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热，一个改革开放故事｜大象公会
直至今天，国学到底是什么，能够为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带来什么，这些需要学界争论的问题依然没有答案，却似乎已有了定论。但好消息是，人们已经不再关心这些问题了。
文｜伍桥
国学热了几十年，但所谓「国学」，从来不是一个外延清晰的概念。
学者会将这个概念追溯到章太炎和民初的整理国故运动，试图给出一个定义。但显而易见的是，广大国学爱好者和从业者对此毫不在乎，毫不关心。
「国学」就是传统文化，准确地说，就是当代人心目中好的传统文化，这个宽泛定义或许是更准确的。
今天所谓「国学热」的源头，最早可追溯至 1980 年代。它与文革的结束密切相关，一开始，是作为反面教材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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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邓小平在「 818 讲话」中表明了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立场。
「反封建」的提出与李维汉有关。该年 6 月 19 日，李接受《人民日报》采访，透露了他与邓谈话的主要内容：
为什么毛主席到晚年会造成这样大的悲剧，走向自己的反面？……文化大革命彻底地深刻地暴露了封建主义对我们党的侵蚀，我认为反封建的问题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性的问题。
坚冰解冻，八十年代的「文化热」随之兴起。
「文化热」的主流，是反思「文革」悲剧，批判传统，追求现代化。具有代表性的是「走向未来」和「文化：中国与世界」这两个群体。
《走向未来》丛书在 1980 年代的大学生中如雷贯耳，从 1983 年底到 1988 年，总共出了 74 本，销量总计在 1800 万册左右。
丛书编委大多是自然科学出身，从「新三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出发搞历史比较研究。其中影响颇大的金观涛提出，中国无法从传统走向现代，是因为「超稳定结构」的存在，儒学的垄断地位是这一结构的核心。
金观涛之外，另一代表人物是甘阳。
1986 年秋天，甘阳主持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成立，主要译介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著作，如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等，在全国知识界暴得大名。
和同时代人一样，当时的甘阳对传统的态度十分不屑：
这种傲慢自有其底气。1980 年代是拥抱西方的年代。当时绝大多数知识人，以西方代表解放，以中国传统代表落后，一心希望迎接蓝色的海洋文明。
不过，就在传统文化看似走向衰微之时，历史展露了其微妙的逻辑。
1970 年代，随着外交形势的变化，革命外交告一段落。此前被大批特批的传统文化，转而成为面向西方和港台的统战利器。
铁幕后的文明古国，本就别具神秘色彩。加之六七十年代，西方嬉皮士文化大流行。中国的道家、儒家，同印度瑜伽、日本禅学等一样，受到年轻人热情追捧。许多来访外宾热衷于传统文化，甚至要去曲阜访问。
传统文化迅速得到重新定位。1978 年 8 月，在李先念授意下，《光明日报》发表了庞朴的《孔子思想的再评价》，正式恢复了孔子的名誉。
而七十年代的「批林批孔」、「儒法斗争」等政治运动，也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 大批古籍的注释出版，成了一代无书可读的知识青年的重要思想资源。
在这一背景下，「文化热」的另一股力量 —— 旨在弘扬传统的中国文化书院 —— 登场了。
创办者鲁军最初的想法「实际就是为了赚钱。议过炒老玉米豆，还想养蝎子，我还专门找过生物系的教授请教……这些道都走不通，就想到与中国文化有关的讲习班。」
1984 年 12 月，中国文化书院成立。鲁军召集的阵容十分豪华，包括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汤一介和杜维明、陈鼓应等海内外知名学者。
其实在当日，今人眼中的大师们实际处境远没有多好。梁漱溟在顶撞领袖的事件后，几乎断绝社会联系。而冯友兰、汤一介则因卷入「梁效」写作组、为四人帮当顾问，在改开之初受到严格审查和排挤。
1985 年 3 月 4 日至 3 月 24 日，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第一期「中国文化系列讲习班」。
陈鼓应在讲座开头说：「这样的大型研究班能办成非常不容易。这在台湾是不能想象的。那里 30 人以上的集会就必须报警方。研究班说明：大陆确实开明。」
在禁忌、新奇与对知识的渴求中，这个阵容带来了强大的号召力。
沉默三十年之后，92 岁高龄的梁漱溟重返讲坛。在演讲中，梁漱溟表示，世界的前途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礼让为国」的中国传统将取代「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的西方文明。
然而，梁漱溟的演讲在当时应者寥寥，倒是海外新儒家杜维明对儒学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引起了关注。
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东亚四小龙的崛起，证明了儒家文化不但不是经济发展的束缚，反而是东亚社会发展的动力。杜维明当时引入中国大陆的几个议题都与此有关：工业东亚、儒家资本主义、新加坡的挑战。
