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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诗人许立志的遗作《新的一天》出版，这本诗集汇集了他自 2010年以来所写的近200首诗，一位城市打工者的生活摊开到众人面前。九零后的许立志出生于广东揭阳，高中毕业便外出打工，2011年，许立志21岁，来到深圳，进入富士康成为一名流水线工人，2012年起，在厂刊《富士康人》发表诗歌、散文。在他的诗里，工厂里的工人工作时，麻木的表情、整齐划一又单调的动作，就像一个个《流水线上的兵马俑》；加班的夜晚，倒下的人就像《一颗螺丝掉在地上》，没有人听见，也没有人会在意一颗随时能够被替换的螺丝。“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许立志也曾写过一首以月亮为主题的诗，名为《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 他们把它叫作螺丝 / 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 / 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 / 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 /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 / 我再咽不下了 / 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 / 都从喉咙汹涌而出 / 在祖国的领土上铺成一首 / 耻辱的诗
许立志的诗歌寥寥几句便勾勒出当代流水线工人的生存现状，看似简单，却笔力扛鼎。还有无数打工写作者在书写他们的生活，生活不易，写作亦不易。让我们跟随清华大学教授、社会学家严飞，一起来看看产生于现代城乡裂变的“打工文学”，以及挣扎在其间的打工者，他们的故事。![]()
严飞《悬浮：异乡人的都市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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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范雨素《我是范雨素》）2017年4月，一篇在朋友圈迅速走红的自传体文字《我是范雨素》出人意料地将一位城市打工者的苦难生活推到了众人的手机屏幕前。作者范雨素展现了自己面对生活重负与命运不公时的平静，文章看似轻描淡写，内里却蕴含着强烈的力量。这篇文字所引发的媒体和社会关注为打工写作群体投下了一束光，但范雨素的一夜成名却难以再为其他打工写作者所复制。“打工文学”始于20世纪80年代，与农民工流动相伴而生。发展至今，已经演化为当代中国社会一个特定而庞大的群体的心灵史。由于结构性和体制性限制，这一群体在城市中的工作和生活经历，以及徘徊于城乡之间的迷茫带给了他们不同于以往乡村生活的生命体验，其中的不适和痛苦催生了这种打工写作文化。文学写作在“打工写作者”身上所凸显的意义绝不只有文学理想——当打工者执笔书写自己以及所属群体的故事，或以诗歌为矛直指生活苦痛的时候，文字便已超越了形式，构成了底层群体表达自我意识、呈现主体性的重要渠道。打工者的文学作品关涉他们往昔的生活经历及其与社会变迁的互动，这需要我们返回到具体的、有温度的场景中，进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与心灵世界，如此才可以理解城市转型与发展在他们个人经历中留下的烙印。皮村位于北京五环外，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因为租金低廉，居住在此的人有 90％都是外来务工者。像所有的城中村一样，这里在城市整治之前低矮杂乱，人流车流在坑坑洼洼的路上混行，破败脱落的土墙上、东倒西歪的电线杆上，横七竖八贴满了五颜六色的“牛皮癣”广告。因为离机场近，几乎每隔几分钟就有一架飞机飞过头顶。而飞机的低沉轰鸣声，提醒着人们这个地方和城市有着如此紧密的连接。皮村人气最旺的地方，是成立于2002年的工友之家。这里有一座小型的剧场，一家二手服装商店，以及一座博物馆和图书馆。这里曾经因为崔永元来主持过“打工春晚”而名噪一时，再加上《我是范雨素》的传播，让这里一度成为媒体、学者关注“新工人”文化实践的试验田。“新工人”是工友之家为外来务工人员带来的一个新名字，以区别于国企单位制里享有体制福利的“工人”和带有歧视性色彩的“农民工”。![]()
