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帅 顾海兵：中国经济安全研究：误区再反思
回顾30多年来关于中国经济安全的研究，总体上趋于同化，缺乏批判性研究，导致中国经济安全研究缺乏创新、发展缓慢、偏离实际。基于此，本文就中国经济安全研究进行反思，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安全研究缺乏大系统意识，与军事安全、文化安全、技术安全分割明显，并分别就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经济安全与文化安全、经济安全与技术安全的紧密联系和分割现状进行讨论，最后结合中美贸易争端对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进行分析，提出经济安全研究要与军事安全、文化安全、技术安全相结合，要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鉴于军事安全、文化安全对经济安全是一种“外围性”影响，应将其纳入定性分析；技术安全“嵌入”到经济内部影响经济安全，应将其纳入定量分析。
中国经济安全研究：误区再反思
撰文｜张 帅 顾海兵
张帅，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顾海兵，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
自特朗普2017年初就任总统以来，以加征关税为标志的中美贸易争端就一直是热点。其实，有贸易争端不奇怪，因为只要有国家存在，国家之间的矛盾就一定存在，除了中美贸易争端，可能也还会有与其他国家的争端。当然，争端会呈现波动态，时大时小，时紧时松。现在的问题是，中美贸易争端固然需要专题和专门研究，但也应该同时重视超越性，将其置于中国经济安全的层面来做研究。因此，本文拟结合本轮中美贸易争端，对中国经济安全研究现存的误区做再反思，进一步厘清中国经济安全研究的关键问题。
当前关于中国经济安全研究的误区，国内的研究论文寥寥无几。笔者于2011年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五大误区》，应该是国内最早探讨国家经济安全研究误区的文章之一，2017年在《经济学动态》又再次发表《中国经济安全研究：五大误区与辩证方法论反思》。这里做一个简单复述，为后面的研究提供背景。
一是泛化。泛化是指有意无意地过度扩大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掀起了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热潮。笔者于2019年3月1日以“国家经济安全”为主题词在百度上检索，显示有近2000万条结果，知网上检索结果超过4000条。不言而喻，从理论和实践上重视经济安全原本是好事，但从近年来的研究趋势看，中国经济安全研究有泛化倾向，即将凡是威胁到国家经济稳定与发展的因素都囊括到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范畴之中。有的研究者将国民经济运行中遭遇的挫折和面对的挑战都归结为经济安全问题，将经济风险、经济稳定、经济增长、经济质量等概念都置于国家经济安全的标题之下，甚至直接等同。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被无限扩大后，由于研究问题过多、研究范围过宽，导致研究对象模糊，研究力量分散，研究深度不够，研究效率大打折扣。这样的泛化是经济研究长期存在的普遍问题，每当有经济热点出现的时候，都有太多的人把自己的研究和热点挂钩。
二是同化。同化是指生搬硬套国外已有的研究方法和参照标准。显然，各国在国体政体、经济发展阶段、社会制度和规则、文化传统和时代背景上差异巨大，不同国家的经济安全观及内涵特征都具有本国特色，国家经济安全所涉及的领域和主要问题也各不相同。因此，对待国外研究经验应该借鉴而不是借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果不能基于本国国情，直接简单地套用别国经验，不但不能“事半功倍”，反而可能削足适履、缘木求鱼。比如，作为国家经济安全的财政金融安全子系统，需要考虑国家外债的规模和结构，结构风险主要是短期外债占比，因为短期外债具有较高流动性，资金极易发生逆转，直接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国际上短期外债占比的警戒线一般为60%，但2009年迄今我国短期外债占比远高于60%（2015年调整外汇口径前，2011年和2013年短期外债占比分别为72%、78%；2015年调整外汇口径后，2015年和2016年短期外债占比分别为64%、61%），却并没有发生外债危机而导致经济的不安全。这主要因为我国短期外债高是由贸易信贷高速增长引起的，在划定短期外债比的警戒线时应根据我国的特殊国情适当放宽范围。
三是固化。固化是指对中国经济安全的研究没有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将同一套经济安全监测预警体系运用到明显不同的发展阶段，研究的结论自然与实际情况有很大距离。中国内外部环境变化会导致经济安全中各个变量及变量间的关系发生变化，甚至有新变量产生，由此必须对变量和安全区间的判定标准做出相应的调整。比如，作为国家经济安全的实体产业安全子系统，其重要指标之一是进出口商品贸易依存度。2010年，中国贸易依存度达到50.3%，已超过上警限。但2015年以后，我国外贸增速开始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对外贸易依存度相应降至30%多。预计，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新政，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总体趋势会继续下降。由此，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重点和安全区间判定标准，应该顺应经济的发展而变化，判定标准的调整周期应视指标变量的波动情况而定。
