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高质量发展理念角度出发，本文提炼出衡量发展质量的五大维度，并以之为作用路径探讨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本文以2005—2018年中国大陆284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我国环境规制的减贫致富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影响经历一个由阻碍到促进的“U”型变化；不同区域的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呈现出差异性特征，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阻碍作用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弱，且东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表现为“U”型关系；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低于低门槛值时，环境规制将阻碍减贫致富进程。当环境规制处于两个门槛值之间时，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作用效果不显著。当环境规制强度大于高门槛值时，环境规制会促进减贫致富。[关键词]环境规制；高质量发展；新发展理念；绿色发展；相对贫困治理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环境约束下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产业联动高质量发展研究”（21BJL04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何雄浪，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民族经济；史世姣，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经济与区域经济。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一、引言与文献综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显著。”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和今后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和关键性指导思想。高质量发展以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核心，既重视经济社会发展给人民带来的收入、福利等方面的客观获得，又强调实现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为主要特征的绿色发展，以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等方面的主观感知。因此，实现减贫致富和改善环境质量的双重诉求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要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坚持减贫致富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由于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和环保产品的公共品属性，污染防治存在着“市场失灵”，因此，需要依靠政府采取恰当的措施加以矫正。环境规制作为一项政策工具，它的目的是促进环境质量的改善。但是，环境规制会渗透到社会经济的各方面，对生产成本、用工需求、经济增长效率、减贫致富等产生影响。高质量发展要求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一时增长，也要求不能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由，斩断经济发展和减贫致富之路。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2月25日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治国之道，富民为始”，脱贫摘帽不是终点，低收入困难群众仍将长期存在，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将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接续减贫的重点。相对贫困治理对政策制度的敏感性更强，环境规制政策稍有偏颇就会对进一步减贫致富产生明显的影响。环境规制会对减贫致富产生怎样的影响？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作用机理是什么？本文以上述问题为导向，力求提出合理的环境规制建议，实现减贫致富和环境质量改善的“双赢”。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企业选址、资源禀赋、生产效率等几个方面。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类观点认为环境规制助推经济增长。“创新补偿假说”提出适当的环境规制不仅能够提升环境质量，而且还能够增强创新活力，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进而弥补甚至超过环境规制成本，推动经济增长（Porter，1991）[1]；第二类观点认为环境规制会抑制经济增长。“遵循成本说”提出环境规制将负外部性成本内在化，增加污染治理成本和环境服从成本，挤占创新资金，抑制创新活动（王群勇、陆凤芝，2018）[2]。此外，“污染天堂说”认为环境规制强度的差异将带来污染密集型行业的转移，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Kheder and Zugravu，2012；[3]张红凤，2008[4]）；第三类观点认为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并非呈现纯粹的线性关系。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主要取决于“创新补偿效应”和“遵循成本效应”两者谁更占优势，因此，环境规制和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U型（熊艳，2011）[5]或倒U型（Boyd and Mcclelland，1999）[6]关系。同时，环境规制工具的差异（原毅军、刘柳，2013）[7]、区域异质性（李胜兰等，2014）[8]使得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存在不同的作用效应。环境规制会影响经济增长，从而影响减贫致富。关于环境规制的减贫致富效应学者们尚未形成一致的观点。索朗杰措（2020）认为，由于生态脆弱地区和贫困地区呈现“两区高度耦合”的特征，使得生态环境保护能够推动脱贫致富。[9]一方面，实施环境规制，改善环境质量能够直接作用于减贫致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实现减贫致富的关键（张义丰等，2000）[10]。