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中国？中国究竟如何形成？
1.因为北方长期的战乱，中国的核心转移到南方。
2.如果不是宋人在中国西南和南方山地的开拓，中国几乎无法自存。
3.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帝国，其中国部分只是五六个汗国之一，中国不再是东亚的核心。
4.蒙元的行省制度为明清所继承，也为后日的现代中国所继承。
5.这些特色，使满清时代中国复杂共同体的政治一环完全封闭。
“中国”的形成
选自许倬云《说中国》
01
宋代复杂体系之中，
社会精英与文化精英是合一的
承接隋唐的，是五代、宋和辽、金时代。在上一章已经指出，因为北方长期的战乱，中国的核心转移到南方。这是中世纪中国的一个大转变期：在内部，自从安史之乱以后，黄河以北数百年来都是战场，五代十国也不过是战乱之下的分崩离析所呈现的结果而已；在外面，北方草原长期是游牧民族建立的帝国，他们占领的中国地区，只是大帝国中的一小部分。在中亚地区，伊斯兰文化挟其武力，将当地的文化传承完全改变。这一股力量，占有了亚洲中部、两河以至于印度和非洲的广大地区，割据了欧洲和东亚之间所有土地。
他们的文化传承，在波斯传统上接受了东、西、南各方面的影响，独树一帜；中国文化的许多成分也被他们吸收，例如造纸、烧瓷，以至于后来使用火药；欧洲给他们的影响也十分巨大——包括希腊罗马的古代文明，它们被排斥于基督教独占之下欧洲的记忆之外，却保留在伊斯兰文化圈内，直到文艺复兴，欧洲才重新取回这些留在中东的文化遗产。这个庞大的伊斯兰圈子，不仅挡住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交通，也在中国的西面构成了一个无法穿透的另一文化圈。
中国核心地区南移，丧失了所有产马之地。在古代冷武器主导的战争中，马匹是非常重要的力量，没有马，就不能与骑兵为主的外族对抗。于是，宋代的中国成为列国之一，再也不能统治原来中国的全部疆域。宋的四周，北有辽（契丹）、金（女真）和元（蒙古），西有西夏（唐古特）、吐蕃（今天藏区），西南则有南诏（或大理），东北方有高丽和日本。
宋代的中国被这些四邻包围，掌握的资源有限，如果不是宋人在中国西南和南方山地的开拓，中国几乎无法自存。这一个特殊情况乃是讨论“唐宋转换”时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辽、金、西夏，乃是另外一番局面。契丹力量据有草原和邻近草原的高地，直逼今日的渤海冲积平原。其疆域比宋国还要广大，而且契丹向西的开拓，直达今天俄国的边境——在西方人的记忆之中，契丹的英文名字为“Cathay”（Kithan），代表中国，而宋国反而不算中国的正宗。继承辽国的金国，也被西方认为只是“Cathay”的另一时期。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帝国，其中国部分只是五六个汗国之一，中国不再是东亚的核心。
西夏国家不大，可是与中亚一带有密切的接触，西方也认为，西夏乃是过去中国“桃花石”的一部分。吐蕃在中唐以后国力强大，伊斯兰兴起，夺取了吐蕃西方的疆域，然而吐蕃仍旧是宋代中国西边强大的力量。而藏传佛教与中国文化混合的南诏，是宋代中国西南部分空前绝后的大国。倒是东边的高丽和日本，在唐代就已大量接受中国的文化，在这个空当期间，又各自发展了自己的特色。内地的中国人，固然认为宋廷是中国的政权，但是宋从来没有获得隋唐中国那样的领导地位。
倒是在向南的海上交通方面，东南亚的海上活动连接上伊斯兰文化在印度洋的发展，很顺畅地接通了东亚与中东和欧洲之间的交往路线。尤其在商业方面，这一条海道的商品交换支撑了东南亚沿边地区一些新兴的国家，从今天的中南半岛到马来西亚沿岸，以及南太平洋的一些岛屿群，因为获得转运贸易的利益，都具有相当繁荣的经济。
中国与欧洲之间的陆路交通，由于伊斯兰力量的拦阻，竟不如海路交通的顺畅。有些商货，例如南方海上的香药，居然有相当部分要经过中国的转运，再输入北亚和中亚。因此，无论是国家单位或者是经济交往，宋、辽、金、元的时代，东亚的地位和内部结构与过去完全不同。这也是在讨论到唐宋转换时很多从中国本体讨论的史学课题往往忽视之处。
