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 辰：晚清海军旗图样研究：基于图像资料的探讨
目前学界对晚清海军旗（龙旗）的认识存在一定偏差，流行于各种论著与网络中的两种晚清海军旗图样皆为今人所绘，虽然有资料依据，但与现实使用中的海军旗有一定出入。清朝官方先后颁布过几种海军旗图样，但有较大差异。而且由于龙的形象不易标准化，加之工艺技术所限，无论是三角龙旗还是长方龙旗，实际使用的海军旗的图样相当不统一，有些或许相当稚拙。
晚清海军旗图样研究：基于图像资料的探讨
撰文｜吉 辰
吉辰，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助理教授。
军旗是一支军队最显著的象征之一。就晚清海军而言，“龙旗”是研究者乃至历史爱好者绝不陌生的。关于晚清海军军旗制度的起源与沿革，已有若干研究者做了探讨，大体情形基本可以知晓。由于龙旗后来也被定为清朝国旗，更多的研究者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进行了论述。不过，相关研究仍有继续深入的空间。其中或许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在于：恰是海军旗帜中最具代表性的龙旗，亦即狭义的海军旗（Naval Ensign），目前流行于各种论著与网络的图样恐怕与现实有一定出入。本文将综合利用包括档案、文物、照片在内的多种图像资料，对这一问题作出考订。
笔者思考海军旗图样这一问题，缘自参与对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National Maritime Museum）所藏若干中国近代旗帜的研究。这批旗帜当中有一面长方龙旗（见图1），标作“海军旗，中华帝国（1888—1911）”。根据该馆说明，该旗主要材质为棉布，长177.8厘米，宽114.3厘米，原本是英国海军军官沃森爵士（SirHugh Dudley Richards Watson）1931年赠送给圣巴塞洛缪医学院的，之后转入馆藏。沃氏曾担任1898年建成的英国海军内河炮舰“丘鹬”（HMSWoodcock）号舰长，在中国经历了义和团事件，1902年回国，1903—1904年间又担任英国海军“中国舰队”（ChinaStation）的巡洋舰“利维坦”（HMS Leviathan）号舰长。这面龙旗很可能是他在这两次舰长任期中获得的，但具体情况并不清楚。
鉴于目前已知的龙旗实物为数寥寥，来源清晰者更为稀少，这件藏品无疑是十分珍贵的。然而引人注意的是，它的图样相当稚拙，较之学界所熟知的图样有很大差距，似乎不像是堂堂海军旗应有的样貌。尤其是考虑到该馆所藏其他一些中国近代旗帜的说明存在明显的错误，笔者初见之下对这面龙旗的性质是相当怀疑的。不过，学界所熟知的图样是否一定可靠亦值得检证。
为研究者所熟知的是，晚清的海军旗始于1862年总理衙门奏定的龙旗，“其旗用三角尖式，大船直高一丈，小船高七八尺，其斜长及下横长各从其便，均用黄色画龙，龙头向上”；1888年颁布《北洋海军章程》时又将海军旗“改为长方式，照旧黄色，中画青色飞龙”。不过，仅凭这样简单的文字记载，完全无法确定旗帜的图样。那么，时下所见到的海军旗图样又从何而来呢？
目前论著与网络中最流行的晚清海军旗图样有两种。需要指出的是，这两种图样皆非历史原图，而相关研究者似乎未曾注意这一点，往往是不加说明地引用。这种情况，正如图像史研究先驱彼得伯克所批评的：“即使有些历史学家使用了图像，在一般情况下也仅仅是将它们视为插图，不加说明地复制于书中。”这两种图样中，出现最早的一种是旗帜爱好者马里奥 "法布雷托（Mario Fabretto）先生在1997年左右绘制的，包括三角、长方两款（见图2）。经查证，这两款图样的原始来源应为美国海军部1899年出版的《万国航海旗帜》（Flags of Maritime Nations）一书。其中的中国部分刊有一幅长方龙旗，与法氏所绘高度一致（见图3）。相信法氏的三角龙旗也是根据该图自行构想绘制的。另外，该书的1882年版刊有一面三角龙旗，但与法氏所绘版本并不相似。该旗边缘有牙，龙身周围有云纹，看起来更像是传统的八旗、绿营龙旗。
