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人张献忠｜大象公会
他坚信自己就是「替天行诛」的杀星。
文｜兔透射
国家博物馆里，藏有一件《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碑拓片，是张献忠大西军骁骑营长官颁布给部队的禁令：
不许……擅自招兵……
不许坐守地方武职，擅受民词……
不许假借天兵名色扰害地方……
不许无赖棍徒投入营中……
不许守▢文武官员擅娶本土妇女为妻妾……
国博官网的解说词称：「此禁约碑的树立，说明大西政权军队纪律严明。」
显然忽略了这块碑背后的故事，有大量史料记载：发布这些军令的长官刘进忠，遭到张献忠猜忌和羞辱，愤而叛逃，还跟张献忠的死亡相关。
刘进忠做川北守将，部下有很多四川人，又不肯滥杀，「献忠益忌之」，有意除掉他，逼得刘进忠投降清军，以图「活生灵」。
《明季南略》还讲述了进忠叛逃的最终缘由，是张献忠颁给他的「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咱老子叫你不要往汉中去，你强要往汉中去，如今果然折了许多兵马。驴毬子入你妈妈的毴！钦哉。」
而最终为清军做向导，认出「八大王张献忠」并指引清兵乱箭射死他的，很可能就是这位刘进忠。根据《荒书》记载，张献忠根本不相信清军近来，还不许兵士披甲，自己也只穿着蟒袍带少许人出视，刚好被刘进忠辨认。当时与刘进忠同行的只是一小队探路骑兵，没想到就撞了大运。
「抗清义士」张献忠，至死都不知道清兵在哪里，就此一命呜呼。
留给后人的，是他「杀尽蜀人」的传说和悬案。
张献忠屠蜀争议
张献忠对四川人的大屠杀究竟是真是假？
在他死后的很长时间里，这都不成为一个问题，记载他罪行的文献有几十部之多，「八大王屠四川」的故事在巴蜀民间妇孺皆知。左翼文豪鲁迅和 50 年代成都市副市长李劼人都把它视为毋庸置疑的事实。
1940年代，方有学者为张献忠辩护，但当时也不是讨论屠蜀真假，而仅仅是指出「杀尽」的指控过分夸大。其代表是任乃强先生在 1946 年发表的《张献忠屠蜀辨》：「盖死于饥馑者什七八， 杀于献忠者什一二而已。」
直到阶级斗争成为历史研究的基调，张献忠作为农民起义领袖得到肯定，历史学界才开始有研究者提出「张献忠『屠四川』乃统治阶级诋毁」的观点。
这些研究者认为：张献忠的残忍屠杀事迹多是地主阶级文人的诬蔑，经官修《明史》定调后，变成了四川人口骤减的唯一解释，他们之所以这么干，是为了掩盖明清官军的暴行。
而他们证明屠蜀属伪造的方法，主要是遍历官修、私修的史书和野史笔记，抓住其中夸大和离谱之处，进而推论整个史书记录都有伪造嫌疑：《明史》张献忠传当然是假的，《荒书》《蜀乱》《蜀难叙略》这类亲历者见闻，则要么是后人篡改过，要么作者跟张献忠有私仇，总之都不可信。
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研究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伪造论逐渐在学术界式微，不过因为网络传播效应，它反倒拥有了革命年代都不曾有过的大众接受度。
但经过30多年的后续研究，历史学家也已经形成主流共识：张献忠确实有「屠蜀」，伪造论站不住脚。
伪造论所用的方法本来就很牵强，对于新发现的史料，它更是完全没有解释力。尤其是当年在张献忠身边做事的两名传教士安文思和利类思写给上级的葡萄牙文汇报，收藏在欧洲的耶稣会档案中，经荷兰汉学家引用才最终为我们所知，断无依《明史》篡改的可能性。
而「江口沉银」的打捞，也清晰地发现：张献忠政权收藏的财宝中，不仅有来自明朝官府、贵族的金宝银锭，也有来自平民百姓的做工粗糙的耳环、发簪，证明其军队「打粮」劫掠并非虚构也并非只针对富豪。
除了这些证据，单从逻辑上讲，伪造论也相当依赖「地主阶级必然相互包庇」的革命式思维。离开了阶级斗争，清廷构陷张献忠的动机变得很难成立，因为无论从「替天行道」还是「为明复仇」的角度来建构自身的政治合法性，李自成都远比他更值得「诬蔑」。李不光是攻陷北京、迫崇祯自尽的「罪魁祸首」，也是清军进入中原后多年征战的死敌，充当替罪羊的价值超出张献忠太多。
然而，官修《明史》虽有记述他屠城的暴虐一面，却也没有略去他听从李岩建议减少杀戮、赈济饥民的另一面，「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也是由《明史》记载而广为人知。《明史》甚至还保留了明朝官员马世奇对两名「流贼」的评价：「闯、献二贼，除献易，除闯难。人心畏献而附闯，非附闯也，苦兵也。」
记录张献忠屠蜀事迹的众多文献，大部分都是私人编撰的野史和见闻录，甚至包括编年体裁的自传，并未广泛发行。如果不是出于自发，要在这么多书籍里塞入抹黑张献忠的内容会是一个极为浩大的工程。
为什么这么多文人会自行记录这段历史？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的冯广宏先生评述说：记录灾祸的私修野史，正如江河边的民间洪水题刻，都是出于一种天然的历史责任。而「蜀难」野史之多，也只是显示出张献忠「大洪水」的空前绝后。
那又是出于怎样的缘故，让张献忠要发动一场冲刷蜀地的「大洪水」？
张献忠的精神病
