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摇滚乐与政治无关了？
前几天的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上，工党党魁杰里米·科宾的演讲是最令人难忘的环节之一，而脱欧等政治议题也出现在音乐节各色的活动与装饰上。公众对这次堪比工党聚会的音乐节感到新奇，毕竟正如学者丹尼尔·瑞秋所言，流行文化与政治的联姻已有三四十年未见了。
那就让我们回到三四十年前，那个摇滚乐与政治紧密相关的年代吧，了解一下摇滚乐是如何“气势汹汹”地冲上历史舞台、成为社会政治变迁的重要推力的。当然，我们的老朋友NME杂志也在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本文作者灯塔水母君，责任编辑六六制幻。
杰里米·科宾在音乐节上接受社会媒体采访
1976年八月，埃里克·克莱普顿在伯明翰的一场演出中表示支持前保守党大臣以诺·鲍威尔，后者因发表反移民演说被内阁开除。克莱普顿呼吁人们投票给鲍威尔，让他把黑人赶出英国；他还对人群喊出了右翼政党民族阵线的口号：“不列颠属于白人（Keep Britain White）。”
埃里克·克莱普顿的种族主义宣言
得知此事的音乐家瑞德·桑德斯和罗杰·哈德尔等人致信NME以表达对克莱普顿的反对。他们如是写道：“……更恶心的是他的首张热单翻唱了雷鬼歌手鲍勃·马利的《我杀了州长》。看清楚了埃里克，你一半的音乐都是黑的。谁杀了州长，埃里克？我想那绝对不是你！”
这封公开信宣布了摇滚反对种族主义运动（Rock Against Racism, 简称RAR）的开端，在NME读者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抗议信发表的第一周，我们就收到了两三百封邮件，”罗杰·哈德尔说，“很多来自灵魂乐迷和跨种族夫妻。这使我们对即将展开的运动充满了信心。”
1978年四月，RAR与反纳粹联盟合作，在伦敦组织了一场盛大的游行，并得到了冲撞乐队（The Clash）的免费演唱会支持。八万人参加了这场盛会，不少NME的编辑记者也身在其中。
在RAR的感召下，NME开始更加关注少数群体，而不仅仅聚焦于白人男性艺术家。它的报导也逐渐扩展到非音乐方面。编辑尼尔·斯潘塞说：“NME始终相信摇滚不仅仅局限于音乐。从核武器到动物保护，我们报导一切年轻人和摇滚人关心的话题。”
冲撞乐队在摇滚反对种族主义运动中的义演
RAR因债务过重于1981年终止，但它牵起的一系列反种族主义、反性别歧视、反阶级分化、反撒切尔主义的抗议活动已在全英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左翼政治风潮。
1985年十一月，比利·布拉格、吉米·桑莫维尔和保罗·威乐三位音乐家创办了旨在动员更多年轻人参与推动民主进程的左翼政治团体——红色楔形阵列（Red Wedge）。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在1987年的大选中，为尼尔·基诺克的工党争取更多的选票，促使撒切尔下台。
比利·布拉格在红色楔形创建会议上讲话
NME的尼尔·斯潘塞和保罗·休伊特都是红色楔形阵列中的活跃分子，这些在嬉皮运动和朋克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摇滚人相信，好的音乐必须针砭时弊，音乐人也需要参与到社会的改革变迁之中。坚守这一信念的NME是当时社会唯一认真对待工党的媒体。
鉴于NME鲜明的政治立场，斯潘塞一度很担心白人种族主义者会往NME办公室寄炸弹。这事倒是没发生，但是1978年，斯潘塞支持冲撞乐队主唱乔·斯特拉默尔为1979年大选发表个人宣言，而乔·斯特拉默尔支持爱尔兰统一，于是他收到了来自反对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组织的死亡威胁。
乔·斯特拉默尔
更严重的是，为防止潜在的地下运动，英国警方在白厅授权下开始秘密监听相关人员的电话。这使深度参与运动的NME也变得紧张起来。当时红色楔形的比利·布拉格频频造访NME办公室，将其视为把左翼政治引入主流的重要宣传渠道。NME也不负期望地扩大政治讨论的内容。
1985年四月， NME把尼尔·基诺克放上了封面，并且公开支持社会主义乐队红皮肤的克里斯·迪恩。更重要的是，NME还加入当时兴起于煤矿业、席卷全国并波及伦敦新闻界的大罢工，六月和七月都未发行一期。
时任工党党魁尼尔·基诺克登上NME封面。
在NME热切投入政治运动的七八十年代，它的老对手、同属于一家公司的《旋律制造者（Melody Maker）》并没有参与罢工。NME对此耿耿于怀。
安德鲁·柯林斯愤愤道：“那一周NME没有发售，因为我们都出去罢工了，而《旋律制造者》看到了机会，他们终于能卖得比我们多了。”——这两本音乐杂志之间的纷争也非常精彩，与本次主题无关，故不赘述。
旋律制造者
虽然保守党依然获得了1987年大选的胜利，撒切尔夫人也成为了英国二十世纪在位最久的首相，但NME已成功地将左翼价值观引入了主流，它把尼尔·基诺克放上封面的举措让很多年轻人纷纷选择投票给工党。
不过作为一本摇滚杂志的NME，在政治上或许是天生的反对派——1997年英国第一位“摇滚首相”托尼·布莱尔成功当选，而坚定支持工党十八载的NME，在工党上台后不到一年就开始攻击布莱尔了。他们在封面上刊登了这位当过摇滚乐队主唱的首相的照片，并引用了性手枪主唱约翰·里顿的著名发言作为标题：“感到被欺骗了吗？”
NME炮轰托尼·布莱尔
流行音乐是时代的一面镜子，而优秀的流行音乐必须扎根于社会现实，优秀的音乐家与音乐从业者也往往是关注现实、热衷政治的。当下世界种种令人不安的变化，促使政治冷感的年轻人重新走上街头，前文所述的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就是一个例子。
当政治与流行文化再次结合，日薄西山的摇滚乐开始找回愤怒的力量，摇滚乐黄金岁月是否也将复苏？让我们一同拭目以待吧。
感谢阅读NME系列的第三篇。下一篇笔者将讲述NME作为“同人杂”的一面，谈谈史密斯乐队的解散与这本杂志有何关系，以及著名的英摇大战的始末。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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