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当今，国内外冲击频繁加剧，对经济韧性的研究便被赋予了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深入探究了金融发展对一国宏观经济韧性的影响。文章采用产出损失的方法来衡量经济韧性，构建了不同阶段中金融发展与宏观经济韧性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并利用中国31个省份2008-2018年的数据来验证假说和理论模型的合理性。结果发现：在抵抗冲击阶段，金融主要通过促进闲置资金的投资转化来增加经济体的抵抗力韧性；在经济恢复阶段，金融对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有限，过快的金融发展会阻碍经济发展，降低恢复力韧性；在经济重构阶段，金融对经济韧性仍然具有门限效应，但实际的金融发展水平可能已经背离了实体经济的需要。[关键词]宏观经济韧性；金融发展；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金融创新；金融科技基金项目：四川省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重大项目“新冠肺炎疫情对四川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对策研究”（SC20YJ02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郑长德，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金融理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戚玉莹，中国西部民族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助理，研究方向：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一、引言与文献综述面临经济冲击时，为什么有的国家仍然可以保持强劲的增长动能，而有的国家却在冲击后一蹶不振、陷入彻底萧条？许多学者认为这是国家间经济韧性差异化的结果。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频频遭受内外冲击，反映在经济数据上的情况为：1991-2020年，实际GDP增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四次下滑。1993-1995年的国内经济调控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经济衰退从1995年持续到1999年。2008年，受到汶川地震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增速在当年年底急速下滑了将近5个百分点。2018年3月开始了近两年之久的中美贸易摩擦，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与持续，经济再次受到不利冲击。面对这些频繁发生的国内外不利冲击，一个国家如何能及时化解困难、快速恢复经济增长？很多学者开始从如何提高一国的经济韧性中寻求答案。国内外关于经济韧性的研究起步较晚，其概念也是借鉴其他学科，如物理学、生态学、心理学等慢慢发展而来的。经济韧性的概念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工程韧性、生态韧性和适应性韧性。虽然，现阶段看来，适应性韧性的概念更能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它认为经济系统始终在一种不断积累、释放、更新和重组的循环中实现自我提升和突破，而经济韧性正是指经济系统能动地应对冲击损失、进而恢复和重组的能力（Martin et al.，2016；[1]Bristow et al.，2015[2]）。但现实情况中，由于各个国家所处的经济状况和发展程度都存在巨大差异，有关此方面的研究仍然存在诸多争论。主要分歧点在于经济系统遭受冲击之后的动态演化过程是“均衡的”还是“非均衡的”，是“间断跳跃的”还是“连续性的”，等等。鉴于现有研究存在的争论，本文拟从经济系统遭受冲击后的实际可行路径出发，进而重新定义以及衡量韧性。此外，为找到提高一国经济韧性的方法，很多学者分析了经济和金融政策（Oprea et al.，2020）[3]、经济结构（Xu et al.，2015；[4]Martin et al.，2016[1]）、产业多样化（Brown et al.，2017；[5]杜志威 等，2019；[6]徐圆等，2019[7]）、技术创新（Martin et al.，2015；[8]徐圆等，2020）[9]等因素对经济韧性的影响。