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失败者，曾写下人类命运的预言

《卡夫卡是谁？》

出生于布拉格一个犹太家庭的作家弗兰茨·卡夫卡，曾写下《变形记》《审判》《城堡》等揭示现代人类面临困境的小说。在他笔下，现代社会充斥着被异化的人与繁冗的官僚程序，人们面临彼此间的隔阂，忍受冷漠的人际关系，最终将自己变作一枚庞大机器上的螺丝钉，在焦虑、迷茫、病态之中完成短暂的生命。

卡夫卡的小说也被认为带有预言的特质，他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但纳粹德国的官僚系统运作，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似乎都应验了他作品中揭示的未来，甚至直到21世纪，我们仍能从他的小说中看到某些真实的社会缩影。这位一生都不曾找到灵魂归属的失败的“异乡人”，留下的是对全人类命运的忧虑。虽然他对自己的犹太身份始终感到迷茫，但是无法否认的是，他的犹太民族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写作。

卡夫卡的犹太属性

节选自[美]克莱门特·格林伯格《艺术与文化》

01.

卡夫卡的犹太特性作家（writer）卡夫卡，当然还可以作其他分类。出于这样的目的，深入地研究一下他的犹太特性（Jewishness）将不无助益，不过只就它与其写作的关系而论，不作他的人格或他的神经衰弱症而论。犹太特性在他的艺术中所扮演的角色，堪比法国特性（Frenchness）在福楼拜（Flaubert）作品中的角色，只不过，在福楼拜的艺术中，法国特性是一种既定的条件，而犹太特性在卡夫卡作品中的条件，只限于它作为其主题出现的范围。就犹太人的条件（或犹太人的境况）成为卡夫卡艺术的主题而言，它形成了其形式——成了内在的形式。通过他的诗（Dichtung）——字面的意思是，他的想象和沉思——卡夫卡在犹太人被驱逐的命运中获得了一种关于犹太人境况的极其生动的直觉，以至于将有关它的表达转化为它本身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种直觉是如此彻底，以至于它在风格上和意义上都成了犹太式的了。

卡夫卡的小说与散文诗看上去非常有特质，这既由于它们是犹太人写的，也由于它们是他写的。它们是我所知的唯一一种在现代非犹太语中感到悠然自在的完全属于犹太人的文学艺术。与海涅（Heine）不同，卡夫卡不需要为了拥有德国人的特性而出卖任何犹太人的自制。然而他的陌生在德语中并不比克莱斯特（Kleist）的叙事散文更陌生（也就是说，卡夫卡的散文也许道出了更多关于德国人的东西，而不是关于卡夫卡自己的东西）。卡夫卡真正的陌生在于他的形态，他关于时间、地点、运动和人物的虚构——而不在他的修辞。在这些形态中存在着亘古不变的要旨，他的艺术的趋势。

《卡夫卡》

在卡夫卡那里，时间的运动与我们所知的任何其他小说作者都不同。他的主角生活在对早已作出的决定，早已确定的结果，而非生活在对时间的恐惧中。决定、结局与判决，并不总是准时来到，因为它们总是在场的。一切似乎都早已在很久以前签署、封缄、传递，只是这个很久以前存在于某个神秘的向度，在那里一切都同时发生，并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正是这一向度，伴着它对近与远、辉煌与单调、绝对与直接、永恒与瞬间的融合，从四面八方向卡夫卡的小说世界渗透。卡夫卡散文的独特调子回应着这一向度。

在这一调子提高的少数几个场合，只有在雄辩中，他才是反讽的——在那里，事实似乎需要某种总结，而这种总结对于这些事实来说永远是不充分的。卡夫卡似乎想要抓住与眼下的情势相关的一切东西，但是这一相关原则总是在躲避他，而他小说的运动——就其确实有所运动而言——可以说更多地存在于对这一原则的不断寻找中。在他似乎总是渴望着透明与神秘的通缩之时，他反复拿捏的原材料到最后总是与最初一模一样：这是一种似乎不能为理性的心智所穿透的相似性的组织（tissue of likenesses）。

卡夫卡的小说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依据时间、地点、历史、地理甚至神话或宗教的客观坐标来加以定位的。数据都不是从推理而得，它们干脆就是给定的，就像在童话或是在《一千零一夜》（the Arabian Nights）里一样。其秩序亦然，存在于重复中。卡夫卡的普通主角被托付于，同时也屈服于日常生活，但是故事——事实上也就是卡夫卡的艺术——却只始于日常生活的毁坏，并且主要通过重返日常生活的努力向前发展，这一日常生活本身也试图将毁坏转化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行动主要存在于各种从来无法精确符合情势的假设的形成、阐发及其放弃之中；仿佛正是现实的趋势和现实的纹理本身在反驳它们。

02.

