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B站up主“衣戈猜想”的视频《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里，二舅的一生浓缩在十几分钟的视频里，有超过三千万的播放量，满屏弹幕“致二舅”，也是致普通人平凡但强韧的生活。而平凡与强韧之外，二舅的一生无疑也是艰难的，因此“苦难叙事”成了这条视频引起热议的另一个维度。文艺作品中从不缺对苦难的描摹，在《祝福》中，祥林嫂反复咀嚼苦难，背后是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萧红的《生死场》中，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苦难已经使人逐渐“非人化”；《骆驼祥子》中，我们能看到一个良善的底层劳动者如何变得麻木不仁。苦难叙事中，最能打动人的是被学者许子东概括为“很苦很善良”的模式，在余华的作品《活着》中，这一模式尤为凸显，感动我们的二舅也同样“很苦很善良”。为什么“很苦很善良”特别能戳中普通人的泪点？在与看理想编辑部对谈二舅的时候，许子东教授重新聊起了《活着》中的苦难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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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活着》，而不是别人或余华别的小说，至今仍然这样持久受到民众的欢迎？回答了这个问题，或许也就看到《二舅》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的理由。《活着》的叙事者是两个“我”：一个是下乡采风的文青，另外一个是向文青讲述自己一生故事的老农民。小说描述了福贵一家人历经国共内战、““大跃进”、自然灾害、“十年”和改革开放整整六个历史阶段。在某种意义上，《活着》好像是几十年当代小说的精简缩写本。在解放前，福贵是一个地主的败家子，家有百多亩地，而福贵只热衷于嫖和赌。最后一次赌博时，对手龙二作弊，福贵把全部家产都输掉了。龙二成了地主，福贵反过来向龙二租了五亩地。“土改”时，福贵已是穷人，“龙二是倒大霉了，他做上地主，神气了不到四年，一解放他就完蛋了。”世事难料，是《活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对当代作家来说，怎么写“土改”，是一个难题和考验。余华的《活着》选择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叙事策略：首先强调了设局从福贵那里赌钱的龙二是坏人，所以枪毙活该，这就符合了关于“土改”的主流定论。但是龙二本来不是个地主，就是投机取巧。他租地给福贵，也没有特别苛刻。富人被剥夺财产，是否还应处死？这让读者存疑。更重要的是，本来地主是福贵，他因祸得福，输掉了地主的帽子，换来了贫穷的新生，成了人民的一分子了，可见世事难料，世事荒诞。福贵一家的悲惨经历，都是这样“世事难料”。但在“世事难料”中，小说又有两个情节规律：只有厄运，没有恶行；只有美德，没有英雄。一个家庭经历了这几十年的各个历史阶段，一家人受的苦难，大概比任何一本小说都还要多。但是余华并不特别强调这些苦难的社会背景，也没有突出的坏人恶行，多荒诞，少议论；多细节，少分析；多流泪，少问责。所以苦难等同于厄运，好像充满偶然性。世事难料，一个人、一个家庭的苦难就和社会、政治、历史的背景拉开了距离。余华早期写《现实一种》，解剖人性之恶十分残酷。但实际上，余华在同辈作家当中是最擅长写老百姓的善良美德的。福贵的妻子家珍就是一个百分百的好人，传统道德的当代样板，几乎难以令人相信这样的好人真的存在。在《活着》这本小说里，在家珍身上，读者几乎找不到缺点。照理说，这样写人物，不大能够令人信服。余华，或者说福贵，用不少世事难料的细节，一波接一波，完全出乎读者期待。像家珍、有庆、凤霞，甚至苦根，福贵身边的家人、穷人，全都道德完美，善良无瑕，厄运不断，仍然心灵美。大量动人细节、语言尺寸的把握，叙事节奏一气呵成。他们道德高尚，但是身份平凡，命如野草，他们不想，也做不了英雄。说到底，余华的《活着》最受欢迎的关键两点，就是“很苦很善良”。“很苦”，是记忆积累，又是宣泄需求，是畅销保证，也是社会安全阀门。“很善良”，是道德信念，又是书写策略，是政治正确，也是中国的宗教。