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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意见:中国人多吃了三分之一|大象公会

2016-08-05 黄章晋 大象公会

一个人素质高低,不取决于他是否哄抢,取决于被哄抢对象的贵贱。


文|黄章晋


我 15 岁那年与同学比饭量,不用任何东西下饭吃下 1 斤 7 两米饭。要知道,1980 年代中国食堂制造的米饭都结着一层浅黄色的硬壳。凭这一纪录多年未遇敌手。


六七年后,我认识了一位以前是省摔跤队大级别运动员的哥们,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位体重超过 0.1 吨的人,虽然他同样过了饭量巅峰期,但亲眼见他吃掉四只烧鸡仍意犹未尽,我默默放弃了与他一较高下的想法,英雄惺惺相惜起来。


以当时的收入,他不可能自费吃出这个体重,幸运的是,他是熟人中唯一能公费出差吃遍全国的,见多、食广。我从他那里第一次听说广州有种叫自助餐的吃法,觉得它像共产主义般遥远而令人神往。几年后,我们那据说有家宾馆引进了自助餐。


共产主义是真的。这家山寨广式餐厅晚上九点自助餐营业。服务员推着餐车,任由选取。以当时标准,自助餐可算体面:包子、馒头、虾饺、烧麦、春卷之类花色颇繁,只是真正的荤菜并不多,猪耳朵、夫妻肺片、梅菜扣肉已算到头。当时一份尖椒肉丝盖饭是 5 元,他们得多藐视我们的饭量,才敢定每人 8 元的价格?


大家都很愤怒。


此后我们每晚纠结三四人前往讨个说法——我恰好处于平均水平。为显正式隆重,我们午饭后一直饿到晚上九点,每辆餐车路过我们的桌子都会变成空车,大约是刚开张图场面红火,服务员看到我们即将坐等,马上会又推来一车。


我们每天准点赴宴一个月后,服务员们开始生分起来,总是让我们坐等,更可气的是,猪耳朵、夫妻肺片、梅菜扣肉只从我们身边路过一次,只有举手示意,鸡爪、粉蒸肉、油炸小鱼才会不情愿经过,对我们无所忌惮的,只剩下海带丝、花生和油豆腐。


大约半年后,我市首家自助餐厅因为广大愤怒食客的光顾,品质明显下滑,水煮花生、酸豆角之类不上台面的东西,居然堂而皇之地摆在漂亮的餐车上,而且它后来还涨价了。


经过许多年饿得两眼放光进去,扶着墙出来的锻炼,我终于有机会在自助餐时成为观察者:一个人盘子里堆多少东西,以及较贵的食物所占比例,很能说明他平时吃的是什么。只是,一旦遇到特别丰盛的食物,我还是没法保持平常心。


许多年后,罗永浩谈起他办英语学校时遇到的一些不爽:有次过节,为了让学员们开心准备了大量点心,为防止有人分不到,特意每种点心都准备的份数都多于人头数,而每份点心的量都是一个人吃不完的。最后,价格便宜的饼干每人都拿到了一份,但价格最贵的巧克力饼干,有些人明明吃不完还要多拿,结果有人没分到。


罗永浩对此事的看法相当的“公知”——中国人的素质简直没救了。但多年前自助餐占便宜的经验告诉我,错误明显在罗身上,虽然老师告之每个学员的礼品发放量,但却任由大家自取,就相当于请大家自助餐——价格更贵的烤肉或海鲜肯定先见底,而扬州炒饭不会有人抢。


所谓的素质,实在是个钱多钱少的问题。


谈到中国人的素质,上海人最有资格发言,没哪个地方的人敢说自己比上海人素质还高,在哺乳动物中,上海人至少可以排第二。


当然有人会翻出上海人的黑历史。比如,1997 年 6 月易初莲花在上海第一家店(杨高南路店)开张,16000 平米的超市内人满为患,第一次见到货架敞开的超市,大家情难自抑,不少人大口撕吃货架上的食物,一些人进商场时是瘦子,出去是胖子——穿着拖鞋短裤进,套上几层衣裤出。


据媒体报道,开张当天货架上“销售”了 600 多只烧鸡,但收银台只收到 200 只的货款,差额部分被市民即兴吃掉了,厕所是他们主要的进餐场所。今天上海年轻人会说,这么没素质的事肯定是外地“硬盘”干的,但《南方周末》记者陈朝华经调查后在《厕所鸡宴》一文中明确提到“真的是上海本地人干的”。


当时上海本地媒体认为,“超市占便宜事件”说明上海人素质有待提高。这不对,其实它恰恰证明了上海人素质高。


2012 年 11 月 27 日,南昌市民哄抢菊花


请注意一个常识:在大型超市这样的环境里,一旦有不少人乘机占便宜,却未及时制止,很容易诱发从众心理,它会迅速导致秩序崩坏瓦解,最终变成大规模哄抢。这就是为什么满载货物的汽车翻倒后,只要现场缺少维持秩序的力量,哪怕是小便宜,也很容易引发大规模哄抢。


