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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大午:梦想尚未死去

路LRH 流放地 2020-11-15

2020年11月11日凌晨1点左右,6辆大巴车载着特警,带着冲锋枪、警犬和梯子,闯进了大午新民居小区,大午集团创始人、现在的监事长孙大午被警方带走了。之后大午集团高管和子公司的领导人相继被警方带走,集团与各个子公司的人力资源、财务处,都已被警方控制。


11日上午,高碑店市公安局通报: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孙大午等人涉嫌寻衅滋事、破坏生产经营等违法犯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不是孙大午第一次被捕,上一次的被捕举国关注:

从1996年开始,大午集团希望超越当时的金融管制,用乡村熟人社会的逻辑,向职工和乡亲们借贷,以获取企业发展急需的资金支持。先后有4000多人把钱借给了大午集团,前后累计达1.8亿元,孙大午的集资行为引起当地金融监管机关——徐水县人民银行的不满。

2003年5月27日,一个普通的星期二,上午在大午中学开会的孙大午,突然接到原徐水县政协副主席崔某的电话,称县里新来的书记要请其吃饭,孙大午匆忙前往赴宴。这是一次诱捕行动,只身前往的孙大午在赴宴地点直接被带到刑警队,罪名是“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稍后徐水县公安机关查封大午公司;当地政府并派工作组进驻大午公司,清理、清退公众集资。大午集团遭遇了最大的一次危机,职工开始离开,由盈利迅速变为亏损。

孙大午选择向农民借款,缘于民营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共同问题——申请贷款难。中小企业发展的过程中遇到的资金短缺以及融资困难是一个普遍现象,而大午集团这类的发展农牧业和养殖业的民营企业,因为风险大,资金量相对较小,贷款手续成本高,农村信用社向这类企业贷款时都极为慎重。在世纪之交的前后几年,民间融资案频发,孙大午案暴露了这个问题的冰山一角。

孙大午案在众多媒体、学者和企业家的关注下,成为一次媒体事件。最终孙大午在徐水县看守所被羁押了5个多月后,被有罪释放,“判刑三年,缓期四年”,于2007年结束刑期。

第二次被捕,让孙大午这个很多人已感陌生的名字重回公众视野。孙大午因“非法集资”入狱在2003年,和孙志刚之死一样,成为年度标志性事件。孙志刚之死让收容遣返由此废除,孙大午被捕事件被学术界认为能够推动金融制度的改革,因此孙大午获得了很多人的同情和尊敬,很多人为他的案件积极奔走。被释后,孙大午除了经营企业,开始和学术圈走得很近,成为一个乡村公共知识分子。


2010年,为了《Lens·视觉》的重访栏目,我去了大午城采访过孙大午。又十年过去了,已经不记得当时谈了什么,头脑中只剩下一些片段:


1,孙大午当时推行私企立宪,孙大午创办的企业之后不是给子女继承,而是有能力者继承,但孙家的子女可以在大午集团获得稳定的工作,这为私企接班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当时很受关注。不知道这部私企的宪法未来是否会施行?


2,他有超前的地方,也有很多“前现代”的地方,当时他曾应邀去北京的一位女性粉丝家里做客,女主人让他换鞋,这个别人觉得寻常的举动,让孙大午很不爽,反复说,觉得城里人不尊重人,来自己家里,他肯定不会让客人换鞋或者让人套上鞋套。


3,当时不少学者都会到大午集团做客,坐而论道,吃吃喝喝。当时正好碰上刚因超生和反对计划生育,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辞退的学者杨支柱,他的名片上写着“粮票布票没了,人票还在! ”下面才是名字。旗帜鲜明地反对计划生育制度,而现在二胎都放开了。


4,孙大午从小倔强,他的老母亲曾讲过:孙大午小时候犯了错,她舍不得打儿子,就把他扣在笸箩底下,可孙大午直到在笸箩底下睡着了也不认错。


5,孙大午曾在大午集团立了孙中山的像,下面写着“天下为公”四个字,不知道塑像在今天还在不在?


