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真的存在吗｜大象公会

相比真正的精神病，「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更多是一种生存策略和一个可以随意搭配的媒体术语。

文｜akid 兔透射

你应该听说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它指的是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

在中文互联网，这是一个常用词，诸多场景可以用它来解释：

被家暴的妻子不愿离婚，是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被体罚的孩子不记恨老师，是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高考工厂出身的学生认同学校的理念，也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甚至霸道总裁言情剧、网络爽文，也可以见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来解释当事人的心理。

在一些事件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则被严肃地当做一种精神疾病。

其中最为著名的案例发生在1970年代的美国：出版巨头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19岁孙女帕蒂·赫斯特在被左翼恐怖组织「共生解放军」（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 SLA）绑架后，自愿加入他们，与之一同从事犯罪行动。

· 帕蒂·赫斯特被捕后的照片

被捕后，她的律师和几名精神病专家以她遭到洗脑为由，为她的行为辩护，认为她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受害者，不应承担罪责。他们的辩护被广为接受，卡特总统减轻了赫斯特的刑罚，里根也考虑过赦免她，最终，克林顿在其任期的最后一天恢复了她完全的公民权利。

很少有人怀疑这些说法的可靠性，更不会有人怀疑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真实存在，尤其是知晓它还有一则离奇的背景故事后。

综合症背后的故事

1973年夏天，斯德哥尔摩市的一家银行走进来一位穿着古怪的男人，他戴着玩具眼镜和棕色假发，涂红了脸蛋，把胡子和眉毛也染了深黑色。

「The party has just begun！」（派对才刚刚开始）

如果不是他端着冲锋枪对天花板开火，这句用英语喊出来的「台词」在周围的瑞典人听来可能显得怪异。接下来发生的劫案不仅在当时轰动了整个瑞典，更成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起源。

· 发生劫案的银行大楼，摄于2005年

劫犯名叫简-艾瑞克·奥尔森（Jan-Erik Olsson ），32岁，来自瑞典南部，有过犯罪前科。

· 被警察逮捕的奥尔森（未戴防毒面具者）

他劫持了三名银行职员作为人质，以此要挟警方满足他的三个要求：

首先是释放正在服刑的克拉克·欧洛夫森（ Clark Olofsson），把他带到银行大楼里来。此人是奥尔森的朋友，也是他在犯罪领域的偶像，两人在监狱服刑时相识。

其次是300万瑞典克朗的现金，一半用瑞典克朗支付，一半用外国货币。

最后要一辆逃跑用的汽车。

这些条件警方都答应了，但奥尔森还要挟持人质一起坐车以保证成功逃离，警方没有妥协，双方进入一场持续130小时的对峙。

· 大楼外严阵以待的警方狙击手

电视媒体以直播的形式报道了这起大案，热情的观众不时打来电话，给警方提出他们心目中的解决方案，包括让救世军向劫犯播放宗教歌曲、放一群蜜蜂把嫌犯刺到投降。

结果他们却惊愕地见证了几名人质的诡异表现——他们竟然向着劫犯，而不与警察合作。

· 四名人质，分别为Gunnel Birgitta Lundbald（左上）、Kristin Enmark（右上）、Elisabeth Oldgren（左下）和Sven Safstrom（右下）。其中，唯一一名男人质Sven Safstrom一开始未被劫持，欧洛夫森来到银行后巡查现场，发现他仍躲在暗处，才逼他加入人质行列

奥尔森允许人质下楼去洗手间，有两名人质遇到了躲在暗处的警察，都没有听从警察命令留在那里，而是乖乖回到了楼上。

最终警察使用催泪瓦斯逼得劫犯投降，人质也坚持要奥尔森和欧洛夫森先走，以确保两位劫犯不会遭到枪杀。

不过最令观众震惊的，还数人质 Kristin Enmark 冲着瑞典首相在电话里喊出的那句：「我再说一遍：我想和劫犯一起走。」

· 时任瑞典总理Olaf Palme，曾直接与劫犯电话谈判

这一系列行为，被案发时协助警方的精神病专家、犯罪学家Nils Bejerot评论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一种新型精神病症就此走红，变得广为人知，而案件中的几名人质则成为它的第一批患者。事后，他们匪夷所思的「病情」仍以传言的形式加以补充，如继续与罪犯保持来往，跟他们交朋友，甚至有一名女人质与之相恋结婚。

