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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想做「奴才」不容易

杨津涛 大象公会 2019-05-24

来源: 杨津涛|短史记(ID: tengxun_lishi)


影视剧中,清代官员向皇帝奏事时,会有不同的自称。


比如,《铁齿铜牙纪晓岚》里,纪晓岚、和珅面对乾隆,分别自称“臣”和“奴才”。多数观众看到此类情节,会觉得和珅在谄媚皇帝,自轻自贱;纪晓岚则很在意自己的尊严。


事实上,纪晓岚不是不想当“奴才”,而是他没有资格当。


雍正改“奴才”为“臣”


汉语中的“奴才”一词,本是两晋时期用于骂人的“胡语”(即少数民族语言),是“世之鄙人之不肖者”,即被世人鄙视的小人、恶人,是一个绝对的贬义词。


清代学者赵翼在《奴才》一文里举过几个例子,如北魏权臣尔朱荣对人说:“葛荣之徒,本是奴才,乘时作乱。”——造反的葛荣等人,被尔朱荣轻蔑地骂作“奴才”。①


在清代之前,几乎没有人会以“奴才”自称。


清军入关前,有所谓“包衣”,即满洲人的家奴。清代官员自称“奴才”,或许与此有关。


顺治、康熙年间,官员们向皇帝奏事,自称“臣”或“奴才”皆可,尚没有统一规定。


广东巡抚杨宗仁为汉军旗人,他在康熙五十八年的上奏中,谈及“火耗”问题,内有“奴才即遵谕旨,通行禁革……奴才衙门将州县及司道府各节礼尽行革除……”云云,全文自称“奴才”。②


雍正即位后,觉得官员自称混乱,很是不满,在批阅奏折时,屡屡把官员自称的“奴才”改为“臣”。


康熙年间,一直自称“奴才”的杨宗仁,其奏折上“奴才”二字,被雍正亲自划掉,改为“臣”字,并在旁批示:“称臣得体”。


图:雍正将杨宗仁自称的“奴才”划掉,改为“臣”字


满洲旗人齐苏勒的奏折上,雍正亦有朱批:“向后写臣字得体”。③


南阳总兵董玉祥奏折上的“奴才”被改为“臣”后,对雍正感激涕零,上表谢恩:


“实圣主优待臣子至意,但臣世代叨蒙豢养洪恩,得侍奴才之列,荣已过分。复蒙圣谕称臣,更深乾惕。” 


他的意思是说,皇上对待臣子实在太好了,我家世受皇恩,自己能给皇上当一个奴才,就已是无上荣耀。现在皇上允许我自称为“臣”,我只有更加努力,才能报答皇恩。


为了一劳永逸,雍正干脆在他下旨编纂的《钦定八旗通志》中,明确规定:


“凡奏章内称臣、称奴才,俱是臣下之词,不宜两样书写,嗣后着一概书写臣字。特谕。”④


意即,“臣”和“奴才”都是臣下的意思,不必分作两种写法,以后官员上奏,一律自称为“臣”。


乾隆区分满汉、文武


董玉祥的谢恩奏折显示,在时人眼中,“臣”是比“奴才”更体面的称谓。


不过,官员们并不喜欢使用更体面的“臣”字。他们认为,以“皇帝的奴才”自称,较之以“国家之臣”自居,更能拉近、体现自己和皇帝的亲密关系。


乾隆很明白官僚系统的这种心理。


他一改其父“一刀切”的政策,订立了详细的“官员自称”规则。


首先,乾隆规定,满人官员上奏,公事称“臣”,私事称“奴才”。


他在谕旨中说:


“满洲大臣奏事,称臣、称奴才,字样不一,著嗣后颁行公事奏折,称臣;请安谢恩、寻常奏折,称奴才,以存满洲旧体。”⑤


乾隆以君臣关系对应国家体制,以主仆关系对应私家情谊。皇帝作为满人,特许同族官员在请安、谢恩时自称“奴才”,乃是刻意昭示“满人一家”。


图:和珅的谢恩折,自称“奴才”


其次,乾隆要求,武官无论满、汉,在奏折上都要自称“奴才”。


此项规定的起因是,福建提督甘国宝(汉人)在谢恩时自称“臣”,惹得皇帝大怒。乾隆指出,此“殊不合体式”,因为“向来武职具折例称奴才”,之前已经下旨强调过:


“令内外满汉诸臣,嗣后陈奏公事,均一例称臣,此第就文职而言,并非概及于武臣。”⑥


乾隆此举有两层用意,一是故意折辱武官,要求他们全部自视为奴才;二是借主仆关系拉拢武官,让他们产生自己比文官更亲近皇帝的错觉。


这两层用意一辱一荣,看似矛盾,实则一体。


自称“奴才”,对官员的个人尊严有损、却有助于拉近他们与皇帝的关系,有助于他们在权力场的生存。武官们掌握着“枪杆子”,乾隆自然更喜欢见到他们以“皇帝的奴才”自居,而非自称“国家之臣”。乾隆要求武官自称奴才,正是以“亲近皇帝”为饵,来引导武官们自我消除“国家之臣”的意识。