当时孙大午有被媒体神化的苗头,但他更多的是一个成功的乡镇企业家。只是作为商人,他有着和一般商人不同的厚道的一面;作为乡村能人,他和一般的“能人”不同,缺乏妥协和迎合。他身上的那种乡土社会的传统和坚固的部分,在快速变化时代,有点格格不入了。以下是2010年采访的原文:


原题:《在松软的中国乡土种植“理想国”》

 

乘坐着一辆仿佛七十年代出产的大巴,穿过一条老旧的柏油路,记者乘坐着从保定开出的12路抵达终点——大午城。这条附近村民通往外界的通路是孙大午在96年斥160万元修筑,路的两边遍植白杨,远处是华北平原碧油油的麦田。


坐在车尾从保定来此泡温泉的几位保定大姐下车,笑闹着走进“大午温泉城”,去享受从3000多米地下汲来的温泉水。除了之外,这个周一上午的大午城静谧祥和,听不到机器的轰响,偶尔才有几个悠然而过的当地居民。


大午城冷丁一看,普普通通,但是这个地方有着为当地百姓所喜爱的温泉城、科幻乐园;每逢节日,生态餐厅前的舞台人山人海,数千当地人聚集着观看文艺节目,其乐融融。倒退二十多年,这里是保定市徐水县郎五庄村三里外的盐碱地和乱坟岗,孙大午于85年承包下来,历经25年,把这里变成今天这样一个乡村里的城镇,周边农村的子弟不用离土离乡也能务工,让乡村少了很多留守儿童。 


 孙大午在大午集团

草根“桃源”


今年56岁的孙大午,与7年前在媒体上照片中的形象没有什么变化,岁月沧桑没有在其脸上和心里留下多少痕迹,他说自己的心态仍很年轻。这也许部分得益于乡居清逸的生活方式。大午城没有交通噪音、空气也还洁净,入口处即有绿水环绕,看来颇为宜居。“柳绿池塘鱼醒梦,春到河边鸟唱歌。”这是孙大午诗歌中描摹的大午公园的春天。漫步大午城,春波荡漾绿树浓荫的大午公园、囊括了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学校、花费一元即可体检的医院、可以免费参观的动物园,这些带有公益和福利色彩的机构一路闯进眼帘。


这其中,最显眼的建筑群是大午中学,一座五层的教学大楼矗立在校园中心,初中教学楼和小学教学楼在教学大楼的侧翼翅膀般展开,综合实验楼、公寓楼、大礼堂、自助餐厅环绕在三大教学楼四周,可以看出从建校一开始就有长远规划并投入了很大财力;面向操场的这座墙上书着两个大字“慎独”,这是孙大午对这些未来的国家栋梁的期许,也是孙大午全方位推崇儒家文化观的的又一体现。


“地荒存天理,儒疏润人心”,在大午城随处可见这类充满儒风的孙大午自制对联,孙大午还建立了敬儒祠,供奉孔子以及关羽和岳飞,在传统积淀深厚的华北腹地重新点燃儒家的薪火。已经不再直接管理集团业务,孙大午任目前只把握集团发展大方向,把不少精力投入到徐水县釜山文化的研究,在大午集团更多的是作为精神领袖。


投资教育等善举多少源于小时候受到的母亲的影响。孙大午对《Lens.视觉》说:“我母亲很善良,土改时分地主家的粮食,白天分完拿回家后,晚上她会再给人家送回去,因为那家人虽然号称地主富农,但也是穷苦人,那些财富是人家辛苦攒的。”这件事让孙大午学会了做人要厚道、善良;同时母亲的做法合理但却不合有关规定,这埋下了孙大午“合理比合法更重要”这一行事角度的根苗。


正因为善的天性,在孙大午1989年辞去信用社人事股股长职位下海,挣到第一笔钱后,孙大午和妻子刘会茹就开始谋划建敬老院和孤儿院,而这些行动的背景竟然是,孙家当时面临着村上“红眼病”的集体爆发。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的乡村还很少有先富起来的人。孙大午和妻子承包了村头一处无人愿意承包的荒滩,希望用勤劳改变生活。他们养鸡养猪、栽种果树。当时还在信用社上班的孙大午,每天一下班就和妻子一起平沟填壑,栽种果树、喂猪喂鸡。创业总是异常艰辛:全部的人畜用水都是用手把井水一桶桶地提出来;农药不管用,他们就手动给苹果捉虫;夏天酷热,他们把风扇让给鸡用,最终通过赊销饲料,孙大午完成了最初的资本积累。