一个经济体的经济韧性受多个因素的影响，其中金融发展水平是影响经济韧性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对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和金融发展变革的关键阶段的中国。本文认为，在中国金融改革过程不断深化的今天，金融因素对于经济增长和经济韧性的作用已经不能忽视。因此，本文将着重从金融发展方面来探讨其影响经济韧性的机制，构建起金融与经济韧性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为此方面的研究做出有益补充。二、理论假说的提出Martin（2012）[10]总结了经济韧性的三种概念：引自物理学中的工程韧性，强调经济系统在受到冲击或扰动之后，恢复其原有的平衡状态和增长路径的能力。而生态韧性却恰恰相反，它认为冲击会使得原有的发展环境被打破，经济体将努力逃离不适宜的发展路径，进而寻求一种或多种新的均衡状态。之后发展起来的适应性韧性则认为较强的经济韧性体现在经济体在积累、释放、更新和重组的循环中，不断实现自我提升和突破的能力。基于已有文献的相关论述，本文先假设存在这样一个经济系统：当出现冲击时，经济系统原有的稳定状态被打破。在吸收了所有的冲击之后，经济开始进入恢复发展阶段，调整结束后，系统重新达到原有的或新的稳定发展路径。在此假设下，经济韧性就表现为：经济体受到冲击后，抵抗住冲击，更快地修复损失、达到稳态以及产生更为强劲的稳态增长路径的能力。所以，我们可将冲击后的发展路径分为抵抗阶段、恢复阶段和经济重构阶段，分别对应抵抗力韧性、恢复力韧性和重构韧性，进而分析不同阶段中金融对韧性的作用。本文用不同阶段中的产出损失和经济增速来刻画经济韧性，所以金融对韧性的作用就转化为了金融对特殊阶段的经济发展的作用。经济体遭受冲击的短时间内，其生产运营活动会受到阻碍，这会致使很大一部分公司面临资金周转方面的困难。此时，调整银行资本结构、减少信贷市场摩擦、防止信贷中断可以使得那些对银行融资依赖度较强的公司抵抗住冲击进而恢复生产（Laeven et al.，2013）[11]。而且，一些资金实力不如大企业的中小企业在面临冲击时往往会更多地依赖信贷来周转运营，度过衰退期（Martin et al.，2015）[8]。因此，从金融功能观的角度看，在冲击抵御时期，金融部门主要利用自己的动员储蓄、积累经济中的闲置资金、加速投资转化的功能来为经济体注入资金（Merton et al.，1995）[12]（P.3-31），增加其抵抗力韧性。所以，本文的第一个假说是：假说1：在冲击抵抗阶段，金融可以通过积累、利用闲置资金，加速投资储蓄转化的方式来增强经济的抵抗力韧性。当经济体进入恢复阶段时，对于企业来说，不仅需要金融部门的信贷支持（Rousseau，2003）[13]，考虑到长远发展，还必须能够利用多样化的金融工具来进行跨期的资源配置和风险分担（Levine，1991）[14]。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在冲击后的恢复期，金融的趋利性使得金融机构趋向于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寻找到有潜力的企业来进行投资，而这又恰恰优化了有限资源在时空上的配置（Levine，1997）[15]，使得经济体在恢复期更快地修复损失，在经济重构阶段获得更为强劲的增长动能。此外，金融科技的发展往往能够催生创新，金融科技低成本、高效率的信息和资源的整合可以增加创新企业的融资可得性。金融科技扩大生产开放度并产生的正向溢出效应能够促进区域间物质、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提升创新成果的转化效率，产生更高的经济增速（王栋 等，2019）[16]，也增强了重构韧性。但金融的发展也必须要适度，尤其是在经济繁荣时期，过热的金融发展容易形成过度信贷和高杠杆，放大金融冲击向实体经济的传导，增加经济的不稳定性（徐圆 等，2020）[9]。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通过构建门限模型研究了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这种非线性效应（杨友才，2014；[17]黄智淋 等，2013[18]）。基于此，本文的第二个假说是：假说2：在经济恢复和重构阶段，金融主要利用自己的信贷支持、风险分担和资源配置功能来增强经济的恢复力韧性，获得更为强劲的增长路径。但过热的金融发展也会降低恢复和重构阶段的韧性。下面我们将从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来验证上述假说。三、经济韧性与金融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前文提到，本文将用遭受冲击后的产出变化来刻画经济韧性。另外，借鉴Hallegatte的思路，我们将产出损失分为瞬时损失和动态损失（Hallegatte，2014）[19]。下图表达了经济系统在t0时刻遭受冲击后，可能的一条生产路径，经济韧性就表现为在此路径上尽可能多地减少产出损失并且在稳态上达到更高增长率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