环境绿化能持续改善贫困地区拥挤、被剥夺的环境，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一张安全网（Gopal and Nagendra，2014）[11]；另一方面，实施环境规制，提升环境质量能通过影响健康状况、新增就业等间接作用于减贫致富。提升环境质量会增加低收入群体的健康福利和有效劳动时间，提高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降低因病致贫风险。环境规制政策的推行将推动环保项目的实施，因此这会新增岗位吸纳低收入群体参与到风沙治理、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工程建设或管护工作，使得低收入群体获得工资性收入（胡钰等，2019）[12]。由于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矛盾关系，部分学者认为严厉的环境规制政策会对减贫致富产生阻碍作用。梁流涛、翟彬（2016）认为，对生态环境脆弱的欠发达地而言，经济的快速发展通常依赖资源开发，落后的生产行为会造成生态环境问题。[13]因此，在这些地区实行环境规制会对经济发展和减贫致富造成负面影响；苏冰涛、李松柏（2013）认为，实施生态环境保护会不可避免地产生部分“生态贫困”群体，从而造成“摆脱贫困”和“环境保护”相互掣肘的局面。[14]现有研究尚有三个方面需要完善：一是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就业等方面的关系，鲜有文献直接关注高质量发展时代主题下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影响；二是现有研究大多选取省级层面的数据为研究对象。由于地区之间的地理禀赋、污染排放、发展模式等存在差异，因此，以省级层面的数据为研究对象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影响；三是现有研究忽视了地区之间不同环境规制强度所存在的不同作用效果，只得出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定性结论。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拓展：一是紧扣高质量发展时代主题，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高质量发展理念为观察视角，提炼出衡量发展质量的五大维度，并以之为作用路径，全面、系统地研究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影响，从单一维度考察环境规制对经济、环境影响拓展到更广层次的经济社会影响，补充完善研究体系；二是根据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五大维度构建减贫致富综合评价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减贫致富综合指数，同时，依托2005—2018年我国大陆284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实证考察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作用方向和大小，以期对2020年后相对贫困的治理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三是从东部、中部、西部不同区域的视角出发探讨环境规制的异质性，同时，利用门槛模型探究高质量发展视角下环境规制与减贫致富的非线性关系。二、机理分析实现经济动能转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形成开放新格局，减少相对贫困，增进人民福祉，实现共同富裕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环境规制是保护环境的政策举措，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环境规制在改善人们生活环境的同时，也会影响所在地的创新水平、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情况、生态环境状况、外资吸引力、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等，最终对减贫致富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紧扣高质量发展时代主题，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高质量发展理念为观察视角，提炼出衡量发展质量的五大维度，并以之为作用路径分析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作用机理，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一）以科技创新水平为作用路径探讨环境规制与减贫致富不可否认，环境规制会增加污染治理成本，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挤出效应”（Gray，1987）[15]，但是，严格而适当的环境规制也会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激励作用（Porter and Claas，1995）[16]。这是因为，一方面，环境规制通过市场准入、技术标准、排污许可等方式制约企业生产经营。那么，企业为了进一步的生产经营，会选择通过技术创新研发新材料、新动能，减少环境污染；另一方面，当企业面临的环境合规成本增加时，企业通过改进生产技术、工艺来降低成本的意愿和动机就会增强，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增加企业利润，提升市场竞争力，最终在宏观上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实现经济结构升级。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只有坚持创新发展，才能激活低收入地区生产要素，增强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内生动力。低收入地区通过工艺改进和技术创新，如资源循环再利用技术、节能技术、智能技术等，对现有资源进行深度加工、开发，提升资源利用率，提高低收入地区资源能源的经济附加值，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韧性，从发展的角度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云南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是我国“直过民族”区域最大、人口最多的县，也是国家级贫困县，这里经济建设起步晚，仍延续着刀耕火种、广种薄收的落后生产方式。2015年起在中国工程院的定点帮扶下，竹塘村探索出了“科技引领，创新驱动”的扶贫道路，发展冬季马铃薯种植产业，把“冬闲田”变成了“效益田”；依靠生物多样性技术栽种，培育出林下有机三七，让贫困人口增收，实现减贫致富。同时，环境规制下的创新可以促进企业有针对性地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创新产品，让低收入群体享受创新成果，缓解由于自然环境、基础设施等因素限制而形成的相对贫困，促进低收入群众生活水平的改善。