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夫：岁月中，男人该怎样唱歌
文丨李斌
第一次听胡德夫的现场版《匆匆》，是去年10月在工体，整个舞台上只有一束光打在胡德夫和他弹奏的钢琴上，满头的白发在灯光下显得格外耀眼。浑厚的嗓音，白发苍苍的身影，唱着“人生啊，就像一条路，一会西，一会东，匆匆，匆匆”，远远望去，钢琴、身影、歌声好像融为了一体，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直戳心底。我当时在想，胡德夫到底走过怎样的路，为什么直到他满头白发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听他的歌。
前几天，胡德夫带着他的新书《我们都是赶路人》和新单曲《撕裂》再次来到北京。我们到达预定的采访地点时已是下午1点，此前，胡德夫已经接受了两家媒体的采访，没有休息，他又配合摄影记者去外景拍照。回来的时候已经快2点，匆忙吃完了工作人员为他准备的盒饭，继续接受我们的采访。
“胡老师不好意思，让您这么辛苦。”
“不会不会。”胡德夫满脸笑容地跟我们打招呼。
“这次来内地主要是为了宣传您的新书吗？”
“对，我出了这本书，还要在内地做一次既定的巡演，希望（到各个城市）系统的走一走、看一看，因为台湾现在能够展演的地方已经比较少了。”
今年66岁的胡德夫55岁才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而近几年他在内地的演出活动也越来越多，看似大器晚成的他，其实已经唱了40多年。胡德夫的经纪人Calvin告诉我们：“国内像这个年纪还在唱歌的人，也就剩下胡老师了。他的生活状态就是一直跟音乐在一起，不会停止，但做演出我们会看这个市场的接受程度。”
“我根本不管那个市场，我就一直唱。”胡德夫甩甩手臂，像个倔强的孩子。
没有任何音乐专业基础的胡德夫，身上却充满了原住民与生俱来的音乐气息，他说自己是一个“意外歌手”，但没想到这个“意外歌手”一路走下来竟成了台湾民歌的推手。
最初在咖啡馆驻场的日子，胡德夫只会唱英文歌，他喜欢Bob Dylan、Woody Guthrie等美国民谣歌手，他们的歌和创作理念也深深影响了胡德夫。
1973年，胡德夫举办了个人作品演唱会，也是台湾第一个举行个人作品演唱会的歌手。“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的演唱会，居然是自己在台上唱歌。”每每讲到自己以前的创作和表演经历，胡德夫就会闭上眼睛，好像一幅幅画面在他脑海中翻过，喃喃的讲述中总会冒出一些美丽的句子，把周围的人带入他过往的美景。
一个多小时的采访，其实更像是在听一位老人讲他的故事，大家的情绪被他讲述的画面带动着，时而觉得好美，时而又觉得沉重。
采访结束后，胡德夫像个刚刚完成作业的孩子，起身边唱边跳起了自己民族的舞蹈，工作人员赶忙劝说：胡老师还是要保存体力呀，我们下面还有签售环节呢！
胡德夫并不在意，唱着、跳着，和我们一一合影拍照，看到摄影师是个男孩子，主动站起来说，“你是男孩子，我们要站着拍！”这让我瞬间想到白岩松为胡德夫的新书写的序，“一个男人的岁月与山河，以及一个男人所走过的路”：他知道这条路上，一个男孩怎样变成男人；他知道，变化的时代里，什么不变什么该被保留；他更知道，岁月中，该怎样唱歌。
从民歌到流行，“牛背上的小孩”成就华语民歌摇篮
胡德夫是台湾台东的原住民，就像南方很多少数民族一样，台湾原住民天生就能歌善舞，唱歌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开心了会唱，悲伤了会唱，有感而发也会唱，唱歌就是原住民之间沟通的一座桥梁，在他们的生活中永远不会停止。胡德夫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