上海人令人尊敬之处在于,虽然有那么多人占便宜,超市秩序却并没有瓦解,居然还有不少人老老实实取了东西在收银台付账。那些占便宜的人也值得夸奖,他们只是镇定、默契地占便宜,没有争抢互殴,只有什么世面都见过的人才知道闷声发大财的真谛。


甚至一些放学后特意跑来占便宜的中学生也表现惊人的高素质,他们安安静静地组团去易初莲花吃鸡——世界最早的团购就这样诞生了。


正常情况下,超市一旦出现占便宜,结果通常是这样的:


2008 年 12 月,湖南娄底一家民营超市因为拖欠供货商货款,供货商见老板不在,遂自行搬货抵债,热心的市民立即从四面八方涌来,在搬运货物期间,多位市民在互殴中受伤。


或者如下面这种情形:



2015 年 6 月 17 日英国北安普敦一家超市的遭遇:该超市宣布特定时段下调鸡肉和牛排价格,立即引发哄抢互殴,局面混乱到甚至需要调动交警——上海人比西方国家有些人的素质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当然,北京人的素质也不含糊。上海第一家易初莲花开张不久,北京五道口一家超市开张,为吸引顾客,卷筒纸每提便宜 2 毛,限购,崇文区一位大妈横穿大半个北京城,可惜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和服务员论理时,一激动就说起了法语。


北京崇文区大妈抢购卫生纸也没什么不好意思,1970 年代,日本也发生过抢购卫生纸的事,而且是误传消息引发。


1973 年 11 月,日本大阪一位成功抢购大批卫生纸的大妈


英国超市哄抢事件后,有评论称“这一场景应该出现在非洲难民营,而不是 21 世纪的英国”,全世界批评家的调子都是一个样。


哄抢一定等于素质低下吗?


如果你留意新闻会发现,无论哪个国家,如果是鸡蛋、矿泉水、卫生纸之类不值钱的东西遭哄抢、偷盗,一定会有批评家跑出来说素质如何;如果是运钞车翻车遭哄抢,或其他贵重物品遭哄抢,则不会有批评家跳出来谈素质。


所以,全世界其实都默认一条基本规则:素质高低不取决于是否哄抢,取决于被哄抢对象的贵贱。


它其实等价于:一个人的素质高低,取决于诱发其哄抢行为的阈值高低。而哄抢阈值的高低取决于一个人的收入。


一车土豆、白菜或廉价水果翻倒在低收入人群面前,很容易引发哄抢,高收入人群显然不会动心,但一车钻石、珠宝或名贵手表不幸翻倒在他们面前,谁也不会当傻子。这就是为什么珠宝、名表、奢侈品的柜台,售货员甚至比顾客还多的缘故。


至于自助餐,其实相当于获得许可的哄抢,只是不准打包带走。所以,吃自助餐的表现,体现的不是素质,而是收入水平。数月前,中国游客泰国自助餐浪费虾的新闻,如果从中国人今天尚不富裕予以理解,无论指责素质,还是为了维护中国人形象强调剧情“大反转”,都属多余。


2009 年 2 月河南淮阳公祭人文始祖太昊伏羲大典,淮阳市民哄抢祭品


刚脱离贫困但尚未富足的人群,或许天然容易对是否“素质”敏感,这当然是好事,因为只有自尊方能纠正匮乏记忆留下的本能。


前两年,我供职的公司组织员工乘某国际著名邮轮公司的邮轮旅行验。邮轮提供的饮食可算相当不错,至少肉食比我见过的多数五星级酒店高出一截,甚至其丰盛程度让多数人缺少足够心理准备,往往吃撑后才发现还有几样更诱人的食物。而同船的几位西方乘客则处之淡然。


作为经常批评中国人的一小撮,我们当然不忘嘲讽中国乘客旅途中不断测试自己胃容量的极限,令人气愤的是,我们同样无法抗拒食物的诱惑,频繁把面前的盘子装满,搞得我们无法理直气壮。


即使时刻不忘捍卫中国形象的人也难免痛苦,有位朋友对着堆得满满的盘子一脸凝重:倒掉,外国人会怎么看我们中国人?不倒,一大堆重口味的奶酪显然比他平时最关心的中美博弈问题更难破局。


当然,多数中国乘客根本没我们那么多愚蠢的矫情,只要发现邻桌端上一盘看上去更诱人的东西,他们会立即端着盘子走向垃圾桶。


行至半途,我们终于忍不住好奇,特意向邮轮餐饮负责人问到一个问题,是否会因为乘客的不同而在食物储备上有所不同,对方相当有经验:如果邮轮上大部分乘客是中国人,食物至少要多准备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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