被隐去的内情

然而，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

案件发生后数年内，人们一直试图用采访当事人的形式去探究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成因。

最先为人们所知的，是两名劫犯对人质很「照顾」。

如人质Elisabeth Oldgren回忆，银行金库很冷，她半夜冻醒了，奥尔森把他的灰色羊毛夹克披在她的肩膀上。当她表现出幽闭恐惧症，奥尔森允许她脖子上套着一根30英尺长的绳子到金库外边放松。

· 被劫持在银行金库的人质们

人质Kristin则说，她做了噩梦，欧洛夫森会握着她的手安慰她。她还从劫犯那里得到了一颗子弹作为纪念品。

奥尔森还让人质用银行里的一部电话联系并安慰家人，31岁的Birgitta Lundblad家里只有保姆陪着两个年幼的女儿，因为联系不上其他家人她哭了，奥尔森摸了摸她的脸颊说：「再打一次，不要放弃。」

事实上，奥尔森对人质并非一味善良，他同样会掐着Elisabeth脖子威胁警察要杀死人质，还把她当作人盾来防范警察突袭，用Elisabeth的话说：「他是残暴和温柔的结合体。」

这些细节更加强化了人们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认知：凶残的罪犯只要对受害者施以小恩小惠，就可以跟他们结成「奇怪的伙伴关系」。

被营救出来后，Kristin问她的精神科医生：「我有什么问题吗？我为什么不恨他们？」

· 被解救时坐在担架上的Kristin

一年后接受采访时，她更是来了句：「我们在金库中为了共同呼吸，生存，谁威胁那个世界就是我们的敌人。」

所以，她岂不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典型患者？

但这背后还存在另一些细节和另一种解释：人质们一直是理性、利己行事的。

劫持发生不久，她们就意识到：如果跟劫犯保持良好的关系，自己就能保住命。换言之，她们的表现是一种生存策略。

这种生存策略首先要求不破坏现状，相比劫犯，人质们更恐惧警察，他们担心警察的行动会使得暴力升级从而威胁自己的生命。

· 埋伏在一辆警车后的警察

警察的一些做法和当时的流行心态也都助长了她们的想法。人质可以看到的几次局势紧张都跟警方主动行动有关，包括警方偷偷潜入银行并被劫犯发现，警方承诺不使用催泪瓦斯却把它用作了最终的解救方案，以及警方中途切断了银行对外联络的电话线——这激怒了人质们。

1970年代前期正好是反叛心理在西方最为流行之时，年轻人普遍不相信体制，认为政客和警察在意的只有他们自己，而罪犯身上反倒往往有浪漫的英雄主义。

· 巧合的是，最后一位拥有名义政治权力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恰恰在这一年去世，他被很多老派瑞典人视为秩序与传统的象征，在其弥留之际发生的这起震惊世界的大案也被当做是一种讽刺

另一方面，奥尔森自己也是这种反叛心理的俘虏，他想做犯罪英雄，把欧洛夫森视为偶像。为履行理念，之前在监狱服刑期间还拿刀捅过一名娈童犯人。此次作案也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瑞典大选在即，选民厌恶暴力，政府肯定不敢采取强硬手段。

性道德在奥尔森的犯罪伦理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警方在事后调查发现了地毯上的精斑，一度判断有强奸发生，但一名女人质告诉她们，奥尔森经过自己同意摸了她的乳房和臀部（其中当然有女方计算形势的成分），激发性欲后，他进一步提出性交请求，这次她拒绝了，劫犯也没有强来，选择了自行解决。

六天对峙中，劫犯一直努力表现得像一个犯罪绅士，三名女人质与之不谋而合，选择了有效的自保策略。事实上，奥尔森作案失败入狱后，还跟来采访的媒体抱怨过，怪这些人质跟他套上了近乎，扭曲了他的犯罪策略。

人质们并非惶然不知事态。Kristin多年后还坦白，她甚至充当过劫犯的「帮凶」，劝说唯一一个男人质Sven Safstrom鼓起勇气让奥尔森枪击他的腿，以便向警察展示「事态的危险」，在Sven表现出胆怯后，她还骂他是胆小鬼。

