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原来中国有这么多科研成果，个个改变世界...
厦门大学的郑南峰教授曾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7年他成为美国加州大学的博士后研究人员，随后就到母校厦门大学，攒足了劲儿专注于科研攻关。
郑南峰告诉记者，他花了四年时间制造出一个催化剂，是可以把分子转化成重要药物的中间体。在和一家企业偶然的交谈时，他发现这个中间体是孩子感冒药研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市场份额达到两万吨。
△郑南峰的试验制造出了一个高选择性金属催化剂，用于苯基羟胺的绿色合成。
苯基羟胺在经酸处理后即可转化为对氨基苯酚，是目前在我国应用广泛的一种精细有机化工中间体。在医药工业上，可用于合成解热镇痛药。当时越与企业聊得投机，郑南峰越是冒着冷汗，因为他并没有对此进行专利保护。
记者：聊到这个的时候，其实就相当于已经暴露了你们的研究成果？
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化系教授郑南峰：基本上是这样。
记者：那时候再申请专利的话是不是有点于事无补了？
郑南峰：对，还带点希望吧。
其实真正让郑南峰担心的并不是自己的科研成果会被企业剽窃而去。
△前不久，郑南峰把相关的原创性论述发表在Nature旗下报道材料领域最新成果的顶尖杂志《自然－材料》上。
在这份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国际综合性科学周刊上发表文章，传播效果可想而知。郑南峰告诉记者，很多国外大公司有专门搜索中国发表的科研文章，若有市场，则用一年的时间将其包装成他们概念型的专利，实际上造成了国内科研成果的流失。
郑南峰不停地反思这件事，在做研究时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学术挑战，而忽视了成果的市场应用潜力。如果有一个平台来帮他们完成“最后一公里的”科技成果转化，这四年来的挑灯夜战就会变得更有价值。
我国知识产权局的官方数据显示：从2006年到2014年，大专院校的发明专利一直保持着20%左右的占比，稳居第二位。
△2014年，中国有效专利年度报告中，高校拥有量为136，613件，占19.3%。
但是这些专利如何走出实验室变成终端的产品，却困难重重。厦门大学的张军教授在创业初期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资金短缺：一百万才能做好的申报课题在省纪委那里只能申请到20万。
早已被拆掉的小楼是张军团队最早的实验室，在那里，张军和团队的任务是要研制出国产的艾滋病诊断试剂。当时国外筛查的灵敏度几乎都在99%左右，而国内产品筛查的灵敏度还不足70%。攻克这个难关，就是要找到艾滋病毒的活性抗原。
△在这栋小楼里，张军和他的团队进行了800多个通宵达旦的实验操作。
有一天，张军隐隐地感觉到离成功更进了一步，但眼看着设备却跟不上趟儿了。张军回忆，高效液相色谱最低十几万一台，而当时实验室账面上仅剩下几千块钱了。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当有些企业知道张军这里有即将面世的科研成果的时候，纷纷来到了实验室。但张军告诉《经济半小时》记者，要找到一个可信的合作伙伴其实很难。直到今天，张军还记得因某家企业承诺的资金没有到位，试验被迫中断了的事情。
那时的张军有段时间甚至开始质疑自己的身份，自己到底是个教书人，还是一个实验室的科研人员，亦或是一个四处找钱的创业者？但最终想把产品研制出来的那股冲劲还是支撑着他走了出来，他改变了选择合作企业的观念，把“诚信”放在第一位。
△张军最终和北京的一家企业牵手，合作企业在实验器材和技术攻关上鼎力扶持。
厦门大学分子疫苗学和分子诊断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张军：解决了抗原的问题，拿出来的抗原活性非常高，比进口的抗原质量还好。
2011年，张军研制成功艾滋病毒抗体诊断试剂后，获得了中国青年科技奖。而与他合作的万泰生物药业，立马扭亏为盈，占领了国内80%的市场，成了免疫诊断的龙头老大。品尝到科研落地的硕果，这个时候再来找张军合作的企业已经升级为资产过百亿的全国民营500强。极富有商业嗅觉的投资方当即签下了一个五年合作协议，共建生物药物联合实验室。
△当时张军团队正针对肝炎患者研发“戊肝疫苗”。
张军：当时整个厦大最大的课题没有到一百万，一下子1200万五年的合同一签，是非常重要的雪中送炭。
调查时记者了解到，事实上，为了鼓励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解决资金难的问题，厦门市政府早在2012年就出台了相应的奖励办法。厦门市科学技术局局长沈灿煌告诉记者，他们依托高校在厦门已经建立了71个研发平台，资金累计投入六个多亿。
厦门市科学技术局局长沈灿煌：对技术转移机构新增的设备给予30%的补助，最高可达2千万；设备有对外提供公共服务的，再增加10%的补助；对大学科研院所在厦门设立技术转移机构提供三年的开办费的补助，最高可达一百万。
沈灿煌告诉记者，“科易网”是他们在全国建立最早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实时交易技术转让和科技专利，尝试以此来打通好项目与资金之间信息不畅的渠道。
沈灿煌：（全国）27个省市有一千多所合作的高校，在网上进行技术转让的有25万项科技成果，提供技术服务、帮企业解决技术难题的大学研发团队有十万多个。