卡夫卡的小说世界与我们的梦幻世界之间的相似性早就有人说过了，而且说得很好。然而，要想证明我们在别的地方找寻这种相似性是正当的，却还有许多工作可做——毕竟，我们在梦里并不怎么喜欢推理。稍微熟悉一下犹太人的传统就能暗示另一种排除所有其他选择的选择，只要你朝它看一眼并愿意继续求索下去。卡夫卡的主人公们在其中找到其唯一安全和可认知现实的日常生活与逻辑的单调乏味，或者毋宁说合理性的单调乏味，在许多方面（无论是经过扭曲的还是未曾扭曲的）都与所有遭驱逐的犹太人两千年来一直在寻找其形状、身份及其生活安全感的体制相似。我是说那个被叫做《犹太法典》（Halacha）的法律体系以及由这个法律体系确立起来的精神活动。

这部法典是为覆盖虔诚的犹太人的全部生活而设计的，它是行为准则和仪式法则的逻辑推演，而且是通过代代相传，经过“口头法典”（the Oral Law），从Pentateuth，亦即“成文法典”（the Written Law）或“神谕”（Torah）那里推演而来。犹太法典通过将日常生活中注定会愉悦上帝的东西包括进来，从而使人类生存神圣化。它不仅使道德法典化了，而且还通过将行动和言词的仪式化的重复编织进日常生活，从而赋予了日常生活的肌理以超越实践意义的东西；行动和言词的不断重复可以将日常生活的肌理直接或间接地与神，以及被隔离的过去联系起来；正是在这样的过去中，上帝与作为一个民族的犹太人之间的协议确立了法律并“创造”了历史。

《卡夫卡》

对生活在传统中的犹太人——亦即正统犹太人——来说，历史在两千年前巴勒斯坦一个独立的犹太王国中遭清洗而停止，而且不会重新开始，直到由弥赛亚来重建这个国家为止。与此同时，犹太人的历史存在也遭到悬搁。在流亡状态中，犹太人生活在远离历史的处境中，生活在犹太法典的“篱笆”或“中国长城”背后。走到“篱笆”另一边去的历史是渎神的历史、非犹太人的历史，更多的属于自然史而非人类史。因为它并不涉及与神的交接，因而没有任何真正的新意。这种历史在最好的情况下对犹太人没有任何意义，在最坏的情况下则对其神圣的日常生活或其生理存在将构成一种威胁。真正的历史将会以真正的新意重新开始，只有当犹太国家再次屹立在直接与上帝交接的位置。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内，非犹太人的历史开始以一种通过“解放”犹太人——意思是“教育”并将他们重新吸纳为国民的新方式介入被驱逐犹太人的生活。但是其结果并没有使得非犹太人历史更少敌意，无论是对正统犹太人还是对已归化的犹太人。确实，非犹太人历史，对已归化的犹太人来说变得更为有趣，不过这并没有使它变得更为温柔或更少成为自然史的一部分。因此，被解放的（或自由）犹太人仍然必须诉诸犹太法典式的安全感和安稳感，或者毋宁说无需再流浪的某个版本。如果这种新的犹太法典不能从宗教权威那里推导出来，那么犹太人的“生活方式”——向来以中产阶级的生活为典型——就不得不带着种种可怜的关切，在此地和当下的教区生活。日常工作、谦卑、清醒，作为自己的目的，为它们自身的缘故，以及纯粹出于安全感考虑，得以结合在一起。