四是僵化。僵化是指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过度依赖量化，固定地罗列国家经济安全指标、机械地划分各指标的经济安全区间、僵化地对号入座，缺少充分的理论分析，缺少研究方法的创新，没有做到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结合，没有做到统计分析和专家评估、民意评估的结合。正确判断国家经济安全程度，一方面需要借助于经济安全指标体系，依据各个指标的权重和区间进行统计打分，另一方面也要关注统计指标之外的“活的信息”，如专家的意见、百姓的意见。现在的问题是，专家意见和百姓意见的收集比较困难，国内经济安全研究的学者往往回避这一方法。
五是极化。极化是指缺少严谨的科学推理及逻辑论证，过度主观地断定经济安全问题的严重性，走入极端。这种极化有两种情况：其一为轻化，即轻视甚至无视问题的严重性；其二为重化，夸大问题的严重性，年年喊“狼来了”。准确把握中国经济安全程度，离不开对中国基本国情的把握和经济现状的客观分析。避免极化既要考量外来冲击和威胁的力度，也要判定我国自身对冲击的抵抗能力，同时要兼顾二者之间的交叉影响。以外国直接投资为例，各国均设有外商投资审查机制，以确保对国家命脉行业的控制，同时防止外资企业冲击国内民族企业。显然，外资依存度过高会弱化本国经济安全程度，但由此臆断本国经济不安全还是欠妥，因为通过引进外资，可借鉴学习国外管理方法、经营机制、创新理念等，经过充分竞争压力作用，国内企业质量有所提高，实体产业安全有可能得到巩固。
二、误区再反思之一：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分割
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分割是指将经济安全和军事安全机械地分开研究，两者紧密联系性与孤立研究之间的矛盾必然会导致研究结果有所偏颇。军事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处于不受军事威胁和侵略的状态，一国的军事安全度由该国军事实力的强弱和可能的敌方军事威胁程度所决定。军事安全是冷战前各国关注的重点，冷战结束后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经济安全成为各国关注的重点。从长期看，经济安全和军事安全是统一的，短期看两者又经常有矛盾。
两者的统一性体现在两者的相互依存上，经济安全为军事安全提供物质基础，一国的军事实力可以理解为武器、人力、技术等多个因素的综合，而这些无一不需要大量的经济投入去保障，没有经济安全去发展军事安全就好比“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历史上尚未有一个国家是经济落后而军事强大的强国。军事安全为经济安全提供稳定的内外发展环境，和平稳定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前提，军事安全是保障这一前提的手段。另外，经济全球化时代，一国的经济利益很多时候在海外，保障海外的经济利益离不开一国的军事安全。两者的矛盾性体现在两者的相互制约上，一国的安全战略必然考虑的是综合安全，以最少的安全投入获得最大的安全度，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对军事安全的过多投入必然以减少对经济安全的投入为代价，反之亦然，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经济安全和军事安全的关系还具有相对性，主要体现在评估一方安全度时如何看待另一方对被评估方的影响程度。例如，一国在和平局势和紧张局势两种情形下，同样的经济状态和军事状态，经济安全度显然在紧张局势下应该低于在和平局势下。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关系的统一性决定了在研究经济安全时应该考虑军事安全状况，两者关系的相对性决定了对一国经济安全状况判断的准确性。
改革开放40余年，中国的国际地位及世界经济形势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国经济体量不大、国际影响力较小、不足以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构成威胁的时候，自然可以埋头发展经济，与其他国家贸易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此时在评估经济安全时可以较少考虑军事安全状况。但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就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的地位。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接近13.5万亿美元，美国接近20.5万亿美元，两国经济总量之间的差距逐年缩小。中国“坐二望一”的地位引发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深深的焦虑，近年来媒体上频频出现的“修昔底德陷阱”争议正是这一焦虑的体现。美国在《2018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定位为美国及其盟友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修正者和挑战者，并称要长期增加投资以应对中国给美国的安全和繁荣带来的威胁，中美贸易争端正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阻碍和遏制。中国在这种“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形势下，如果依然就经济安全谈经济安全，不免会导致错误的形势和战略研判，当前军事安全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当前中国经济安全的研究与军事安全分割明显，缺乏军事安全研究角度，这种分割现状可以从“正反”两面分析。
