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亿穷人，生活正越变越坏
拯救世界，或兼济天下，有多少人曾在少年时代幻想过？
梦想总与人的成长逆向而行，绝大多数人会在成长的过程中放弃拯救世界的幻想，转而为更切实的目标努力：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拥有一个家庭、一笔存款、一份稳定的工作。远方太远，关心附近已经我们是能够做到的极限。兼济天下显得太不现实，独善其身才是最佳选择。
如果有人告诉你，现在依然有人怀着拯救世界的梦想，依然在为世界上最底层、最贫穷、最易被忽视的十亿人群“开药方”，你会不会觉得这份乐观太不审慎，甚至太过天真？英国经济学家，牛津大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保罗·科利尔就是这样一个“乐观”的学者。在他的研究中，有相当一部分集中于“如何有效地帮助极端贫困国家”这一议题。他提出了“最底层的十亿人”的概念，他们大多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家，社会经济长期停滞不前，且看不到改善的希望。
非洲很穷，几乎是一个共识，这些国家的人们生活在21世纪，但面对的却是14世纪的现实：内战、瘟疫与愚昧。全球化的浪潮似乎没能将最底层的十亿人从贫穷中拯救出来，反而使他们越来越穷。为什么呢？保罗·科利尔在《最底层的十亿人》中结合数据与理论，给出了对“贫穷国家为何失败”这一问题的解答。
不过我们更想知道的或许是，为何要去关心“最底层的十亿人”？在摆脱极端贫困，生活富足的世界里，关心贫困的第三世界，意义何在？书中同样给出了答案：“21世纪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物质享受、可以全球旅行与经济相互依存的世界，这个世界会越发容易受到这些混乱孤岛的影响。解决这个问题迫在眉睫。随着最底层的10亿人与日益复杂的世界经济体系渐行渐远，一体化会变得越发困难，而不是更容易。”
落后与崩解：最底层的10亿人
节选自[英]保罗·科利尔《最底层的十亿人》
01.
10亿人，困于最底层
第三世界比以前变小了。40年来，我们在发展议题上所面临的挑战，是一个拥有10亿人的富足世界如何去面对一个拥有50亿人的贫穷世界。联合国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旨在关注截至2015年的世界发展进程，就包含了这样的思考。然而，到了2015年，这种把发展概念化的思考方式显然已经过时了。那50亿人中的大多数人（约80%）生活的国家的确处于发展车道上，发展速度往往还很惊人。可发展问题面临的真正挑战是，有一群处在最底层的国家不仅落后了，而且大多正在走向崩溃。
最底层的国家生活在21世纪，但它们面对的却是14世纪的现实：内战、瘟疫与愚昧。这些国家集中在非洲与中亚，还有一些散布在其他地区。即使回过头去看20世纪90年代，在那个冷战结束和“9·11”事件之间的黄金十年里，这些国家的收入水平也下降了5%。我们必须学会将熟悉的数字颠倒过来：共计50亿人已经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或者至少正要过上这种生活；但还有10亿人被困于最底层的世界。
这个问题至关重要，不仅关乎生活在14世纪条件下那10亿人的生死存亡，也与我们密切相关。21世纪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物质享受、可以全球旅行与经济相互依存的世界，这个世界会越发容易受到这些混乱孤岛的影响。解决这个问题迫在眉睫。随着最底层的10亿人与日益复杂的世界经济体系渐行渐远，一体化会变得越发困难，而不是更容易。