至少在80年代以后的文学中（甚至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苦难”是个取之不尽的故事源泉，“善良”是作家、读者和体制“用之不竭”的道德共享空间。对苦难的共鸣，使人几乎忘却了福贵地主儿子的身份。对美德的期盼，使得小说里的心灵美形象，好像也不虚假。虽然没有谁家里会真的有那么多亲人连续遭厄运，但是谁的家里在这几十年风雨中，都可能会经受各种各样的灾祸病难，谁都需要咬咬牙，抓住亲人的手活着。在中国人的宗教里，“活着”从来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一家人的事情。小说描写50年代，只写现象不找背景，只列细节不寻原因——这也是《活着》的灾难故事，至今还可以成为畅销书的原因之一。关于《二舅》与《活着》，我觉得有相通的地方，就是我之前评论《活着》时说的“很苦很善良”这个基本点。因为视频也好，小说也好，它其实都是一种创作。而它们的畅销、流行和广泛传播的背后，都有一些必然性。在中国现在的文化环境下，创作要顾到“二老”，一个是老百姓，一个是老干部。很苦的故事，很能给人以共鸣；而家庭、道德、善良这样的内容，很容易让人喜欢。老干部能接受，老百姓也能共鸣，这基本上是整体创作的大框架。所以在这点上，《二舅》跟《活着》，以及更多市面上，同样描写老百姓生活与政治环境的畅销作品，比如《平凡的世界》《人世间》等等，都有相通的地方。它们背后，都是士、官、民三者关系的新发展，这也是《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里论述的一个大框架，在回顾过去100年的中国文学里，一般学术界认为主要人物是两种，知识分子（士）和老百姓（民），但我认为还有第三种，干部、官员（官）。三者的关系在晚清的时候是士见官欺民，就是知识分子看到官员欺负老百姓。到“五四”时情况就显得比较复杂，知识分子有多种多样，官退居后面，老百姓不仅被人欺，甚至也欺负别人，比如阿Q等。一直到今天，这还是一个基本框架。无论是《活着》，还是现在的《二舅》，它都存在着一个受苦受难的老百姓。谁使得这个老百姓受苦受难呢？《二舅》写得更加隐晦一点，《活着》就写得明显一点，有历史上那些灾难。《活着》
《活着》的主角福贵，是一个地主的儿子，在“土改”的时候逃过了成为被批斗的地主，因此他这个苦难的承受者在写他的几十年痛苦的时候，其实作家有一个检讨，有对历史的反省。而且这个苦难的主人公之外，还有一个县长春生，县长过去跟福贵是战友，但是县长的老婆抽血，把福贵的小儿子给抽死了，所以这里隐含了一条官民冲突的暗线索，《活着》的表达是更加尖锐的。《活着》是三十年前写的，那个时候的大的创作背景是要反省过去的经验、悲剧、教训。《二舅》不是一部如此精心创作的文艺作品，篇幅也不长，在视频里二舅的身份基本被淡化了，在整个视频里也几乎看不到太多当地的社会语境，所以《二舅》比《活着》更加淡化社会背景、淡化官民矛盾。当然，《二舅》表现出来的内容，客观效果上也是用主角“二舅”这几十年的人生道路，来反省背后的中国社会政治，只是写得非常隐晦，这个视频的叙述策略经过非常精心的策划。《活着》小说主角是福贵，却有一个文青从头到尾在听他讲述。这个文青也几乎没做啥事，他就是在看着农民几十年间如何被欺负，如何经历种种苦难。到了八十年代，老百姓、农民又回到了过去的状态，整体被人欺，士见官欺民。《二舅》的视角也很简单，视频的拍摄者@衣戈猜想 和他的叙述，绝对跟二舅是拉开距离的，拍摄者用了比较新一代的年轻人口吻，甚至是带着点调侃（苦难的态度），从后辈的角度来观望前辈的一生遭遇，从苦日子中挖掘出他的美好和善良。残疾人行走的画面也增加视频的戏剧效果，替老母亲洗脚细节体现中国人的宗教感。虽然人物是真的，但也算是一种故事创作。《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
这样的后辈角度，也近乎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角度，后来创作者接受采访也说，他非常注意流量、视频制作技巧，也会去考量什么内容会火。在讲到二舅的腿被赤脚医生打残，没读上大学，却也要强调那个时代是很公平的。所以总体来看，《二舅》的许多细节都展示出了非常精致的、符合意识形态规则的探索，也就是说，这么火爆的、有巨大流量的节目作品，它必定符合当下文艺生产机制的某些基本框架或准则。《二舅》这个视频的文字叙述，可以说是当代文学的一种结晶。它表面上使用了很多技巧，用得比较安全，但是内在之所以能打动人，也是因为它有一种力量。《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