一是正面分析，即关于中国经济安全的研究缺乏对军事安全的关注。目前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探析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通过构建国家经济安全指标体系判断国家经济安全状况；一类是研究某一因素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从第一类研究看，指标体系能够全面、系统、重点地体现影响经济安全的关键要素，但鲜有涉及军事安全相关的指标。笔者曾梳理重要文献，统计出期刊中经济安全指标体系涉及的指标有77项，图书中涉及的指标有35项，经同名指标和相似指标合并后确定文献指标库中共有指标87项，其中与军事安全相关的指标仅有1项“国防规模综合实力”指标，且仅在统计文献中出现过1次。从第二类研究看，主要集中于每个时期突出的经济热点问题，如外商直接投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国家制度、国家审计等众多的因素影响研究中却缺乏对军事安全要素的关注。
二是反面分析，即通过对比美国军事安全与经济安全研究的紧密联系反衬中国军事安全与经济安全的分割状况。以美国为例，美国军事安全与经济安全的研究紧密联系：一是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依据《2001年弗洛伊德斯彭斯国家国防授权法案》成立，它是在中国入世的背景下成立，旨在监测中国经济发展、中美贸易交往对美国经济安全的影响。美国国防授权法案是美国每年发布财年国防预算的授权法案，是基于国防安全提出的一系列应对政策，要经参议院和众议院审议通过后由美国总统签署生效。二是美国在2018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到，美国军事战略要与经济相联系。三是就美国实际行动层面看，只要有美国经济利益存在的地方往往都会有美国的军事存在。可见，美国经济安全的研究与军事安全密不可分，而中国经济安全的研究却鲜与军事安全相联系。
三、误区再反思之二：经济安全与文化安全分割
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的竞争和较量逐步由传统的军事力量转换为综合国力，其中，文化力在综合国力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地位且日益重要。然而，长期以来国家文化安全始终依赖并隐藏于军事、经济、政治安全背后，直到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之后，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才逐渐成为现实。
国家文化安全内涵因时代、国别等而有所不同，比如当今世界的一种文化流动现状是发达国家的强势文化向发展中国家侵入、渗透、控制，像美国的文化安全应该是一种“攻势”的文化安全，而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则更多的是一种“守势”的文化安全。本文遵循“内部着眼，外部着手”的研究思路，认为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要关注两方面：一是外部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侵入、渗透、控制等风险；二是本国文化对这些威胁或风险的防御能力，即反侵入、反渗透、反控制等，这进一步又可以分为被动防御和主动防御，被动防御是指本国文化的生命力、原创力，使外部文化难以动摇、侵蚀本国文化，主动防御是指本国文化的传播能力，即本国文化“走出去”影响外部文化。
关于经济安全与文化安全的关系，笔者曾经做过一个比喻，将国家安全比作是房，那么经济安全就是房基，文化安全是房柱，军事安全（政治安全）是房顶。可见，经济安全和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服务于国家安全，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的基础。文化安全对经济安全的影响可以从三个方面分析。
一是语言安全层面。文化安全问题首先体现为语言安全，语言是政治、文化斗争的有效工具，是获取民族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保持和发展国家—民族共同文化的重要内容（潘一禾，2005）。语言安全还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基础设施，对一国语言的掌握往往可能增加与该国的交流机会，了解该国的文化，反过来这又会使两国各方面交流中的摩擦减少，深层次影响一国经济全球化的深度、经济摩擦的程度和次数等，从而影响一国的经济安全。
二是文化产业层面。文化产业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产业发展的现代化程度、强大程度和成熟度是一国文化安全状况的重要指标。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成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内容，文化产业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经济安全。首先，文化产业尤其是文化创意产业在企业的创新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而创新能力是衡量国家经济综合实力的重要因素；其次，文化产业的发展能够直接推动经济增长，还能推动其他产业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使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第三，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于提高国家的“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是国家经济走出去的一种“润滑剂”。