这种新的、世俗的犹太法典排除了犹太人的过去。它承担着对未来的焦虑，这种焦虑在人们对任何过去的关注中都很少留下什么空间——由于过去已经包含着流亡的过去，它比传统的、《旧约》中的过去发生得更为晚近，更为真实，也更为不舒服，由于这一切，留下的空间就更小了。自由犹太人以一种封闭来交换另一种，而新的封闭或许招致了更大的幽闭恐惧症。古老而神圣的犹太法典至少还记得创造了他们从中获得权威的祖先的历史，而新的、世俗的犹太法典只知道也许存在着过去的历史，但却情愿不要认识它。

新的犹太法典也不会许诺给那些渴望历史的犹太人那种古老的法典曾经许诺过的终极的满足。自由犹太人比正统犹太人更深切，同时也更直接地渴望历史；在历史之外他感到更加窒息。然而，正是他自己必须拒绝历史，因为他在骨子里跟正统犹太人一样继续害怕历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正统犹太人至少还可以暂时对它保持冷漠——就像他对任何非犹太人的东西保持冷漠一样。

这种情结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得以体现、塑造甚至解释，倒过来，它也有助于解释卡夫卡小说的形式。卡夫卡对通过其小说直觉地加以描绘的犹太人境况的觉悟，也解释了他何以成为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卡尔·马克思之类的犹太人试图通过预见或希望将非犹太人立刻转化为一种犹太人更容易加以同化的人类，来逃避犹太人的处境。卡夫卡这位布拉格的犹太人更加忠实于其经验，这种经验将非犹太人世界与非犹太人历史呈现为一个针对他及其同类的陷阱，而且只是一个陷阱。就他所处的时间和地点而言，他是多么正确啊！在卡夫卡去世不到20年的时间里，自由犹太人的新犹太法典不是被关闭在一个完全开放的（wide-open）非犹太人世界内，而是处在一个封闭的非犹太人世界内的无法无天（wide-open）的状态。

03.

对卡夫卡，一个用德语写作的犹太人来说也是独一无二的是，他以一种与范例相符合的方式，将艺术嫁给了预言；而这种范例则是由犹太诗人——预言家以长时间的努力和语言才得以确立的。预言被改造为相似性，改造为扩展了的隐喻和寓言。在卡夫卡的时间和地点里，非犹太人的威胁，与其他威胁一道，出现在被用来盖新神殿的石块上的野蛮山民乱涂乱画的“入口处”（类似反犹的下流画）（否则的话，他们的建筑将是美妙的吉兆）；出现在一位隐匿的和无助的，或者至少也是被动的皇帝的窗下吞噬活物的游牧民族（违背了摩西律法！）；出现在名叫“地洞”的未知动物的入侵者中；出现在扑向约瑟芬的老鼠族的大猫的形象中。对一个像卡夫卡那样的犹太人来说历史意味着什么？从这样一个问题的角度看《猎人格拉库斯》（Hunter Gracchus）的片断，《布斯福勒斯博士》（Dr.Bucephalus）、《巴别塔》（The Tower of Bable）以及其他一些似乎在其暧昧中最纯粹的纯诗，就失去了某种“纯粹性”，但并没有失去任何力量。

遭驱逐以后的非犹太人的历史被呈现为一种幻想的和遥远的历史；与其中介野蛮人与游牧民族一道，它隶属于外在自然，一种充满了难于言喻的不安的外在自然。仆人、门卫、马车夫、小酒店老板、过路客是天生的非犹太人——所有这些人都显示了非理性及敌意。（但是，尽管女人看上去几乎都是非犹太人，她们似乎又属于一种悖论性地处于安宁之中的外在自然。）这些非犹太人的相似性存在着（are），同时也是表象。它们是庶民的、“民间的”非犹太人，他们比“权威”更令犹太人害怕。权威至少遵守某些形式；“民间的”、无政府的非犹太人却会当场屠杀犹太人。不过由于这类非犹太人是存在着的，也是被表象出来的，卡夫卡的感情，跟那些自由与受过教育的犹太人以及那些真正的艺术家一样，就产生了矛盾；庶民的非犹太人会突然转化为一个同盟，而这种可能性在“权威”那里则是完全被排除的（仅仅因为他们是如此遥远，并且只是被表象着的而不是存在着的），这也就并非不可思议了。

