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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在走廊两侧的世界|大象公会

2016-07-18 郑子宁 大象公会

为何凉山州彝族社会与云南的纳西族白族有如此巨大的社会发展差距?这篇以安宁河谷走廊作为观察重点的文章,是大象公会第一篇行走笔记的尝试,篇幅超长,需要阅读耐心。


文|郑子宁


车辆刚驶出西昌我就困乏不堪,昏昏沉沉之际,耳边突然传来一个略带川音的女声:“欢迎大家来安哈彝寨,我姓罗,大家可以叫我小罗,也可以叫我的彝族名字阿嘎,今天由我为大家……”


睁开眼,窗外刚才还是西昌郊外平整的河谷地带的景致:水色赤红的安宁河两旁依偎着密集的果树,现在四望都是植被不丰的山峰,平整的稻田被斜坡上不规整的玉米、土豆地块替代,山坡上偶尔露出岩石,时不时有成群的山羊悠闲地啃着草。



这是典型凉山州彝族人聚集区的地貌,海拔明显较西昌要高,阴湿的空气略带凉意。


6 月 19 日,我们“寰行中国”几十号人从成都出发,分乘十多辆别克昂科拉开了四百多公里,晚饭时分抵达第一站西昌,由于这次活动的路线安排重点在于关注少数民族文化,而第一段从成都到丽江的行程中,西昌是个典型的汉族城市,故我们的晚饭安排在一个叫安哈寨的彝族村落。



我们换乘赶往安哈寨的车辆时,车内笑意盈盈候着我们的女性便是阿嘎。阿嘎三十岁出头,典型彝族人长相,身高一米六上下,一脸职业的微笑。这一路她做导游,或许再合适不过。


位于安宁河谷的西昌和旁边的凉山地区,直线距离很近。像西南多数多民族聚集区一样,此地也是民族呈等高线分布:安宁河谷适于耕作的小块平原,以汉族为主体,而河谷两旁高耸的山地则是彝族的天下。


▍安宁河谷是四川除成都平原外最大的平原


历史上,安宁河谷是沟通成都平原与云南的交通要道,走廊的北面是中原王朝,从东汉时代起就先后在今天的西昌一带设置邛都、越巂郡、巂州、建昌,管辖河谷地区;走廊南面的平原、丘陵地区,则是长期独立于中原王朝的南诏国和大理国统治区。


而彝族人并非一开始就定居在与世隔绝不宜耕作的凉山腹地。


凉山彝族多属自称“诺苏”的北部彝族,诺苏即“黑者”,是古代所谓“乌蛮”的后代。自南诏大理时期以来,诺苏从今天云南东北部的昭通和贵州西部等地进入凉山地区。


他们避开了从安宁河谷上游不断向下游扩散,并逐渐占据了全部河谷低地的汉族居住区,沿着山头扩张。很快同化了凉山腹地的原居民,占领了凉山东部。元明以来,诺苏再度向凉山西部和南部发展,形成了今天凉山州的民族分布格局——汉族居住在安宁河谷中,而彝族则主要在河谷两侧的凉山内部。


▍凉山彝汉迁徙路线。图中蓝色区域为彝族大致分布,蓝色箭头为彝族大致迁徙方向;红色区域为汉族大致分布,红色箭头为汉族大致迁徙方向。箭头大小表示大致迁徙人口多少。红色与蓝色交叠区域为大量混居地区


我猜,阿嘎若以这种方式向游客讲解,大约能把所有游客催眠,毕竟今天到少数民族聚集区观光的游客,只对符合他们想象的民族风情感兴趣,就我个人经验而言,只有大象公会的读者才会有违反人性的好奇心。


既然提到“乌蛮”,本着负责到底的精神,以及满足大象公会读者普遍具有的违反人性的好奇心,这里不妨多加上一千字你不易百度到的相关知识(友情提示:非典型大象公会读者请跳过下面的灰色文字):


中国古代有称之为“蛮”的族群。现代彝族、纳西族、白族都脱胎于此。


汉语中的“蛮”虽往往带贬义,但“蛮”最早却可能源于这个族群对自己的自称。“缅甸”的缅文拼写为 Mranmar,其中 Mran 和上古汉语的“蛮”几乎一样。


“蛮”属于汉藏民族下藏缅系民族。早在东汉永明年间,一支被称为“白狼人”的族群就曾在汉朝朝堂之上唱出颂歌三首,史称《白狼歌》。对白狼歌的汉字记音是藏缅语言最早的记录,和缅文时代的缅语非常相似。


▍《白狼歌》出现于《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图片来自网络)