三是知识产权层面。文化产业以知识为基础，以创意为根本，以文化为依托，具有高度的知识产权属性。知识产权制度作为一种创新激励和保护机制，是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安全的重要制度保障。商标制度在培育文化品牌的同时，有利于本国企业竞争力的形成，与国家经济安全能力紧密相关。专利制度能够保护人的智力成果，鼓励创新和发明，推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一国的专利数量和质量会对一国经济安全能力和经济安全条件产生直接影响。因此，文化安全和经济安全在知识产权的纽带作用下相互作用，协同发展。
经济安全与文化安全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决定了经济安全的研究与文化安全分割势必导致研究结果有所偏颇，但中国经济安全研究与文化安全相分割的情况却不容乐观，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经济安全的“弦”紧绷，而文化安全意识淡薄。中国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自此始终都以经济问题研究为重点，而对文化安全的研究远远不够，长期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导致文化安全被轻视，经济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强化了这现象。
二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重视英语学习，忽视汉语推广。改革开放40年来越来越重视英语的学习，从幼儿英语学习的热度、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习英语的制度、高考英语分数比重等都可以体现，但是对汉语推广却十分不够。笔者曾对汉字进行过研究，认为汉字最具有历史性，在世界有文字的历史中，运用汉字的古中国文明是惟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最精炼，在联合国的不同语言版本的文件中，中文版最薄；比英语易学，最新的英语词典已经突破100万词汇，而汉语只需要掌握 2500个左右的汉字，就可以看懂普通的杂志。这些都是汉语推广的先天有利条件，但中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却忽略了对汉语的推广，忽视了语言对一国经济安全长期的、深层次的影响。
三是中国是贸易大国，却是文化贸易小国。根据统计局数据，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2.71万亿元，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为却仅为3.47万亿元，占生产总值的4.2%；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32.49万亿元，文化产品及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却仅为8541.70亿元，占贸易总额的2.6%。另外，中国文化出口贸易结构也不合理，仅停留在附加值较低的制造业、文化工业层面，文化产品出口远大于文化服务出口，2017年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额达到881.9亿美元，文化服务出口却仅为61.7亿美元，占贸易额的6.5%，且文化服务贸易存在170.5亿美元的逆差。
四是已有经济安全研究鲜有涉及文化安全。笔者于2019年3月1日使用知网对已有专业文献进行检索，检索条件并含“经济安全”和“文化安全”，以“篇名”检索仅有1篇文献，以“关键词”检索仅有12篇，以“主题”检索有近400篇，但细阅以“主题”检索的文献几乎均是在国家安全的框架下将经济安全与文化安全作为其子系统分而论之。再者，指标体系法是经济安全研究的重要方法，在众多的经济安全指标体系中缺少反映文化安全的直接指标，间接相关的指标仅有中国专利在国际专利中的比重、企业竞争力指数、国家竞争力指数等3个，这些指标均通过文化产业、知识产权等与文化安全密切相关的要素与经济安全产生联系（顾海兵、王甲，2018）。
事实上，很多西方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经济安全和文化安全的协同发展，美国尤为突出，在美国的全球安全战略中，经济、军事、文化被视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支柱。美国非常注重文化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文化的输出相对于派遣美国军队能以更小的代价获取更大的战略利益，同时,这种输出也可反过来抵制异质文化对美国文化安全的威胁。在美国的文化安全战略中，文化产品输出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是其文化输出的重要手段。
四、误区再反思之三：经济安全与技术安全分割
基于不同的标准，国家安全可以被分解成不同的子系统，比如基于领域的国家安全=政治（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基于要素的国家安全=技术安全+资源安全+信息安全+其他。可见，技术安全与经济安全是基于不同分类的国家安全的子系统，此时，国家技术安全是指关系到国家利益和安全的科学技术的存在与发展不受侵害、威胁的状态。
从技术安全、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出发，技术安全对经济安全的影响有两条路径。一是间接影响，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及其在军事、文化等领域的逐渐渗透，技术在诸领域安全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诸领域的安全又会对一国的经济安全产生影响。二是直接影响，技术作为生产要素深深地嵌入国家经济之中，经济安全状况是由一国经济面临的外部威胁及抵御外部威胁的能力共同决定的，技术安全对这两方面都有直接的影响。