“草根创新”活动让低收入群体根据自身优势进行创新、创造，这将为低收入群体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增加家庭收入，从而减少相对贫困。（二）以协调发展水平为作用路径探讨环境规制与减贫致富环境规制能够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促进协调发展：一是环境规制会通过节能减排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环境和经济发展相协调。当政府的环境规制强度增加时，企业为了达到规定的排污标准，要么必须淘汰掉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产品和项目，产生“优胜劣汰”的效果，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要么加大污染治理，走绿色发展道路，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二是环境规制会通过技术创新、优化资源配置、产业结构提升实现环境和经济发展相协调。在环境规制的影响下，企业会适时调整投资行为，促进生产要素从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清洁生产型产业，带来“结构红利”，以更低要素投入和环境代价获取最佳的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政府推行的相关产业政策将为企业带来创新契机，激励企业开发环保材料和技术、购置治污设备、改进生产工艺、引入清洁产业和新兴产业。低碳环保技术创新活动有助于研制降低污染排放的清洁设备、技术，推动整个产业的生产技术进步和环保技术升级，带动以服务业为代表的清洁环保产业快速发展，助推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转变，实现绿色发展。经济增长的减贫成效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是低收入家庭从经济增长中获益的情况（李秀芬、张平，2021）[17]。环境规制的协调效应能够从这两个方面对减贫致富产生影响。一是环境规制下的资源优化配置能够带动经济增长。实现环境质量改善和经济发展的协调会降低污染治理成本，提高投入要素和产出结构的耦合水平，助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可以通过就业、消费、财政资金安排等渠道推进减贫致富。二是环境规制下的产业结构调整会引起收入分配的调整。环境规制会让企业倾向于从能源、资源等物质资料要素投入转向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性投入，劳动力需求增加，从而增加贫困人口就业机会。无论是选择生产末端治理，还是改进生产过程清洁技术，受环境规制的企业需要新增与清洁治理活动相匹配的劳动力投入；政府也会推动环保项目的实施，新增设立岗位吸纳劳动力参与到风沙治理、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工程建设或管护工作。Suryahad et al.（2009）[18]和Ferreira et al.（2010）[19]研究表明环境规制能够引起产业结构的升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对减贫致富的作用效果最为明显。（三）以生态保护程度为作用路径探讨环境规制与减贫致富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特征。因此，环境规制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绿色发展的本质是处理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显然，环境规制的政策导向和绿色发展的本质是相通的。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促进绿色发展：一是颁布的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相关法律法规将会对企业、个人产生引导作用，企业逐渐重视治污减排，个人崇尚绿色消费、循环消费、低碳消费；二是严格的环境规制会对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企业形成市场准入壁垒，抑制低生产率企业进入和促进低生产率企业退出；三是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激励企业增加技术研发投入，创新低碳环保技术，改进生产工艺和流程，用环境友好型产品替代非清洁产品，从而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改善的双赢。保护生态就是保护劳动力。劳动者无时无刻不受到周围自然环境的影响，因此，生态环境的状况直接影响着劳动者的生命健康、生活质量以及后代延续，同时决定着劳动力的生存状况以及劳动效率；另外，自然环境是创造物质财富的基础，是生产力要素的组成部分，因此，保护生态就是保护资源，就是保护生产力要素。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强调指出，“经济发展不能以生态破坏为代价。生态本身就是经济，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绿色发展要做好“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一方面，激活低收入地区内生动力实现产业持续发展，依靠自身资源发展绿色生态产业，打造绿色生态品牌，赋能特色产业扶贫优势，推进资源由资产变资本、资本变财富，提升收入水平；另一方面，绿水青山是幸福生活的自然平台和前提条件，是金钱不能替代的刚需。绿色发展能提供优质生态品，营造优美的生态环境，让人民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工作生活，提高幸福感和获得感（石华平、易敏利，2020）[20]。（四）以对外开放程度为作用路径探讨环境规制与减贫致富环境规制对开展国际贸易、吸引外资可能存在着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根据“成本效应”和“污染避难所效应”，环境规制可能会阻碍经济对外开放。环境规制会提高生产成本，导致产品竞争力下降，影响出口。同时，根据“污染避难所效应”，严格的环境规制会促使企业转移到环境规制政策相对宽松的地区，不利于引入和留住外资（郑田丹、白欣灵，2019）[21]；另一方面，环境规制会促进经济对外开放。根据“创新效应”，环境规制会“倒逼”企业创新，降低环境成本，提高竞争力，增加产品出口。同时，实施环境规制是优良产业环境的保证。优质的生态环境和优良的产业环境能够吸引外资，培育优质生态品，扩大对外贸易。破解相对贫困问题需要携手合作、开放发展。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是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经济学逻辑。一是对外开放会加剧市场竞争，促进资本、人才的自由流动，有利于专业化分工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贫困地区经济增长。具体来看，对外开放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为有利的增长要素，劳动者及其家庭在非农产业劳动参与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实现收入增长和减贫致富（庄天慧、张海霞，2019）[22]；二是开放会带动合作与交流，促进地区之间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减少生产扭曲和资源错配，助力减贫致富。