另一种则是国内美术设计师方禾先生参加2003年开工的北洋海军“定远”复制舰工程时绘制的（见图4）。这一图样完成后，有一位网名Sodacan的网友据此重绘（与原图相比，龙头、龙尾等处与色调有细微的不同），并将图片上传到英文维基百科网站的北洋舰队（BeiyangFleet）等词条页面，标明“own work”。它与原版的区别是微乎其微的，可以视为同一种。方先生告诉笔者，他绘制这一图样时参考了多种文献和实物，其中最具权威性的是1909年成书、现存故宫博物院的《海军旗式及章服图说》中描绘的海军旗（见图5）。
比较来看，应该说方先生作品的还原度是相当高的。同时，法布雷托先生绘制的长方龙旗与三角龙旗图样源自美国海军部官方书籍，亦属有据可依，而且图样与《海军旗式及章服图说》版本相差不远。无论是从史实基础还是美术价值来说，这两种作品都很值得称道。不过，虽然《海军旗式及章服图说》与《万国航海旗帜》拥有不同程度的权威性，毕竟只是纸面资料，距现实尚有距离。笔者认为，要如实还原晚清海军旗的使用情况，还需要发掘更多的资料。
二、对三角龙旗图样的再探讨
通过检索文献，笔者在三角龙旗图样方面有了比较重要的收获。1873年3月18日，总理衙门札行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称：“同治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准北洋大臣咨称，准本衙门咨赫总税务司申：各关大小巡船挂用新式龙旗式样稍有不同，恐失划一，请于各项旗帜发一定式，以便转示各口税务司遵挂等语。当将议定龙旗划一式样，照绘一份咨送前来，相应将现定旗式绘图，札行总税务司转饬各口税务司一体遵照挂用可也。特札（附现绘旗图一纸）。”虽然这道札文写明附有旗帜图样，但不知是附件丢失还是人为剔除，整理出版时并没有将其印出。幸好，湖北省档案馆所藏江汉关税务司档案中存有1873年颁发的这一图样（见图6）。从图中看，龙的姿态和色调与图5基本一致，只是画手的笔法让风格有些不同，如龙嘴大张，龙舌醒目，用色简单致使龙须、龙麟等处的细节没有突出，而且三角旗型让本来上扬的龙尾不得不下垂。另外，不同于同治元年只规定旗帜纵向长度，“其斜长及下横长各从其便”的粗疏做法，此时对旗帜规格有严格的规定：大号旗帜长一丈一寸，宽六尺五寸；小号旗帜长六尺九寸三分，宽四尺。
当然，这一资料仍然只是纸面上的。至于能够反映当时中国军舰悬挂三角龙旗情况的历史照片，笔者目前所见相对清晰的有两张，一为北洋海军“致远”舰，一为“经远”舰，皆摄于1887年建成来华途中（见图7）。遗憾的是，这两张照片的清晰度虽然已属上佳，但龙旗的图样也只能分辨大概轮廓而已。
对此可以稍作补充的是1933年出版的《游就馆要览》中刊载的一张照片（见图8）。众所周知，靖国神社附属的游就馆是日本首屈一指的军事博物馆，藏品包括大量对外战争中掠夺的战利品。该照片是当时收藏甲午、庚子两役战利品的第十二室部分的插图，摄有一面三角龙旗与三柄刀、叉、戟，说明仅为“清国武器”。目前难以判断这面龙旗是日军在甲午战争还是庚子事变中缴获的，也不易断定它的性质。照片上的龙旗图样也比较模糊，但可以大致分辨轮廓，似乎与图6相差不远。总之，关于晚清海军使用的三角龙旗，目前仍然缺乏十分清晰的照片。
关于图样的研究，最好的材料自然莫过于来源可靠的实物。可惜的是，由于近代中国战乱频仍，尤其是福建、北洋两支舰队先后在中法、甲午两役中全军覆没，海军旗难以完好保存下来。就三角龙旗而言，笔者所知来源最为可靠的一件实物是北洋海军美籍洋员马吉芬（Philo Norton McGiffin）的旧藏（见图9），现存马氏家乡的华盛顿县历史学会（WashingtonCounty Historical Society）。马吉芬于1885年来华加入北洋海军，曾任练船帮教习、威海水师学堂教习、“镇远”舰帮带，参加了甲午战争，黄海海战中身负重伤，战后归国，两年后因不堪伤痛折磨而自杀。他对自己长期服务的北洋海军怀有深厚感情，下葬时身穿中国军服，棺柩覆盖龙旗。从收藏者的角度看，有理由认为这面龙旗是北洋海军当时使用过的。遗憾的是，关于此旗的信息，目前只知道来自马吉芬的遗物而已。