外来的和尚确实好念经。1987 年，海外学者余英时的著作《士与中国文化》在大陆出版，颇为震撼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未必就是实现现代价值的阻碍。
书中关于「道统」与「政统」的论述，振作了知识人的勇气；而针对晚明儒学思想和商人精神的讨论，则让很多人意识到，儒家思想并非中国无法发展出资本主义的罪魁祸首。
传统与现代化问题贯穿了整个八十年代「文化热」的始终。在这场盛况空前的古今中西之辩中，捍卫传统的力量在声势上远不及激进反传统的一派。
但这些声音却在历史中沉淀下来，直至迎来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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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代，西化思潮在暴风后落寞。尽管在当时或许没有引起社会性的关注，但国学的复兴时刻确确实实到来了。
稳定局势、坚定信念成了新一代领导集体的头等任务，他们坚持反自由化的同时，突出了发扬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1990 年，江在纪念「五四」运动的讲话中，一反常态地高调颂扬传统文化：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我们的祖先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传统，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1992 年，北大成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1993 年 8 月 16 日，《人民日报》以一个整版篇幅作大型报道：《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
盛世要修典。「续修四库全书」工程在 1994 年启动。这是继乾隆之后，又一次对中国古典文献进行的大规模清理与汇集。
与此相应的，是在知识分子中蔓延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他们以对激进主义的批判挥别了八十年代。
1992 年，李泽厚率先提出「告别革命」。1993 年，陈来在本土知识分子中，第一次将「五四」、「文革」及 1980 年代「文化热」视为一脉相承的三大运动，将其视为具有破坏性的激进反传统路线。
颇受压抑的传统文化守护者逐渐受到重视，持西化立场的学者在这一时期逐渐调转方向，开始从传统中寻找思想资源。
1992 年，81 岁的季羡林在《文汇报》发表了那篇后来被反复引用的预言：《 21 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
就目前来看，统治世界的是西方文化，但是从历史上来看，二者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十世纪的世纪末，西方文化或文明已经繁荣昌盛了几百年了，到了今天，在很多方面已经呈现出强弩之末之势，看来是面临衰微了。代之而起的必然只能是东方文化或文明。
这样的论调并非季羡林的发明，台湾的钱穆和南怀瑾都有过相似的提法。而季羡林所说的东方文化，大概也包括他钻研一辈子的印度文化在内。但这确实是大陆的重量级学者第一次作出类似表述，并开始受到官方重视。
在年轻一代学者中，以甘阳为代表的「新左派」，以「分析马克思主义」、「批判法学」、「新进化论」等为理论，主张从对西方的迷信中解放出来，实践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1993 年，后来的湖南大学法学院院长杜钢建，认定儒家学说可以作为中国人权理论的基础，从《论语》的仁、恕、义、政四道开始构建新仁学思想，走上了「当代新儒家」的道路。
对于国内的儒学热、国学热，此前倡导重新评价传统文化的余英时不无批评：
近百余年来，中国的传统制度在一个个地崩溃，而每一个制度的崩溃意味着儒学在现实社会中失去一个立足点。……让我们用一个不太恭维但毫无恶意的比喻，儒学死亡之后已成为一个游魂了。……如果儒学不甘仅为「游魂」而仍想「借尸还魂」，那么何处去找这个「尸」？以「家」为「尸」吗？今天是小家庭制度，孝悌将如何安顿？更如何应付愈来愈显著的个人主义的趋势？
在国内，则有王小波对「国学热」的冷嘲热讽：
我在美国留学时，认得一位青年，叫做戴维。我看他人还不错，就给他讲解中华文化的真谛，什么忠孝、仁义之类。他听了居然不感动，还说：「我们也爱国。我们也尊敬老年人。这有什么？我们都知道！」……礼义廉耻，洋人所知没有我们精深，但也没有儿奸母、子食父、满地拉屎。东方文化里所有的一切，那边都有，之所以没有投入全身心来讲究，主要是因为人家还有些别的事情。
余英时和王小波的非议终于不敌历史的行程。在官方倡导和知识分子的转向之外，「国学热」的另一面缓缓展开。
1988 年 1 月，蒋经国病逝，李登辉继承大位，用其子同窗苏志诚为办公室主任。苏志诚是彼时台湾颇有名气的国学讲师南怀瑾的弟子，随之由南怀瑾在香港牵线，展开了两岸高层长达四年的秘密接触。
在此过程中，南怀瑾建立起了在大陆的顶级关系网络，一大批政商界人物成为其忠实追随者，为大陆国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缘。南师的著作此后开始大规模在大陆出版。
随着季羡林所预言的「东方文化的时代」的到来，国学也在时代加持下，越来越多进入了大众视野，从狭小的知识分子圈进入了更广阔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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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代国学热的展开，央视十台的百家讲坛功不可没。
2001 年，央视百家讲坛开播。在收视率徘徊不前、几近被淘汰的情况下，2004 年栏目重新定位，选题以传统文化、历史故事为主，在两年后成为央视最热门的节目之一。
