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的所有国家，大都伴随收入增加而出生率降低这样一个现象。为此，德国经济学家赫尔维格·比尔格（Herwig Birg）在一篇论文中将收入与生育率之间的反比关系称为「民主经济悖论」。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其总生育率之间确实有一个反向的逻辑悖论。人们越是能够负担得起，就越不愿意生孩子，这似乎还是一个矛盾的结果。例如，在德国，每个妇女的生育数量在 20 世纪 60 年代是今天的两倍（总生育率为 2.4 对 1.3），而这段时间内实际收入翻了两番。
作为 70 后的我亲身见证了这个变化：我的父辈大都是有着 4 位以上兄弟姐妹，但是自己抚育的孩子则只是在 1-2 个之间，还有不少人选择丁克。尽管有计划生育影响，但为什么仅仅 1-2 代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就如此快速下降？有些人将这种下降称之为是过高的抚养成本。确实，我们在社交媒体上见到各种各样的育儿成本的计算，少则十来万多则是过本百万。不过在我看来，这种计算方式更像是一种为了导流所作的营销，而非真正的抚养成本。以上海为例，尽管社交媒体上说养育成本非常高，但是真正的成本并非如此。至少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的教育成本可以低到忽略不计，政府在幼儿园阶段的投入也是在逐渐增加。以上海为例，公办幼儿园的成本也在每月 500 元左右，对于家庭困难的家庭还有一些补助。既然育儿成本不高，为什么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生育率在下降？经济学上通常这么解释：· 如果收入更高的人专注于生育和育儿而不是继续职业，他们的机会成本就会更高；
· 能够在经济上维持自己的女性结婚的动力较小；
· 高收入的父母重视质量胜于数量，因此将资源用于较少的孩子。
换句话说，收入增加尽管使得育儿的直接成本忽略不计，但是收入增加也意味着机会成本增加，使得人们在考虑生育的时候会更加慎重；同时，社会保障等制度的完善，使得养儿防老不再重要，因此也失去了对下一代的经济依赖。基于时间成本的增加和收益的减少，因此生育率就大幅度下降了。也正是如此，才有了收入越高与生育率越低的「民主经济悖论」。不过，也有一个国家的生育率走出了「民主经济悖论」，即伴随着收入增加，生育率也未有大幅度下降，甚至还有小幅增加，它就是以色列。上图是 2017 年世界各国生育率和人均 GDP 的对比，横纵代表人均 GDP（GDP per capita），纵轴代表每千人出生率。在所有的人均 GDP 超过 4 万美元的国家中，只有以色列的每千人出生率为 18 人。加拿大仅为 11 人，美国为 13 人，卢森堡为 12 人。以色列的出生率不仅在发达国家中独树一帜，即便与其相邻国家相比也毫不逊色。如下图所示，2018 年以色列的总和生育率是 3.09，而它的邻居叙利亚和伊朗在 2018 年的总和生育率分别是 2.14 和 2.81。从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以色列的总和生育率也在一直下降，但是也只是从将近 4 下降到 2018 年的 3.09，而同期的叙利亚和伊朗则是从超过 7 下降到 2.81 和 2.14。从 1970 年代以来，全世界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都在下降，甚至是发展中国家都在下降，但是以色列却是特立独行，走出一条与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曲线。如上图所示，蓝色的曲线代表的是以色列的总和生育率在过去 50 年中的变化，1970 年以色列的总和生育率从 4 变成了 2018 年的 3.10，而同期的 OECD 国家则是从 2.8 下降到了 1.6，中国则是从 5.7 下降到了 1.7。以色列更为独特的是， 2005 年总和生育率降到了 2.8，但是能够在接下来的十多年中回到 3.1。以色列确实是与众不同。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1970 年以色列的人均 GDP 是 2378.39 美元，2005 年的人均 GDP 为 20566.65 美元，2019 年更是达到了 43592.08 美元。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与很多学者主张对多生者予以高额补贴相反，以色列的育儿补贴并不多。按照媒体的报道，以色列国家保险局为一对夫妇的第一个孩子每月发放 152 以色列谢克尔（约合 299 元人民币）的补贴，第二至第四个孩子为 192 以色列谢克尔（约合 378 元人民币）。与以色列的物价相对比，152 谢克尔的补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讨论以色列的高生育率，经常援引的一个说法是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为 45 岁以下妇女的生育治疗提供公共资金的国家，政府对生育有困难的夫妇大力补贴生育治疗——提供昂贵的体外受精（IVF）资助，这项福利优惠刺激了以色列的国民生育率。