富裕后,他们面临的首先是村官以及在其蛊惑下的村民的妒恨。孙大午在仇富心理这个词还没出现之前,就结结实实地当过仇富心理的牺牲品:栽种的苹果、梨,还没有熟,就被人给撸了下来,偷摘的人自己并不吃,仅仅是扔得满地都是,就是要让果树的主人痛心;创业之处的那几年,孙大午的电话线经常被人绞断,花了2000多元买来的一头丹麦长白纯种猪,没过多久就被人毒死了,放火、毁机器也都曾发生。


有一年的年三十,孙大午一家人正在吃年夜饭,就有人提着菜刀上门,来人喷着酒气嚷道:“孙大午,你说私营企业不姓私,你说要共同富裕,为什么不把你挣的钱给大伙分一分?”来人和孙大午打了起来,结果被孙大午打进了医院;还有一次则是孙大午自己被打进了医院,住院三个月才伤愈出院,原因是一个村干部想入干股被孙大午拒绝。躺在医院的孙大午当时说的一句话给他的亲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些人)他们只是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这听起来难以置信,但以直报怨,一直是中国善良儒者的为人处世之道。这种态度也潜在地来自《圣经》中耶稣的感召,在圣城耶路撒冷被城中民众钉上十字架后,耶稣向天父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花钱修好的路被掘开、相关部门因为没有得到“好处”而处处阻挠,这就是民营企业生存困境的真实境况,一直抵制民间潜规则的孙大午的际遇尤其惨烈。而最终,质朴的村民了解了孙大午的初衷和目的,放弃了自己的蛮横逻辑,在孙大午的带领下,如今他们正在体会“有差别的共同富裕”的甜头。


民营企业的早期发展史,注定是充满血和泪,回首历史,当时那些前因后果和恩怨都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今大午城的繁荣祥和。人们愿意相信大午城的未来并不自觉地对其美化,因为人们心底对美好的渴望,希望可以有一个地方可以奏响自己心底里的田园牧歌,即使这个地方同样有柴米油盐和纷争龃龉。


现在,大午集团2000多员工,每年工人的工资开出去4000万。农民有钱后,大午城内的经济建立起了良性的自体循环。同时,因为有了学校和医院,农民上得起学、看得起病,解决了两大后顾之忧,农民敢于消费。“医疗和教育,就是不在这上面赚钱,也不想赔钱,亏损不要亏损太多。我们一个月一块钱都是免费检查的,医药费都是非常低的。学校这边,主要是减免一些贫困生和特困生,一些孩子学习很优秀,由于家里困难,上不起学,我主要资助这部分学生。”现在孙大午资助的学生经常有人给他写信,而他从来不回,“我希望他们尽早忘了我,我不想给他们增添精神负担。”孙大午说。


孙大午的老母亲。老人的背后就是大午中学,校训是:求知求真求实。(周勍/摄)

 

理想国由理想垒成


郎五庄的村民曾经说过一句话,“多亏当时孙大午没被打死,让大伙全都跟着受了益。”也多亏70年代孙大午在部队时赏识他的一位首长的话,部队里少了一位不得志的军官,徐水县多了一位让利于民的企业家。


这位姓李的工化科科长诚恳地对孙大午掏心窝子:“战争年代没人能挡得住你,和平年代你上不去。战争年代靠战功、勇敢,你行;和平年代,你的性格太直,我觉得我的性格就够不好,你比我性格还不好。”孙大午能文能武:在部队担任文书,并在在北京军区教导队学习期间成为惟一的一个全优学员,被颁发嘉奖令,在演习中敢于拿爆破筒炸地雷而被视为勇敢者。但因为性格耿直,不愿搞关系、通门路,在部队里,一路从营职、连职下行,最后成为代理排长,前景黯淡,孙大午选择了退伍。经过了几十年人世的摸爬滚打,即便年过半百,孙大午也没有变得圆融,98年,孙大午来北京参加在中南海召开的“开拓农村市场干部研讨班”,在会上孙大午争取到发言的机会,他总结自己在乡村基层的观察和思考,向中央领导直陈当代农村之弊,结结实实地说了一次真话。


会后同行的一位地方领导问:“孙大午,你是第一次来中南海吧”

孙大午回答:“是。”

领导说:“这也是你最后一次。”


