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沈阳，更应关心的是高校制度问题｜大象公会

实现个案正义固然重要，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当下中国高校广泛存在的制度性难题。

文｜吴余 朱不换

近期，研究生因高校教授的骚扰或压力而自杀的事件频频爆出。攻读研究生，已经成了一个危险的选择。

导师和学生之间，到底怎么了？

大象公会的作者们，相当部分具有在中国顶级高校学习工作的经历，甚至曾是学术共同体的成员，甚至正是因为对导师不端行为的担忧而改变了人生轨迹。事件发生后，我们认为，我们有必要提供来自内部的观察和思考。

我们认为，实现个案的正义固然重要，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当下中国高校广泛存在的制度性难题。

导师制：最后的人身依附关系？

近期对高校师生关系与教师不端行为的舆论热潮，主要源于今年以来，不断爆出的教师性骚扰和性侵丑闻。

2018 年 1 月，北航校友罗茜茜等人，实名举报长江学者陈小武对多名女生性骚扰。

3 月，武汉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导师王攀，要求男学生说「爸爸我永远爱你」，白天打饭，夜晚按摩。研究生陶崇园不堪驱使，跳楼自杀。

4 月初，北大校友李悠悠实名举报长江学者、北大中文系前教师沈阳二十年前侵扰本系女生高岩，致高岩自杀的消息得到广泛关注，事件至今仍在继续。

在上述事件中，教授、导师的所作所为，都严重挑战了公众对高校教师教书育人品格的认知，而涉事高校对当事教师的回护和对被侵害者的冷漠，也都令旁观者愤怒、寒心。

不过，公共舆论关心的性丑闻，事实上只是当下中国高校导师-学生关系失衡的一小部分。那些更广泛存在的，看似琐碎的、无足轻重的校园常态，或许更普遍的反映出了中国导师-学生关系扭曲的普遍性。

最普遍的一种现象，就是研究生为导师廉价打工。打工的内容，可以是为导师申请到的各级学术项目撰写指定章节，可以是给导师在校外成立的公司帮忙，甚至直接当成免费苦力。

这些打工的内容，并非学生毕业的硬性规定，往往也对学术成长或求职并无助益，同劳动强度的薪酬更与社会薪资完全不成比例。但一些导师往往以锻炼、实习为由，邀请学生参与，甚至强制要求学生参加

——最著名的案例，是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导师张代远，要求学生外出实习必须将实习工资向其「上贡」。据称，硕士生蒋华文未按时上交实习费，其毕业论文便被卡住不过。2016 年 1 月，蒋华文被迫跳楼自杀。

▍蒋华文自杀前与同学聊天

除了当免费苦力，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是导师盗用学生的学术成果。不少地方的教师「编写」的教材或专著由学生代笔，却只署老师大名，已是公开的秘密。

一些导师甚至会盗取学生的论文，将一篇几乎全部由学生撰写的论文，第一作者署导师，第二作者才是学生。与此同时，导师往往还声称这样做是为了帮学生发表文章，学生只得连道感激。

这些广泛、长期存在，甚至令人已不以为异的校园乱象，无疑意味着当前中国高校的导师制度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从表面上看，最直观的原因是，研究生与导师间的导师制，是一种关系不平衡的师徒制度，具有高度的人身依附性。

当代的研究生导师制，本是古代行会的师父-学徒制度的遗存。

在西方中世纪，大学最初是基督教经院教师组成的行会。在行会中，师父向学徒授艺，学徒依附于师父，而硕士、博士学位是学徒完成学业、获得教师资格的证明。

在现代社会，大部分行业已经脱离了行会师徒制度。各行各业的从业者，不再需要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人身依附于师父，不必再任打任骂、任劳任怨。只有高校的研究生导师制度，仍很大比例地保留了这种师徒关系。

在研究生求学的几年里，导师对学生进行一对一、手把手的指导。与「你发工资我干活」的职场不一样，就读研究生是一场漫长的延时实现过程。学生想要追求的大部分东西，如学术发表、学位和就业，只有在数年学业的末期才能实现。