然而，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发展事务（development biz）还是发展呼吁（development buzz），都在极力否认问题的存在。发展事务由援助机构及获得了项目合同的公司负责运作。它们有着顽固不化的官僚作风，对当前的行事方式很满意，拒绝任何批评。由于对发展的定义涵盖了50亿人，这些机构有资格出现在任何地方，或者更诚实地说，出现在除了最底层的10亿人之外的任何地方。最底层国家的生存条件相当艰苦。每一家发展机构都很难让它的职员在乍得与老挝提供服务；光鲜亮丽的岗位都设在巴西、中国这样的国家。世界银行在所有主要的中等收入国家都设有庞大的办事机构，但在中非共和国却没有哪怕一位常驻人员。所以，不要指望公事公办的发展项目会自觉地把注意力重新聚焦于最底层的国家。
发展呼吁则来自摇滚明星、社会名流与非政府组织。值得称道的是，这些呼吁的确关注最底层的10亿人的困境。因为有了这些呼吁的努力，非洲问题才进入了八国集团（G8）的议程。但是不可避免的是，发展呼吁只能传递简单的信息，因为它是靠人们对标语、印象与愤怒的需要来推动的。不幸的是，尽管最底层的10亿人的困境本身适用于简单的道德说教，但道德说教无法解决他们的问题。它需要同时实施多种策略才可以解决，其中有些是反直觉的。不要指望发展呼吁来制定可以解决问题的议程，呼吁之人有时只是空有热血而缺乏头脑。
那这些最底层国家的政府呢？普遍的状况带来了极端的后果。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有时候是靠枪炮上台的疯子，有时候是买官鬻爵的骗子，有时候是不顾困难、努力建设美好未来的勇敢者。即便有时候这些国家披上了现代政府的外衣，其领导人似乎也只是在按照剧本表演罢了。他们坐在像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的国际谈判桌前，却没什么可谈的。甚至他们的政府已经垮台了，这些席位也仍然会被保留。多年来，索马里这个国家都没有一个正常运作的政府，但索马里政府依然是这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官方“代表”。所以不要指望最底层那10亿人的政府可以联合起来，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这些政府在英雄与恶棍的斗争间分崩离析，还有一些政府干脆在一边袖手旁观。为了让我们未来的世界更加美好，英雄们必须赢得这场斗争。但是恶棍们拥有武器与金钱，并且到目前为止，他们常常会在斗争中占据上风。除非我们从根本上改弦更张，否则这样的情况还会持续下去。
所有国家的社会都经历过贫穷，大多数国家现在脱贫了，可为什么有些依旧深陷其中？答案是它们陷入了各种陷阱。贫穷本质上并不是陷阱，否则我们所有人现在都会很穷。试想一下，如果发展就像是“蛇梯棋”游戏。在全球化的现代世界里，有许多神奇的梯子，大多数社会正在利用它们发展自己。但是也有一些“蛇”，有些社会碰到它们便会滑下去。这些处于最底层的国家是不幸的少数，它们深陷于贫穷之中而无法脱身。
02.
陷阱，以及陷入其中的国家
假设你的国家处于极度贫穷之中，经济几乎停滞不前，并且只有很少的人受过教育——你不必太费劲去想象这种状况，我们的祖先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生存的。通过勤奋、节俭与智慧，社会可以逐渐走出贫困，除非它落入了陷阱。发展陷阱已然成了一个时兴的话题领域，引起了许多学术争论，围绕这个领域形成了可以预见的左右两派。右派倾向于否认发展陷阱的存在，坚称只要采取好的政策，任何国家都可以摆脱贫困。左派倾向于认为全球资本主义在本质上造就了贫困陷阱。本书着重探讨了四个关注度较少的陷阱：冲突陷阱、自然资源陷阱、恶邻为伴的内陆国家陷阱和小国治理不善陷阱。与许多正在取得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一样，本书关注的国家都很贫穷。这些国家共同的特点是都陷入了各种各样的陷阱之中。
但是，这些陷阱并非无法避免，多年来一些国家已经摆脱了这些陷阱，然后开始迎头赶上。不幸的是，追赶过程近来也陷入了停滞。那些在最近十年才完全摆脱陷阱的国家，如今又面临着新的问题：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现在的全球市场对新入局者抱有更大的敌意。新近脱困的国家可能已经错失良机：它们发现自己的处境进退两难，经济增长受到种种外部条件的制约。我会在讨论全球化的时候主要讲这个问题。20世纪80年代，毛里求斯逃离了陷阱，以火箭般的速度上升到中等收入水平；而等到20年后它的邻国马达加斯加终于也逃离了这些陷阱时，却已经没有“火箭”了。