回顾一个人的过去,会不自觉地寻找和解读塑造其人生轨迹的性格符码。孙大午的人生历程中,有理想有抱负是一条主线,另外一条就是敢想敢干。7X年一次军事演习孙大午就让人见识了他的勇敢,当时演习的任务之一是拿着爆破筒,引爆山头上的坦克下埋藏着的地雷,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任务,必须用爆破筒点燃地雷才能下撤,而时间只有三到四秒,当其他人还在犹豫是否去时,孙大午自告奋勇。他冲上山顶,一举引爆了地雷,然后急速下撤,尽管下撤很快,但还是被气浪掀翻,炸出的飞土将人埋住。


也正是因为这种胆色,刚刚改革开放,孙大午就开始“投机倒把”。86年,孙大午发现徐水附近粮食多,农民用粮喂猪,但肉价极低,养到很肥都卖不出去。一次出差北京,孙大午偶然发现北京大红门肉联厂收不到猪。于是他开始在乡下收猪,送到大红门肉联厂。这在当时是“高危”行为,为躲避追查,孙大午的弟弟还和当地执法部门一起上演了一出逃与追的“生死时速”。回首往事,孙大午对《Lens.视觉》说:“农民的猪再便宜都卖不出去,肉联厂却收不到猪,这是很荒谬的。”


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很多新生事物都是非法出生,突破当时的政策法规,被视为非法或异端,但随着时代发展,很多事物一次次地被追认、被赋予合法身份。从八十年代初投机倒把、89年辞职下海、1996年开始“非法集资”、2005年开始私企立宪,孙大午一直引风气之先,一次次地运用智慧寻找更好的出路。因为他的大胆想法和大胆实践,成为中国乡村社会的一个社会实验家。而他最主要的抱负就是建成心中的理想国、现实桃花源——大午城。他也屡屡为人描绘他的理想:在这里,“天是蓝的,水是甜的,人是善良的”,所有人幸福地安居乐业。正因为这种美好的吸引力,孙大午的朋友加拿大人约瑟·丹尼斯,在游历世界的间隙也在大午城买了房筑了个巢。


孙大午时常吟诵美国诗人兰斯顿·休斯的一首诗,翻译过来的大意是:“要紧紧抓住你的梦想/一旦你的梦想死去/你的生命你的追求也就破灭/就象鸟儿没了翅膀,不能飞翔。”理想主义是孙大午人生的另外一条主线。在创立企业之初,孙大午就提出了坚持“共同富裕”,“我的两个弟弟二午和志华是九二年来集团的,刚来时,我们哥仨深入谈过一次话,我说我们哥仨聚在一起就得有个目标,如果咱们为个人发财,咱们就别凑到一起来,单独干,谁都可以做个百万富翁。咱们要考虑的是能不能让一个村富起来,让这一带老百姓富起来?志华当年已经是个副乡长,如果当时不回来,当个局长或者县长都是可能的,二午也可能是个千万富翁。当时我说得非常清楚,如果要为个人着想,就不会聚在一起,也不会有今天。”


大午集团的一份内部讨论的会议纪要可以作为这番言论的注脚,孙大午以此规诫着集团的青年骨干:“你要多侧重名,利先让别人去考虑,你就考虑你的事业能不能做成,一个人做成了事业,肯定是名利双收。作为一个普通工人、小商人来说,利是第一位的。你们可不是,要有志向,有目标。”这是孙大午个人成长的心水之言,他的成长之路得益于这一理念。在越来越多人心底认同“笑贫不笑娼”的如今,但愿有更多的人能因对名的追求而自甘清流、愿为其他人谋福祉。


人类历史中,众多有识之士对心目中的理想家园进行设计,也进行了很多次的实验。柏拉图的经典《理想国》,通过苏格拉底与他人的对话,第一次向后世构建了他心目中的完美城邦;186年前,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改革家欧文带着他的四个儿子,乘船漂洋过海到达美国,在印第安纳开展了一项实验,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乌托邦——“新协和”。虽然不到两年后公社就宣布解散,欧文也重返英国,但坚信这一理想的许多人留了下来,一起把那里建成一个富饶的地方。


大午城源自于孙大午一种朦朦胧胧的理想国设计,这个现实中初具雏形的理想国,是由饱含理想的砖头一块块垒筑而成,随着大午集团的发展,初具规模。


大午集团曾立孙中山像。(周勍/摄)