19岁那年，还在读大学的胡德夫认识了台湾歌手万沙浪，他们都是卑南族人。那时候的万沙浪还没有出名，因他的“潮流乐团”缺少一个和声的人，就让胡德夫试试，他也是在这里学会了弹键盘。
成为“潮流乐团”的正式成员后，他们在台北六福客栈也赢得了驻唱的工作，有了稳定的收入。不久，万沙浪因演唱电影主题曲《风从哪里来》而一炮而红，“潮流乐团”随即解散。第二年，胡德夫的父亲生病需要大量医疗费，他只好退学做生意，同时在咖啡馆驻唱。
胡德夫坐在沙发上静静的回忆：“最早台湾民歌的歌者，都是听英文歌唱英文歌，因为当时台湾的大街上看到的都是美军，在台北中山北路一带有美军顾问团，所以台湾人也开始抽洋烟、喝洋酒，大家都在追求西方的东西，我当时在哥伦比亚咖啡馆驻唱，唱的也都是英文歌。”
就是在那家咖啡馆，胡德夫认识了李双泽和杨弦，几个年轻人一直在讨论，大家都在唱英文歌，喝可口可乐，可我们自己的歌在哪里？在这个荒芜的没有歌的时代，我们要不要开始写歌，唱我们自己的歌？
就这样，连乐谱都不识的三个年轻人，每天凑在一起开始写歌，“我们几个凑成了三个臭皮匠，你一句我一句的写，我的《牛背上的小孩》、李双泽的《我知道》、杨弦的《乡愁四韵》就是我们在一起写的，每个人写到一半的时候就互相唱一段给对方听。”
很多人都说他们是无病呻吟，但没有人会想到，就是这三个“臭皮匠”，后来成为了台湾著名的民歌手和民歌运动的发起人。
《牛背上的小孩》也成为胡德夫的第一首作品，他在书中回忆：那首歌的作曲非常幼稚，但也充满了纯净，是我跟曾经在山谷里放牛的自己的一个对话，那个美好的时光再也回不去了，但我把这些生活中的情景都喃喃地形成旋律，谱写成歌。
慢慢的，台湾很多大学里都掀起了一股民歌创作热潮，很多人开始写歌。1975年6月，胡德夫与杨弦在台北中山堂举行了民歌演唱会，成为“校园民歌”运动标志性事件。
胡德夫告诉音乐财经：“70年代台湾校园歌曲创作达到高潮，这个现象被索尼新格公司发现，他们花2000万台币做市场调查，并请了李泰祥做活动总监，搞征歌选人活动。包括齐豫、叶倩文、潘越云、许景淳等等歌手，都不是以创作为主，而是受到台湾民歌环境熏陶养成的。”
李泰祥创作的《橄榄树》不但成为齐豫的成名曲，也改变了台湾流行音乐的走向，哲学意义、生命内涵、文化高度成为华语流行音乐最初的启蒙。这之后，索尼、滚石等唱片公司开始推广自己的歌。
后来台湾有了金曲奖，很多经典的流行歌被评出来，唱片公司也签了很多艺人，像李宗盛在两三年时间里制作了近百张唱片，台湾唱片业进入了全盛时代。
胡德夫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很兴奋，“台湾当时有很大的咖啡秀，几百人在那里吃饭，中间放一个旋转舞台，齐豫、齐秦、蔡琴这些歌手都在那里唱歌，我也在唱，每一个歌手都很忙，乐手也很忙，接不完的工作。”
从黑发唱到白发，“匆匆”越唱越舒坦
胡德夫第一张专辑《匆匆》是在2005年他55岁的时候发行的，其实这首歌早在1975年就创作出来了。当时台湾著名的电视制作人陈君天，为了筹备每年新春晚会的主题歌，就写了一首诗《匆匆》，然后找到胡德夫，限他三天时间谱好曲子，因为三天后台湾的中视、台视、华视三个电视台要联合播放新春晚会，《匆匆》要作为主题曲。
当年台湾的新春晚会跟国内的春晚差不多，不但要几家电视台联播，每年的晚会主题曲都是“恭喜恭喜恭喜你”，既没意义也很无聊。陈君天希望对新春晚会做点改变，所以想到先改变主题歌的风格。
胡德夫拿到歌词，有些犯难，自己不是学音乐出身，之前虽然写过《牛背上的小孩》，但那首歌的创作他花了很长时间。为《匆匆》谱曲，他只有三天时间，被逼无奈只好不眠不休的在钢琴上弹奏。