大多数国家都避免了本书提到的所有陷阱。但是，那些加起来有大约10亿人的国家却被困在了里面。在描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定义。比如说，其中一个陷阱涉及身在内陆，尽管单单是身在内陆并不足以构成陷阱。但是，在怎样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才算是内陆国家呢？你可能会认为，这样的问题借助地图册就可以得到明确的答案。但是扎伊尔呢？这个国家经历了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ese Seko）总统的灾难统治，之后合情合理地更名为刚果民主共和国。它基本上就是个内陆国家，只不过有极小的一片临海地区。苏丹也有一些临海地区，但它的大多数居民都住在远离海岸的地方。
在界定这些陷阱之时，我不得不有些武断地划定一些界限，这会产生一些灰色地带。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显然正在走向成功，另一些国家则明显在步入那些可能被称作“黑洞”的地方。还有一些国家，我们真的说不好。也许巴布亚新几内亚正在走向成功；我希望如此，我也把它归在了那一类。但是有一些研究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专家会摇头，对此表示怀疑。这类断言势必会引起挑战。但这些挑战并不能动摇一个基本的观点：确实有那么一个黑洞，并且许多国家确实正在走向这个黑洞，而不是走向成功。你在阅读这本书时，会对这些微妙的判断有更多的了解。就目前而言，请相信我划分的界限能够自圆其说。
按照我分类的方式，截至2006年，大约有9.8亿人生活在被困在陷阱中的国家。由于这些国家的人口正在增长，当你读到这本书的时候，这个数字会是10亿左右。这些人当中的70%生活在非洲，而大多数非洲人生活的国家都陷入了各种各样的陷阱。因此，非洲成了这一问题的核心。可实际上，非洲并不能与第三世界画等号。比如南非人就不属于最底层的10亿人，该国显然没有陷入像乍得那样绝望的境地。反倒是中亚地区有许多内陆国家像乍得一样让人忧心。所以，最底层这10亿人的国家并没有构成一个可以方便地以地理位置来标记的群体。非要用一个地理标签来描述它们的话，我会称它们为“非洲+”，“+”代表的是诸如海地、玻利维亚、老挝、柬埔寨等，还有中亚的国家。所有这些国家，要么还陷在某个陷阱之中，要么逃离的时间太晚。
我确定了58个可以被划分到这一群体中的国家，它们有一个突出的典型特点：它们都是小国。它们人口加起来也赶不上中国或者印度一个国家的人口。而且，由于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非常低，其中典型国家的收入甚至比富裕国家大多数城市的收入还要低，可以忽略不计。鉴于这些国家肯定不希望自己被划入这个群体，而且污名化一个国家往往会导致预言自证（selffulfilling prophecy），所以我不会给出这些国家的名单。不过，我会在讲到每个陷阱时举出大量的例子。
那么，最底层这10亿人的国家情况到底如何？首先，让我们看看这些国家居民的生活情况，或者确切地说，死亡情况。在最底层的10亿人当中，平均预期寿命是50岁，而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个数据是67岁。婴儿也就是5岁前儿童的死亡率在最底层的10亿人当中是14%，而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是4%。在最底层的10亿人中，儿童长期营养不良症状的占36%，而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个数字是20%。
03.
