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肌肉，我有神功｜大象公会

据说，这是 1949 年以来第一次真正的太极实战。一方是早已退役的综合格斗选手，另一方是自创门派的太极拳师。实战耗时仅为 5 秒。

文｜李清末 闵可

这是一段 11 秒钟的视频，这是一个 5 秒 KO 的故事。

▼  闪电式的胜利，liter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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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胜方是现年 39 岁的徐晓冬，早年在北京学习散打，后来成立了一个MMA（Mixed Martial Arts，意为综合格斗）组织。微博上，@MMA徐晓冬 酷爱四处踢馆，擅长直播、制造话题自我营销，像一位戾气值 max 的“武术界打假专家”。

失败一方，@雷公太极 的画风则是这样的：

▍图片来自雷雷老师自拍。现年 41 岁的魏雷老师宝相庄严，皮肤状态不错，或许来自太极拳的养生功效

如果不是有丰富的视频和动图来证明，多数网友可能难以相信一位已经远离格斗一线的技击手，竟可以如此轻松的击败“武林高人”。

徐晓冬对传统无数的不屑和挑衅，很像一位百年前的俄国大力士。但在那个不断演变的故事抑或传说里，俄国大力士可没有获胜。相反，他为了鼓舞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被流派各异的国术家反复击败。

这是近代武术神话的母本。一代又一代杂志编辑和电影导演，用文艺创作一遍又一遍洗刷着民族耻辱。最典型的，当属 20 世纪 90 年代初由香港制作的一系列功夫电影。套路千篇一律：内忧外患的清末民初，无论主角是陈真、霍元甲还是黄飞鸿，成名路上往往要击败一个身体强壮、态度傲慢的外籍大力士。

▍李连杰版陈真、霍元甲和甄子丹版叶问

一个母本，各自表述

母本中，俄国大力士名叫康泰尔。曾游历全球，获得过许多拳击比赛冠军。1918 年 9 月他到达北京，在中央公园设擂比武，还在报纸上刊载了广告，“康君乃世界第一大力士，今来京特设擂台三天。凡能打一拳或踢一脚者，赏金若干。能将他打倒一次者，奖金牌一枚。”

流传最广泛的故事版本中：天津中华武士会在民族精神感召下，派出二代弟子韩慕侠等人应战。传统武术大师当然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可惜这项“荣誉”并不专属韩慕侠。《体育文史》杂志曾在 1993 年发表《刘百川击败康泰尔始末》，新增一位为国扬威的好汉外，故事的时间地点也转换到了 1916 年的上海；而主角身份是另一个“微创新”的突破口。一位回族身份的河北武术家王子平，凭借击败康泰尔的事迹也进入了《中国穆斯林》《回族研究》等期刊杂志。

如果把反派的姓名再修改一下，名单还可以开列的更长：七星蟑螂拳传人范旭东、少林高僧释德根、中华武士会的创办者等人。他们都有同样的经历——某西方大力士在中国摆擂，打伤或打死中国武师多人，吓得无人再敢挑战，主人公看到后大怒，在几回合内击败或直接打死西方大力士。

这些闪耀着爱国主义气息的故事，经历了几乎百年不间断的编撰、润色、演绎和传播。

▍韩慕侠（左二）1918 年已经 41 岁，但是在故事中他三招把“力气一万四千磅”的康泰尔打得倒地不起

康泰尔同志，弱者需要您

具备常识，就能从网络流传的“击败大力士”故事中看到许多细节硬伤；学过实用技击术的人，也不会相信传统武术家有击败技击术精湛的大力士的可能。现在有了徐晓冬和雷雷的实战视频作证，会有更多的人明白武术武侠的实相。

生于 1908 年且自幼习武的武术家赵道新，在接受《精武》杂志访谈时，便直言传统武术基本不存在技击性。

技击术注重技巧和力量，对体能的要求很高。不像传统武术那样充满文化内涵和中国哲学大名词。在实用主义的技击术视角下，“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庸和谐”“以柔克刚”“后发制人”是一系列违背技击原则的作死行为。

▍“注重技巧和力量”的徐晓冬

▍太极的文化内涵

关于康泰尔最早的记载见于天津《益世报》1918 年 9 月 17 日刊发的《中央公园演武纪》。相比荒诞的故事，报道是严肃的——康泰尔来华以表演为主，中国的武士会成员上台表演时，只是抬起康泰尔曾举过的铁球并“绕场三匝”，因此获得了奖牌。

▍《益世报》1918 年 9 月 17 日的报道详尽地记述了比赛过程

那么，一则平白无奇的报道是如何演化成今天这个样子？

我们熟悉的近代历史叙事一般为“祖国饱受列强欺凌”。话语本身含有一定“弱者想象”成分。有了“弱者想象”，就会合乎逻辑地提出道义诉求，还需要在精神层面得到赈救。“弱者”形象首先意味着屈辱，更能带来“弱者”的自我身份认同。

例如台湾政大教授杨瑞松曾做过研究，发现特别能凝聚爱国心与救亡责任感的“东亚病夫”一词，存在着很大误会——

西方人只用这个词汇描述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指向国家治理方面始终不见起色的近代中国；而恨铁不成钢的本土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在传播中将之上升到了“中国人是东亚病夫”，病夫与身体素质联系到了一起。

面对挑战，中国精英以新建构的中华国族主义对抗帝国主义。譬如近代著名“民族发明家”梁启超就说：“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