上古时期,蛮人的分布范围远比今天要大得多,远及大别山北麓。随着中原操汉语人口的国家的兴起,蛮人各支在北方民族挤压下顺着各条河谷南下,整合了今天云南北部和贵州西部的侗台人群。云贵高原成为蛮人分布的中心。


三国时代,诸葛亮征讨南蛮,曾七擒孟获。当时云南称为南中,南中有数个本地大家族,孟氏正是其中之一。南中大姓具有相当汉文化水准,云南出土的孟孝琚碑、爨宝子碑、爨龙颜碑均为明证。爨氏更是自称班固后代。然而他们对祖先历史的记述往往有不合情理之处,实际上更可能是蛮人首领。


▍作者在云南曲靖拍摄的爨宝子碑


到了唐代,中原人把蛮人分成乌蛮、白蛮两支。可能反映彝支和羌支民族正在分化。当时乌蛮白蛮分布相当驳杂,曲靖一带为东爨乌蛮,滇池一带为西爨白蛮,洱海附近则乌蛮白蛮皆有。今天北部彝族、怒族、纳西族、摩梭人普遍自称“黑者/黑人”,而白族、普米族、尔苏人则自称“白者/白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乌白之别。


开元天宝年间,发源于今大理巍山一带的蒙舍诏在唐朝支持下一统六诏,建立以乌蛮为统治层的汉化政权。唐朝《蛮书》对诸蛮的评价是:“言语音,白蛮最正,蒙舍蛮次之,诸部落不如也”。


南诏国期间,大量白蛮被迁徙到洱海地区居住。虽然乌蛮、白蛮都有自己语言,南诏官方书面语则用汉文。这一传统被延续到了白蛮主导的大理国时期。南诏于唐朝吐蕃的夹缝中生存壮大,领土扩张到今天四川的凉山地区,甚至一度攻占了成都。


取南诏代之的大理国核心区域仍然位于洱海附近。大理国时期洱海周边居民的汉化程度继续加深。迁入洱海附近的汉人和蛮人逐渐融合,他们的后裔在明代将开始成为所谓“民家人”,即现代白族的前身。


▍大理国笃信佛教,该观音立像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与此同时,滇东黔西则仍然以乌蛮为主,大理段氏与乌蛮各部在滇东会盟,留下《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这些乌蛮有一部分陆续进入受南诏大理控制的凉山,成为今天凉山彝族的祖先。


唐代史料中的磨些蛮则是纳西人和摩梭人的前身(磨些即为摩梭)。磨些蛮带有彝羌混合的特征。大理国时期,纳西先民已经居住在今天的丽江一带。


元明两代中原王朝征服云南后,大批汉民进入云南,汉人由此成为云南地区的主体民族。这些汉人不少以卫所戍守将士身份入滇,在大理一带被称作“军家”,与作为当地人的“民家”相对。


虽然中原王朝势力和汉人深入西南各处,但被包围的凉山腹地,却因为山高路远坑深,始终维持了较高的独立性,他们真正被纳入统一的中国行政版图,实际上是在 1949 年之后。


阿嘎向我们讲述的是一个虽然格式化,但却能最大程度调动普通人好奇心的简明版彝族 ABC:


“我们彝族分五个种姓,最高的是土司,然后是黑彝,第三是白彝,再然后就是奴隶,我们叫娃子,娃子又分两种,一种是安家娃子,可以结婚,生下来的孩子也是娃子,另一种是锅庄娃子,不能结婚。现在解放了,种姓其他都平等了,但是还是绝对不能通婚的。”


▍凉山四大土司之一,阿卓土司末代女土司杨代蒂盛装像


彝族内部家世不同互不通婚似乎很普遍,办公室同事曾说起他的一位前同事,快四十了还打着光棍,因为他是地位高贵的黑彝,门当户对的结婚对象实在不多,和他订下婚事的未婚妻才上大一,他还得耐心等到未婚妻大学毕业。


凉山州的彝族人与山外世界阻隔甚深,今天通晓汉文能融入汉族社会的,往往出自地位较高的家庭,我正猜测阿嘎的家世,便听她介绍道:“我们彝族中有一种很重要的人是毕摩,也就是巫师,他们是彝族文化的传承人。我父亲家就是毕摩,就算是土司和黑彝看到了毕摩,也要下马的!