在皮村工友之家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图源《悬浮》
“新工人”文化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就是文学小组。皮村的文学小组成立于2014年，由工友之家主办，旨在为“新工人”提供一个稳定的学习文学的课堂和练习写作的平台，其他的文化服务活动还包括文艺小组、摄影小组、电影放映、图书借阅等。文学小组的核心成员都有在主流媒体发表过诗歌或者纪实文学的经历，他们学习和活动的形式丰富多样，主要包括线上文学讨论、线下文学课程、每月主题写作训练等。他们有一个相关的微信群，每周五晚都会有一场线上讨论，每次由一位成员推荐一篇文学作品，并由其主持线上讨论，其他成员轮流发言，但稳定参加讨论的成员一般在五人左右，有时甚至更少。群内也会不定期地分享媒体约稿消息、新媒体或各高校学生主办的线下文学交流活动以及游玩聚餐等情感建设活动。文学小组成员每一次举办团队建设活动，到场的所有人都要轮流表演节目，内容大多是读诗和唱歌。自2014年开始，文学小组每到年底都会将小组成员的所有年度作品编辑成册，至2020年，已有6册《皮村文学》。在每一册《皮村文学》的封底，都印着同样的两行字：“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这本自己设计、自己印刷、只在内部传阅的小书，承载了太多工友的文学理想，他们透过文字传达出对于现实的寄托，让我们看见漂泊中那些无所寄托的感情，以及生活里的褶皱与肌理。对于工友们来说，写作本身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写作表达出个体的声音。事实上，作为“打工文学”创作主体的农民工群体，一直是沉默的大多数、底层的无声者，长期以来面临着话语的缺失。后殖民理论批评家盖娅特丽·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就曾发出过“底层能否发声”的质疑。“底层能否发声”的问题涉及两个层次：第一，作为整体性的“底层”是否能够表达自身；第二，如果底层能够表达自身，底层中的女性是否在“独立性”的言说范畴之内。对此，斯皮瓦克明确指出：历史书写中的“人“或者“公民“指的只是精英。底层可以通过历史学家的书写发出声音的想法其实只是一个神话，事实上只是历史学家在历史的页码间表述底层，从这个意义上讲，底层不会发声。如果说斯皮瓦克针对历史书写者并非底层群体本人而是精英这一困境提出了“底层能否发声”的问题，那么“打工写作者”成为自身的书写者的事实，则证明了底层是能“发声”的——他们不仅有表达的意愿，而且在不断地尝试去表达。以往的“底层如何被表述”则变成了更接近底层的真实的问题，那就是“底层如何表达”的问题。从这些打工者个人的生命历程出发，我想进一步探讨他们是如何被社会变迁所形塑成为写作者，从而得以“发声”的。打工写作者的成长过程呈现了个人生命历程与社会结构和变迁之间的互动—萌发于孩提时代的文学爱好在农村有限的文化条件中微弱发育，在割裂的农民工身份和文化追求中遭受挤压与斥责，在城乡流动和工业生产中催生出表达的出口，最后又在他们自发组织的情志共同体中汇聚成长。大多数至今仍坚持写作的打工者在学生时代就培养了对文学的爱好，原因或是因为学生时代语文老师的引导与器重，或是源自家庭环境的影响与熏染。但是，在文化资源有限的农村，文学爱好和阅读需求只能得到有限的满足，诚如两位被访者指出的：其他人上河里抓鱼，我就上街上的新华书店看小人书，《东周列国志》，还有街上摆摊的，知道一些历史典故。人家要收摊我还在那儿看。（被访者XLY）村里能够找到的杂志、小说、报纸基本上都找来看过了。甚至我爸藏的《妇女之友》《知音》《老年春秋》什么的，我都看过。（被访者WHS）除了有限的书籍，村里的“大喇叭”和收音机也对他们文学兴趣的培养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被访者的讲述中构成了对文学兴趣启蒙的最初印象：喇叭会放这个东西，《杨家将》《三国演义》《水浒传》。我家里面那个时候没有录音机什么的，一般到那个时间就到喇叭下面听评书……我爱给小伙伴们讲……所以我听了以后，给他们讲的过程，可能无意中把这些东西记住了。（被访者WCY）有些打工写作者在中学时代便开始通过文学来表达自己对周遭世界的思考和对社会现实的理解。两位被访者在回忆自己写作历程的时候，明确指出了中学写作时对于当时教育的反思和批判：从初中的时候开始（写）吧，高一最多，写了几万字，后来因为老师打压就没有写了。初中的时候写一写小童话，很幼稚的，蝴蝶与花的对话，池塘里面的小鱼与小孩的对话，挺幼稚的……高中的时候写过爱情小说，（写的是）小孩早恋被学校开除。基本上都是些小孩怎么被老师摧残打压。