令人好奇或困惑的是，该旗之中龙的姿态与前引各种龙旗大体相似，但外形稚拙如同儿童涂鸦，与图1的风格倒是差相仿佛。笔者认为，比较合理的解释是龙的形象不像图样往往几何化的西方军旗那样容易做到标准化，而龙旗的制作手法若过于低劣，更难以真实反映原始图样。事实上，即使以当时西方的技术，制作龙旗也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1874年夏天，中国海关驻伦敦代表金登干（JamesCampbell）曾奉赫德的指示在英国订制中国海关船只所需的龙旗。他当时曾报告，“印制大号旗子是行不通的，而小号旗子呢，第一批制版费将会很高，而制作费则不亚于绘制的旗子”。因此，他订制的样旗都是绘制的。显然，比起图样大多几何化、图案化的西方军旗，绘制复杂的龙旗要麻烦得多。至于马吉芬旧藏龙旗，其制作图样的方法是镶嵌布料。事实上，此后换用长方龙旗时亦规定使用这一方法（详见下文）。比起绘制或印制，这种方法所制作的图样若要做到精细生动，显然要费更大的工夫。似乎可以认为，马吉芬旧藏龙旗是一件工艺低劣但真实的北洋海军军旗。
三、对长方龙旗图样的再探讨
关于长方龙旗的官方图样，笔者亦有新的发现，这来自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总理衙门档案。其中收有一道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于1889年2月6日致驻扎朝鲜总理通商事宜袁世凯的札文，内容为知会海军旗改为长方形一事。札中所引天津军械局的详文对长方龙旗的式样言之甚详：“兹据天津军械局详称，伏查兵船暨海防炮台各营升挂黄龙旗，系因与各国交接，以示章别。原定斜幅黄龙旗式，旗用黄羽纱制造，中画飞龙。因画龙不能经久，改用蓝羽纱镶嵌五爪飞龙，龙头向上。兹奉奏定海军章程（引者按：即《北洋海军章程》）武备条内将兵船国旗改为长方式，照旧黄色，中画青色飞龙，各口陆营国旗同式，自应遵照宪饬，妥酌尺寸，照制长方式，颁发各营台一体遵照。查黄龙旗为与各国交接而设，旗幅必须较大，方壮观瞻。例应时常升挂，其宽长尺寸又须与升挂之处合宜。职局向制斜幅黄龙旗，其宽长尺寸均照营造尺，分别大小四号，照式制造。现改用长方旗式，应仍仿照办理。遵经妥细考校，酌拟制造。尺寸分为大小四号，分别绘图。各号之直宽横长尺寸各于绘图注明。计头号横长一丈五尺六寸，直宽一丈六寸五分；二号横长一丈三尺九寸，直宽九尺五寸；三号横长一丈五寸，直宽七尺六寸；四号横长九尺六寸，直宽六尺三寸。旗式均一律长方，照旧用正黄色羽纱制造，旗中青色飞龙仍用羽纱照旧制镶嵌，龙头向上，五爪。业经制成式样，呈请核定。兹谨分别大小四号制造尺寸，各绘图二十张，呈请宪台转咨海军衙门、总理衙门查照立案，并咨行沿海、沿江各省关，照会东西洋各国一体知照。”这份档案的一大珍贵之处是揭示了龙旗的制作方法：用黄色羽纱制旗，用蓝色羽纱镶嵌飞龙。尤其珍贵的是，其后还附有大小四号龙旗的彩色图样（见图10）。这些图样与图5、图6的风格有着较大的不同，主要在于龙身相当细瘦。值得注意的是，1890年日本海军参谋部出版的《清国北洋海军实况一斑》一书中刊登的龙旗图样（见图11）与之非常近似。该书是一部详实的关于北洋海军的情报手册，不少内容已经超越了《北洋海军章程》与《北洋水师号衣图说》这样的清朝官方规章所载的范围，作者是时为日本海军参谋部大尉部员的安原金次。安原长期从事情报工作，1886—1887、1888—1889年分别在福州与烟台打探情报，是当时日本海军中有数的中国通。因此，该书的情报来源是较为可信的。
至于中国军舰悬挂长方龙旗的照片，笔者目前所见相对清晰的两张都属于清末海军重建时期。其一是下水仪式上的巡洋舰“肇和”。照片中舰尾龙旗的尺寸较大，但由于曝光问题，龙的图样只能分辨出轮廓。其二是航行中的巡洋舰“海琛”，其舰首、舰尾皆悬挂龙旗（见图12）。放大来看细节约略可辨，但仍嫌模糊。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两张照片中的龙旗图样与龙身细瘦的图10明显有异，仍接近图5、图6等图样。