最终能否发论文，拿学位，找到好工作，都高度依赖导师的准许和推荐。没有导师的认可，学生在毕业和就业方面都将困难重重。

▍著名数学家、孪生素数猜想破译者张益唐，早年因为未获得博士生导师的求职推荐信，曾长期靠打杂糊口

可以说，导师掌握着对学生单方面生杀予夺的权力，这正是一些导师可以滥用职权，迫使学生服从自己意愿的前提。

相比之下，年轻的学生在与导师博弈时却几乎没有任何筹码，且在心理上也处于完全不对等的地位。

许多学生从上小学开始，反复被强化的就是要敬爱老师，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才能出人头地。

▍高岩父母言论图，强调女儿从小的乖巧

对来自贫寒家庭的好学生，这种心态及其后果都更加严重。导师掌握的奖学金、补贴等恩惠，对贫寒学生更能成为诱惑。导师对未来的承诺和威胁性暗示，也更易限制贫寒学生的行动抉择，迫使其对师长的命令亦步亦趋。

▍王攀早期为挽留家境贫寒的陶崇园读自己的硕士而开出的条件承诺（左）与后来的威胁（右）

然而，如今已远非中世纪。面对非法的压榨和侵害，法律为每个人提供平等的保护，而高校内部往往也设立了教师职业规范等章程。

理论上看，受害的学生可供选择的路并不少，他们可以走法律途径指控，向学校行政机关举报，或者干脆向院系申请更换导师。

他们为什么不通过这些方式维权，却一个个走上绝路呢？

失控的高校维权体制

问题的核心在于，在现行的高校体制下，陷入这种处境的学生无法得到任何有效救济。这种困境的核心，是中国高校的现行体制与学界生态决定的。

面对不公，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求助司法。

但是，导师和学生的关系，并不属于《劳动法》所规制的雇主与劳动者的关系，并不存在劳动合同。因此《劳动法》对劳动者的保护对于无偿劳动的学生们完全失灵。

在师生情感纠纷或性关系问题上，法律的作用同样极为有限。

毕竟，在法律上满足强奸罪或猥亵罪成立要件、且得到及时报警的行径只是极少数。占据绝对多数的，往往表现为成年人之间自愿或半自愿、持续数年的恋爱关系。

对于因一方背弃承诺或始乱终弃引发的纠纷，由于取证困难、各执一词，法律上往往只能视为普通民事纠纷，如果真打起官司，学生依旧毫无优势可言。

不过，这些司法困境并非中国所独有。国际上较为普遍的做法，是通过大学校规、聘用合同条款和学术共同体的共识，规制并惩处这些越界但很难认定为违法的行径。

▍例如 2015 年 2 月，哈佛大学即宣布禁止教职员工和本科生之间所有的「浪漫或性」关系，（但教师仍可约会不是自己学生的研究生）

在健康端正的社会环境下，学生可以向校方或公众曝光教师的不端行为。一旦被揭露有骚扰或侵犯学生或下属的劣迹，学术工作者有很大概率因此丢掉饭碗，并遭到学术共同体的抵制，只能另谋生路，或远走他乡。

不幸的是，在中国高校体制下，学生很难从校方渠道获得救济。

从近期热点新闻中不难发现，事件发生后，往往是由校方或教师所在专业院系进行内部自查，然后出面回应社会。然而，无论是校方还是院系，都有压制事件发酵的动机和能力。

在校方而言，教师丑闻，尤其是致人死亡的丑闻，不仅使其名誉受创，影响到招生和校友捐助，更暴露出学校风气不正，管控不力，可能对校领导升迁造成负面影响。

中国本科院校皆为厅局级，其中多数 985 高校的校长为副部级，与所在地方政府大多相当甚至更高，并与之交往合作密切。这使地方机构的介入调查并不容易。

就院系而言，本系丑闻不仅同样会影响系领导的前途，更会影响本院系在全国学科评估中的成绩，进而直接影响到研究生招生水平和院系发展的可持续性。

——2002 年首次由教育部开展的全国学课评估，其四大指标中的「师资队伍与资源」「科学研究水平」「社会服务贡献与学科声誉」三项，都与院系的人才资源、能拉到的国家级、省部级项目密切相关。

