说要真的有什么能够反抗或者改变世界的方式的话，也只能是和具体的人发生一些联结。《天气之子》有一个特别好的影评，就说我就是不工作，不买房子，不结婚，不生孩子，你们收编不了我，我无论如何也要从你们这个系统里退场，这是我最激进的表现。
话说回来，面对现实事件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多时候都很愤怒和无力，但是我们知道这种情绪它是没有建设性的，虽然这种环境下不应该去苛求，但有没有什么更有力量的做法？斐济猫：关于“我们要怎么办”这个问题，我其实还是坚持这样一种看待社会问题的方式，苏格拉底说你要认识你自己，包括文化也好，包括你自己的社会职能也好，我相信每个东西一定有一个它之所以是它的最根本的依据，你是一个老师，或者你是一个编辑，你是一个二次元的参与者，你一定是有一个最根本的东西是不受任何其他外部权力的影响的。至于我们到底能做什么，其实是在你去真诚地面对自己的“天职”也好，或者说本体论层面的存在依据也好。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谈语言问题，因为日常语言是离你最近的一个东西，在语言过程中可以发现很多东西最根本的依据，甚至可以在第一时间发现发生我们自己的错误。箱子：我觉得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语言现象，也是由来已久的问题，但最近表现得非常明显，包括我们前面讲的种种争论，其实跟我们日常语言的贫乏和污染都有关系，而且这二者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朋友前几天说他们社区保健所的小群里，有人写了一篇表扬自己同事的稿子，大概就是讲元宵节晚上遇到一个突发急病的邻居，放下没动的汤圆走出家门去帮忙救治，然后深夜迎着月色和残雪回家这样。写这个文章的人其实是很真挚的，但是它的叙事和措辞以及抒情方式，跟任何一个歌颂先进事迹的新闻稿都没什么区别，那时候刚好大家扒出那个一问三不知的黄冈卫健委唐主任出事之前的新闻稿，里面就是这样讲的“唐志红的女儿放假回家快半个月了，母女都没有见上一面”；“万书记，饭加热了一次，又要凉了，您快来吃吧！”我当时的感觉是很悲哀的，我们究竟有多么贫乏，使得我们想要表达自己真挚感情的时候，都想不出自己的语言，真的只能借用和模仿这样虚假的、套路的语言去叙事？同样的例子可能还有，武汉封城以后，居家隔离的市民们集体高唱巜我和我的祖国》。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调动所有人感情的依然只有这些歌。作为对比的是，有个老爷爷深夜走上无人的街头，用手风琴拉《喀秋莎》，当然这也是宣传歌曲的一种，但就像之前说的“一条大河波浪宽”一样，“勇敢战斗保卫祖国，喀秋莎爱情永远属于他”就是更关心人，也更与“我”有关。人的审美经验其实是非常牢固的，深夜走上街头抒情的时候，还是不可避免地要追溯到年轻时候听得最多的歌，如果幸运的话，那首歌里面有他全部的青春、理想和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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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正面例子就是张文宏，他的走红当然一方面是他的专业精神、敢说话、有良心，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反套路，“你们如此感性，我有点受不了”谁不想念自己的母亲呢？我们一开始还在庆幸还好这次没有搞什么众志成城多难兴邦，但“最美逆行”还是出现了，“自愿剃头”“流产两星期、怀孕九个月奔赴武汉”“扔下钱就跑”还是出现了。还有更令人窒息的对“你怎么样，中国就怎么样”的逆练，包括最近的“理直气壮”，这种话的病毒式传播其实也跟我们语言的贫乏有关系，当我们没有自己的语言和判断时，就非常容易被趁虚而入，被这种话洗脑和征服。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我们越来越熟悉地运用一种量产代码一样的骂人的话，这个比较典型的场景就是“死妈”系。在社交平台上，一旦出现这样的对话，就代表着问题无法讨论下去了，比如粉圈洗广场时的彩虹屁和谩骂，比如谈论女性问题时经常出现的对双方的羞辱：“田园女权”和“萎蛆求拳”。这种内耗的时候我是非常难过和无力的，因为谩骂本身其实是空洞的、无意义的，是一种消灭任何联结可能性的语言。那作为对比，之前网传了一段武汉嫂子骂丽丽的汉骂，只有短短几分钟，但大家听了非常爽？思路清晰，句句中的，表达克制，“沆瀣一气”“一丘之貉”“拾人牙慧”这些成语的运用信手拈来。