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法语翻译家柳鸣九获中国翻译界最高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柳鸣九获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11月19日，中国翻译界的最高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在京颁出，法语翻译家柳鸣九，阿拉伯语翻译家仲跻昆，日语翻译家刘德有，西班牙语翻译家汤柏生，德语翻译家杨武能、宋书声，波兰语翻译家易丽君获得这一殊荣。
▲ 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颁奖仪式
柳鸣九，作家，法语翻译家。祖籍湖南长沙，1934年出生于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最高学术称号“终身荣誉学部委员”。柳鸣九先生“译著等身”，其主要作品汇集为《柳鸣九文集》（15卷），共约600万字。柳鸣九先生长于法国文学名著翻译，译作包括《莫泊桑短篇小说集》《梅里美中短篇小说集》《小王子》《局外人》《磨坊文札》《雨果文学论文集》等。作为理论批评家，柳鸣九先生于改革开放之初，在外国文学思潮研究领域起到了打破思想禁锢的作用。
学林中的矮个子
既无书香门第的家底，又无海外深造的资历，身高一米六还差一厘米的柳鸣九，常常自称为“学林中的矮个子”，保持着一股笨鸟先飞、笨鸟多飞的劲头。30多年前，他听到胡乔木以“勤奋”二字评价自己，当时不以为意，觉得远不如读书界同行的赞语；时至今日，年至耄耋，倒觉得“勤奋”是对自己治学经历最确切的概括。
1934年，柳鸣九生于南京，净重9斤。隔壁一位老先生，以“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意，为他取名“鸣九”。
他的父亲是一个厨师，走南闯北，饱经摔打。虽然只念过4个月的私塾，却有特别的“文化情结”，写得一手漂亮的筵席菜单。他不愿孩子们继续在炉灶与案板前团团转，凭一己之力，靠一把菜勺将3个儿子送进了大学。
柳鸣九上中学时，正赶上战争时期，时局动荡，四处漂泊。耒阳、桂林、贵阳、重庆、南京、广州、长沙，他曾在书中形容：“五口之家就像一只漂流在大海上的小船，周围是沉沉黑夜和惊涛骇浪。”
尽管辗转多地，生活窘迫，但每到一处，家人总是花最大的力气让他进优秀的中学，不惜付出“哗哗的大洋”。他上过的4个中学，南京的中大附中、重庆的求精、长沙的广益和省立一中，都是出类拔萃的名校。
1953年，柳鸣九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法国文学专业。《回顾自省录》中，他对大学生活的记载详尽而生动：
外省学子一跨进京师第一大学堂，就有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感。我至今仍记得开学典礼的“盛况空前”：校长马寅初，副校长汤用彤，教务长周培源，地理系的侯仁之、历史系的翦伯赞、西语系的冯至、东语系的季羡林……无一不是闻名遐迩的文化大家。其中，印象最深的还是马寅初的讲话，这位中外闻名的经济学家，秃头发亮，矮矮墩墩的，像枚炮弹，一上来声如洪钟：“今天，兄弟我向诸位表示欢迎……”
未名湖畔四年，我经常看见陈岱孙气定神闲地绕湖散步，看见周培源骑着自行车风驰电掣地来往于各个教学楼之间，看见朱光潜一身布衣，夹着书本去教室上课……在这样一个名家荟萃的“黄金时代”开始了自己的“科班学艺”。这四年，无故事，无传奇，不过就是把课程一门一门地修好。那时，书包里总装着一个洋瓷碗、一把勺，教学楼、食堂、图书馆、宿舍，从一块阵地转战另一块阵地，像上足了发条的钟，分秒必争。
挤时间、开夜车，如此下来，我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每天晚上只能入睡一两个小时，而且还老做噩梦，经常梦见一个炸弹从天而降，掉进自己的脑壳，在那里面开花爆裂。于是，不得不隔一天请假一次，骑车到西苑中医研究院去扎针灸，每天课后，还要到烧开水的锅炉房去，在一炉熊熊大火的旁边拢出一堆“文火”来熬中药……一番折腾，总算度过了危机，这大概是我北大四年生活中唯一有点情节的故事了。