我在前不久的讲座里刚好讲了，像双雪涛这样新一辈作家的小说，内容中充满了他对于父辈工人阶级下岗的气愤。我自己的观察，最近几十年的作品跟五四有很大的不同，五四时期作品有一个主旋律就是要打倒父辈，要推翻父辈制作的障碍。而共和国建立以来的作品里面，我看到一代又一代的作家，他们是在为父辈打抱不平。王蒙是一个转折点，《活动变人形》既有“审父”，但是又有对父辈的同情。现在的作家越来越多会为自己老一辈的悲悯感慨，或是感到不平。后一辈的人看到自己的前一辈甚至前两辈的人，这一辈子活得太辛苦、甚至太窝囊，为此感到惋惜。所以年轻人不是委屈求全，不是躺平，他们实际上是在替父辈争气。就像《二舅》这个作品是侄子在替二舅说话，觉得他的这一生要歌颂，因为这样的人不歌颂，埋藏在社会角落里可能就没人理了。有人说《二舅》里的二舅有一种精神，假如要我来定义的话，我会把这种“精神”理解成一个人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还能努力地活着，而且活得有价值。他做木匠，帮助村民，村里什么东西都修，这就很了不起，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哪能做得到如此境界呢？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二舅》代表着新时代的雷锋精神。现在的二舅，是一个不幸的人，却做出了普通人甚至可能还做不到的人生成绩，比如给整个村子维修家电、赡养父母。这是教大家在任何困难前面，庄敬自强。《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
当然，如开头所说，《二舅》和《活着》都是一种“安全阀门”：“‘很苦’，是记忆积累，又是宣泄需求，是畅销保证，也是社会安全阀门。”安全阀门的要害是阀门，它是给人透气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不能讲人这么苦的，不然会给新社会抹黑。为什么现在又允许讲述苦难了呢？是为了让大家的情绪有一个发泄口，发泄情绪出来才会安全。就好像在一间高温高压的房子里生产，你就需要有一个烟囱、一个阀门，才能让压力跑掉，保证安全生产，所以叫安全阀门。阀门存在的意义是为了保障整栋房子的安全，而不是说这个阀门是安全的。阀门的安全当然也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为了整栋房子。在某种意义上，鲁迅当年说“开个窗”，客观上也给中国社会一个阀门。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鲁迅《无声的中国》
《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
不过在最后我想讲的是，时代毕竟还是在进步，虽然现在有些词汇、有些逻辑好像回到了很多年前，但毕竟长江黄河不会倒流。以前好人好事还得靠组织宣传，现在一个普通人的事迹，只因为一个视频就引起了全社会的共鸣。过去经常引发全社会共鸣的往往是恶性事件，好像只有“坏事才传千里，好事不出门”。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好事照样传千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甚至也是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内容部分整理自：
1. 许子东 著《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余华〈活着〉，几十部当代小说的缩写本》
2. 看理想App节目《21世纪中国小说》，许子东
3. 2022年“第五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评委论坛”，许子东对话梁永安、林白、刘铮、罗翔、王德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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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编辑：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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