辽、金、元都是征服王朝，他们统治中国的政权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虽然采用了一些中国的传统制度，可是并没有将中国复杂共同体内政治以外的其他因素与政权本身合法性挂钩。而且，他们各自作为复杂的共同体，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在中国共同体以外。这两个中外不同的共同体系统有叠合部分，却并没有整合。于是，在讨论这一段唐以后的中国共同体系统时，我们只有拿宋作为陈述的主要对象。
宋代立国的时候就重文轻武，而且因为缺乏马匹，根本无法与北方的外敌对抗，因此，宋代政权并不是建立在以武力为基础的统治上。宋代本身的统治体制，在中国列朝之内缺乏前例，乃是“叠床架屋”、缺乏有机结构的官僚系统。宋代的文官，凭着“差遣”担任指定的工作，大多数官职都是由带着其他官职的人员出任，而那些官员的本来职务，却是由另外一些被“差遣”的官员处理。
此外，大多数职位不仅只有一位官员担任职务，同时会有别的官员以“同知”、“通判”这一类的名称，与本来奉“差遣”的官员一起工作。在各路以及路下的州县，都有直接由中央管辖的单位派驻，还有分别管理财政、司法、教育、军事的各种官员。但是，这几个单位之间，并没有一些协调的地方主管。如以官僚系统的效率论，宋代的制度非常缺乏效率。于是，在这复杂系统中，“政治”这一变量，可说是最缺乏与其他变量平衡的一环。
宋代的复杂系统中，社会、文化两项变量套叠非常紧密。中唐以前，社会力量最强大的全国性世家大族已经被地方性的宗族代替了。宋代科举选拔的士大夫，就是这些地方宗族的综合体，而宋代发展的道学、理学，为儒家文化体系建立了无上的权威，这些士大夫也正是儒家理念的代言人。
于是，在宋代复杂体系之中，社会精英与文化精英是合一的，在士大夫以下的基层百姓，却有相当部分接受了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并不完全在儒家圈子之内，社会一环里，于是就有了精英和基层之间的疏离。所幸教育是开放的，科举也是公开竞争的，社会力量上下还有流动的余地。士大夫本身，却因为政治意见和学术意见的差异，往往分成党派，互相抵消力量。
02
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政权，
并不依赖传统中国皇权的“合法性”
宋代经济与前代相比，有长足的进步。工商产业的比重虽然仍小于农业生产，却也是占了相当不小的分量。尤其因为北方残破、产业南移，南方的地理条件对于生产丝帛、瓷器、铁器、制茶、采盐等事业，都相当有利。宋代的皇室经过直接管理榷场的方式，从这些专业生产中获取了相当大的利益。中央政府掌握的财富有相当部分用于对外，一部分是以岁币的方式换取和平，另一部分则是经过商舶外销获取盈利。
中央政府掌握了经济权，因而足以平衡士大夫掌握的社会/文化的综合力量。这种平衡的形态，就依仗着政府能直接掌握生产的产业和市场交换。汉代以后，中唐以前，中国的经济制度长期建立在自然经济上，以商品作为交易的媒介。中唐以后，经济逐渐趋向于货币，至宋代，以货币经济为主体。这一重大转变，竟与宋代政治体系的扭曲有相当的关联性。
宋代和明代之间有一段时期，整个中国都在蒙古统治之下，那就是忽必烈建立的汗国，在中国称为“元”。这一段时期，因为忽必烈，蒙元与蒙古大帝国的其他部分实质上已是分离的单位。元代的统治方式还是依靠外族的武力，包括各处调进来的签军和在中国的蒙古万户。这种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政权，并不依赖传统中国皇权的“合法性”，统治者并不在乎中国传统对于“天命”的解释。元代建立有限度的统治机制，中央体制与汉唐以降中国的传统方式，其实最多只是形式上类似。
实质而言，汉人参加中央政权的人数与其影响非常有限。元代的科举次数不多，录取人数也少，谈不上建立政治与社会力量的平衡。元代的制度中，以政治一环而言，行省制却留下了五六百年的影响。“行省”的全称是“行中书省”、“行御史台”等，乃是中央执政单位分设在各处的办事处。
在这种制度下，中央的权力直接下放到地方层次，授予地方长官相当于“殖民地总督”的权力。行省管辖区域的划分，也不像汉代的州郡、唐宋的道和路；为了让一个行省之内有足够支配的资源，同一个行省往往跨越不同的自然地理区。蒙元的行省制度为明清所继承，也为后日的现代中国所继承。这种人为划分形成的区隔，长期和自然区划并不完全契合，对于地方的自主性造成相当大的障碍。