寓言小故事，对社会的看法，对学校、大人的批评，家庭的反思，对亲情的质疑，父母不一定爱自己的孩子，教育里面有许多虚伪的，当时很幼稚，但是感知到了一部分。（被访者WHS）由于“家里供不起”和有限的升学机会，这些打工者的求学生涯几乎都止步于初中，有的甚至小学都没有毕业。辍学之后，他们只能在家务农或外出打工。若是在家务农多年，到了组建家庭、生儿育女的阶段，也会迫于生计而外出打工，“做过十几份职业”的人并不罕见。脱离了学校教育体系，打工者与写作者的双重身份显得更为尴尬和割裂，而家人对他们坚持文学阅读与写作的反对几乎是贯穿始终的。但是，不少打工写作者在面对工作与写作在时间和精力上的冲突时，依旧选择继续坚持自己的文学爱好。![]()
《我的诗篇》
打工者对文学的热爱如逐水的浮萍，在颠沛的打工浪潮中浮沉。艰辛劳累的工作和不公正的社会际遇既激发出他们不竭的表达欲望，通过文学写作来疏解内心的压抑、愤怒与痛苦，同时也严重压缩了他们从事创作的时间和精力。服装厂上夜班，当时觉得有点失落，已经开始写了，计件的有个包号，我就只言片语地写在上面，当时上夜班即使没有活也要坐在那里，别人在聊天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写……2012年我已经很绝望了，在车间里面疯狂写（诗），写了很多。但是更多时候，疲于奔命的生活方式会使他们的写作深受限制。在我们的田野访谈中，被访者常常表达出正面对着类似的写作困境：还没写过一个（作品），都快半年了。我特别忙，老加班这几天。一夜一夜地加班。（被访者MJD）我时间不固定，原先他们也会给我约（稿），结果我没按时给人家完成……那时候比较累，就是没时间写，过后呢，就又懒得写了。（被访者GFL）各地辗转打工多年之后，不少打工者在口耳相传的推荐中加入了皮村文学小组。“文化上的事断断续续地接上了”，他们能够固定地、系统地接受一些文学教育和训练，这对于大多数打工写作者而言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除了在文学方面进行交流与学习之外，文学小组也为打工写作者在北京提供了“一个港湾一样的地方”，他们“像找到一个家了”。这也成了很多工友不愿意离开皮村的最重要原因。打工者多处于城市的边缘地带和弱势地位，社会关系网单一脆弱，文学小组与工友之家成了他们在北京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社会关系网，提供了珍贵的情感支持。虽然文学小组能够提供相对较多的资源，但真正能够坚持参加的仍然有限，一位被访者就指出：“工作之余有时间的去参加，好多礼拜日都赶不上，下班很晚，工地挺忙的……一天多的时候干12个小时，很累的。”（被访者WHJ）对于文学小组每月的“写作作业”，需要很大的投入，能够坚持上课、写作的打工者相对更热爱文学，且更愿意为之付出时间和精力。另一个与活动参与频率相关的因素是被访者的婚恋状况。文学小组的核心成员主要是大龄单身男性和与家人分居两地的已婚男性。被访者沉元生于1985年，初中毕业之后就外出做木工：如果是结了婚，婚姻幸福美满的话，有可能他会偏向婚姻这一块。也就是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那种。其实确实参加这种活动的，大部分都是单身，也就是不顾家的那种。如果顾家的话，可能就很少参加这种节目……感觉也就是确实如果是家庭与爱好之间，还是二选一的。打工写作者的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散文、相声、戏剧等形式，这些作品是一个多元复杂的混合体，其中既有彷徨与呐喊、反抗与争取，同时也有对生活的温柔与热爱。底层的真实并非只关涉抗争与痛苦的体验，也囊括了更为广阔的日常生活中的经历与想法。对个人和所属群体的生存状态与心理感受的表达是打工写作者中最为普遍、日常的现象，通过这种方式发泄苦闷，或多或少能让这些在城市里漂泊的打工者在困境中获得一些精神和心理上的慰藉。![]()
《我的诗篇》离开农村来到城市生活的打工者在城市的边缘地位就像“自生自灭的野草”，只能“靠自己的顽强的生命活下来”。一位生于1965年、初中毕业的被访者郎远大哥的一首诗正是农民工在城市中工作与生活经历的真实写照——找不着活干的时候如久旱的野草，而活计就像救命的甘霖：[《皮村文学06：城边的野草》，未刊稿，北京，2017年，页9—10]而对于那些在工厂里的打工者来说，每日就如同电影《摩登时代》里的卓别林，在生产线上拿着扳手拧紧螺丝，一次次地重复同样的动作，想要挣脱却又不自觉地陷入为了养家糊口的妥协之中。而对女工来说，有的时候甚至必须得按规定服用工厂派发的避孕药缩短生理周期，以延长工作时间。