梁启超建构国族主义时，将“国俗”视为国家精神（他用词为“国性”）的一部分，中医、武术、乃至舞狮这样的民俗都在其列。

当武术上升到了近乎等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并在国族建构中承担“靠打赢外国人换取尊严”的重要任务后，就提供了激发民族主义的可能。例如，电影中的陈真一定要踢碎日本人手书的“东亚病夫”牌匾。

▍“东亚病夫的招牌，已被我一脚踢开”

民族主义越强大，康泰尔战绩就越差

最早将康泰尔来华改写成如今故事雏形的，应为三十年代民国杂志《国术周刊》主编金警钟。他新增了演武前夜的情节：韩慕侠不满限于“演武”，遂到康泰尔居住的六国饭店将其打败，第二天又在中央公园将康泰尔吓跑。

“中国武术大师击败外国大力士”的桥段自此大量传播。《国术周刊》是一份国民政府官办的杂志。而且，在国民政府成立不到一年时就设立了中央国术馆，并发展出一套从中央到县级的武术推广体系。

国民党对武术（即国术）的热爱不单单源于国民党浓重的民族主义气质，更因为早在 1909 年，陈其美、宋教仁便委托国术师组织“精武体操会”，该会是霍元甲所属“精武会”的前身。

直至中国大陆权力更迭，民国武师因多有“会道门”背景，且与国民党关系深厚，故在镇压反动会道门运动后一蹶不振。而当大陆告别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年月，对外开放后，中外的交流令落差再一次显现出来，民族主义的复兴与之同步。

此背景下，文艺作品市场对一切能证明“我们不差，反而很强大”的信息都空前渴望，所有能承载如此信息的形式——小说，杂志，电影，连环画，都会卖座。

▍这套连环画中所谓东方拳王指的是长沙王润生，他发明的“王拳”曾打败日本柔道家俄国大力士

行业杂志编辑对本国、本行业的赤诚从未改变。1982 年 1 月《北京体育》杂志采访了韩慕侠的女儿韩小侠，最终成文的报道中，康泰尔被描述为身高两米，力量一万四千磅的大力士，更打遍了 46 个国家，另取得 10 枚金牌。

这一版故事体现了对细节的追求。比如康泰尔在北京的事迹又多了“单手拔河胜了 20 名大汉”；比武阶段摆下的擂台原则为“打死勿论”，时间改为七天，前五天无人敢应战，韩慕侠听到消息后义愤填膺，立志绝不让后世记载为“无人应战”。于是，考虑到被打死的可能，便安排好后事赶赴北京。

▍《益世报》的后续跟踪报道（1918 年 9 月 18 日）揭露了康泰尔只是一位用假道具行骗的卖艺人

故事的演化与完善几乎没有尽头。

1995 年，韩小侠女士将整个故事提升到了不可企及的高度——他的父亲成为了周恩来的师父。发表在综合性文史期刊《纵横》的这篇文章，除了将《武林奇杰韩慕侠》中虚构的故事概要引用外，还描写了韩慕侠教周恩来形意拳的“历史”，据称，此后功夫高手周恩来在指导中央特科工作时，因为武功高强甚至亲赴惩治叛徒的第一线。

香港电影的推波助澜

文字显然不够，电影才是塑造爱国武术家的最好手法。

进入 70 年代，香港功夫片崛起。“打败西方大力士”的始作俑者，即为邵氏公司出品的《龙虎斗》，其后李小龙的《猛龙过江》《精武门》等片影响更大。这类故事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搬上银幕。

20 世纪 90 年代，香港功夫片强势登陆。扶清灭洋的黄飞鸿、反清灭洋的红灯照、民国建立后的霍元甲、陈真，为观众提供了更为真实的武术救国的样本。这一时期，由徐克导演或监制，李连杰主演的几部黄飞鸿系列电影成就最高。

此前，黄飞鸿在其他导演的电影中仅是一个惩恶扬善、打抱不平的侠义英雄，而徐克片中的黄飞鸿不仅是抗击外敌的民族英雄，还和一个象征着现代文明的人物形象——十三姨，有了感情纠葛。黄飞鸿谈着恋爱学着英语，了解各种先进技术，甚至在最后认识到武术的局限，开始使用西洋枪械来御敌。

▍“爱老虎油”应该是每个八五后九〇后的童年记忆吧

相比同期《中国可以说不》那种只有肾上腺素没有脑细胞的叫喊，黄飞鸿系列电影估计是 90 年代普通中国大众能接触到的最健康的民族主义了。

不过，事情也会起变化。进入新世纪，在各种抗日电视剧影响下，武侠电影推陈出新。新版《霍元甲》中，李连杰起初打败了“一拳可以打穿长城，一个小指头可以捏死一名中国武师”的英国拳王奥比音，但外国商人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及金钱，又设计了一场霍元甲一比四的车轮战。

赵文卓在主演的内地香港合拍片《苏乞儿》中，苏乞儿单场打败了 3 名西方大力士。大力士不但三打一，还会在场上使用斧头、匕首、药剂等违规器物，这无疑反衬了国术家们的凛然正气。

另一位打星甄子丹则在《叶问 2》中打败英籍世界拳击冠军后，发表了一段耐人寻味的演讲：“今天的胜负，我不是想证明中国武术比西洋拳更优秀。人的地位虽然有高低之分，但人格不应该有贵贱之别，我很希望，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大家懂得怎么去互相尊重。”

▍4 月 20 日，雷雷接受约战后发布的微博，与甄子丹的台词相映成趣

相比 1990 年代谦卑的学习态度，富裕发达起来的中国，已经有“更优秀”的文化自信。然而不变的，是对尊重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