同时，规模经济、中间品贸易、人力资本和生产技术的研发与扩散等能优化产品质量、扩大生产范围，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贸易开放引致的经济增长能够提高社会生产力、加大物质财富积累、增加人力资本、推动技术进步和促进经济结构升级，进而推动减贫致富；三是对外开放会推动先进生产技术和发展理念在农村农业发展方面的应用。对外开放会促进我国与其他国家进行技术、发展理念、管理方法等方面的学习交流，这些先进的生产经验应用到农村和农业发展领域，有助于农村实现减贫与发展。（五）以发展共享程度为作用路径探讨环境规制与减贫致富2020年后相对贫困治理的目标从“两不愁三保障”转变为以给予平等劳动权利和平等享受劳动成果为主要特征的生活质量提高与发展前景平等。因此，共享发展成果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破解相对贫困的最终目标。优质的生态环境由社会成员共同拥有，因此，实施环境规制是实现全社会共享发展成果的必要举措。环境质量关乎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美好生活环境，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实现减贫致富的关键。研究表明，环境污染不仅会影响人民的情绪，显著降低居民的幸福感和主观满意度（Rehdanz and Maddison，2008）[23]，而且对公众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在减少公众有效劳动时间的同时，还会产生巨大的医疗负担。同时，环境规制会刺激创新，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收入水平提升，让群众共同享受到环境规制所带来的经济价值。综上可知，紧扣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高质量发展时代主题，环境规制会从科技创新水平、协调发展水平、生态保护程度、对外开放程度、发展共享程度等五个维度影响减贫致富（如图1所示）。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是“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立足新时代，以高质量发展为指引，推动环境保护和治理相对贫困是发展关注的重点目标。因此，本文紧扣高质量发展时代主题，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高质量发展理念为观察视角，提炼出衡量发展质量的五大维度，并以之为作用路径探寻环境规制与减贫致富的关系。在理论上分析了高质量发展视角下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作用机理，同时紧扣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构建减贫致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减贫致富综合指数，并采用系统GMM方法和门槛模型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影响。由此，得出的研究结论主要有：第一，整体而言，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影响呈现“U”型曲线关系，即环境规制的增强会阻碍减贫致富的进程，但是当环境规制水平超过一定“门槛值”，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对减贫致富产生促进作用。第二，从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影响呈现“U”型曲线关系。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阻碍作用最大，且没有出现“拐点”。第三，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低于低门槛值时，环境规制将阻碍减贫致富进程；当环境规制处于两个门槛值之间时，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作用效果不显著；当环境规制强度大于高门槛值时，环境规制会促进减贫致富。第四，从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就业情况、人力资本水平、人均GDP、政府干预等这些因素变化也会影响减贫致富进程。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第一，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将环境改善和相对贫困治理、乡村振兴结合起来统筹思考，明确生态环境保护的底线、红线，守好低收入地区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切不可走“先污染后治理”或“边污染边治理”的老路；同时，破解相对贫困问题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的重点任务，因此，不可只强调环境保护而放弃经济发展，发展是实现减贫致富的根本办法。我们要依托生态优势，发展生态产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坚守生态红线，以系统思维抓生态建设；树立生态生产力观念，形成绿色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改革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建立源头预防、事中控制和末端惩处相结合的全过程监管制度，依法保障绿色发展目标的实现。第二，因地制宜实施环境规制政策。由于地区、产业之间存在着特殊性，因此，制定环境保护政策既需要由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也要有自下而上的因地制宜，切不可“一刀切”，要根据地区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实际，采取个性化的环境规制政策和手段。东部地区的经济相对发达，环境规制的标准较高，因此，可以进一步完善环保法规标准体系，适时根据该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将环境规制与经济法制调整到最佳位置，同时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鼓励企业在新型环境规制工具和污染治理技术等领域实现创新。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相对较低，政府要适当增强环境规制强度，实施“命令强制性”和“市场鼓励性”相结合的环境规制政策，督促和引导企业、个人关注环境保护，将环境保护与获取经济利益结合起来。第三，强化科技创新和人才培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系统观念。”