蒙元时期，中国传统的文化力量已经不能寄托在儒家士大夫身上，于是佛道以及其他启示性的宗教纷纷崛起，社会的基层竟然被这些宗教的宗派掌握。儒家文化主要的领域是人际关系，即所谓“伦理”，其他的实用部分一向不在士大夫的教育之内。蒙元时代，儒家式微，有才能的人投入到一些实用的科目中，在医学、数学、农学、工艺之学各方面颇有成就。这些细节，在前面专章已有所论列，此处不赘。
蒙元除了通过正常的税收和专利权来收夺中国资源以外，出于其暴力统治的性格，其中央与地方的统治单位还可以任意夺取地方资源和财富，不受文化和伦理的约束。在经济没有规划之下，工、商、农业各种产业因为没有合理的管理，反而在混乱之中有些自由发展的空间。
蒙元货币除了金属货币以外，有大量的债券、信用状一类的“纸钞”在市场流动。于是，意外地，蒙元时代的中国经济却是出现了过去少见的信用货币流通。这是一个吊诡的现象：混乱之中获得的自由交换，可能反而促使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亦即市场本身的调节机制发挥作用。
明代取回了大部分的中国，蒙元退回蒙古，号称“后元”。后元的地区不大，而且除了不时骚扰边疆以外，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重要的位置，因此此处不论。明代本身的皇权继承了蒙元的暴力性格，其专制程度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这一个性格的皇权并不信任士大夫代表的社会力量，于是，皇权废除宰相，直接执政，同时又孕育了特务组织和宦官作为爪牙。政治与社会力量之间，数百年来都呈现相当紧张的关系。
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一方面，由于考试项目是根据朱子学的经义发挥，科举制度等于是洗脑教育的工具，其忠君观念为前代所未见；另一方面，士大夫成为“缙绅”，既是文化精英和社会精英，有其独立的力量，再加上缙绅免除赋役的特权，士大夫往往又成为地主，掌握了农业生产这一部分的经济力量。这些文化/社会精英，还可以与政权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尤其明末，阳明学盛行带来了人的自觉；东林党、复社等文人团体的活动，其声势与影响，只有东汉太学生的抗议活动可以相比。
经济方面，在公元1500年以前，中国延续宋代以来的南海贸易，东南和华南地区凭借其传统的外销商品，已有相当的利润。公元1500年以后，欧洲寻找大洋航道，发现新大陆，在经济全球化第一阶段，中国成为西方购买商品的主要市场。因此，欧洲人从新大陆取得巨量白银，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流入中国。
可是，明代的海禁政策——开国、闭关——常常改变。明代对海外移民并不鼓励，尤其在“倭寇”之乱以后，特别禁止一般人民参加海上活动。中国在这一经济全球化的阶段，虽然获得了大量的白银，却没有积极地参加海外贸易活动，坐失成为海权一份子的机会。我们已在前面专章说过，东南和华南的发展使中国的南北差异扩大，经济重心完全移向南方，北方竟成了长期贫穷的地区。
市场经济扩大，但是一般平民老百姓并不直接获利。由于皇亲国戚和宦官拥有大量土地，而且缙绅士大夫也是地主阶层，佃农与小自耕农虽然可以在农业、农产品的市场活动中分润一些微利，但土地的集中与商品贸易的地区性分配，造成贫富之间既有地区性的差异，也有上下阶级的严重差距。整体的经济体发达，穷而无告的平民却是为数日多，造成社会不安，最后演变为明末大规模的“流寇”活动，终于颠覆了明代的皇权。
03
现代文明带来的文化，
使得文化精英放弃了以儒家为基础的文化
满清在东北关外崛起，趁明代中国混乱之际取得政权。清代的政治力量延续元、明两代的专制性格，再加上八旗制度，使征服者的族众数百年来高踞社会上层，其延续之久，不是蒙元签军与万户可以相比。在前面专章已经说过，满清的中央政权牢牢地掌握在满人手上，而且皇室作为一个整体参与了实际的统治。这些特色，使满清时代中国复杂共同体的政治一环完全封闭。经过科举制度，满清政权也吸收了中国传统的缙绅士大夫来参与官僚体系的运作。