“以前汉族人是不敢到凉山来的,到凉山就会被抓为娃子的。”阿嘎显然颇为自己祖先的勇悍而自豪。不过,彪悍尚武的遗风,在今日的凉山州往往表现为令人忧心的一面,从凉山腹地下到平原现代都市的年轻人,把“偷汉人不算偷”视为好武逞勇的表现,触目惊心的高犯罪率已是今日严重的社会问题。


当然,让阿嘎具备极高民族自豪感的并不止凉山彝族的武力:“我们彝族又有语言又有文字,还有自己的彝族历法,是太阳历,一年十个月。中国又有语言又有文字还有历法的只有汉族、藏族、彝族。我们彝文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西安半坡出土陶罐上的图画符号,本来都不能解,后来是我们懂彝文的专家过去,才解开的。”


▍和汉字一样,在 1949 年之后,彝文也经历了官方主导的文字改革


不过,彝文的历史应该没有阿嘎所说的那么久远,用来解半坡符号更是近乎都会传说。但是凉山腹地的彝族文化上自成体系,鲜少受到中国主流的汉文化影响却是不折不扣的事实。


安哈寨距西昌仅 30 公里,山路一转,便到了一个不大的村寨,寨口立着三位身着盛装的彝族姑娘,正是我们此行目的地之一的安哈寨。空气中似乎飘着食物的味道,大家的神经全都立即打开了。



这是个典型的旅游村寨。民居皆白墙黑瓦,虽明显不如安宁河谷的汉族民居,但比我们此行一路沿途经过的彝族村落要好得多。这些公路附近半藏在山上的彝族村落,绝大多数都是黄土墙壁茅草屋顶,深山腹地的村落想来只会更贫困。


大约是为了不让那些冲着彝族风情来的外地游客失望,安哈寨民居的白墙上,都绘有颜色鲜艳的彝人文化符号,而别处彝人村落并无此风。村落中各种醒目的广告牌也都忙着告诉游客这里是彝族风情村寨。



村寨中央是个不大的广场,能看得出经常搞活动。下车后,寨门口那三位姑娘为大家送上马甲,一位扮成寨主模样的男子出来迎接:“花仪各位华习诸国的媒体裸师(欢迎各位寰行中国的媒体老师)。”鼻音脱落正是再典型不过的彝族人说汉语的口音。


宴席端上来的食物,与西昌城内精细化川菜化的彝族料理相比要传统得多,菜式种类不多但分量大,肉食都切做大块,烤得略黑,蔬菜形状模糊,正适合饥肠辘辘的我们。或许因其原本就质朴、粗放的底色,故能有幸保持其原貌,在旅游业为主的内蒙古牧区,为了不让汉族游客失望,原本只会清水煮羊肉的蒙古牧民,已经拜师学艺改蒙古烤肉了。



不过,为了把文化旅游这张牌做大做强,表演歌舞的彝族姑娘身上的裙摆明显也被做大了——这种大摆裙适合幅度更大的舞蹈动作,看上去更能体现彝族人的能歌善舞——在汉族人看来,所有民族都是能歌善舞的。


▍如此大开大合的动作并非传统的彝族舞蹈


天色渐暗,篝火在空地上燃了起来。“好了好了,火把节大家意思意思一下,围着篝火跳舞吧”,热情的阿嘎招呼正大快朵颐的食客时,没忘解释:“我们凉山真正的火把节是农历六月二十四,到时候大家来,到处都是火把,是东方的狂欢节。”


作为西南缅彝系民族的大节日,火把节实在只是当地汉语的俗称。这个从乌蛮时代乃至更早传承至今的节日,曾有个美丽的汉名“星回节”。南诏国君臣热爱在星回节对诗,南诏清平官赵叔达的《星回节避风台骠信命赋》甚至被收入《全唐诗》:


法驾避星回,波罗毗勇猜。

河润冰难合,地暖梅先开。

下令俚柔洽,献賝弄栋来。

愿将不才质,千载侍游台。


赵叔达巧妙地将南诏语的“波罗毗勇猜”融入一首唐诗之中。乌蛮先民对汉文化的熟稔程度可见一斑。不过,迁入凉山地区后,凉山彝族长期和汉文化处于基本隔绝的状态,加之融合了彝族迁入前凉山地区原本的居民和文化。凉山彝族发展出了独特的文化体系。


虽然安哈寨为了游客可以天天火把节,但火把节的主场近年已移到凉山彝族自治州州府西昌。西昌在明代是重要卫所,方言明显别于四川其他地方,这个传统汉族城市早几年可能没几个人知道过火把节,但今天西昌每年火把节之规模盛大壮丽,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



火把节更合理的主场应该是昭觉县城。昭觉曾为沙马土司衙门所在地,彝族人口占绝对优势,1979 年以前,昭觉县城是凉山州州府,它是山上下来的彝族人进入现代都市提供缓冲适应期的跳板和基地。为强化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凉山州与西昌合并,州府迁至西昌。


