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作家，为什么要进作协｜大象公会

时代考验作家，作家创造时代。

文｜伍桥

2008 年汶川地震后，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发表作品「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作协从此在中文互联网上的形象长期陷于谷底。

· 2008 年汶川地震后，王兆山于 6 月 6 日在《齐鲁晚报》发表《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结果遭到中文网络一致炮轰

王兆山至少还遭到了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的委婉批评，指其「无论如何是不妥」、「令人遗憾」。

很多得到作协高度肯定、获颁「鲁奖」「茅奖」的作家作品，同样频频成为网络群嘲对象。

比如 2010 年凭借诗集《向往温暖》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被网友评价为「回车键里出官诗」：

2014 年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四川大学教授周啸天，其作品也遭到网友瞩目：

然而，作协尽管大众口碑不佳，广大作家却并未避之不及。

从阿城王朔北岛莫言金宇澄阎连科，到郭敬明麦家马伯庸唐家三少，当代中国文学成就最大、商业最成功的作家多数都是作协会员，与老干体名家们并列名单。

作协的吸引力究竟何在？

一个正部级单位的诞生

中国的作协是借鉴苏联经验的成果。

1948 年，丁玲从欧洲回国途中在莫斯科停留，向苏联作协书记法捷耶夫请教文学界的组织和领导工作，法捷耶夫将苏联经验倾囊相授：「一定要组织中央的文艺工作机关。如果现在不可能有，也必定要组织筹备会。」

1949 年 7 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文联）成立，作家协会与戏剧家协会、音乐协会、美术协会等并列其分支机构，内部架构几乎完全仿效苏联作协。

其中，只有作协被定为正部级单位，其他各协会都只是正局级。

冷战初期，东西方乃至亚非拉各国普遍拥有思想进步、社会影响力大的作家群体，对新政权而言正是开展「民间外交」、广交朋友的绝佳突破口。

周恩来、陈毅、廖承志等外交首长都经常到中国作家协会指导工作，尤其是参与作家出访事宜。刘少奇更亲自在作协会议上呼吁「不能当土作家」，要懂一两门外国语。

· 著名散文作家杨朔，作协之外曾任职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等

特殊背景下，中国作协长期拥有格外显赫的级别地位。

作家加入作协后，均拥有国家干部身份，其等级分为「文艺级别」和「行政级别」两大类，分别有相应的工资待遇。

其中，文艺级别按照作家的资历和业务水平予以评定，工资均高于相应的行政级别。

· 初期被定为文艺一级的，有张天翼、周立波、冰心等作家，被定为文艺二级的有舒群、罗烽、白朗、陈企霞、草明等，被定为文艺三级的有康濯、马烽、西戎等

尽管工资较低，行政级别意味着更多的政治参与机会，对那些背景红专、志存高远的作家往往更具吸引力。

如赵树理放弃了月薪 270 元的「文艺二级」，宁可要月薪 218 元的「行政十级」；丁玲则放弃「文艺一级」（月薪 345 元）而选择「行政七级」（月薪 322 元）。

当时，北京普通职工平均月薪仅为 40 元左右，月收入 200 元以上几乎等于当月财务自由，作协会员的待遇不可谓不高。

还有同样模仿自苏联的稿费制度，基本稿酬加上印数稿酬，会员们出一两本书往往即可在北京买房。

据不完全统计，1950 年代拿到稿费一万元以上的作家有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丁玲、田汉、曹禺、艾青等 47 人。

除了优待影响力巨大的文坛名家，作协还着力培养文学新人。

1952 年，北京通县 16 岁的刘绍棠发表小说《青枝绿叶》，获得《新华月报》的转载和叶圣陶的好评，被编入高中语文教材。

四年后加入作协时，刘绍棠的稿费已经足够买下北京中心地区的一个小院，即使稍后便「犯错误」而丧失收入来源，刘绍棠仍能凭借存款度过二十一年的右派生涯。

刘的成功，激发了无数青年的效法热情，如一位作家 1956 年收到的来信：

未获作协接纳的作家，则不但与此类财富故事无缘，而且已经很难再依靠文学创作来维持生计。

如被郭沫若批为「作文字上的裸体画，写文字上的春宫」而靠边站的沈从文，不但旧作被出版社告知「均已代为销毁」，而且从 1950 年 5 月开始创作的纪实小说新作《老同志》，也在七易其稿之后仍找不到一家报刊杂志愿意刊登。