最后,乾隆还为满、汉官员联名上奏时的自称做了规定。


在乾隆明确要求文官上奏公事一律称“臣”前,满、汉官员联名奏事,时常会出现分别自称“奴才”和“臣”的情况。


比如,直隶总督西宁、天津镇总兵达翎阿、直隶布政使周元理联名上奏蝗灾事宜,使用的自称是“奴才西宁、奴才达翎阿、臣周元理跪奏”。


乾隆见到奏折后,直指周元理“无礼”。他在朱批中申明,“臣”和“奴才”的词意并无不同,满、汉官员奏报公事,一概是自称为“臣”。


他特别强调:


“并非以奴才之称为卑而近,称臣为尊而远也。”


这句话,是真正的“此地无银三百两”,极为精准地点出了“奴才”和“臣”的区别——前者卑贱,但和皇帝亲近;后者有尊严,而同皇帝疏远。


接下来,乾隆举例说:


“即如满洲大学士在朕前亦自称奴才,而汉人虽丞簿末秩,引见亦皆称臣,岂丞簿汉员因此遂得谓尊于满大学士乎?”


意思是:与皇帝面对面时,贵为大学士的满人可以自称“奴才”;身为末流县丞的汉人也可以自称为“臣”。官员的地位与如何自称无关。


乾隆还声称,他对官员如何自称,其实从不计较(这当然只是漂亮话),只是在奏折上,还是统一为好。他的要求是,“止当论首衔何人,或满或汉,皆可以一称贯之”,即满、汉官员联名上奏时,所有人的自称都应和领衔者一致。


具体到周元理,乾隆说:


“若谓周元理不屑随西宁同称,有意立异,是视周元理身分太高,谅彼亦不敢萌此念。但此等节目必拘泥若此,又何其不达事理耶?可笑之至。”⑦


乾隆声称,自己明白,谅他周元理也不敢自恃身份,不肯欲西宁等同称”奴才“。但周元理拘泥与条文,上级已自称“奴才”,自己却还坚持称“臣”,实在是迂腐可笑。


其实,正是因为担心周元理这些汉官不甘心做满人的“奴才”,乾隆才故意做了这番议论,警告他们不要以称“奴才”为耻。


周元理很冤,汉人文官不可自称“奴才”,也是乾隆定下的规矩。如陈垣在《释奴才》一文中所说,


“皇上不欲汉人之称奴才,而以满人迁就汉人也,故满人称奴才,有时可以称臣;汉人称臣,无时可以称奴才。”⑧


又经过几次同类事件,以上使用“臣”和“奴才”的办法,终成定制。


简单来说就是:汉人文官就任何事上奏时,都要自称“臣”;满人文官上奏公事用“臣”、私事用“奴才”;武官无论满、汉,一律称“奴才”;满、汉官员联名奏事,自称须统一,若是公事,一律称”臣“。


图:刘墉、陈辉祖自称为“臣”的奏折


此外,(1)作为满人的核心皇族,如皇帝的儿子、兄弟、长辈等,在任何情况下都只称“臣”;(2)汉人太监也能自称“奴才”。


清末老太监信修明在其回忆录中,说到入宫当了太监,就成为皇帝的奴才。按他的理解,奴才是“皇家眷养”之人,臣是“为国家政治有建树者”,二者的区别很明确:


“只要受皇家眷养者必须自称奴才,如为国家政治有建树者则称臣,如恭忠亲王、醇贤亲王、庆献亲王都是军机大臣,在公可称臣,在私就得称奴才。”⑨


清末废除“奴才”


乾隆设立的“官员自称”规则,一直实行至清末。


虽说已有定制,但官员为讨好皇帝,仍常常违规使用“奴才”自称。李敖当年写《奴才学发微》,就从档案中发现,不少晚清官员在奏报公事时,不按规矩来,仍然自称“奴才跪奏”。


光绪晚期,为在名义上消除满、汉差异,清廷开始讨论“免去满员称奴才字样,一律称臣”等议题。宣统二年,清廷终于下诏,同意取消“奴才”称谓。


诏书写道:


“君臣为千古定名,我朝满汉文武诸臣,有称臣称奴才之分。因系旧习相沿,以致名称各异。恭读高宗纯皇帝谕旨,奴才即仆,仆即臣,本属一体。嗣后,凡内外满汉诸臣会奏公事,均著一体称臣等因钦此。”⑩


自此,无论满汉文武,官员一律以“臣”自称。


从有清一代皇帝对“官员自称”的管理来看,其实没有一定之规,全凭皇帝的个人好恶。乾隆时代区分“奴才”与“臣”;宣统时代又革除“奴才”称谓,变来变去,目的都只是为了维护、巩固爱新觉罗的江山。


至于官员,不管皇帝怎么说,大多数都希望抓住一切机会,将自己变成“皇帝的奴才”,让皇帝认可自己“奴才”的身份。


作为汉人文官的纪晓岚,“不幸”生在规则最为严格的乾隆年间,他替皇帝干了一辈子文字审查工作,做了一辈子“禁书能手”,做了太多奴才会做的事,却还是不能自称“奴才”。


图:真实历史中,纪晓岚也只能自称“臣”


①④⑩ 陈力:《清朝 “奴才” 史论》,《北方文物》2015年第4期。

②周远廉:《清朝兴亡史 第4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16年,第45页。

③李敖:《奴才学发微》,《李敖大全集16 中国性命研究》,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第268—278页。

⑤⑥⑦赵增越《清代奏折中的“臣”与“奴才”》,《中国档案》2017年第4期。

⑧陈垣:《释奴才》,《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03—607页。

⑨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第7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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