只是,中国的城市是抽水机,行政级别越高,功率越大,昭觉丧失其州府治所地位后,已经城市化的彝族精英随之被抽到了西昌,又被汉人的汪洋大海稀释,被抽干的昭觉丧失了对山上年轻人的吸引力,他们直接奔向彝语中被称作“俄卓”的西昌,但汉语水平低下且缺少适应城市化过度的他们,想经由这座笼罩着神秘光环的大都市融入汉地,难度可想而知。


进入丽江境内时的景物变化与安宁河谷进入凉山州彝族区正好相反。


▍泸沽湖一角


驾车经过永胜后,就进入了丽江坝。


西南地区把平地称作坝子。滇西的大理、丽江两座古城也都位于平坝。比起安宁河谷,丽江坝要明显狭窄一些。两侧耸峙的高山也比安宁河谷恢弘得多。丽江坝海拔更高达 2400 米以上,因为气候所限,耕地主要作物是玉米。


丽江坝的主要居民是纳西人。纳西人的村落散落在丽江坝各处,人口仅 30 余万,较低的人口密度使得整个坝子看上去相当空旷,甚至还有大量土地抛荒。


进入近丽江地界,看沿途传统民居,明显像是进入汉地——纳西民居,受明代汉地风格影响极深。


▍一座典型的纳西古镇


作为一个彝羌混合的民族。纳西人的祖先可追溯到古代活跃于青海一带的羌人。但是“纳西”这个名字和“诺苏”一样,同样是“黑者”的意思。木氏土司统治丽江前,纳西人并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太多笔墨。


但是,纳西人的命运在明朝被木氏土司永远地改变了。元末明初,丽江的纳西头人一统滇西北,并向明朝称臣。朱元璋一高兴将“朱”姓去掉两笔,赐姓丽江土司“木”,木氏家族开始了对丽江数百年的统治,直到雍正年间改土归流为止。


丽江坝为古代交通要道,木氏土司由此巨富,所以才有明末木府土司木增的种种壮举——先后捐银一万三千七百支持抗清;千金重修鹤庆文庙;刻写藏传佛教经书《甘珠尔》;捐款白银万余建造鸡足山悉檀寺,购置千多亩田地予鸡足山使用,请徐霞客编写《鸡足山志》等等。


▍鹤庆文庙内景


木王府为今天丽江古城旅游者必去之地,而徐霞客当年旅行到此,虽被木氏引为座上宾,却拒绝徐霞客参观木府,因为当年修建木府时严重逾制。徐霞客只得在远处眺望,感慨“宫室之丽,拟于王者”。


木氏土司非常热衷文化事业,尤其以木增土司为代表的六位合称“木氏六公”的土司,善于舞文弄墨,诗文水平相当高。甚至汉人伪造家谱的习惯木氏土司也学了过去:《木氏宦谱》中声称木氏土司祖上有蒙古来源。


▍木增土司像


明朝开始,汉人以卫戍士兵和匠人身份进入丽江地区,纳西人虽保有其独特的东巴文化,但汉人对纳西文化的影响在在皆是。而纳西人对汉族移民同样影响甚深:丽江本地汉语是中国唯一完全丧失了鼻音尾的汉语方言,和带有纳西口音的汉语极为相似。由于丽江的纳西人普遍精通汉语,光听口音很难分辨一个丽江人是纳西人还是汉人。


“我们丽江纳西族高考都是不能加分的,要和汉族公平竞争。”东巴文化研究所的所长,一位气质颇为端庄的中年纳西女士,对纳西人的文化水平显然颇为自豪:“云南有两个汉文化水平高的少数民族,一个是白族,还有一个就是纳西族。我们纳西族的受教育水平是云南少数民族里面最高的,甚至比白族还高。” 


▍所长身着纳西女性传统服饰


不过,纳西人较高的文化水平虽有木氏家族累世推进之功,但与民族划分亦不无关系——定居于丽江坝乃至丽江城附近的纳西人被划为纳西族,而很多山区的类纳西人群并未被归于纳西族,如四川的摩梭人就被划入蒙古族。相反,人口近两百万的白族却包括了不少居住于山地的分支,如勒墨人、拉玛人等。


六百年发展路径之别,使得丽江的纳西人与凉山州的彝族人拉开了极大距离。


生活在平坝地区的纳西族和白族,很早就由半耕半牧转向农业生产,尤其海拔较低的白族地区,农业作物和汉地农村并无二致,因而经济水平更高;而生活在高山上的凉山彝族,牧业在经济中始终占据一定比重。