长期被束缚于生产线的经历给这些工厂里的做工者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灵创伤，内心“撕裂的状态”久久无法愈合，被访者子湖将其称为“车间后遗症”。子湖初三辍学后，从青春期开始的十余年几乎都在车间度过，从一个工厂到另一个工厂，虽然现在可能会“精神上感觉好多了”，“算是比较协调了”，但是十多年的车间高强度工作已经给他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这种痛苦和忧郁还是会时不时袭来，灵魂也一直处在号叫的状态，有时候是呻吟、呢喃和呐喊……活得很累。”因此，生产车间、流水线是经历过流水线作业的打工写作者的诗篇中经常出现的意象，机械上的异化劳动带给打工者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皮村文学04：工厂的嚎叫》，未刊稿，北京，2017年，页404—405]比工作艰苦、生活简陋更令人心寒与愤怒的是打工者群体时常面临的欠薪问题，这也成了打工文学作品中的常见内容。曾在打工春晚上表演的小品《猪八戒盖澡堂》就是欠薪的典作，猪八戒即请人盖澡堂却拒付工资的老板，从猪八戒的人物形象我们便可一窥作者对欠薪老板的态度与情绪。但对于另一些打工者而言，激烈的愤怒情绪和反抗意识也在逐渐消磨殆尽，已经逐渐淡化了对“老板剥削”的说法：“对这个社会不满也好，习以为常了，我没有太多的（抱怨），已经习以为常了。”（被访者WCY）大多数打工写作者通过诗歌、非虚构写作和小说等文学形式讲述自己或身边人的故事，而较少涉及与个人生活经历有一定距离的公共议题。这种生存状态的公开表达是打工者们用自己的叙述方式构建与呈现自我价值的表现，是他们尝试以平等的农民和工人群体的身份进行的表达，“算是心灵的归宿”。而当他们试图通过发表作品来与更广阔的社会群体进行对话时，他们就进一步实现了群体形象与集体认同的再造。通过文学写作进行的文化表达，既改变了社会对他们的认识，也改变了他们对自我和社会的认识。虽然打工写作者群体已初具规模，他们可以执笔书写自我，而不再需要通过他人“代言”，但文学写作还无法成为打工群体真正实现向上流动的渠道，他们自己也不认为可以通过写作来维持生计，甚至改变命运。文学无法拯救群体的生活困境，即便“成名”的少数个体亦难改变原先的生活轨迹。“范雨素事件”所招致的一拥而上而后一哄而散的媒体记者，让他们回忆起了多年前工友之家同样被簇拥继而被冷落的场景。虽然普通的打工写作者突然被互联网和媒体推得很高，大家心里都明白，“也不指望（写作）当饭吃”，“就是业余时间娱乐娱乐”。绝大多数被访者依旧为生计奔波，而收入低、加班时间长、工作时间不固定仍是阻碍打工者进行文学学习与创作的最大因素。同时，从他们有限的发表渠道和更为有限的发表数量可以看出，整个打工写作者群体的作品所能引起的社会关注并不乐观。即便如此，他们依旧在坚持写作，试图通过文化与叙事争取话语权与表达权，进而重新塑造外来打工群体的整体形象。这就引出了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底层表达的声音是真实的声音吗？![]()
《我的诗篇》
在皮村的工友之家中，随处可见“新工人”“劳动光荣”的宣传标语，某小区门卫阿微告诉我们：“在（皮村）这边天天宣传这个，肯定是熏也熏出来了，待了四五年。”如此，打工写作者所呈现的社会认知是否也可能是另一种“符号标签”的结果？这还是他们真实的“声音”吗？对“声音”真实性的反思也是对“底层”概念的反思：何为底层的真实性？同时，在我们的田野调查中，接受访谈的所有打工写作者均为男性，这并非由于我们的疏忽，而是文学小组成员的男女性别比本就严重失衡，这反映出底层女性在文学写作与表达上的缺失。她们同样遭遇着身份认同的焦虑，被社会现实所忽略，在城市中处于一种无根的漂游状态，她们的观察与写作理应更加细腻和清醒。但即便打工女性在城市多年的生活已经大大提高了她们的个人主体性和决策权，但在现有父权文化体系下，她们依旧需要接受她们的性别身份，在家庭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并遵循文化传统的预期，回到农村结婚、生儿育女，为家庭贡献出她们的一生。来了又去的媒体记者，一次又一次的媒体轰炸与狂欢，并没能给打工者们的生活境遇带来真正的关注与改善。他们不会去探讨这个群体的表达所指向的真正内涵，不会去关注个体的际遇，更不会深入整个群体的苦难；他们关注的是“文学”，是“才华”，是脱离作者生活实际的文学“评价”。但事实上，文学写作只是大多数工友生活中非常小的一部分，更多的时候，他们在工作、在流汗。而媒体的热议、个体的成名，不能代表整个群体已经获得了足够的关注，这些媒体目光的聚焦与流散，只是漫长黑夜里一个个转瞬即逝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