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读
小长假马上就要开始了，在你充实的假日安排中，有没有留出一些专属阅读的时间，给自己安排上几本平时没时间读的好书？
除了翻开刚到手的新书，假期也是重温旧书的好时机。总有那么几本书，初读时便留下深刻的印象，每次重读，又都会有新的触动，因此重读经典，某种程度上可以称得上一次“伟大的冒险”。
大卫·丹比——那个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三十年后又回归学校重新读书的作家——就无数次将自己投身到伟大的冒险之中。在课堂上重读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时，他发现这本经典的小说对于如今的年轻大学生来说甚至和《伊利亚特》一样难以接近。跟随他的重读轨迹，我们会发现，简·奥斯汀并没有想象中那样舒服好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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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内特小姐，你难道不乐意把握这个机会来跳一支利尔舞吗？”
她微笑着，但没有回答。他又问了一次，对于她的沉默有点感到意外。“哦！”她说，“我刚才已经听见你说的话了；但我无法立刻决定要如何回答。我知道，你希望我说‘是的’，这样你便可以好好地耻笑一番我的品味；但我向来喜欢破坏这样的阴谋，不让人称心如意地鄙夷别人。因此我决定告诉你，我一点也不想跳利尔舞—现在你若敢的话，就尽量耻笑我吧。”
“我的确不敢。”
伊丽莎白本来预期会让他相当难堪，因此他的风度令她颇为惊讶；但她的态度混合了甜美与淘气，使她很难真的让人感到难堪；达西从来没如此为一个女人着迷过。他真心相信，要不是伊丽莎白的社会地位比他低下，他就有些危险了。
“我的行为真是卑劣！”她叫道。“我还一向以自己的眼光为傲！我还一向看重自己的能力！我经常对我姐妹的慷慨坦诚感到不屑，以毫无用处或该受责备的不信任来满足我的虚荣心。这个发现真是令人羞辱！但这羞辱又是多么公平！就算我身陷爱河，也不会盲目得这么一塌糊涂。但我的愚行是虚荣心，不是爱……直到现在，我才认识了自己。”
02.
她永远不是像你所想的那样舒服好读
夏皮罗用他惯常的方式开始上课，他问学生们喜不喜欢这本书。他在教室里绕了一圈，很快就发现女生喜欢这本书，男生则否。
亚历克斯（那个要把在公共场合嚼口香糖的人送进地狱的就是他）：我没有参与感，对里面的人物都不感兴趣。我一点也不在乎伊丽莎白是不是会嫁给达西。
汉密尔顿（正经，通常和蔼可亲）：我没办法专注在这本书的主题上，它讲的都是这些英国的有钱人和他们的小问题。
朗吉（印度裔，但却是典型的美国青少年）：我想不通这本书为什么会在这门课里。
他们嗤之以鼻，冷冰冰地充满不屑。达西本人也不会比他们更瞧不起人。这种芝麻绿豆似的女孩玩意儿是在浪费他们的时间。平常在这样的状况下，夏皮罗会用学生自己的反应来对付他们，把他们的抗拒改造成一种投入的模式。他会开学生玩笑，挑战他们，通常他们也会改变想法。但这次他只讲解了一下简·奥斯汀时代英国的社会结构，说明工商业的兴起带来了新的赚钱方式和新的挑战，而那些拥有土地的阶级希望能保有他们的地位，等等。然后他离开座位，把课交给了我。
我坐在那张会议长桌的尽头，“教练”就在我右边，学生坐在桌旁还有墙边。他们好奇地看着我，有几个人微笑。这是某种实验，他们愿意忍耐一会儿。
我开始的时候很生气。每个人都有权利不喜欢一本书，可是！那些男生一定得搞清楚。他们都得搞清楚，伊丽莎白·贝内特是那么勇敢地面对社会地位比她优越的人的贬低，在舞会上、晚餐后在客厅的钢琴旁自顾自地谈笑，她和奥德修斯一样有勇气，一样足智多谋。大胆而聪明的伊丽莎白·贝内特是我们的斗士，也是他们的斗士。她犯下了可怕的错误，但这也是她之所以伟大的一部分原因。我稍做停顿，看了看我的笔记，脑袋里闪过的念头是，这些男生必须要喜欢这本书、喜欢伊丽莎白，否则他们永远不会成长、超越他们生命中的这个阶段，他们会永远麻木不仁。
“最近我和我太太一起去参加一个晚宴，”我开口道，“我们回家之后，闲坐着聊当天晚上的事。我们分析那些客人，分析我们自己，想想我们说过了什么、本来又可以说些什么。我们所有的人都在找寻一个不卑不亢的得体态度。既不咄咄逼人，妄自尊大，也不畏畏缩缩，妄自菲薄，不过分自谦也不过分傲慢。对一些人来说，这样的自觉可能很折磨人。但在现代世界里，你生活中的一举一动都不可能没有它。”
学生们看起来很意外，这是个奇怪的开场白。但他们的微笑消失了，然后过了一会儿，当我说到那个不祥的词“黑格尔” 时，他们打开笔记本写了起来。他们在抄笔记。我感到脖子后面有一股微弱但确实的痒意，感觉很爽，有点像专业摄影师给你照相时的那种乐趣。原来有权力的感觉就是这样！这种感觉一般来说是我所不熟悉的。我为《纽约客》杂志写稿，他们有着广大的读者群，但我不是面对面和读者说话的。读者坐在通勤火车上或是倚坐在床上，是某种理想的形象，但也神秘冷漠而且一言不发。现在我看见了我所说的话产生的效果，让人直起身来或懒散地坐下去，手中拨弄着什么东西，害羞或大胆地注视我。有两个女生在微笑，男生看起来也感兴趣。