增长在发展中的角色
最底层这10亿人的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是一直就存在，还是因为它们被困在陷阱里才产生的？为了阐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对过去用来描述我们称之为“发展中”的所有国家的统计数据加以分解。举一个假设性的例子。“繁荣国”（Prosperia）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体，它的经济正在以10%的速度增长，但是它人口很少。“失败国”（Catastrophia）是一个很小的经济体，其经济正在以10%的速度衰退，但它却拥有庞大的人口。通常的做法——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其旗舰出版物《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 ）中采用的——是把与一国经济规模有关的数字平均化。根据这种研究方法，“繁荣国”的经济规模大、增长快，会抬高平均数字，因此，这两个国家总体会被描述为经济正在增长。
问题是，这是从典型的收入单位的角度来描述的，而非从典型的人的角度出发。大多数收入单位在“繁荣国”，但是大多数人却在“灾祸国”。如果我们想呈现在最底层这10亿人的国家中典型的人的经历，我们就不应该使用基于国家收入的数据，而应该使用基于人口的数据。这真的很重要吗？嗯，如果最穷的国家正在与世界其他国家渐行渐远，那这就是重要的。这也是本书的主要论点，因为按照收入计算的平均水平会淡化最贫穷国家的问题，低估它们的重要性。这些国家人民的遭遇无法反映在这样的统计之中，因为他们穷，他们的收入可以忽略不计。
而在我们用合理的方式对数据进行平均化之后，我们发现了什么呢？那些不属于最底层的10亿人的发展中国家，也就是中间那40亿人所在的国家，其人均收入经历了高速增长。让我们以十年为单位来考察一下这些数据。在20世纪70年代，这些国家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为2.5%，值得看好但也没那么厉害。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它们的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提升到了4%；而到了21世纪的头几年，年增长率又上升至4.5%以上。这样的增长速度看起来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在历史上却是头一遭。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孩子们长大后会过上与其父母迥然不同的生活。即使其中一些地方的人仍然很穷，但那里的社会是充满希望的：时间站在他们这一边。
但是最底层的10亿人呢？让我们再以十年为单位来看一下。在20世纪70年代，他们的人均收入以每年0.5%的速度增长，从绝对值来看，他们的生活略有改善，但改善的速度慢到几乎无法感知。鉴于在这些社会里，个人收入存在高度的不稳定性，总体上的微小改善趋势很可能已被这些个人风险淹没。整个社会被个体对经济下行的恐惧笼罩着，而不像中间的那40亿人一样对整体的社会进步充满希望。
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最底层10亿人表现得更加糟糕，他们的人均收入以每年0.4%的速度下降。从绝对值来看，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他们的收入又回到了1970年的水平。如果你在那整整20年中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你在经济上的经历只会是个体收入的波动——有些人的变高了，而有些人的变低了。全社会没有理由抱有希望。然后便到了20世纪90年代。今天看来，90年代被视为黄金十年，是冷战结束到“9·11”事件之间的十年，是万里无云、市场繁荣的十年。但对于最底层的10亿人来说，这十年并没有多少“黄金”：他们的收入绝对下降率加快到了每年0.5%。因此，到了新世纪伊始，他们比1970年更贫穷了。
这样惨淡的表现是否只是数据造就的一种假象呢？在我看来，恰恰相反，这些最贫穷的国家在收集经济数据的时候存在巨大问题，很可能导致其衰退速度被低估。至于那些真的已经崩溃的国家，则根本没有可用的数据。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在估计最底层这10亿人的国家发生的衰退时，并没有把索马里及阿富汗发生的事情包含在内。但是，将它们排除在外，就相当于假设它们的表现与这些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如果它们真有这样的水平，说我会感到惊讶都是最轻的了；我认为真实情况要糟糕得多。在这十年的前四年，最底层这10亿人的经济增长率已经回升至1.7%左右，尽管仍然远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增速；但是从绝对值看，情况正在慢慢变好。