▍2017 年第 4 轮全国学科评选结果

因此，越是学术能力强、学界地位高、能拉项目的学者，如「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千人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等，学校与院系对其的依赖也就更大，也就更有保护其免于惩处的动机。

此外，很多高校院系还存在着「近亲繁殖」的现象，即本校聘用的教职人员往往也多在本校接受教育。同院系的教职员除了同事关系，往往还是同学或同门，院系自查时也乐于卖个人情，最终的惩处也往往是象征性的。

面对层出不穷的高校丑闻，政府部门并非缺乏关注。

2014 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要求加强师德考核、其中就包括「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的禁令。

但在执行当中，实施考核的仍是各院系基层的党组织，其人员组成仍旧是院系的教职员工和行政人员。这种自我纠察的结果自然不可能有什么实质性改变。

▍《北京大学师德「一票否决」实施细则（试行）》

不过，相比于国外对同类事件的处理，中国高校反差最为显著的现象，是学术共同体的沉默。

事实上，比起国外教师群体对涉事教工的激烈谴责，中国高校学界整体上对师生恋爱或暧昧并不持异议，因为同类现象广泛存在于中国各地高校、各个专业、不同年龄段的教职员里。

除却中西共通的心理因素，中国传统文化里的「风流才子」「才子佳人」观念，使高知群体倾向于为这种行为赋予正当性。而学界前辈引起的此类风气，也随着师承流传，以至于「以后娶个女学生」成了相当数量单身老博士或青椒常年的调侃话题。

▍例如，中国语言文字学界往往自称「章皇之学」，其祖师黄侃一生娶过 9 任妻子，其中有 3 段是和女学生，令当今中文系某些名教授追慕不已。

至于导师对研究生劳动力的剥削，或对其智力劳动成果的占用，在学术圈也广泛存在。此类在外界舆论极为激烈的议题，在「见得多了」的学术圈内部实际上很难引起触动。

因此，学术共同体对行为不端行为和不端教师的抵制，自然也无从谈起；相反，面对因此类事件遭到惩处、开除的教师，追求考评成绩的高校反而会积极引进。

▍上海财经大学引进在美国因性侵丑闻被开除的教师 Lawrence Mitchell

学术圈对涉事教师的超规格友好，恰与它们对于被侵害学生的压制成正比。

在一些师门风气浓厚的高校或专业，学生的反抗及学校给予涉事教师的处分，很容易被默默打上「欺师灭祖」或「闹事」的标签，即便最终取得学位，也往往意味着在国内学术生命的终结，甚至在外校也难以继续攻读同专业的学位或取得教职。

在校内更换导师，或许也并不是一个完美选择。一般而言，同校同院系同方向的教师，很大概率上是较为亲密的同事、合作伙伴或同门的关系。因此，新导师很难对学生对前导师的抗争表示支持和同情。

▍在前述自杀的研究生中，南邮的蒋华文和武汉理工的陶崇园都是在更换导师后，仍不堪心理压力而酿成悲剧的

深受其害，满腔怨愤的学生，最终只能发现自己面前的救济渠道被一条条堵死，当事教师却逍遥法外的事实，在常人难以理解的绝望和痛苦中，用最激烈的手段表达最后的抗议。

我们的建议

面对这样的制度性难题，我们也许并没有完美的解决办法。

如果你准备在国内读研，除了向老师本人套磁，你最好还要向所选专业的过来人打听一下，导师对学生怎么样，人品怎么样。对学生来说，导师拥有正直的品格，远比拥有种种闪亮的学术头衔光环更有意义。

如果你已经在读研究生，感到很难与导师相处，那么，请记得，你有权利更换导师，如果仍难以摆脱，退学重来不失为好选择。不要怕麻烦，及时止损。如果你已经受到不正当侵害，请勇敢投诉，并诉诸公共媒体；现实虽然寒冷，仍会有许多人与你站在一起。

最重要的是，对于导师和学生的关系，请保持理智的心理预期：你是一个成年人，导师与你的关系，是两个成年人之间的随时可以终止的合作关系。在象牙塔外，现代社会为人的职业生涯搭建了更广阔的天地。没有任何别人可以主宰你的生活，你才是你的生活的老板。

如果你遇到了一个真正的好老师，请不要保留你的感谢和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