很明显，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的确有着许多现实的困难，非常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路径来对接市场。对此，各地高校有着不同方式的实践和探索。南京大学从2006年开始，陆续在江苏十几个地市的高新园区建设自己的产学研平台、基地，很多实验室就建在园区，建在企业。这样一来，许多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落地，一下子看到机会了。
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华子春，是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从2008年开始，他的实验室就离开了校园，搬迁到南京大学在江苏建立的第一批产学研基地——常州科教城。而在华子春内心，他还有一个实验室，那就是他常去的企业车间。他自称，自己就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上奔忙的人。
△2012年，华子春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见证了他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迈出的坚实一步。
同年，由他和南京大学另一位教授胡一桥帮扶的常州四药公司，研发生产的氟西汀胶囊获得美国食药监局FDA的批准，拿到了赴美国上市销售的通行证。四年完成科研攻关而带来的品牌效应，是这家民营企业当初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屠永锐告诉记者，进入美国市场，代表企业管理、技术标准质量稳定性等达到国际标准，能进一步扩大与日本、欧洲国家的合作。
然而，华子春在和企业后续的对接中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并不是按照企业生产线的情况研发的，实验室的先进性和生产线上的流水作业并不完全一致，这是成果转化最现实的问题。
华子春一有时间就来到企业车间实地研究。他在工艺设计上充分考虑到企业的生产条件，缩短了小试、中试的工艺周期，常州四药的新产品至少有一半来自华子春的实验室，这让企业的发展跑出了“加速度”。曾今产值一亿的街道小厂，如今向着30亿的目标奔去。
在企业销售数字的背后，是科研的默默付出。华子春一直把精力投注到一款长达13年基础研究的自主创新药物上。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赵刚告诉《经济半小时》记者，血栓属于高发病种，研究的产品靶向性、原创性强，前景很大。华子春研制的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靶向性抗凝蛋白，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该项目2002年通过了以临床心血管科著名专家为主的专家鉴定，还获得了美国的专利证书。就是这样一个新药，在寻找产学研合作伙伴的过程中，华子春用了一个大胆的方案。
华子春把成果转让费改为前期科研补偿费，而且把费用降到了最低。华子春清楚地意识到新药上市后能带来的经济收益，他要寻找的一个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而非接盘买单的人。
△最终，华子春团队与千红药业成功牵手，十年里他们不离不弃地共同面对科研攻坚。
华子春可以专心致志搞研发，企业则为他解决后顾之忧，不仅为新药做中试平台，还面向南京大学院校开放，学院里的学生会有更多机会到企业来实践。
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执行院长华子春：无论对企业还是对高校，我们的理念都发生了变化，都朝着生产实践。他们向我们迈出一步，我们向他们迈出一步，这样中间的沟就可以消弥。
常州科教城的负责人徐光辉告诉《经济半小时》记者，在科教城里，像华子春这样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高校科研人员有30多人，像南京大学常州研究院这样的各大高校产学研机构有二十多家。如今，这里有关科技成果转化的服务体系、网络平台、资本对接等外部生态，正呈现出良性生长的局面。
中共常州市科教城工作委员会书记徐光辉：要关注创新，支持创新，同时也要宽容挫折，宽容失败。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建立有效的制度的安排，国家的成果转化法也在修订之中，通过深化改革更好地激发人才的创造力。
△在搭建这些研发平台的同时，常州科教城孵化创新型的企业也在加速。
1400家企业，营业收入接近一百亿元，企业在转型升级中和高校科研形成了双向互动。
徐光辉介绍，每年申请的纵向和科研经费分别超过二亿和2.5亿元。
在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有一位80岁的老人，他的身份比较特殊。他既是这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又是南京大学的特聘教师。所以大家都亲切地称他孙老师。他就是孙祥祯，一个用26年时间把实验室科研带到产业化，最后登陆资本市场的人。
80岁的孙祥祯，曾经是南京大学化学系的一名教师。30年前，他受命去竞标一个“75”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虽然当时有南开大学和国内多家知名的科研机构参与，但功底深厚、准备充分的孙祥祯一举夺标。
孙祥祯竞标的是国内急缺的国防战略物资，也是美国和西方国家一直对中国禁运、封锁的MO源。孙祥祯内心非常明白，MO源对我国国防安全和高科技民族工业的战略意义。但是他第一个要面临的就是实验室里的巨大危险。
△MO源是生产化合物半导体的源头材料，在飞机、导弹、卫星通讯等领域应用广泛。