遗憾的是，目前的这种改善很可能是自然资源的发现和最底层这10亿人的国家高价向世界出口自然资源引发的短期效应。例如，在最底层这10亿人涵盖的所有经济体当中，赤道几内亚的增长表现最突出。这是一个被政变与腐败困扰的小国，最近人们在它的近海发现了石油，石油遂成为该国收入的主要来源。总而言之，即使我们将最近这些数字视为一种有希望的表现——虽然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但是最底层这10亿人的国家高峰期的经济增长，仍然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增长最缓慢的时候还要慢得多，最多也就能让它们回到1970年的水平。
思考一下，这两种增长率究竟意味着什么。在20世纪70年代，最底层的10亿人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在增长上的差距为每年2%。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最底层这10亿人的社会最主要的特征是分化，而不是发展。但是，情况很快就恶化到惊人的地步。在20世纪80年代，这两种发展中国家在增长速度上的差距扩大到了每年4.4%；到了20世纪90年代，差距进一步拉大，达到了惊人的5%。将这30年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最底层这10亿人的社会经历了一场大规模、急剧加速的分化过程。考虑到复合增长率的影响，最底层的10亿人与其余发展中国家的差异将迅速累积，最终变成两个不同的世界。事实上，这种分化确实已经将最底层这10亿人所在的大多数国家推到了全球的谷底。
事情并非总是如此。在全球化给中国与印度带来巨大机遇之前，这两个国家比目前困在陷阱中的许多国家更贫困。但是中国与印度挣脱了束缚，及时融入全球市场，而那些最初不太贫穷的国家却没能做到。在过去的20年间，这产生了一种令人困惑的增长模式。一些最开始贫穷的国家，经济增长势态良好，因此很容易让人以为没什么问题：底层国家似乎与其他国家增长得同样快。
然而，在未来的20年里，问题的真正本质就会暴露出来，因为陷入停滞或者衰退的那些国家，现在几乎成了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在最底层这10亿人的社会中，其人均收入现在只有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通人的五分之一左右，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差距只会越来越大。这幅景象就像是有10亿人被困在了一列缓慢向山下滑落的火车上。到2050年，发展的鸿沟将不再是最发达国家中的10亿富人与发展中国家50亿人之间的鸿沟，而是困在陷阱里的10亿人与世界上其他人之间的鸿沟。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使用增长率来描述最底层的10亿人的问题：这些国家的绝对增长率是负数，相对而言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水平。然而，如今人们谈论更多的是减贫与其他千年发展目标，而不是增长率。然而，最底层的10亿人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经济缺乏增长。我们必须把他们的国家在发展进程上的失败当作我们的核心关切，把解决这些问题当作发展的核心挑战。我们需要一批关注世界贫困问题的人组成强大的游说力量，设法让富裕社会的政策变得更有利于这些国家实现发展。因此，关心世界贫困问题的人需要重新思考一下增长问题。
我绝不是想说，我们可以不在意经济体怎么增长。例如，赤道几内亚的增长只为极少数人带来了好处，但这是一个例外。增长通常会让普通人受益。那些关心发展问题的人士过分地怀疑增长，这种怀疑可以从他们经常用来形容增长的形容词上看出来。在战略文件中，这个词一般只出现于“可持续性、扶贫式增长”的语境中。然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最底层的10亿人面临的问题绝非错误的增长方式，而是根本不存在任何增长。怀疑增长的人无意中妨碍了真正的战略思考。我记得有一位世界级的银行业专家向我寻求建议，因为他被邀请向最底层这10亿人里的其中一个国家出谋划策。他在努力寻找证据，以证明银行的改革将直接帮助这些国家最贫穷的人；如果没有这样的证据，他觉得自己的建议会被驳回。他感觉到，表明改革会促进增长过程的强有力证据不会被重视。即使没有这些障碍，在最底层的10亿人中启动经济增长也是十分困难的。
除非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开始增长，否则我们就无法使贫穷成为历史；可如果把这些国家变成古巴那样，它们同样不会实现经济增长。古巴是一个停滞不前、低收入的国家，但也是一个平等的国家，有着良好的社会服务制度。如果最底层的10亿人效仿古巴，他们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吗？我认为，在最底层这10亿人的国家生活的大多数人——包括生活在古巴的人——会认为这么做仍然是失败的。
在我看来，发展就是给普通人以希望，让他们的子女可以生活在一个已经赶上世界其他国家的地方。如果剥夺这种希望，聪明人就会凭借其能力逃离自己的社会，而不是发展它，有100万古巴人就是这么做的。要追赶世界，就要从根本上提高这些最底层国家的增长。经济停滞持续了这么长一段时间，迎头赶上绝非易事。除了关心与同情，我们还能做什么？
保罗·科利尔作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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