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上都市，男人留农村｜大象公会
现代社会中，大城市中的女性数量往往超过男性，尤其是处于适婚年龄段的年轻女性人口更是远多于男性人口。这是为什么？
文｜格格
你被长辈催过结婚吗？
如果你是一名单身女性，那答案多半是肯定的。中国式催婚是一个更多针对女性的现象，长辈们热衷对家中二十来岁的单身女孩散播焦虑，称她们拖久了会找不到伴侣。
不过，如果他们这番说辞是说给在大城市生活的女性，那倒多少有些歪打正着。
在现代社会中，大城市女性数量往往超过男性，尤其是处于适婚年龄段的年轻女性人口更是远多于男性人口。
香港是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的典型地区，香港统计处数据显示 2017 年香港女性人口为 399 万人，男性人口为 339 万人，女性比男性多 60 万余人，也就是说每 1000 名女性仅仅对应848名男性。其中，适婚年龄段的性别失衡最为严重。
在 25-29 岁的年龄段，每 1000 名女性对应 835 名男性；在 30-34 岁的年龄段，每 1000 名女性对应 671 名男性；35-39 岁区间差距最大，每 1000 名女性对应 655 名男性。
在中国内地，这更多体现为未来的一个趋势：长期男多女少的北京户籍人口，在 2017 年逆转，变成了女多男少，常住人口的翻转也将在近两年出现。
在男性比女性多 3000 万人，出生人口性别比高达 113.51 的中国内地，大城市女多男少的规律仍使北京变成了一个例外。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律？
就业的性别分布
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每年出生的男性多于女性。这很可能是一种自然的平衡方式，即女性往往寿命更长。平均而言，晚年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健康长寿，而且男性也更有可能在生命早期死于各种危险，比如战争、车祸、各类冒险行为。
大城市并不例外，北京和香港的出生性别比都是 107 左右，2008 年前后香港还一度达到过 113。它们之所以会女多男少，完全是因为有更多女性从其他地方迁徙了过来。
向往大城市，向往更好的教育、医疗、工作机会，更广阔的世界、更精彩的生活是人之常情，男人女人皆有同样的动力，但不同地方为不同性别准备了不同比例的工作岗位。
美国男性最多的州是阿拉斯加州和北达科他州，阿拉斯加的性别比例为 111，北达科州的性别比例为 105。「苦活」、「重活」多是这两个州的就业特征：北达科他州有着大量的页岩油钻探点，在油田工作的需求量很大，薪水也很高。
但石油钻探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更能吸引 20-29 岁的青壮年男性。气候严酷的阿拉斯加同样盛行石油钻探，此外，它还提供不少兼具辛劳与冒险性的工作，比如帝王蟹渔夫。正是这些职位的存在，扭曲了这些地区的性别比例。
相比之下，大城市为女性提供的工作则更为常见和「隐形」。它们集中于以护理、环卫、餐饮、旅馆、娱乐、家政保姆等为主要内容的服务性行业，工资一般不高，向上提升的空间也不大，让人们很少在意女性在这些岗位的「竞争优势」。
但这些职位却为低学历、低技能的女性劳动者提供了容身之所，其数量之多也足以使大城市在就业性别分布上偏向女性。尤其在那些产业升级跨过一定限度的发达地区，第二产业对「壮劳力」需求萎缩，第三产业的各类服务却兼具规模和丰富性，更会使大城市就业带上女性特征。
到大城市上大学
大学教育的普及也是一个影响大城市性别比例的原因。大学集中于大城市，而在抓住教育机会方面，女性比男性表现得更好。
在冰岛，在校女大学生数是男大学生的两倍。在英国，2014 年申请大学的国内学生中，女生比男生多出 8 万人。
上世纪 70 年代，美国男性上大学的比例（58%）曾经远远高于女性（42%），而现在这一比例几乎完全颠倒过来。根据美国教育部的数据，2017 年全国大学校园中女生的比例将超过 56%。在来自低收入家庭和弱势族群的学生中，性别差距甚至更大 ——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超过 60% 的非洲裔和西班牙裔学生是女性。
中国也呈现这一趋势，根据教育部数据显示，2018 年普通本专科女生人数占比为 52.5%。在校女研究生所占比例从 1992 年的 24.8%，增加到 2017 年的 48.4%。2018 年全国报考研究生人中女生所占的比例更达到了 62%，相当于男考生的 1.6 倍。
2017 年，中国女性适龄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 48.02%，比男性高出 4.65 个百分点（按照适龄人口性别比例均等的假定）。与 1980 年相比，这个概率增长了 46.2 倍，而同期男性仅增加了 12.8 倍。
受教育程度越高，能实现的地理迁移范围越广，且多由经济落后地区迁入发达地区。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女性具备野心和实力，就会倾向留在大城市提供的舞台上，追求自己的职业发展。
择偶梯度的效应