▍白族聚居的剑川沙溪镇田园风光


与进入西昌的凉山彝族需要艰难适应城市生活不同。丽江地区的纳西人是幸运的——丽江城附近大量的纳西族城镇人口,使他们进城务工时,便利程度并不输给进城打工的汉族农民。


而凉山州的彝族社会,在进入今天的所谓“现代性危机”之前,其实更严重的问题是几百年来从未走出的内卷化困境。凉山腹地自然条件极其恶劣,海拔高,气候寒冷,土壤肥力低。农业种植传统上采取轮耕制,即每数年换新地让原来土地休耕恢复肥力的做法。不少居民年均收入不足千元。


内卷化的梦魇自明朝以来几乎席卷整个中国。山脉重叠,自然条件恶劣的西南高山地区,内卷化的顽疾更加可怕。恶劣的交通状况甚至让凉山的彝族土司们难以控制大片土地。清朝所谓“四大土司,一百土目”,实际上四大土司直辖领地占凉山面积并不多。凉山腹地被分割为一个个独立的黑彝贵族控制下的庄园。


▍山西阳高县云林寺精美的明朝壁画与塑像,该县现为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国家级贫困县


与汉地一样,明清时期凉山彝族人口大规模增长。从美洲引进的玉米和土豆适合在高山坡地生长,产量比传统作物荞麦要高得多。但凉山土地贫瘠,要养活众多人口,只能不断分散,将更多的山坡种上玉米、土豆,这使得凉山州腹地的彝族聚落规模逐渐缩小。社会的碎片化,使得工匠无处施展才能,全社会储备的技术不断退化。


今天凉山彝族人口二百多万,周边被西昌、乐山、昭通、攀枝花所环绕。中国再也没有哪处地方四面都是汉地,却居住着数量如此巨大的文化迥异于主流汉文化的人群了。


当交通设施的进步和禁止人口流动的计划体制终结,人口严重过剩、困居数百年的凉山彝族人终于可以走下深山时,除了他们无法有效融入山下的现代都市外,先于此发生的深刻社会结构改变,无疑加重了他们的悲剧:


传统凉山社会的贵族统治制度在 1949 年后迅速瓦解,凉山彝族转变为几近全民自耕农的社会结构,虽然彝族社会接近汉地宗族社会的“家支”依然存在,但原本制约行为规范的长老管理习惯法早已消亡。那些下山闯世界的年轻人,很容易走向以不法活动谋生的道路。


原本,居住在平坝的纳西人和白族人,因为经济发展落后于内地一波,必然要有一番过剩的农业人口向内地经济更发达地区的大规模转移,但诸种巧合,无意中使他们不必走内地汉族民工的迁徙之路。


▍崇圣寺三塔是大理最重要的旅游景点


以丽江为例,小小的丽江一年能吸引三千余万游客(2015 年数据),实在不是因为异族风情,而是丽江古城这种完整成片的明清古建筑群落,内地已极为罕见,而当地民风亦不似内地,仍有保守的古风——它恰好与今天现代都市青年追求安逸舒适的体验式旅游的需求高度吻合。


而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略领先于丽江的大理,由于古城的完整性不如丽江,他们更高的汉化水平——按丽江纳西人的说法“他们太精明了”,虽然大理有更深厚的历史,规模更是大得多,但旅游吸引力却略逊于丽江。


或许是丽江、大理巨大的旅游成就的启发,凉山州在拓展旅游业上,无论政府还是民间,显然有更高的热情——丽江城当地百姓虽受旅游之惠甚多,但巨量的游客和都市新移民的鹊巢鸠占,他们偶尔会有不堪其扰之意。


▍丽江四方街上专为游客准备的舞蹈表演团体


他们的诚意确实收效甚显,凉山州吸引的旅游者人数已与丽江相当,但旅游业收入则不足其一半——人们在体验式旅游时,往往会花费更多时间耗费更多金钱,而且凉山州最吸引游客的地方主要在西昌周边和人迹罕至的景区。


我游历过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对游客的热情可与安哈寨相比。当我坐在人群中望着空地篝火边上尽情舞蹈的人们时,或许是出于不好辜负他们的一片盛情,忍不住想,除了随时都可以过的“火把节”,他们应该拿出更好的办法来吸引游客。


到了丽江古城,我漫步在灯火辉煌的古城街道,四方街附近的酒吧震耳欲聋的乐声让我放弃了寻找答案的念头:几百年来造就的差距,从来不曾能靠一代人的努力就能弥补。



※ 彝族语言文化及西南民族史独立学者付佳杰先生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与互联网上不可能找到的重要讯息,我们向付先生的智力输出和慷慨帮助致以最最深刻的敬意。


※ “寰行中国”丽江到林芝的行程将于 7 月 24 日开始,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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