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村庄，崛起的巨城
四十年前，深圳市在中国行政区域的地图上的名字是广东省惠阳地区宝安县。
在1978年，深圳其实并不在中国预期的行政规划中。它的出现，来源于这个国家在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曾面临过的一场抉择，也是领导着这个东方大国的执政党，在时代发展的十字路口上，毅然自我革新而激荡出的一粒果实。
深圳改革叙事起点：直面逃港事件 催生深圳经济特区
△纪录片《深圳故事》第一集片段
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是中元节。在香港一个叫吉奥的偏远小岛上，一群老人都会进行一场特别的祭奠。
香港吉奥岛
四十多年前，一群广东农田里劳作的少年，在贫穷的压抑和对富裕生活的追求之间，他们从对岸的宝安县，在夜色中，游向了香港。那时的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身份，农民、知青、工人，而登上香港的陆地之后，他们在香港地方日志中，国家历史档案的记录上，就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逃港者。
逃港者自述
当年，村民们每天通过过境耕作口，去香港区域的土地上劳作，从六十年代开始，宝安农民发现，同样是种地，自己挣取的工分，连香港农民收入的零头都赶不上。1978年，香港人均GDP超过了3900美元，而一河之隔的内地，这个数据才不到160美元。一条边防线，让同样的劳动，得到的却是相差100倍的劳动报酬。从内地逃港的人数，开始日渐增多。
过境耕作口
76岁的骆德志是位退休香港水警，他的职业生涯与逃港潮紧密相连。骆德志回忆称，当时有些逃港者用筏，有些人靠游泳，还有的人把吹气枕头绑在身体上，或者是用避孕套。
退休香港水警骆德志
千奇百怪的偷渡工具让骆德志至今印象深刻。
逃港者照片
今天的深圳市龙岗区的南岭村，在40年前，曾是宝安县最穷的地方之一。
深圳市龙岗区的南岭村
△纪录片《深圳故事》第一集片段
原宝安县南岭村的村支部书记张伟基，见证了这中间的所有变化。张伟基至今还记得，一天干完农活回到村里后发现，村里所有的人家都人去楼空，就连自己的老婆都扔下孩子不知所踪。追上村民后，妻子在逃港路上的哭诉，让张伟基明白，逼走乡亲们的就是那望不到头的贫困生活。
原宝安县南岭村村支书 张伟基
1978年，宝安县逃港事件的报告，已经雪片般飞往了中央和广东省委。时任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之一的习仲勋，专程来到了宝安调研。1978年7月的这次调研之后，宝安县发展边境小额贸易，种植蔬菜和建外贸基地的工作，快速展开。
1978年年底，养四只鸡就是资本主义的教条理念，在宝安县被彻底打破。莲塘大队与香港五丰行开始合作，生产队一次性就为香港客户养了10万只鸡，每卖一只鸡，宝安农民就可以赚到两元钱的利润。生产制度这一变，再也没有一个人逃港了。
宝安县发展边境小额贸易
1978年的中国，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每年不过615元；这一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而为解决逃港问题撑开的这一丝丝政策上的缝隙，却让宝安这个边陲小城迸发出了超乎想象的活力，1978年宝安县部分村集体，已经开始迈向万元村的行列。
广东省省长 马兴瑞：当时，中央没有钱，但是给政策，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代的，广东省委书记习老他们，就以杀出一条血路的这样一种气魄和气概来推动这项改革。今天，深圳的模式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一种飞跃。
广东省省长 马兴瑞
40年后的今天，南中国海边上的这座新城，已经实现了2.4万亿的经济总量，已经聚集了近2000万的人口，已经跻身全球城市30强。1979年的那个春天，没有人会预料到中国人将会创造出这样的经济奇迹。
一个改革的年代，一个开放的中国，无论前面是繁花似锦，还是荆棘密布，为了全体民众的美好生活，义无反顾在这一天，走进了历史长河的风雨之中。
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广东省委宣传部、深圳市委宣传部，特别推出八集纪录片《深圳故事》。
纪录片以深圳为样本，通过讲述今天鲜活的“深圳故事”，从一个城看一段历史，从这段历史读懂中国人改革的意义，以及它给中国和世界政经历史所留下的坐标意义。该片于1月21日-1月28日，在央视财经频道每晚20点档播出。
今晚19:50，纪录片将播出第一集《杀出一条血路》。
明天将继续《深圳故事》第二集《思想解放天地宽》。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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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张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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