然而，政权核心掌握的力量如此强大，一般官僚系统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发挥正面的影响。蒙元和满清两代征服皇朝的种族不平等及其皇权的暴力专制，加上明代继承蒙元的绝对专制与宦官厂卫特务的斲伤人权，留下的后遗症则是中国人习惯于屈从专制集权，不再敢于反抗暴政。经过三个朝代五六百年的压制后，近代中国又蒙受一个世纪的内忧外患，中国文化似乎已经丧失了与暴政抗争的意志！
已如前面专章所说，清代人口和土地耕种面积都有增加，一时国力相当充沛。从清初到嘉庆、道光，中国也一直有大量的外贸顺差。康熙皇帝自己觉得国家富足，废除了正常的地租和人赋。这一政策逐渐造成了严重的问题——既然政府正常的地租和人赋已经固定于“盛世人丁，永不加赋”的状态，国家的支出必须另找来源。
从乾隆以后，政府岁入之中，捐纳和摊派的比例逐步增加。在交通线拦路收捐，号为关税或者厘金，也因为缺少明确制度，收捐的站口随意增减，对商品运输和市场贸易造成极大的困扰。中国历来的皇朝都有皇室和政府财库分开的习惯，只有在满清时代，皇室可以任意支用政府的库存。黄仁宇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没有以数目字管理的观念”，这句话完全适用于满清的财政制度。
缙绅士大夫代表的社会力量，以其特殊地位，垄断地方的财富，制衡地方政府。在全国局面上，由于满清种族地位不平等，加上捐纳制度，官僚系统不复全是儒生背景。清代士大夫的文化发言权因此并不强大，不足以制衡极端专制的皇权。颇足以反映这一现象者，是太平天国运动。完全是由湖南士绅组织的湘军，克服了这场起于华南的民间武装起义。但是，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湘军、淮军的领袖虽然占有东南半壁的督抚地位，却不敢干预朝政，纠正慈禧专政造成的危机。
满清时代，这一复杂共同体中的四项变量之间，没有建立一个互相制衡或者互相支持的平衡关系。这个共同体本身，除了走向衰败以外，期间也没有自我调节的修补功能。此时，也正是西方文明崛起、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和扩张政策席卷全球之时。满清面临二千年来未有的变局，完全没有足以应付的力量。鸦片战争，乃至甲午兵败黄海，都不是一时的事故，乃是元、明、清以来五六百年的衰败，使得发展了一万多年的复杂共同体一旦崩解，几乎不能再收拾起来。
1911年以后，中国面临西方和东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剥削，能够维持国家不亡已是奇迹。这最后一百年来，中国复杂共同体中原来的四项变量都已经有实质性的改变。以精耕农业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必须被现代工业生产的市场经济代替；迅速发展的都市化，尤其面向西方的都市化，将建立在农村上的社会力量基础完全摧毁。现代文明带来的文化，使得本来的文化精英放弃了以儒家为基础的文化，改宗科技与城市文化。
至于代表国家的政治体制，这一百年来，中国蹒跚其行，一路寻找方向，希望改造自己的复杂共同体系统。这一百年来的艰苦历程还没走完，前途还有许多必须要修正和适应之处。尤其在今天，西方的现代文明本身也已经趋于老化，如何在双重迷失的情况下，致力重整原来的共同体，建构一个动态平衡的新系统，将是各地中国人都必须面临的难题。
经历万年的存在（Being）与变化（Becoming），这一不断更新、不断扩大的复杂系统，长久以来都是其成员认同和归属的共同体（common-wealth）。今后，这一共同体还能够吸引原来成员的后代，继续被认同为其身心之所归属吗？这一问号的答案如果是正面的，那么中国这一系统的若干理念，将可提供改造现代文明的参考因素；如果是负面的答案，目前正在衰老的现代文明，岂非再难有更新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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