MO源是化学性质非常活泼的金属有机化合物，遇到空气就燃烧，遇到水就爆炸。因为合成制备的过程十分危险，孙祥祯没敢选择在化学系的实验室，而是领着一群“敢死队”的专家，搬进了这个不足20平米的平房里。房间的简陋、设备的不足，让孙祥祯差点和“863”计划失之交臂。
南京大学教授孙祥祯：（863专家）看到我们的实验室认为不具备承担的条件，因此就没通知我们去参加863的竞标。
不服输的孙祥祯一直关注着863的动向，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他了解到承担项目的上海某机构并没有如期地拿出合格产品后，他一下子看到了机遇。
△在“863”开会的时候，孙祥祯向专家组说明竞标计划，自告奋勇地说“我们来承担”。
孙祥祯： “863”觉得我们在瞎吹牛，人家拿了50万已经是三年没完成的，你们20万就想在两个月完成，怎么可能呢？
不到20平米的实验室，夏天热得像蒸笼一样， 孙祥祯经常一待就是十几个小时。这天中午，刚吃完午饭的孙祥祯继续做试验，但意外发生了。一个玻璃仪器密封的部件冲开，孙祥祯一人只能用手去按住它，一按就是两个小时，一旦松手冲出来就会产生一场大火。这位老人谈笑风生地描述当年的险境，都是一个个生死攸关的时刻。
“不能让外国人卡我们的脖子，不能受制于人”，抱着这样不认输的精神和不怕死的信念，孙祥祯继续着自己疯狂的试验。
得益于南京大学在结构化学、配位化学以及分析化学等领域的基础理论研究优势，让孙祥祯和他的团队在纯化工艺方法的研究上得以顺利开展。当两个月的暑假结束的时候，他们也如期交出了合格的产品。
孙祥祯：这个事情很惊动，所以这时候“863”在我去参加会议时立即通知我再追加15万，从此以后我们才真正在“863”里头站住脚。
在南京大学北大楼后面，是孙祥祯用的第二代实验室，被废弃多年，台阶上长了草，屋顶有了裂痕。
△被烧焦的烟囱，仍然无声地矗立着，似乎在提醒人们这里曾经经历过的危险实验。
1997年的春天，当南京大学紫色的鸢尾花再次盛开的时候，孙教授与同事们研制的MO源纯度超过国际6N的水平。这一年，南京大学正式成立了“国家863计划新材料MO源研发中心”。孙祥祯教授被国家科技部授予“863计划先进个人”贡献奖。这时已经60多岁的他还有一个愿望，就是要把MO源转化成市场产品，造福社会。
从小试到中试，再到工业化生产是科研成果转化的三个步骤。那时的孙祥祯大胆地尝试采用合金法新工艺，建设出三甲基镓，三甲基铟生产线。这些都是生产LED和其它相关高科技光电产品的必备材料。在苏州工业园区，熬过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后，孙祥祯的MO源规模化投产顺利完成。
但就在终端产品出来不久，企业刚刚站住脚跟的时候。国外老牌的MO源生产商为了挤压中国产品，一夜之间将MO源三甲基镓的商品售价从每公斤15万降到5万。在这种价格的竞争打压下，孙祥祯这个初创的企业很快就面临着倒闭。
孙祥祯：家当能卖的我都卖了，就是仍保持着关键的部位，关键的仪器还是保留的。
记者：那时候您心里是特别凉吗？
孙祥祯：那个时候我的压力是最大的，比那时候在南京大学的压力大多了。
2005年，孙祥祯的企业被迫停产， 50多个员工走了一半，银行还有400万的贷款马上到期。
△孙祥祯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求救信，不管面临什么困难，他绝不允许自己团队用生命换来的产业被葬送。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由南京大学校方牵头，江苏省科技厅拨来了500万科技成果转化资金。拿到这笔救命钱，孙祥祯又一次从0开始，他自己亲自去卖产品、跑销售，到了2006年公司就有了100万元的流动资金。而2008年，正赶上国内MO源的下游，LED产业的兴起。对MO源的需求量井喷式增长，孙祥祯的企业达到了产值高峰，净利润超过两个亿。
△2012年，孙祥祯带着他的南大光电在创业版上市。
他用26年的时间，完成了从实验室科研到产业化，最终登陆资本市场的梦想。
潘毅，南京大学副校长，当年曾参与孙祥祯教授的团队一起研发MO源。他告诉记者，由于高校科技成果具有国有资产属性，高校缺乏自主处置权，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一些障碍。虽然公司成功上市，但像孙教授这样的科研人员只能享有股权收益，而非真正的股份。按孙祥祯拿到的收益来算，占股的比例还不足1.4%。
潘毅告诉记者，令人可喜的是目前正在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明确规定：利用该项职务科技成果作价投资的，从该项科技成果形成的股份或者出资比例中提取不低于百分之五十的比例。但潘毅更主张，要想激发科技成果转化速度。应当让科研人员拿到股权，而非股权收益。
从2014年至今，国家陆续发布系列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文件。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到，到2020年科研成果对经济的贡献率要达到60%以上，从中可以看出，政府非常重视科研成果的转化落地，并且已经在进行相关政策安排。
时下有个词很流行，叫“贴身服务”。我想，我们的创新、高科技研发，同样需要这样的贴身服务，比如技术转移的咨询服务，比如上市场交易的中介平台，比如从事审计、金融、信息等服务的专业机构等等。这样的“贴身服务”，无疑会让科技成果的转化更高效、更充分，也更有利于形成科研工作良性发展的健康生态。
来源：央视财经（《经济半小时》韩志涛 陈艳波）
本文编辑：李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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