百家讲坛表现出的公众对传统文史的热情，甚至成了一种社会现象。其主讲人阎崇年、易中天、王立群、于丹等人，纷纷从此成名，乃至跻身「中国作家富豪排行榜」。
不过值得指出的是，虽然讲授主题是传统文史，但主讲人立场各异，并不都是传统文化的支持者。
鲍鹏山曾猛批《商君书》中毁商弱民的治国之术，易中天则写过科普读物《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阎崇年更是因吹捧清朝，在签售会上遭到愤怒「皇汉」的掌掴。
但这些思想理路的细分，广大民众并不关心。与百家讲坛同时出现的，是余秋雨的赞颂传统的文化美文、曾国藩胡雪岩的处世之道、三国水浒老庄易经中的经营智慧等等。
从普通工人到新富阶层，在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和国际化势头下感到焦虑迷茫的社会各界，纷纷到国学中寻求抚平焦虑的答案。
2005 年 11 月，北京大学哲学系成立「乾元国学教室」，学员都是商界成功人士。学期一年，课目是《四书》《道德经》《庄子》《周易》。有的老板甚至坐飞机来上课。在此之下，面向学童的读经班、国学课乃至女德班，也在全国范围内兴起。
国学既盛，必须有与之相匹配的大师。
2006 年 5 月，「十大国学大师」评选在网络上开展，按照评选超级女声的方式来海选大师。
最后，王国维获得 68890 张投票成为本次评选的「国学第一人」。而主张「少读或竟不读中国书」的鲁迅、以教育思想闻名的蔡元培也赫然在列。
随着张岱年、启功、张中行、季羡林等一代老人的辞世，「国学大师」的帽子漫天飞舞，成为一种单调的谥号。这些被封为「大师」的学者，往往是以文学、书法，乃至资历与年纪，为公众所知。
就在民间野蛮生长的同时，国学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官方话语。
最先大规模吸纳国学的是教育界。2005 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此后，国学院开始在中国大学遍地开花。
2005 年，甘阳适时提出「通三统」之说。这个概念套用儒家经学术语，认为必须将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与邓小平的传统融会贯通。随后，甘阳开始推动以经典阅读为中心的博雅教育，希望以此促成「通三统」的中国文明主体意识。
2007 年，北京开始试点第一本国学教材《〈弟子规〉新解》，供三年级使用，据称「对原文没有删节」，「保留了传统文化的原汁原味」。被台湾读经班传入大陆的《弟子规》，开始逐步走进小学教育。
2011 年 1 月 11 日上午，一座高 9.5 米的孔子塑像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落成，不久又被撤走。这被解读为释放某种信号，引发广泛的兴趣。
人们的猜测是对的。例如，尽管女德班不断受到舆论抨击，但宣扬「传承家风家训，弘扬传统美德」已然成了各地妇联的重要工作。
知识界迅速反应。国学不再只是九十年代那样一个虚化的、同激进主义对立的传统，转而大规模正式进军理论建构。「贤能政治」、「天下秩序」等学术概念纷纷出圈，以对抗西方政治学、西方国际秩序的姿态进入主流话语。
新形势下，曾经引领风气的海外新儒家已被远远甩在身后。
2015 年，曾亦、干春松、白彤东、唐文明等大陆儒学研究者在论战中提出，港台新儒家对传统中国政治肯定得太少，不切大陆现实，儒学复兴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代际更替。
不过，尽管有官方背书的加持，新儒家的社会主张同样在现实中困难重重。就在一年前，一份新儒家学者会议发言稿流出，引发舆论震惊：
现代《婚姻法》为此作了诸多的规定……其目的都是为了保护妻子，提升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这种做法完全背离了「家无二主」这种自然的道理，非常不利于家庭的稳定，消极后果极为明显。
—— 曾亦，同济大学哲学系
女人未必不能接受尊卑观念……譬如，古人讲天尊地卑，这里有什么贬义呢？我认为，古人讲男尊女卑，恰恰使妇女在婚姻和家庭中有了更多的保证和更高的尊严。然而，现在人讲男女平等，后果是什么呢？
—— 郝兆宽，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我们看古代那些尊贵的女性，才不会用爱情这种小情小志来满足自己，而是有一种更高的德行追求……正所谓母以子贵、夫贵妻荣。这才是高贵的女性典范，值得现代女子好好学习。
—— 齐义虎，西南科技大学
正如余英时所说，儒家在现代社会早已没有立足点。一切「借尸还魂」的努力，都在现代价值观下显得滑稽可笑。
被寄托了美好想象的老一辈逝去后，八十年代以来成长起来的传统文化宣扬者，要么因语言晦涩而不为公众所知，要么沦为笑柄。
以国学修养自傲的何新，自称「胡适、傅斯年、顾颉刚、钱穆，他们的东西都加在一起也比不过我」，考证出希腊文明只是西方人的虚构，古希腊的哲学之源在中国。
「当代新儒家」杜钢建，则论证出炎帝有宪法思想，全世界各地的人都是从中国走出去的。如古罗马的鲁佩齐人、法比人和昆克体人主要来自古代中国的羌戎部落，德意志民族主要来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赤狄白狄，英语来自古汉语，英国人来自湘西等。
直至今天，国学到底是什么，能够为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带来什么，这些需要学界争论的问题依然没有答案，却似乎已有了定论。但好消息是，人们已经不再关心这些问题了。
国学已经深深融入主流消费文化，从幼教、影视、服装、音乐、游戏……无所不包。一个反对读经班、女德班的人，很可能同时是汉服和东方风美学产品的消费者。
不管你对国学理解如何、认同如何，国学已经融入了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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