后人对张献忠发起屠杀的解释，大多都很粗暴。张献忠是个生性残暴的「流贼」，滥杀无辜又有什么奇怪呢？《明史》更是直接说他「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
但劫掠为生的「流贼」本来就是明末农民战争的常态，尽管道德上极端残忍，它却很可能是在明末乱世里最有效的资源汲取手段。明户部主事张缙彦就总结说：「贼之得势在流，而贼之失势在止。」企图稳固地盘，「守而不去」的武装，也确实更早被朝廷剿灭。
张献忠的特别之处，是他在帝蜀后期展开的大规模杀戮完全无利可图，还要折损自己的兵马。看上去纯粹是为了杀光四川人而杀人，这就不但与其他「流寇」有明显区别，跟他早先在庐州、武昌等地的杀戮也难以混同视之。
对此，他身边那两位传教士给过一个特别的诊断：「献忠天资英敏，足智多谋……然有神经病，残害生灵，不足以为人主。」
张献忠是精神病人，关于他的记载里有不少都可以与这个诊断相联系。
一个典型症状是他有严重的睡眠问题，深更半夜无法入睡，于是就要督促手下夜以继日的干活（包括那两位传教士在接到他制作铜天体仪的任务后也是如此）。
他的情绪也极为不稳定，两名传教士屡次见到他稍有不顺就「震怒，七窍生烟」，然后杀害身边的人。中国文人私修野史里也记载了类似的事迹，包括张献忠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下杀死自己儿子。
张献忠时常产生幻觉。他总坚称看到了其他官员看不见的东西，如有弓箭、刀枪出现在天上。而且他的幻觉未必吉利，曾经在用餐时见到「空际忽出无数手」伸到桌子边上来抓他的饭菜；还有一次是听到两厢有鼓乐音，他提刀冲入后见到的却是「无头伎女十余人，各抚琵琶箫管」。
而让张献忠最终坚定了屠蜀意志的，正是他从这些幻觉中得到的「天意」。
「替天行诛」的张献忠
张献忠自称是天杀星下凡，对于一个叛军领袖，这本是很常见的宣传。李自成也称自己是破军星下凡。
但张献忠是信以为真的。
《蜀碧》里记载了他一个侄子的说法：献忠初起，原图脱祸，无意杀人。一天晚上，率同辈五六人去偷盗武当山大庙金顶，刚爬上去，「见王灵官持鞭喝云，『快去！若非上帝放汝收生，定打杀汝！』」从此他就自负为「奉天杀人」了。
类似的说辞在不少文献中都能找到，最频繁的出现是在两名传教士的记录里。张献忠对他们较为善待，一大动机就是冲着他们口中的「天主」。
张献忠对基督教义兴趣不大，却很乐意接受传教士所说至高神灵的存在。只不过他的接受方式一定非传教士所愿：他告诉传教士，他也是神人。他的道教阁员还补充道：「皇上不但会是一名基督徒，还是天主自身。」
大西皇帝封两名传教士为「天学国师」，狂热地渴求他们的天文学知识。他命令这二位外国专家尽快为其制作天体仪，却并未把它视为科学仪器，而更像是当成了来自他天星故乡（天庭）的神器。
张献忠还要求传教士制作地球仪，不过他又坚信地球是平的，两名外国专家被迫采用了特殊的辩证法来说服：「从实体说，地球是圆的，另一方面，象征而言，它是平的，因为它的方正恰好表示它牢固的稳定和安静。」这个解释让张献忠很高兴。
对于欧洲人的传教使命，张献忠不以为然。他告诉传教士，基督教虽好却不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百姓是邪恶的刁民，只能绳之以「刀斧」。
按照张献忠的世界观，四川人又是中国人里面最坏的。他甚至有一个奇怪的故事作依据：当年孔子巡游中国，到达四川时，没有人愿意听他的神圣教诲。孔子对四川人的奸邪感到厌恶，返回了北方，在那里连鸟兽都知道向他表示尊敬。
张献忠把这个故事讲给传教士听，在他看来，孔子传播的就是「天主」的道理。他对儒家了解应该不多，当他开启屠杀，最先遭殃的就是儒生，他却一点也没有自己正在杀害孔子门生的意识。
无论是野史记载，还是传教士的记录，张献忠都清楚地表达过他接受「天命」，授予他「剿绝蜀人」任务的经历：
一个晚上，张献忠被雷鸣闪电惊醒，他走进院子，发现有一卷闪电烧灼痕迹的文书。上面有他的名字，还有他自封的和赐给他四子的衔头，并且说张献忠是自古以来最完美的圣贤和未来中国的主宰。天书特别说张献忠要留在四川直到尽灭川人，然后陕西将是他攻占的第一个省，征服湖广和南京尚非其时。
像这样的「天命」，张献忠可能不止「得到」一次。因为他不仅计划统治中国，还要征服北方的草原、日本、越南、印度乃至欧洲。他向传教士询问欧洲离中国有多远，答曰五百里格（欧洲长度单位，在海上1里格约等于5.556公里），还嘲笑他们道：「你们走的是海路！如果你们走陆路，一朝你们走过云南和缅甸，你们就将在欧洲！」
对于自己的杀戮，张献忠没有什么罪恶感，他还自解说：「吾杀若辈，实救若辈于世上诸苦，虽杀之，实爱之也。」
今广汉市房湖公园内，保存着反映张献忠「天命」观的最著名的文物，即大顺二年（ 1645 年）所立「圣谕碑」，碑文楷书竖排阴刻：「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这份碑文的后两句在民间被谣传改成了「杀杀杀杀杀杀杀」，即所谓「七杀碑」，因此在这块碑被现代人发现后，很有一些学者拿它来「辟谣」说张献忠没有屠杀。
然而只要结合历史文本，这四句碑文的意味再清楚不过了：
人始终有负于天，张献忠就是那个代天讨还、「替天行诛」的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