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爱情，慕了慕了！
“我这一生都是坚定不移的唯物主义者，唯你，我希望有来生。”
你也许很难相信，这样热烈的深情告白，来自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书信。他们炽热的真心在革命中相拥，不离不弃，并肩穿越烽火硝烟。跨过东西海岸，鸿雁传书，跃然于信笺之上的爱情，奔赴在为中华崛起而奋斗的道路上，在今天依然感动世人。
当时女同学中间都说有一位青年叫周恩来，大家都很喜欢他。
”
1919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五四风雷”中相识。那时，在天津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邓颖超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演讲队长。这支演讲队是天津爱国斗争中活动活跃、影响突出的一支宣传队伍。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是《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也是天津学生界的风云人物。报纸在周恩来主持下抨击时弊，揭露反动政府的卖国阴谋，宣传反帝爱国思想。两人在抗议山东军阀杀害爱国志士的一次群众大会中有一面之缘，但彼此都没有进一步接触。
直到9月份，周恩来组织了青年进步小团体“觉悟社”，邓颖超也积极加入并负责学生运动，他们偶尔会闲谈，才慢慢熟悉起来。
在天津爱国学生运动中，周恩来与邓颖超都是冲锋在前的勇士。在觉悟社内，他们又是志趣相投的战友。
但他们却丝毫没有心思去顾及个人感情。两人一心一意忙着救国，忙着斗争。那时，社会上封建思想还很严重，对于男女之间的社交，“道学家”们攻击尤烈。因此，他们为了斗争，都更加严格地克制着自己感情的闸门。
在革命之花开放的时候，我们的爱情之花并开了。
”
1920年，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载着周恩来等百余名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从上海启航，他们漂洋过海远涉西欧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
周恩来的政治思想日渐成熟，对于爱情和婚姻也不再秉持曾经的独身主义。此前与周恩来共同经历五四运动、一起在西欧并肩作战的女同学张若名在身份暴露的情况下，选择放弃革命、退出组织，留在法国读书。
周恩来对自己的择偶标准重新进行了审视和思考，他觉得既然自己决定献身革命事业，那就随时都有流血牺牲的危险。因此应该找一个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于是周恩来将目光投向了五四运动中充满革命热情的邓颖超。
周恩来和邓颖超虽然相隔云山万重，但却从未间断彼此的联系。邓颖超在北京师大附小担任教员，在国内成立“女星社”，创办《妇女日报》等报刊，她把国内的革命和战斗消息不断写信告诉周恩来；周恩来从法国寄回油印刊物《少年》、《赤旗》等，使邓颖超等国内舍友耳目一新。凭着鸿雁传书，不断交流思想、增进感情，确立了共同的革命理想。
周恩来把印有德国共产党领袖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像的明信片寄给邓颖超，在明信片背面写下革命誓言：“希望我们两人，将来也像他们一样，一同上断头台。”邓颖超也在信中坦言：“愿为革命而死，洒热血、抛头颅，在所不惜。”
1925年8月，在广州市文德里，周恩来与邓颖超在陋室里结为夫妻。当时，革命形势动荡，工作非常紧张，他们无暇举行婚礼。
邓颖超在《西花厅的海棠花又开了》中写道，“我们那时没有可以登记的地方，也不需要什么证婚人、介绍人，更没有讲排场、讲阔气，我们就很简单地，没有什么仪式，住在一起。在革命之花开放的时候，我们的爱情之花并开了。我们之间谁也没有计较谁的相貌，计较性格有什么差异，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这是最可靠的相爱的基石和保证。”
五四风浪中凝成的友谊和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献身精神，终于使他们由互勉互励的纯洁友谊，发展到相知相爱。
我们的爱情总是和革命交织在一起，因此，我们革命几十年，出生入死，艰险困苦，患难与共，悲喜分担，有时战斗在一起，有时分散两地，无畏无私。
”
新婚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就走了，他此时正在忙于指挥省港大罢工，邓颖超也离开了新婚的小家，到广东区委上班去了。
1927年4月，四一二政变，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指挥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大开杀戒，中国大地顿成人间地狱。周恩来和邓颖超分别在上海、广州两地经受了白色恐怖的考验。
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的周恩来，在3个多月时间里，周恩来和战友们一起组织了二十万工人举行了三次罢工，并参加了抗议大屠杀的示威游行。而此时的邓颖超正在羊城广州一家医院里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难产，最终孩子在生下后不幸夭折。邓颖超在极度痛苦之中，接受了党组织要求立即离开广州的决定，和母亲二人辗转到上海。
周恩来与邓颖超会面不久，便根据党的决定去了武汉，6月间邓颖超奉命调武汉工作，短暂聚首后周恩来又奔赴南昌指挥起义。从武汉临走之际，周恩来才简要地告诉邓颖超要去九江，对于组织的任务只字未提，邓颖超也从未过问。他们自觉严格遵守党的保密纪律，即便在生死离别之际也是如此。
我认为你一定随着春天温暖的风，又踏着严寒冬天的雪，你经过春风的吹送和踏雪的足迹，已经深入到祖国的高山、平原，也飘进了黄河、长江，经过黄河、长江的运移，你进入了无边无际的海洋。
”
周恩来到晚年后，心脏病时常发作，后来又患了癌症，但仍然在拼命地工作。眼看丈夫日益消瘦，邓颖超痛在心头。她深知他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不愿用过多的提问打搅他，也不敢阻挠他外出工作，只能用温柔的关怀来抚慰他。
1976年1月8日，一代伟人周恩来逝世了，举国哀恸，全球悼念。邓颖超用最纯洁的白色鲜花，祭献于她心上人的灵前。
但很快地，她便从悲恸中振作起来，为着继续周恩来和她共同奋斗了几十年的未竟事业。她说：“哭，哭不活恩来，哭，哭不垮‘四人帮’。妖魔还在作怪，祖国和人民还在受难，我要继续战斗啊！”
邓颖超是最了解周恩来的。周恩来为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永远鼓舞、激励着邓颖超。对已故战友的最好怀念，莫过于继承他的事业，遵循他的遗愿。
周恩来诀别人世之后，邓颖超申述了他生前的遗愿：把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
1988年4月正值中南海西花厅的海棠花盛开之际，邓颖超感怀于周恩来去逝12周年，她在《西花厅的海棠花又开了》中写道：“我与你萍水相逢，不是一见倾心，更不是恋爱至上。我们的爱情生活不是简单的，不是为爱情而爱情，我们的爱情是深长的，是永恒的。”
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了爱情最美的模样：有共同的理想追求和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历经无数磨难与诱惑，对彼此却更加眷恋。这样志同道合、相互扶持的爱情，也是我们当代青年人应该不断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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