困境之下，沈从文向旧相识丁玲求助，不惜表示「可以用到什么小刊物上去」「不用我名字也好」，结果还是至死未能见到这篇小说问世。

直到 1956 年「双百方针」推出，沈从文重新受到上级关注，并于 1957 年获准加入作协，人民文学出版社才将《沈从文小说选集》列入出版计划。

大打折扣的作协

1980 年代，文革中遭到摧毁的作家协会重新开始工作，但作家与作协的关系和同时期的中国社会一样面临着剧变。

曾经，作家的生活和创作完全笼罩在作协的管理之下，包括文学界的肃反工作都有「作协肃反五人小组」负责，从摇篮到坟墓均受到这一正部级单位的供养和监管。

改开以后，作协的传统功能已经难以为继，尤其难以再像从前那样轻易扭转作家的基本生计处境，而须小心应对和把控 1970 年代末爆发的文学热潮。

1985 年，在新领导王蒙的主持下，作协下属刊物《人民文学》头版刊登了现代气息十足的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和徐星《无主题变奏》，两篇小说一扫「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教条，至今仍是当时文学自由发展的经典例证。

· 事实上，当时王蒙对作品基调的把握始终清晰坚定，获得肯定的刘索拉和徐星均未越过「贴近社会现实，具有积极追求」的意识形态底线。同时期专注于「国民劣根性」的韩少功《爸爸爸》，便只能屈居刊物次要位置

作协也开始尝试调整对作家的管控模式。

1986 年，北京作协试行合同作家制度，到 90 年代后慢慢发展出驻会合同制、专职合同制、兼职合同制、返聘合同制、选题合同制五种制度并推广到全国。

· 刘索拉在 1986 年被作协发展

其中，只有驻会作家拥有正式编制，「苏联模式」大打折扣。

在 2008 年的统计数据中，此类挂编作家已经是少数：

1990 年代以后，作家对作协及其刊物的依赖更是与日俱减。

1992 年辞去教职成为自由撰稿人的王小波，今天已经是知名度最高、影响最广的同代作家，一生都没有加入作协，曾表示「听说有一个文学圈，我不知道它在哪里」。

1997 年王小波去世后，前往八宝山一号大厅的三百多人中，大部分是自发吊唁者，没有一个是作协人员。

此种背景下，新世纪以来不乏作家公开炮轰作协，更有不少作家公开宣布退会，甚至高调批判其「逐渐蜕变成极少数人争权夺利的宗派主义和谋取名利的工具」「根本无法也不可能代表全国广大作家的权益」。

不过，新世纪以后的作协，并未真正失去对作家的吸引力，会员人数仍然以每年 500 人左右的速度增长，郭敬明、于丹、马伯庸、张嘉佳等人都早已成为会员。

除了旧日的光环和靠拢组织的幸福感，如今加入作协还有什么用？

作家的归宿

今天，作协绝大部分收入仍然来自国家财政拨款，根据其官网数据，2018 年的财政拨款达到 2 个多亿：

有了这笔钱，作家的采风、对外交流活动可以得到支持，而这些活动往往所费不赀。查建英回忆起作协组织的新疆之行：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国作协的活动，很是大开眼界。自始至终，我们都受到很好的照顾。我们住在四星级酒店，享用着一顿顿的美酒佳肴，听取当地官员的讲话，观看民俗表演，出席地区文化节。不论我们去哪里，当地官员和导游都陪同在左右。我们根本没有空余时间在街上逛逛，或自己去见见当地人民。当我们从一个城市前往另一个城市时，警车会一路护送。

如果从事某些特定主题的创作，作家也可以得到作协基金的全力支持：

此外，中国最权威的文学奖项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均由作协评定，其带来的经济利益并不一定限于奖金本身。

2008 年，麦家获得第七届茅奖之后，除了奖金五万元，他所在的杭州市还以 6-10 倍的奖金予以嘉奖，并分配青园小区三期 130 平新房一套、西溪文化创意产业园 380 平别墅一套，含金量突破千万。

· 获奖之后，麦家还在 2009 年和 2013 年分别任四川省作协副主席和浙江作协主席

具体评定中，这些奖项不无内部消化的倾向，如 2007 年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多位评委获奖，2011 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多位作协主席入选。新世纪以来，历届茅奖的获奖者无一不是作协会员。

此外，中国作家虽然在财务方面已经不再像当年那样依赖作协，但仍然可以像老一代作家那样为国家作出贡献，取得寻常文人难以企及的人生成就。

· 2015 年，铁凝、莫言、麦家等中国作家随同总理出访拉丁美洲

时代还在发展，也许中国作家和作协最黄金的时代，还远未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