· 今天的Kristin是一名心理咨询师，她出版事件回忆录，记述了案发经历以及后续的感情发展

受性别所累，Sven无疑是人质中的最底层，劫犯对他并不友善，还处处提防，使他没有多少选择余地，只能跟从现状，尽量对劫犯表示友好。但他的策略同样是有效的，劫犯从一度表示要率先射杀他来跟警察摊牌，转向与之谈判，说改为只射他的腿，而直到投降，那颗预定的子弹也没有打向他。

受犯罪浪漫主义影响的，并不只有案发现场那些「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奥尔森入狱后收到大量女性的求爱信——她们都是通过电视报道感受的这名罪犯的「魅力」，最终他与其中一人结婚。这一事迹时常被谣传为他与人质结婚。

不过与劫犯相恋的人质也确有其人，Kristin与欧洛夫森曾有过一段恋情。但她专门澄清过：尽管欧洛夫森在银行劫案时对她很照顾，她绝对没有在那会爱上欧洛夫森。

人质解救成功后，奥尔森被判有罪，入狱服刑；欧洛夫森无罪，但仍需服完之前的刑期，在这期间他开始主动给Kristin写信，二人一来二去，逐渐从友情滋生出爱情。

· 欧洛夫森的照片，可能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他能成功追求自己的人质

他们之后的关系并不稳固，也没能走向传统的婚姻。Kristin 30岁时曾渴望一个孩子，在欧洛夫森承诺经济上支持的情况下怀了孕，但这次妊娠没能成功，欧洛夫森也因为严重的毒品罪行在比利时被捕入狱。

一个媒体术语

Nils Bejerot作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著名论断时，并未对人质进行细致的诊疗，他的判断直接由电视广播传遍全球。

而警方营救成功后，人质们被送到精神病诊所接受治疗，为期十天。他们接受的是「心理急救」，主要是让他们消除紧张感，确定死亡威胁已经远去，针对的病症主要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根据当时的照顾人质的两位医生回忆，人质「状态良好」。

直到今天，「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也没被医学界接受为一种真正的疾病。

由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出版的诊断精神疾病的权威指导《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从来没有收录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虽然在第五版（2013年）发布之前，它曾被考虑列入PTSD的一个亚类。

· 第五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简称DSM-5

医学上对 PTSD 的定义是一种对创伤事件反复的闯入性的回忆，意思是 PTSD 患者不愉快的记忆会反复出现，不断重现创伤性事件。每位 PTSD 患者的症状可能都会不同，噩梦是最常见的症状之一。

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公认的特征包括：人质对警方的负面情绪；人质对劫犯的正面情绪；以及劫犯对人质的正面情绪。

人们确实发现，一些PTSD患者存在上述表现，但有此特征的比例太低了：根据2007年联邦调查局执法公告，只有不到5%的绑架受害者会发展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特征。

因为定义模糊、案例罕见，与之相关的正经研究也就很少。Namnyak M等学者搜索相关数据库（PubMED, EMBASE, PsycINFO, CINAHL）收录的结果显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一词极少使用在需同行评审的学术研究中。

关于这个「疾病」的绝大多数讨论，都发生在大众媒体。

参考纽约时报每年提及「 Stockholm Syndrome」频次，可以看到这个词 从 90 年代中期开始流行。

在早期，使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一词的情景还只限于描述绑架和劫持人质的案件，后来，它逐渐演变为一个任人演绎的媒体术语。

从小甜甜布兰妮对狗仔队忍无可忍地使用暴力到弱国对强国的外交关系，都可以用「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来解释。

· 图片文字：小甜甜和狗仔队 ，歌手是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吗？

这一趋势与90年代开始的强调「权力结构」的潮流不无关系，这一时期正是各种平权运动兴起的时刻，在「地位不对等」时，弱势的一方对强权示好，就成了一种「反常」。

搜索纽约时报从2000年至今的内容，Stockholm Syndrome 有290个结果，其中超过三分之二的内容都提及了「power（权力）」。

只要形形色色的「权力结构」一直存在且遭到批判，「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应用就必然历久弥新。而其中最受欢迎的应用场景，大概就如这一论题中最广为引用的女权学者 Dee Graham 所言：「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存在于社会层面的男女关系中。」

参考文献：

1.Dwayne Fuselier, Placing the Stockholm Syndrome in Perspective,1999

2.Graham DL, Rawlings EI, Hacker R.A scale for identifying "Stockholm syndrome" reactions in young dating women: factor structur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1995

3.M. Namnyak, N. Tufton, Stockholm syndrome: psychiatric diagnosis or urban myth?，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