正是从大学开始，“勤奋”开始成为人生的惯性。几十年来，我过的基本上是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的书斋生活。在旁观者看来，这样的生活就像一块硬涩涩的面包干，但我却乐在其中。
“翰林院”新来的青年人
柳鸣九曾主编过一套《盗火者文丛》，把从事西学研究的“精神苦力者”称为“盗火者”。“普罗米修斯之盗火给人间，实为崇高之举。他们面对多重压力，举步维艰，甚至无功而返，自身难保。在这样的悲怆境况中，他们的精神、人格、习性、风度、处世、待人，自有极其难能可贵之处。”
1957年，23岁的柳鸣九，被分配到文学研究所，他将这里称为“翰林院”。当时的文研所，名师大儒比比皆是：何其芳、蔡仪、钱锺书、卞之琳、李健吾、杨绛……柳鸣九与这些前辈“盗火者”们结交、共事，在他们的指点和帮助下，开始自己的文化行程。他写下两卷《翰林院内外》，记述这些“大儒”们的习性风度与精神世界。
在“翰林院”，每周都有一次例会。对这一我们时代最为经典的社会活动，身为老革命干部的何其芳也发过这样的不满之言：“以前听说打麻将可以死人，看来今天开会也可以把人开死”。但也正是在这些“开死人”的会上，我们小字辈可以得见“大儒”们私下的鲜活与可爱。
比如卞之琳，每次都姗姗来迟，会议经常就以他的迟到表白揭开序幕，然后就开始大弹“失眠咏叹调”：从前一天夜晚如何上闹钟，如何服安眠药开始，如何一片安眠药不奏效又服上第二片，甚至情况更坏，还需要第三片，然后到了拂晓之前，总算有了一段沉沉的熟睡……把严肃的气氛冲得荡然无存。
再比如李健吾，每次都讲得兴高采烈、眉飞色舞，但一边歌颂赞美着，一边总会蹦出“党国”“党部”之类刺耳的词汇。在座的都是“家里人”，知道这个老头儿是在真诚地抒发心曲，但还是为他捏一把汗。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翰林们”开会从来都不太合规范，开着开着就成了“神仙会”。
在不断汹涌的历史年代，“翰林院”里的安生日子并不太多，书生的书桌经常因大小不同的地震而倾斜、坍塌。一个个有头脑的智者，在“大跃进”中，照样得起早贪黑，砸锅炼钢；在围剿麻雀的运动里，照样得敲着脸盆，吆喝起哄；直至互相戒备、互相攻讦、互相扔西红柿、扔臭鸡蛋……偌大一个“翰林院”，狼烟四起，充满了阴谋阳谋，斯文尽失。
1972年，身心疲累的柳鸣九想找一个逃避现实的隐蔽所，于是萌生了编写一本法国文学简史的念头，并串联两三位志同道合的“搭档”，共同办起了“地下工厂”。写作之初，他们就怀着强烈的逆反情绪，决意反当时的思想标准而行之。当时并不存在有朝一日出版问世的奢望，只不过是“对自己尽心尽力罢了”。
7年后，《法国文学史》上卷出版，整部作品未作任何修改，未加任何粉饰，在当时不能不说是罕见的“奇迹”。
1991年，《法国文学史》三卷出齐。这部文学史，不仅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而且也是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多卷本外国文学史。它镌刻着柳鸣九曲折的学术轨迹和人生际遇，意义深远。
编选一代知识精英的必读书目
上世纪80年代初，萨特的戏剧《肮脏的手》在上海演出。有人回忆：“演出最后一场时，前来‘截’票的人越聚越多。焦急的人群终于失去理智，随即爆发了一场数百人冲剧场的‘闹剧’。冲剧场的年轻人看上去并不野蛮，大多戴着一副近视镜，一派书生模样，他们拼命涌向剧场去寻找什么？”
他们寻找的正是萨特的思想。“人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他人即地狱”“是懦夫把自己变成懦夫，是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这些充满哲理的句子，成为当时的时髦语。“萨特热”也被称为“80年代新一辈人的精神初恋”。
而将萨特引入中国的，正是柳鸣九；时髦青年人手一册的《萨特研究》，也出自他之手。
上世纪80年代初，柳鸣九刚完成《法国文学史》第一卷的编写工作。摸爬滚打了多年，他深感在外国文化这个地界里行走实在不易，20世纪更是一个“雷区”。他决定“让事实说话”，开始创办《法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其中第一集便是由他自己编选的《萨特研究》，出版后成为一代知识精英的必读书目。