除了享受产假和工作保护之外，任何难以怀孕的以色列育龄妇女，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都有资格获得几乎全额的体外受精治疗 (IVF) 国家资助，直到她有两个孩子。考虑到现代社会中有将近 12%-15% 的适龄人群属于不孕不育症患者，这项免费的辅助生殖服务的作用无论如何也不能低估。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不可忽视，辅助生殖只是技术上解决了生殖能力，但是生殖能力要转换成真正的生殖行为还是得依靠生殖意愿。如果没有生育意愿，那么最好的辅助生殖技术也是无济于事。为什么在以色列辅助生殖能被居民接受？有些人将其归结为民族特性，即犹太人重视传统家庭价值观念，有人在文章中说「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其实都是闪族后裔，这个民族有与生俱来的生育传统，信奉多子多福的观念，重视家庭的建设与发展。」然而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其他国家的犹太人生育率与其所在国家并没有多大区别，甚至还低于普通水平。根据皮尤研究中心 2013 年的一项调查《美国犹太人的画像：皮尤研究中心对美国犹太人的调查结果》，美国犹太人的生育率低于普通大众，低于更替水平。美国犹太人的生育率和以色列的差距，说明以色列一定存在着一些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特点。也有人把以色列总和生育率的原因归结于以色列独特的教育制度。统计数据显示，以色列 3 岁儿童接受幼儿教育的百分比是经合组织和有可用数据的伙伴国家中最高的国家，100% 的适龄儿童都接受幼儿教育，在 41 个发达国家中排名第一。同时，以色列中小学生在校时间远比其他国家要长，这一个非常重要但是却被很多人忽视的因素。以色列是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每周上学六天的国家。1953 年制定的《国家教育法》就规定了每周为期六天的学制，该法同时还允许「教育部长在 75% 的家长要求下批准额外的机构课程，最多占现有课程的 25%，或由地方当局或家长资助的额外课程。」换句话说，如果家长觉得学生还需要增加学生的知识，有超过 75% 家长的要求，学校就得开课。统计数据显示，在 2015 年 OECD 国家小学生在校天数为 185 天，而以色列为 222 天。不只是中小学在校时长高于一般国家，以色列对幼儿的照顾也是领先于大多数国家。OECD 的统计数据显示，以色列的 0-2 岁儿童的入托率为 57.7%，远高于一般国家，而 3-5 岁儿童也是以 100% 的入园率也是高于大多数国家。为什么让幼儿入托（入园）和一周六天在校会有助于提高生育率？如前所述，现代人的时间成本越来越高，学生更多的时间留在学校，意味着给家长更多的自由，使得其不再成为负担。这种做法不仅减少了家庭在时间上的支出，同时更长的学生在校时长无意中还产生了教育公平这个后果。很多研究发现，小学阶段公立学校中，社会经济阶层较低的学生和社会经济背景较好的学生在数学和阅读考试成绩上所取得的进展差不多。但是，随着时间发展，不同社会阶层学生间的成绩差异也变得越来越大。差距来自哪里呢？最主要的因素是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收获在暑期时间内是停止或下降的，而高收入家庭的孩子的智识在暑期间则是不断增长的。家庭间的学习环境是不同的，高收入家庭的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有教育游戏、书籍、私人辅导、暑期学校等等，这些让他们在学校之外也能够继续学习。这是芝加哥大学拉詹教授在《断层线》一书给美国中小学教育开的药方，要求增加学生在校时间，而以色列从 1954 年开始就一直在这么做了。现在可以对以色列多生的经验做个总结了：把孩子交给学校，而不是放在家庭，让政府在育儿这件事上发挥更多作用。这不仅仅促进了很多经济学家说的教育公平，同时还减少了家长在看护孩子上的时间成本，从而让家庭不再觉得生孩子是一种负担。而在现代社会，育儿的成本不只是直接的经济支出，而是大幅度增加了看护时间。以色列从这两招出发，大幅度提升了家庭的生育意愿，并转化为行为。当然，以色列总和生育率高还有其他因素在发挥作用：独特的地缘政治、独特的宗教信仰。如前所示，韩国和日本的在校天数也不低，但是韩国和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在 OECD 国家中属于倒数：在下图中，我们可以看到韩国和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均低于 1.5，远低于 OECD 国家的平均数的 1.60。因此，我们更倾向于以色列高于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但不限于独特的地缘政治、宗教信仰、政府支持的辅助生殖技术和独特的学制。如果要提高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我们的建议是，增加学生的在校时间，这不仅事关教育公平，同时还大幅减少了家长负担。也正是如此，我们并不只是将教育部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这个新闻视为是教培机构的利空，而是将其看作提振总和生育率的举措：只有少鸡娃，父母才敢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