关于技术安全影响一国经济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主要体现在技术直接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和实力上，这在理论和经验层面都得到了证实。20世纪50年代，现代经济学家罗伯特索罗从理论层面证明了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从经验层面看，蒸汽机技术的出现、改良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引起了18世纪的工业革命，带来生产力的巨大提高，马克思写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关于技术安全影响一国经济面临的外部威胁的程度，主要体现在关键核心技术的对外依赖上。在全球化时代，关键核心技术的对外依赖主要是指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赖。根据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理论，各个国家分别从事各自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然后进行贸易，双方都可以获益。发达国家在高端技术、设计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在加工、组装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通过长期的互相贸易，双方在经济上都能获利。但发展中国家却会因此形成对发达国家技术的高度依赖，不仅如此，还会丧失技术研究的“土壤”，最终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即发展中国家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低端。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赖所带来的外部风险程度会随国家发展阶段、时代背景的变化而变化。如果说，当发展中国家尚是一个积贫积弱的经济弱国的时候，这种发展模式对于发展中国家还是可靠的，那么，当发展中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成为经济大国，欲向经济强国迈进，被发达国家视为竞争对手、战略威胁的时候，这种发展模式的安全困境就会凸显无疑。发展中国家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对发达国家的高度依赖无异于“要害”被对方捏在了手里，“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尽管技术安全在经济安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在过去30余年的经济安全研究中，却对技术安全关注明显不够，这在中国经济实践和经济安全的理论研究中都有体现。
中国经济经历了改革开放40余年的快速发展，在技术上秉持的基本原则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由于研发基础差、研发投入低、高端人才不足、激励机制不健全等原因，技术引进后一般只停留在引进和模仿上，结果导致很多关键核心技术不掌握，基于核心技术的产品中国只能进口，无法自主生产。例如，在芯片产业，中国芯片需求量占全球总需求量的50%以上，而国产品牌芯片供应率不到10%，用于计算机和服务器的高端芯片有95%以上需要进口，中国核心集成电路的国产芯片占有率具体见表1。
在中国经济安全的理论研究中，对技术安全的关注也明显不够，尤其体现在中国经济安全的量化研究上。中国经济安全的量化研究主要是运用指标体系法评估中国经济安全状况，从诸多构建的经济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中看，将体现技术独立的指标纳入指标评价体系的研究少之又少。根据笔者研究（顾海兵、王甲，2018），与技术安全直接相关的指标有外资技术控制率（2次），与技术安全有一定相关性的指标有中国专利在国际专利中的比重（7次）、外方专利许可量占全国专利许可量比重（4次）、我国产业对国外高新技术产业的依赖（2次）、研发投入比（6次）。显然有广度但缺少深度，缺少关键技术指标。另外，从各相关指标出现的频次看，频次较少说明理论界对将体现技术安全的指标纳入经济安全指标体系尚未形成普遍共识。这就意味着从总体上看，目前中国经济安全的研究中对技术安全的重视不够。
当前，中国面临的形势内忧外患，内部经济面临着转型，外部面对着国际上对中国和平崛起的种种质疑和阻碍，在经济和政治因素面前，技术安全成了关键锁钥。一方面，技术安全是保障中国经济顺利转型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动力，另一方面，技术安全也是发达国家阻碍中国崛起的“锁喉”手段。当前，技术安全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之大已是前所未有，要准确研判中国经济安全形势、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必须将经济安全研究与技术安全研究紧密联系。