我想如果大家都学会好好骂人的话，生活应该会比较丰富有趣，会骂人其实对语言能力的要求是很高的。这种贫乏，也表现在我们整个思想资源的无力上，这个也是长期以来的人文学科的危机。不仅是我们身在国内如何失语，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也一样，这是一个普遍困境。我们可以看到齐泽克说“我多么想身在武汉”，我们当然知道他不是以一种外宾的心态来玩弄这件事，但他也确实只是在重复一些自反的游戏，没有任何打开的可能。我们可以看到阿甘本又重复了什么陈词滥调，“例外状态又来了，警惕为了保存赤裸生命而放弃一切的意识形态”。但至少在我们目之所及的范围里，根本不存在什么例外状态，一切都只是常态和新常态不是吗？这种思想界的贫乏，也是文艺界失语的共同的背景和前提。比如说写战疫歌曲的歌手们几乎都被群嘲，因为你不在那里，你无法感同身受，这种时候也无法抒情，真正让人流泪的，是那些真实生存境况的剪辑，是养蜂人自杀前不久在全民K歌上传的《多年以后》——“多年以后会不会有人还记得我，记得这个世界我来过”。我们从未觉得命运是那么巨大、迫切、真实可感，可我们面对这些几乎是失语的。
路内有一本新书《雾行者》，其中有一部分《巨猿》曾被他拿出来参加匿名作家的比赛，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如何书写重大事件？他当时指的是汶川地震。阎连科之前有个对“苦咖啡文学”的著名批评，他认为作家如果看不到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或者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如果不给读者提供本民族人群和个人最艰难的生存境遇，那么他的伟大是值得怀疑的。”但真正的问题倒还不是作者愿不愿意去书写小确幸和苦咖啡以外的世界、书写宏大叙事，而是我们究竟有没有能力去书写，这是一个普遍的困境。一方面我们当然知道，这是个无事发生的时代，所有的一切都在好莱坞预演过了，海湾战争从未发生，切尔诺贝利早已发生。用唐诺的话说，叫作“世界提前一步抵达了尽头”，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无事发生”就是我们最大的现实主义，对无所事事的书写也是最难、最真实的书写。但与此同时，又确实有这样的事件在发生，这种早已被好莱坞预演和穷尽过的事件，你要如何去书写？事件就在当下，它尚未被历史化，但又一下笔就会变成抄袭现实、变成既有的、类型化的写作。你能调用什么被遮蔽、被遗忘、只有你才能发现的素材？你能采用什么没有被媒体、自媒体和官方征用的叙事？你身在局中，能从什么位置望下去，告诉人们什么他们没看到的东西？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面临的其实还是最基本的问题。这里就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作协的集体表态，夹杂在一批歌颂里，陈建功是这样写的：夺情逆行，长泪辞岁；寄语何堪，振臂也愧；辞赋小道，壮夫何为；惟敬担当，泣血默对。我们知道“夺情”这个词是多么讽刺。另外一个例子是方方的武汉日记，她先是因为敢说话敢批评被很多人赞扬，觉得这是少有的有良心的作家。但被捧得过高以后，又出现了批评的声音，就诸如她很老派，还有对医学的无知和自身优越感，思想资源又明显匮乏，不具备对灾难的言说能力，甚至还起到了与官方合作维稳的作用。然后很快就有人会站到道德高地说，你写什么了，就会说风凉话。还有的就是说，你就把她当成一个有良心也有局限的老太太好了，不必这么要求严苛，批评非常不合时宜。然后针对这种批评，也会迅速出现反思，就是我们有没有必要这样对批评方方的声音穷追猛打，这难道不也是另外一种道德审判和语言暴政吗？我想这一整个过程非常有意义，这就是一场自我教育。我们需要认清楚的是，现实是复杂的，有很多的角度和层次，方方的言论是一层，对此的不同评价是一层，针对评价的反思是一层，我们身处的环境又是一层，是所有这一切共同构成了我们对事件的认知。重要的不是我们怎么评价她本身，而是我们是在一个怎样的认知世界里，在这个世界的什么位置上去看待这一切。关于奥斯维辛之后能不能写诗？是否存在审慎的善良和理性的愤怒？关于作家如何书写重大事件？我想用我的同事在编的《文化失忆》里的一段话作为结尾：“有时衡量一位艺术家的标准是看他是否能保持冷静，在历史只给他两种选择——说话或哭泣之时。如果他说话，他就是预言者：他语调带着悲伤，但没有中断，我们叫它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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