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吴国通：教育到了该“回家”的时候了
吴国通，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整体改革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青少年的信仰或价值认同的问题不是青少年本身的问题，而是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如何转型，服务于人现代化发展的时代性问题。
教育是人类完善自我生存发展方式、区别于动物的一种独特的本能。开发人的这种自我教育的本能，是社会、家庭及学校教育的永恒目标。而社会、家庭、学校的教育概念及方式方法又与人类文明进程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
文字的出现提升了人类精神与物质文明的传承质量；印刷术的出现提升了人类创造精神与物质文明的社会能量；而互联网时代，知识信息的无限畅通则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存发展方式。“无处不教育、无处不学习、无处不课程”的多元化时代为教育、为学习回归人的自我发展本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
正是人类文明生产发展方式的里程性变革，使“社会转型”成为了这个时代不可抗拒的命题。政治、经济、文化的转型动荡了世界的种种格局，而教育的社会转型则是人类文明变革的最终落点。
最先发声的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1972年的《富尔报告》，明确了教育概念的时代变革；1996年的《德洛尔报告》定位了信息爆炸社会的教育任务；2015年《巴黎会议》的《反思教育的报告》则直接把教育的转型上升到“向全球（即人类）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并由此强调要“重新定义知识、学习和教育”的理念。
中国教育的社会转型是在呼应世界教育的变革中，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实施的一场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体制性革命。
由于中国的教育有着极其深厚的文化历史的传承，所以体制机制性的革命必须以国家意志的战略方式加以组织与推进。2010至2020教育发展十年规划纲要中所确定的国家三大战略，“教育现代化”的目标比2050年国家的现代化目标提前了30年，而实现“均衡发展”的战略任务和“素质教育”的战略主题，如今就已经到了最后的五年攻关期。
由此看来，我们的“教育现代化”是世界教育变革“终身学习”价值的中国式表达。
而现实中影响中国青少年的现代化发展，既有选拔“精英”教育时代价值取向的历史羁绊，又有“官本位”行政层次管理体制机制的“政绩”束缚。
选拔精英价值取向的历史羁绊是“穷国办大教育”的自然延续，层层选拔“精英”的博弈演绎了全社会的择校疯狂，尤其是持续的升学率的政绩导向，再加上教育的市场化炒作，使历史的“状元”情结不仅弥漫了社会、家庭和学校的教育氛围，还进一步强化了青少年个人奋斗的自我意识。
当社会的信仰被青少年“读书志在升迁”完全替代“志在圣贤”的价值追逐时，各种中外极端的案例自然让整个社会对未来充满了焦虑，这就更为凸显了当代青少年的教育问题。
事实上，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的“现代化”是以“均衡发展”的战略任务和“素质教育”的战略主题为内容的两个着力点。
“均衡发展”的根本是教师队伍的质量问题，因为人人都知道“教育系统的质量不可能超越教师的质量”。解决这一根本问题中共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已制定了“2015—2020乡村教师支持计划”。从教育的短板做起，这是建国以来促进教育公平的最精准的国家发力。
“素质教育”的根本是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如何回归“人尽其才”的服务问题，它直接涉及各级各类学校现代化办学目标的顶层设计。这一战略转型的国家意志是早在1993年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时就已经确立，第一次提出要由“素质教育”替代“应试教育”。1999年的国家发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又进一步解读这种转型在教育的本身是全面的：即“我们的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育结构、人才培养模式、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相对滞后，影响了青少年的全面发展，不能适应提高国民素质的需要”。在社会领域则是全方位的：即“贯穿于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贯穿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各个方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又以战略主题的方式再次确认素质教育的目标是“以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化改革的国家治理，则进一步突出了素质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国家取向。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和平崛起需要以改革开放的精神包容多元文化，但是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稳定的、具有核心价值的主流文化作为基础，就很难聚集自己的核心力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24字中对现代中国人的标准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深化教育改革的表述是“形成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活动的有效形式和长效机制”；对办学方向的要求是“坚持正确方向、坚持立德树人、坚持服务国家、坚持改革创新”。
上述这一系列目标表达的中心，就是要回归到教育的基本出发点“为谁办学、培养什么人”，这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仍是一个国家教育价值取向的第一要义。确切地说，青少年的教育问题仍是国家教育意志的第一重点。
但是，社会转型的实践不是一个概念、一句口号就能实现的，尤其涉及体制机制的变革。为此，中共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25次会议，习近平主席告诫社会“改革是一场革命，改的是体制机制，动的是既得利益”。
当前逐步推动“精准”发力、问责“治理”作为的深化改革，让我们对青少年教育问题的展望充满了自信。
中国教育社会转型深化改革的大势正在行进中，从校长办学的角度，我们更期待的是教育体制机制深化改革的“管办评分离”落地。因为，实施教育均衡和素质教育法规政策的落地生根，最终需要的是各级各类办学主体的责任担当和国家教育意志深化改革目标的实践落地。
2015年底我在《教育回家》的书中，呼应教育社会转型的“重启、重建”，从教育“回归”本质和原理的角度来呈现自己基层探索的认识与实践。因为社会的高速进步，学习途径的无限开放，教育的社会转型已经没有停滞和后退的余地，许多家庭与学子正在用脚来选择自己的路径。所以，我们实施的现代办学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教学论” “课程论” “工具论”等热热闹闹的操作层面上，而必须从教育基本原理的现代属性上变革我们的办学。正如华东师范大学叶澜教授所述：“基础教育不再只是为入学者提供进入高一级学校或就业奠定基础的教育，而是全民教育的起步阶段；教育不再满足于培养能在众人中胜出的少数精英，而是要成为面向大众的人生教育。这是中国教育的价值取向从仅仅服务于选拔的精英教育向满足全民教育需求的大众教育转型的重要起步。”
为此，“让教育动力回归人的自我本能，让教育责任回归父母及家庭，让教育目的回归‘志在圣贤’的做人做事，让教育服务回归社会及学校的演练平台，让教育治理回归以人为本的各得其所”是这个时代赋予教育实践的又一个境界。因为是这个时代使人与教育、人与社会的关系从来没有如此亲近，也从来没有如此自如。
当代的青少年教育已经到了该“回家”的时候了。
（以上内容根据吴国通在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教育学会与台湾省教育会联合主办的“第九届两岸青少年教育研讨会”上的发言内容摘编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