我是在念一段话给他们听的时候提到了黑格尔，那段话出自莱昂纳尔·特里林的手笔， 他是伟大的哥伦比亚教授与评论家，在此地受到神祇一般的尊崇。他1954 年写的那篇论述简·奥斯汀的文章收在《相反的自我》（The Opposing Self ）中，我前一天晚上才从书架中抽出了这本书。原先我不确定是不是要念这段话，但生气之后，我知道必须要念。
是简·奥斯汀首先描写了特属于现代人的个性，以及产生这种个性的文化。她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呈现出道德生活， 让人首次感到它是这么复杂、困难而累人。黑格尔说“精神性的世俗化”是现代时期的一个主要特点，而简·奥斯汀是第一个告诉我们这牵涉到哪些东西的人。在她之前没有小说家把社会、普遍文化在道德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描写出来过，这当中产生的“诚恳”和“粗俗”的概念意义为何是以前的人所不能了解的，对我们而言也很微妙、难以定义，而且强大到没有人能逃得过。是她首先察觉到控制我们道德处境的那种恐惧、那种无处不在而众口铄金的评判，我们每个人都会对之做出反应，觉得必须显现出我们世俗性精神的纯粹，而这种精神的黑暗可疑之处比宗教性精神的还要多、还要隐晦。我们觉得必须以自己的生活和风格来回答这个疑问，并确定不管在行动本身还是在装饰点缀上，它们都能证明我们是属于世俗精神中的佼佼者。
这段话混合了略带喜剧味道的警戒，让一些学生醒了过来。女生开始发言。她们绕过了特里林说的话（我一把它念出来，就知道这有点超过十九岁学生的理解范围），但表达了对伊丽莎白的景仰。她们看见了她在社交举止中的勇敢；她们很能同情书中年轻女性行动所受到的限制，当时女人要是不结婚就很难得到尊重，要么只能当个女家庭教师或老处女。
对这些女生来说婚姻不是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对男生应该也不是，不过男生对之避而不谈，就像躲避脚下的一条蛇一样。我猜想，他们的“恐惧”不在于跟着精神世俗化而来的自觉。我想，他们怕的是可能很快就会逼近眼前的那个社会化世界，在那里女人和婚姻是中心，他们自己的自由受到限制。但我不能这么说，这样太过分了。于是男生们取笑着简·奥斯汀笔下人物正经八百的说话方式，借以避难。
“有些读者必须发挥超常的想象力，”泰勒在他讲奥斯汀的时候说，“他们必须把自己抛到一个不同于现实的社会里，那里没有丝袜、没有吊袜带、没有药丸、没有电视。这些人晚上闲坐着谈话、阅读。”于是我也试着把他们抛出去一点。我说，简·奥斯汀笔下社会的繁文缛节，一方面来自正在改变但仍然强而有力的阶级体系，另一方面来自“社交生活是一种表演”这个理想。虽然人们强调风度和优雅——或正是因为如此——说出来的话却充满了阻碍和反驳，比任何美国人可能听说的都要残忍。粗鲁自有其规范性的功用，可以让人们不至于得意忘形。所谓的风度通常是没有风度。
笔记记录得更多了。我很享受这种情况。可能太过享受了，因为我讲个没完。我不断地解释，有时候学生有反应，有时候没有，于是我开始感到紧张，背上开始有点冒冷汗。我转向简·奥斯汀的反讽习惯，要他们分析开场白的句子。那个第二学期加入这一班的瘦男生亚历克斯振作起来。他早先说他没有“参与感”，不过现在他愿意玩了。至少玩一阵子。解读这些句子看起来像是个逻辑问题，这点吸引了他。他分析、整理出开头那些句子所引发的不同预期心理以及惊讶。很好，亚历克斯。老师很高兴。几个男生不情愿地发了言。
女生们讲的话都言之有物，我也让男生不再那么死气沉沉的了，但讨论中还是会有沉默的时候，而有些学生看起来紧张、受挫。我没有像泰勒一样让他们互相对抗，也不像夏皮罗一样温和地逗弄他们，引他们说出答案。要是我没有得到我想要的答案，我就会自己说出来，如此过了一阵子之后，只听到我的声音回响在教室四壁中。夏皮罗稍微动了动，我眼前的这些脸孔变得模糊。但他们一定要听，我栽进我的笔记里一路讲下去。
“你们看，事实上贝内特太太不是书里的坏人。你得把开头的那几句读上三次。到最后，你会发现贝内特太太努力推动婚姻，是一种生命动力。那些有钱的年轻人了解到他们的确缺了个妻子。要是说这本书里有坏人的话，那就是贝内特先生。”
有几个男生早先说他们欣赏贝内特先生，这个有妻有女的退休老男人的幽默起初看来是代表了简·奥斯汀的观点。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奥斯汀的讽刺是针对自以为了解讽刺的读者的。事实上，贝内特先生是个空壳子：他只是会讽刺、会挖苦，这是讽刺的最低层次。“简·奥斯汀永远不是像你所想的那样舒服好读。”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