五、总结与前瞻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之间的较量由充满硝烟的军事战场转向无硝烟的经济战场，经济安全的地位日益提升。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对经济安全的研究不断深入，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回顾30余年中国经济安全的研究，总体上趋于同化，缺乏批判性研究，这也是中国经济安全研究缺乏创新、发展缓慢、偏离实际的主要原因。基于此，本文就中国经济安全研究进行了反思，并分别就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经济安全与文化安全、经济安全与技术安全的分割展开讨论。军事安全对经济安全是一种“硬实力”保障，直接有效，文化安全对经济安全是一种“软实力”保障，长久深远，这两者对经济安全更多的是一种“外围”影响，而技术安全对经济安全的“嵌入”最深，更多的是从“内部”直接影响经济安全。
脱离时代背景谈军事安全、文化安全、技术安全对经济安全的影响程度都是闭门造车、纸上谈兵，因此有必要剖析一下中国当前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内部形势决定了中国经济应对风险的能力，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之际，原来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新的发展模式尚无法形成足够强劲的经济增长动力，国内改革任务艰巨繁重，可见中国经济“内忧”不小。外部形势决定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风险大小，中国经济体量世界第2，且与美国的经济总量差距在逐年缩小，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也在稳步增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有意遏制中国经济的发展，用经济手段实现政治目的。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正在被人为恶化，且随着中国的继续发展，这种势态还会加剧。
2018年始于“中兴事件”的中美贸易争端为中国的经济安全敲响了警钟。2018年4月16日，美国对中兴开出了长达7年的制裁禁令，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出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据测算，如果三个月不能解除禁令，中兴将会因“缺芯”面临生产、销售链条断裂，甚至面临破产风险，而这将会直接影响中兴8万多员工及家庭的收入，影响30多万股民的投资，甚至影响到上下游产业链的生死存亡。2018年6月15日，中美贸易战正式拉开序幕，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对约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并于7月6日起正式对清单上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7月10日美国又公布了对中国约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10%关税的清单，8月3日美国表示要将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从10%提升至25%。由美国发动的贸易战表面上看是源于中美巨大的贸易逆差，实质是美国对迅速崛起的中国持有戒心，并对中国至关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进行战略压制。
长期以来，中美经贸关系被视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是从本次贸易争端看到，这种关系是可变的，不仅如此，中美经济上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给了美国威胁中国经济安全的“致命”武器。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形势具有长期性，“内忧外困”的时代背景决定了未来中国经济安全的研究要有大系统意识，要超越经济安全研究经济安全，不能只从经济这一单一维度出发谋求经济安全，要将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文化安全、技术安全紧密联系，多维思考、综合分析。
本文认为，对中国经济安全的研究应该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鉴于军事安全、文化安全对经济安全更多的是一种外围和深层次的影响，可将其纳入定性分析中，作为最终判断经济安全状况的时代背景。即先基于指标体系对国家经济安全状况进行评分，然后再定性分析国家军事安全和文化安全状况，并以此为基础对定量分析的得分加以调整，如若军事安全和文化安全状况都较好，可以适度调高定量分析得分，反之则适度调低。而技术安全是“嵌入”到经济内部直接影响经济安全的，可以考虑在经济安全指标体系中修正相关指标，体现经济技术的外部风险及内部竞争力。从经济安全的内涵出发，可以从体现外部风险及内部抗风险的能力两方面来调整指标。比如，体现外部风险的指标“关键产业技术对外依存度”，可以由研发费用控制度、发明专利控制度、新产品产值控制度来反映；抗风险能力可以采用关键产业中关键产品的技术水平衡量，如关键芯片技术水平用国内技术与国外技术的代际差衡量。
当然，由于经济安全指标在经济安全研究中的抓手地位，对经济安全指标体系中任何指标的修正必须要有全面、系统的考量，增加的指标不仅要能突出反映所研究问题的某一关键方面，且要与其他指标能够恰当地融合成一个体系。另外，确定指标之后还要选择科学的方法确定指标警限，并赋予合适的权重。显然，经济安全指标体系的修正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集思广益，需要理论界、企业界和政府部门的协作。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0年第3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
篇幅原因有所删减，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