《匆匆》是一首写时间的歌，在中国人的概念里，时间就像单向的箭头，一直往前走，如果我们不把握时间，就会被时间远远的抛在后面。当时的胡德夫只有23岁，其实对时间还没有太多的概念，他想到美国歌手Jim Corce唱过的一首歌《Time in a bottle》，时间可以暂时被锁在瓶子里，因为一些诺言还没履行，一些梦想还没达到，有一天把瓶盖打开，也许才是那些诺言和梦想到来的时候。
同样是写时间的歌，但《Time in a bottle》和《匆匆》的逻辑完全不一样。胡德夫只好一遍一遍看着歌词，想想原住民经常哼的调，慢慢把前奏弹出来，又一点点把间奏和尾奏弹出来，自己又顺了几遍，三天时间，一首《匆匆》就这样诞生了。
新春晚会当天，由台湾当红主持人白嘉莉向全台湾的观众介绍了胡德夫和他的《匆匆》，白嘉莉还站在胡德夫旁边看他弹唱了这首歌。“那个年代，谁能跟白嘉莉站在一起就意味着那个人马上要出名了。”在胡德夫看来，是《匆匆》让他踏上了真正的音乐之旅，那晚的演出，就像一道曙光照进了他的生命。
从此，《匆匆》就成了胡德夫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在很多演唱会上，《匆匆》永远是他的开场曲。胡德夫说：“以前年轻的时候唱《匆匆》会有人不服气，说什么珍惜光阴，你自己珍惜好了，感觉唱起来有点像说教；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必须要唱给年轻人听，我一路走来，以前不知道珍惜光阴，在最好的岁月里，赶走了多少时光。所以现在白头发的时候唱起《匆匆》就比较自然，越唱越舒坦。”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炎热的7月，胡德夫的脚步也匆匆，成都、北京、大连，巡演、新书发行、单曲发布，好像在跟时间赛跑，“我们都是赶路人”在他身上成为了最真实的写照。
40多年过去了，胡德夫从青年变成了白头发、白眉毛的老人，“每次唱起《匆匆》，会有一种对时间的真实感，希望不要被时光抛弃，又仿佛是穿越了时光在和曾经的自己对话。”
从憧憬未来到回忆过去，走过“最最遥远的路”
写了《匆匆》让胡德夫有了写歌的态度：不能只写好听的，而是要唱出心中所想的，要写出悲伤岁月里的故事，写出对明天的期待，写出自己看到的、听到的东西。
1998年，胡德夫因为身体里长骨刺，行动不方便，情绪也很低落。
他离开家来到海边，租了一间小屋子住下来。每天吃着南瓜和稀饭，让身体泡在沙滩里，也泡冷水和温泉，可以让骨刺松弛一点。就这样，胡德夫每天呆在海边，看着太平洋，吹着太平洋的风，想到自己出生在一个叫做新港的地方。
“妈妈告诉我，我是一个在港口出生的小孩，在海涛中嚎啕大哭，那声音淹没了海涛，所以我的小名叫‘新港’。我想着想着，突然很想回到我出生的地方，就拄着拐杖，走了好几天来到新港。”胡德夫喃喃的回忆着。
他在书中这样描述新港：这小港和很多台湾的其他小港一样，几百年来，经常遇到台风，遇到各种无助的事情，但还会借着太平洋的风再度扬起风帆。
胡德夫在自己人生最低落的时候来到这个小港，想象着自己出生时吹来的太平洋的风，“我披着这件披风，那是我最早的一件衣裳，也是我最早的感知和世界。在我的生命里有高有低，有得有失，有输有赢，我每天都在拥抱面前的东西，不能选择，那是最真实的感受。”站在太平洋的岸边，胡德夫的身影显得那样渺小，但是他面对的却仿佛是整个世界。
一首《太平洋的风》从一个婴儿的披风，吹向整个世界的太平。胡德夫的歌永远能让人感受到最朴实的温暖和最厚重的情怀。
原住民运动后，胡德夫的歌有了更深的内涵，他经常带着自己的歌去参加各种活动，歌是他仅有的财产，唱歌也成为他为原住民权利呐喊的一种方式。
胡德夫说：“我是原住民中最早的歌者之一，对民歌了解的越多，越知道我走这条路的时间不多了。我来到都市里唱歌，也看到社会最底层的人所受的苦，我知道我的生活比任何原住民都过的好，我唱歌的收入是台湾最高的。所以我用歌声呼唤我的同胞，为他们哭过，为他们呐喊过。”