另一种把女性吸纳到大城市的是婚姻市场的特殊力量。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莉娜·埃德隆德（Lena Edlund）提出一个具有挑衅性的观点。她认为，女性为了寻找富有的伴侣，会搬到城市。她的研究发现低性别比与男性高收入相关，也就是高收入男性越多的地方，女性也越多。
城市不仅为女性提供了更好的就业机会，还提供了更优质的婚姻市场。城市为男性和女性都提供了报酬更高的工作，女人在这里遇到优质男人的机会更大。
如果婚姻市场是对称的，年轻女性聚集在城市地区，男性也会被城市地区更好的婚姻市场机会所吸引，这应该性别平衡。然而，婚姻市场是不对称的。
婚姻的匹配模式，呈现「男高女低」的择偶梯度，即男性倾向于选择地位与自己相当或较低的女性，而女性往往要求配偶的社会阶层、经济收入与自己相当或高于自己，也就是俗称的「男性下娶」、「女性上嫁」。
优质男人对低技能和高技能的女人都有吸引力，加上城市地区的工作机会能支持更多的女性，劳动力市场和婚姻市场的结合，共同导致城市女性的富集。
与此同时，低技能的男性会避开竞争激烈的城市约会市场，因为都市女性往往需要更高的收入。但即便在低收入的男性过剩地区，女性未婚率依然较高。这表明，女性结婚率的限制性因素并非男性数量，而是其收入。
仍然以女多男少性别比严重失衡的香港为例。
50 年前，香港的性别比例相对平衡，但在过去 10 年里，来自菲律宾和印尼的女性移民不断地涌入香港，寻找家庭佣工的工作。现在香港登记的这些女性有 30 万人。
但即使把移民妇女从数据中剔除，人口性别比仍然显著地偏向于女性。因为，香港男性和内地女性跨境结婚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大量女性随之进入香港。2012 年，这一数字占香港所有登记婚姻的 30% 以上。
香港有那么多单身女性，为什么男人还要到内地找对象？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者 Suzanne Choi 博士对此解释道：
香港女性的素质很高，也很独立，但男性下嫁、女性上嫁的婚姻规范基本上没有改变。因此，一些男人由于处于相对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可能无法找到一个当地的妻子。同时有些男人可能也想找一个资历和收入能力较低的妻子，这样他们就可以符合社会的期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强，导致大量香港男性在华南地区工作，因此他们实际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机会结识内地女性。
中国大陆的跨省婚姻迁移也与这一现象相吻合。
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省内跨乡镇和跨省婚姻迁徙的性别比分别为 22.03 和 16.75，即 100 个女性实现省内跨乡镇迁徙和跨省迁徙时，只有 22 个男性和 17 个男性能通过婚姻实现迁徙。女性占绝对优势。
而且，女性婚姻迁徙的特征主要体现为农业户口流向城镇、与城镇户口男性结合（上嫁），而男性主要体现为城镇户口流向农村、与农业户口女性结合（下娶）。流入城镇的农业户口女性，其配偶为城镇户口的比例（19.23%）远高于流入城镇的农业户口男性（8.15%）。
近三十年来，中国女性婚姻迁移最大的变化是加速向经济发达地区聚集。这与同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轨迹和城市化进程完全一致。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女性跨省婚姻迁入地已经形成了以北京、上海和广东为中心的三大都市圈，其所占跨省婚姻迁移女性的比例接近全国的 60%。
中国女性跨省净迁出的省份，仍然主要集中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云贵川陕甘宁等西部地区和吉林黑龙江等东北地区，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例如中部的湘鄂豫三省，女性跨省婚姻净迁出人口近 10 年有不断扩大趋势，长期来看，婚姻挤压将逐渐从西部蔓延扩散到中部地区。
当中国的大城市的女性正逐步跟随香港女性的后尘，经历着从恋爱教练到吸脂、整容等严苛措施以便在大城市里找寻合适伴侣时，中西部农村「剩男」面临越来越高的娶妻成本，面临严重的社会问题。
不过，从美国和欧洲来看，大城市男女性别比例在持续多年失衡后，又可能翻转变回平衡的状态。
1990 年，纽约的男女比例为 88.5:100，到 2015 年，这个比例变成了 91:100，而今天它是 94:100。2000 年，伦敦男女比例为 95.5:100，到 2015 年，男女比例几乎持平。
「男性下娶」、「女性上嫁」的社会规范消失大概是导致这种回转的最重要原因，同类婚配正变得更为普遍，这意味着，有钱有实力的男人，现在可能更想娶一个有相似背景的女人。
这些变化会让城市男女比例变得更加平衡，也更符合当代社会舆论对「大女主」的期许。
然而一切故事都有另一面：跨阶层婚姻被精英人群的内部联姻取代，普通人上升的机会则越来越被压缩，这不光令家庭之间的贫富差距更为悬殊，也让他们的下一代变得更加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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