 

像乌龟一样稳扎稳打


前往大午集团之前,记者曾和一位保定司机和几位路人闲聊,想从他的口中侧面了解大午集团。出乎意料,几人竟然都不甚了了。这也可理解,当年孙大午号称“河北首富”,然而世易时移,农牧这种实业早已被地产、金融等行业远远超越,见惯了富豪榜上天文数字的老百姓,逻辑最直白——不管谁有没有见识、有没有做好事,谁最最有钱最有权谁就最牛。


客观地讲,从03年到09年,产值翻了一倍,在众多暴富神话和企业的跨越式发展中,大午集团的发展速度不算太快。这一方面是大午集团的所属行业的性质决定,另一方面源于孙大午的经营理念:“我提倡乌龟精神,它爬的慢,但是爬的稳,好多企业就三五年就下去了,起来也快下去也快,我的企业快二十年了,它就稳步地一步一步地爬过来了,它就走得比较扎实。很可能很别的企业经营理念不一样,我一直倡导不以盈利为目的,而以发展为目标,以共同富裕为归宿,这样的企业指导思想,已经贯穿了十几年了。”


近年来,颇多企业经历了从突然崛起到黯然落幕,据调查统计,因谋求权力的庇护或者收买权力大发横财,四十多位民营企业家在2009年落马;另有约四十位国有企业高管经历了万众瞩目到阶下囚的转换。也许大午集团的乌龟精神在中国经济一路狂飙突进的过程中值得提倡?


而在中国乡村的发展探索之路上,也从不缺乏依靠“钦点”而迅速发展的的典型。六十年代,改造梯田的山西大寨村和八个样板戏一起,被全国人民兹兹念念天天挂在口舌上,“寨主”陈永贵甚至破格当上过副总理;随着改革的开启,南街村、大邱庄、华西村,这些村镇都是因其先天长势良好,继而被选为良种,成为宣传榜样而在全国像杂交水稻一样被推广。但大午城完完全全是一个野地里长出来的新苗,它的孕育生长给出了新农村建设的另外一条道路。  


“人们在生活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在政治上不讲高低贵贱,在企业中做到民主决策、专制执行,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比较和谐的社区。”据大午集团的工作人员介绍,大午集团形成了一定的民主氛围,会议上讨论充分,参与者可以表达针锋相对、甚至并未成熟的意见;即便在记者采访期间,员工也可以适时插话补充,远非某些企业的一言堂。在看起来颇为简陋的内部小报上,讨论开会方法,上面总结出来的议事法则,竟然和美国的《罗伯特议事规则》暗合;05年的私企立宪制,大午集团又将监事权、决策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立,这方土地如同柏拉图的理想国度,初步具备了希腊精神的本质内因——分权、自治、言论自由。


在采访结束的参观闲聊中,我们提到了最近社会上频频出现的杀童案,在众人唏嘘感叹之余,提到信仰也许是根本上解决杀童案的一个方剂。大午城的人是幸福的,他们中很多人是有理想甚至可以说是有所信仰。如果中国民间土壤里,类似大午城这样的聚落可以雨后春笋般滋长,也许人心变乱不居的局面会有所改观。


大午城正在日趋完善:5月1日大午集团新建的生态餐厅开张;高速公里未来也将修建在离大午集团500米的地方;在大午城的东北角,一些建设中的楼宇被脚手架围裹着,建筑工人正在作业,这里未来将开展“七村合并”计划——附近七个村的村民愿意住到大午城的,可以免费住到新建的住宅楼。这看起来是一种双赢交易,村民们得到更加干净舒适的城镇生活,而孙大午得到企业发展的农村用地。这也是一种大胆的新探索,也许未来这里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城市?

 

距离写这篇稿子已经过去十年了,一直惦记着“私企立宪”的大午集团现在怎么样,想要再找时间去采访孙大午,但一直没真的去做。


儒商孙大午是一个异数:正式念书只有7年,靠自修而成为农村问题的研究者;一直试图将商业精神和理想主义完美融合,建设着一个理想中的家园。


在公知成为一个贬义词的时代,他已经渐渐被遗忘。如今,孙大午再次被记起,他的梦想被再次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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