另外可资参考的是长期在清末民初海关任职的英国人贺智兰（Reginald Hedgeland）收藏的一张照片（见图13）。该照片拍摄了金陵关所属的一艘舢板，船首悬挂的长方龙旗相对清楚，图样与图12较为近似。
接下来再看长方龙旗的实物。本文开头提及的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所藏龙旗即图1姑且不论，以笔者所知，目前来源最为可靠的实物是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掠走的两面北洋海军龙旗。尽管笔者目前只是在照片上得知它们的情形，但其入藏线索十分清楚，是不可多得的史料。两旗原藏日本海军兵学校教育参考馆（现为日本海上自卫队第一术科学校教育参考馆），1934年出版的《海军兵学校教育参考馆图录》刊载了它们的照片。但根据笔者2014年参观该馆的情况，当时所见公开展出品中没有这两面龙旗，不知其下落如何。
其中一面龙旗（见图14）的解说为“清国军舰旗/坪井浩五郎氏寄赠/坪井司令官于黄海海战缴获之清国军舰旗”。坪井司令官即黄海海战时为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司令官的坪井航三少将，坪井浩五郎为其子。鉴于黄海海战中未有中国军舰被俘获，笔者怀疑该旗更可能是在丰岛海战或旅顺口之战中被缴获的。另一面龙旗的（见图15）解说为“定远之黄龙旗/山肋正雄［胜］氏寄赠/明治二十八年（引者按：1895年）伊东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赠予时任长崎三菱造船所长之山肋氏”。“定远”舰为北洋海军旗舰，威海卫陷落前夕被自行炸毁，该旗显然是日本海军占领威海卫后缴获的。该旗中龙的基本形态与图14大体相仿，但造型有些自己的特点（如龙鳍很长）。这两面龙旗都是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时使用的，而图样颇不相同，可见龙旗在实际操作中是很难做到样式划一的。
四、简短的结语
经由以上讨论，已有较为充分的证据鉴定本文开头提及的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所藏龙旗的性质。在前文列举的各件图像资料中，笔者认为这面旗帜的图样与图14最为接近，而图中的龙旗来源非常可靠，是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使用过的军旗。因此，似可判定该旗确为晚清海军的军旗。作为这一鉴定的副产品，本文也系统梳理了晚清海军旗的图样问题，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目前论著与网络中流行的两种海军旗图样分别为法布雷托先生与方禾先生绘制，其中前者源自《万国航海旗帜》，后者根据《海军旗式及章服图说》，皆有所本，但与现实中的海军旗有一定出入。首先，清朝官方颁布的图样有前后不同之处。如将《海军旗式及章服图说》或1873年总理衙门札文所附图样与1889年天津军械局详文所附图样相比，前两者与后者风格迥异。其次，无论是三角龙旗还是长方龙旗，实际使用的海军旗图样也相当不统一，有些或许相当稚拙。即使不论来源不是十分可靠的样本，仅以日军在甲午战争时缴获的两面北洋海军龙旗而论，其图样也颇不相同。这应当是由于龙的形象不易标准化，加之当时的工艺技术所限所致。也就是说，图样的“应然”与实物的“实然”可能是有差距的。充分了解这一情况，对相关的历史研究或文博工作或有帮助。在收集足够材料的基础上，美术工作者也可以考虑重新绘制更加接近实际的龙旗。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0年第3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
篇幅原因有所删减，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