我们要大力实施技术进步型的环境规制政策引导企业技术创新、转换经济增长动能，促进节能减排，走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道路；积极培育高素质人才，为绿色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增加环保产业就业，减少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冲击，让群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和优质生态环境。参考文献：[1]Porter，M.E.American.s green strategy[J].Scientific American，1991（4）.[2]王群勇，陆凤芝.环境规制能否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1）.[3]Kheder，S.B.，Zugravu，N.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French firms location aboard：an economic geography model in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y[J].Ecological Economics，2012（3）.[4]张红凤.制约、双赢到不确定性——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相关性研究的演进与借鉴[J].财经研究，2008（7）.[5]熊艳.基于省际数据的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关系[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5）.[6]Boyd，G.A.，Mcclelland，J.D.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on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in integrated paper plants[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1999（2）.[7]原毅军，刘柳.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基于经济型规制分类的研究[J].经济评论，2013（1）.[8]李胜兰，申晨，林沛娜.环境规制与地区经济增长效应分析——基于中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财经论丛，2014（6）.[9]索朗杰措.缓解贫困视域下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基于国内外的分析[J].西南金融，2020（7）.[10]张义丰，王又丰，程志刚，周礼.西部开发的生态背景与农业脱贫的关系[J].地理科学进展，2000（12）.[11]Gopal，D.，Nagendra，H.Vegetation in Bangalore′s Slums：boosting livelihoods，well-being and social capital[J].Sustainability，2014（5）.[12]胡钰，付饶，金书秦.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中的生态环境关切[J].改革，2019（10）.[13]梁流涛，翟彬.农户行为层面生态环境问题研究进展与评述[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6（11）.[14]苏冰涛，李松柏.“生态贫民”可持续生计问题研究——以陕南秦巴山区为例[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3（5）.[15]Gray，W.B.The cost of regulation：OSHA ，EPA and the productivity slowdow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7（5）.[16]Porter，M.E.，Claas，V.D.L.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competitiveness relationship[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1995（4）.[17]李秀芬，张平.西北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变迁的减贫效应模型分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1（2）.[18]Suryahad，A.，Suryadarma，D.，Sumarto，S.The effects of location and sectoral components of economic growth on poverty：Evidence from Indonesia[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9（1）.[19]Ferreira，H.G.，Leite，P.G.，Ravallion，M.Poverty reduction without economic growth? Explaining Brazils poverty dynamics1985—2004[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0（93）.[20]石华平，易敏利.环境规制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20（5）.[21]郑田丹，白欣灵.动态演化博弈视角的环境规制与产业国际竞争力再检验[J].产经评论，2019（6）.[22]庄天慧，张海霞.开放包容：新中国70年贫困治理的经验和逻辑[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11）.[23]Rehdanz，K.，Maddison，D.Local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life-satisfaction in Germany[J].Ecological Economics，2008（4）.[24]丁佳俊，陈思杭.反贫困与生态保护相互关系的文献综述[J].生态经济，2019（1）.[25]蔡乌赶，周小亮.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双重效应[J].经济学家，2017（9）.[26]高明，陈巧辉.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J].工业技术经济，2019（1）.[27]安海彦，姚慧琴.环境规制强度对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影响——基于西部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管理学刊，2020（6）.[28]林弋筌.环境规制、技术投入与工业转型升级——基于中国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38）.[29]郭进.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波特效应”的中国证据[J].财贸经济，2019（3）.责任编辑：刘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