《卡夫卡》

卡夫卡小说的犹太意义绝没有穷尽它们的意义，正如它们的那种可以抽象出来的一般意义也不可能穷尽它们的意义一样。卡夫卡运用寓言，比数个世纪以来欧洲文学中所使用的更为成功，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为他的艺术所打动，而无需知道它们的“意义”。如果说它成功了，那么，像所有艺术一样，是因为它超越了解释或诠注而成功，也因为它超越了预言的对与错。

正是在这里，艺术之为艺术，比任何别的东西更依赖于精确性。我发现在这样的时刻这样说是明智的，因为在长篇大论地解释了卡夫卡小说确实包含了超艺术的真实之后，我可能已经给读者留下了这样的印象：真实是艺术成功的一部分。相反的情形几乎一样。因为我坚持认为卡夫卡作品中的犹太真实性，或者说他的犹太特性的真理，也能解释他的小说艺术中的某些挫败。

伟大的现代主义作家中，他并不是唯一发现很难用戏剧性的运动来处理其材料的人（这与“张力”或是“宿命”都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在卡夫卡的例子中，戏剧性运动由于他那“犹太法典式”的感受力而双倍地变得困难了，因为这种感受力总是靠逻辑、靠阐明，而不是靠叙事向前推动。这就是我何以更喜欢他的短篇小说，而不是他的长篇或中篇小说的原因。当一个情境得到阐明，或者，当更多的情况下这个情境的渐变证实了主要行动的时候，这个行动最好非常短暂。

卡夫卡的小说中非常典型的那种偷偷的、滑动的、重叠的和反复无常的时间进程，可以令读者感到厌烦和压抑——特别是因为他在开始讲一个故事时可能早已对自己有所压抑，因为他已经意识到，他已经踏进了一个任何东西都无法真正解决，任何决定性的、最终的事件都是自相矛盾的和反高潮的世界（因为没有一个特殊的事件或一系列事件足以融化卡夫卡几乎在他的第一个句子里就唤起的那种怀疑、无知和忧惧的巨大重量）。生存状态是卡夫卡的小说中最重要的东西，这样的状态可以无始无终，只有不断的持续。由于持续限制了选择，卡夫卡的主角们很少出于需要而作出道德决定——甚至是在作出行动的处境之中。他们的麻烦几乎总是实际的，而他们试图与之合拍的步伐则总是受命于对权宜之计的考虑。如果说卡夫卡的小说允许有结局，那么它们也只是情节剧式的结局而已：他的主角几乎毫无例外地在最后一刻才能胜出，只有通过彻底摧毁他们身处其中的那种现实的织体时才有可能。因为那种现实，而且只有那种现实才是他们的敌人。

就卡夫卡的艺术是成功的这一点而言，它再次说明了现行的假设是不可信的：文学艺术的最终标准是它所探索的道德“问题”的深度。卡夫卡的主要角色必须与现实趋势和现实秩序作斗争，仅仅是为了活下去；他们还不需要承担道德困境那种奢侈。而且，卡夫卡的世界的前提，要求某种十分严格的结论，以至于它无需用太多的叙事手段去实现它；延长叙事的不是事件，而是推理，令人忧心忡忡、焦虑不安的推理。卡夫卡本人可能已经意识到他的想象力在这方面是如何同语反复的——足够清晰的意识使他对自己创作小说的努力感到失望，这种小说将像小说那样发挥作用，看上去也像小说。人们不免要猜测这一点是否跟他要求马克斯·勃罗德（Max Brod）在他死后焚毁他的手稿有关。

我认为，卡夫卡最想做的是一个艺术家，一个小说作家而不是预言家。而且是一个散文作家，而不是混血的诗人。如果说他写的某些东西富有诗意（就该词的最高意义而言），这部分的是因为它们是如此刻意的和深刻的反诗意作品。正如卡夫卡有可能早已明白的那样，明确的、有意识的诗歌正在通往掩饰现实——而且还不仅仅是犹太现实的路途上。

然而，不是所有艺术，无论是“散文的”还是“诗的”，对目光如炬的犹太人来说都是掩饰吗？而且，犹太人什么时候在没有掩饰自己的情况下与艺术打过交道？艺术不总是让人忘记自己的真实处境吗？而探究究竟在一个人身上发生了什么，难道不正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富人性，因此也是最严肃、最有趣的事务吗？卡夫卡的犹太自我所追问的就是这个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追问中，他测试着艺术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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