然而，就在当时，也曾有人将萨特与蛤蟆镜、喇叭裤一起并列为“三大精神污染”，《萨特研究》成为批判对象并被禁止出版。所幸3年后，雨过天晴，《萨特研究》被解禁再版。对于西方20世纪文化文学的翻译介绍，从此欣欣向荣，蔚然成风。
老人回忆当时的情景，开玩笑道：“在《萨特研究》成为‘众矢之的’时，我曾被要求写出对萨特‘再认识’的文章，实际上就是做自我检讨，但我却辜负了这番挽救‘失足者’的好意，没有做违心的改口。如此一来， 倒捡了个‘有学术胆识’美誉的便宜。”
在《萨特研究》一书遭到批判的那个夏天，柳鸣九拍了一张照片：他坐在藤椅上，低头看书，神情泰然自若。那本书，正是被围攻的《萨特研究》。“这张照片体现了我当时的精神状态：‘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柳鸣九说，“站得住的东西，最后总能站得住。”从中学时代起，他就将唐代诗人司空曙的这句诗作为座右铭。淡然、旷达之中，也可见出老人学术之路的曲折和苦涩：他曾3次申请“博导”，3次均被“枪毙”，前后将近10年，最终仍以“落第”告终。
柳鸣九常常自比为“浅水滩上的芦苇”，渺小、脆弱；唯有凭借多思、勤奋，才能实现存在的价值。几十年来，他继承前辈“盗火者”的衣钵，倾尽心血与气力，搭建起一个恢弘的人文书架。2013年，一位藏书家请柳鸣九为他收藏的“柳氏学术产品”签名，虽然只带来一部分，但摞起来，高度竟然达到了一米八九，真可谓著作“超”身了！
1981年，柳鸣九在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寓所。
推石上山的西西弗
在病房中，柳鸣九兴致高昂地让摄影记者给他和前来探病的“翰林院”老同事们合影。同时，也不忘与医务人员和农民护工照上一张。“他们是有精神的人、有人格力量的人，比起像我这样的书斋知识分子，他们更是国家的脊梁骨。”
在柳鸣九看来，自己不过是个“学术劳工”，在中西文化桥梁上干着“搬运工作”，“就像罗丹的《思想者》雕塑，不是一个衣冠楚楚、文质彬彬的上等人，而是一个全身赤裸裸的‘苦力’”。
谈及这本《回顾自省录》，老人认真地说：“这是为了还出版社的账，答应为他们主编一套《思想者自述文丛》。作为一个退休单干的布衣学者，我深知其困难，但仍有些不知深浅，居然还想试试80多岁老朽挑战困难的能力，而且，即使是惨败得一塌糊涂，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当下的学界，放大成就、拔高姿态者，美化形象、粉饰缺陷者，胸襟狭小、鼠肚鸡肠者，拉帮结派、相互倾轧者都大有人在，唯独缺少讲实话、讲真话的人。”柳鸣九对记者说，“我写这本书，就是想对这样的学风、世风进行一番拷问，这可能是它唯一的一点意义吧。”
就在记者写作这篇稿件之时，收到了老人发来的长长的电子邮件，他写道：“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重大的课题。他们身处复杂的历史进程中，其思想与态度、品行与操守，都给后世留下了若干示范和智慧。我想，这个项目的精气神就在这里，即使有不少困顿和尴尬，也值得自己去承受、去面对、去消解、去克服……
就写作自传而言，最大的困难不是别的，而是自己。从一开始，我身上就背着‘著名学者’‘名士大家’的包袱，究竟哪样才不减弱头上那层少得可怜的光晕，要知道那都是花了大半辈子才争取到的。于是，写作的过程，就成为了跟功名心、世俗观的战斗过程。
在学术阶梯上攀登了一辈子，似乎已称得上‘功成名就’。如今身临墓外，最明智最彻悟的自我选择，就是要以残存的一息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如果还想往上攀登的话，那绝不是名气的攀登、地位的攀登，而应该是人格的攀登，在最后一个生命阶段，多显示出一点人格的勇气和力量。
人是脆弱、速朽的，很多努力往往是徒劳，犹如西西弗推石上山。但愿我所推动的石块，经过时光无情的磨损，最后还能留下一颗小石粒，甚至只留下一颗小沙粒，若果能如此，也是最大的幸事。”
文： 许晓迪 《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