通过多年的原住民运动，很多年轻一代的原住民也开始唱民歌，通过唱歌，大家聚在一起，讨论共同的目标和想法，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过去，台湾对于原住民的歧视现象很严重，很多人来到都市里工作，都会隐藏自己原住民的身份，担心被歧视。
通过原住民维权运动，很多原住民开始勇敢地告诉大家，我是原住民，我非常骄傲，大家开始尊重自己的文化。很多之前涌入城市的年轻人，开始返回自己的部落，不求名、不求利，反而出了很多优秀的音乐人和音乐作品。
“在流行歌方面，原住民绝对不缺席，还有职业棒球没有原住民根本组织不起来，现在的原住民都是出去读书，然后考原住民行政，回到部落照顾当地的原住民。”胡德夫说着，很自豪。
您怎么评价自己的音乐人生？
胡德夫沉默片刻说：“以前写歌会穿越未来的时代，是一种憧憬，有一天要回到山谷，不会再回来；有一天我要到太平洋，去遥远的地方；有一天要回到最后一个山坡，看到美丽的田园。但现在更多写的是以前走过的路，想想以前在大街小巷跟朋友谈论过的事情，看看以前喝酒的酒馆，还有我和朋友的影子吗？年轻时很神气的样子还记得吗？慢慢的写，慢慢的唱。”
胡德夫：台湾原住民受歌舞氛围的影响，从小有很多机会跟比较有名的人坐在一起唱歌，所以不会怯场。大家唱歌的时候很自由，自己会编歌，互相对唱，吉他也不用弹的很好，一首歌唱到天亮，那是乡村部落的年轻人最向往的生活。
很多出了名的原住民音乐人，在舞台上唱不停，回到部落还是接着唱，大家会一起分享，不会让一个人在前面唱，都是一群人放声歌唱。
我以前熟悉的黑人音乐的曲式，其实就是原住民传唱了几千年的那种蓝调，黑人的唱法就是用短的歌来叙述他们的心情，重复着一直唱就是蓝调。黑人蓝调你听不出来有好几页的文章在里面，就是简简单单的几个重复，曲式里面有几个和弦而已。
这很像原住民的对唱，简单的问两句，再对应回来，基本上在一个范围的旋律，都不是很难唱的歌，可以把真心话唱出来。
胡德夫：内地的音乐市场要比台湾还来的忙碌，还来的蓬勃，我们看电视就知道，很多节目做了功课，有自己的见地。专访也好，时事分析也好，都很好看，音乐活动也特别多，在音乐、电影、艺术方面的投入力度更大，像马云如果说这个事情我支持一下，那就变成一个很大的事情。
相比之下台湾的文化经费被压缩的最少最少，年轻人在很努力的做精致的音乐，但最后被压缩。文化活动越来越少，需要在这方面检讨。台湾在新闻方面也要加油，打开电视，几家电视台的新闻都是抄来抄去。
台湾在教育方面以前是学徒制，很多精致的东西可以从师傅那里承接过来，因为有的东西必须用手工制作，但现在这样的东西越来越少，全部是量产的东西。
胡德夫：这次的巡演会专演，我会带一群人，也有特别来宾，比如台湾的林广财，他是金曲奖的最佳男歌手，他会唱台湾原住民部落的歌给大家听。还有刚刚出道的金曲奖得主吴昊恩，他会帮我们伴奏，也以嘉宾身份演唱他的作品。
胡德夫：以前我们是土生土长，草莽，是无病呻吟的一群人，也不知道怎么发展音乐市场，后来影响到流行音乐，变成了一个产业，台湾曾经是流行音乐领风骚的地方。我们那时候都不买韩剧看，我们自己的影片都很好看；也不买韩国的歌，那时韩国歌很难听。现在20年过去了，韩国反而培养了很多人，从电影、歌曲、戏剧到科技，都培养了很多人才。
但台湾挺可惜的，没有继续培养人才，像李安也不全是台湾培养的，林书豪也不是台湾培养的，下一代没有东西出来。现在我们要排队去韩国买片子，有时候还买不到。然后把韩国人请来，给他们高的酬劳，屈服于这样一个败象里面，而且这种败象会越来越败，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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