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访安来宁：平衡的世界，有没有尽头？| 三明治特稿
文/李梓新
一
我原本不认识安来宁。某一天突然收到他的来信：
“我叫安来宁，1984年生，是普华永道税务部的一个小经理，也是一个即将在2014年8月发表创作专辑的音乐人”
“我的创新在于工作和音乐之间的平衡，而且两个都必须要做到自己满意。如果工作不能做到出色那么收入将不能支撑稳定生活和音乐；如果音乐不能做到满意，则没有自我实现，没有动力做好工作……我的表演和修炼就在于每天的平衡。”
信里附了他的音乐人豆瓣小站。当我听到“横躺在淮海路上，上面的星，和头顶的光”（《北大荒》）这句歌词时，我觉得这是一个必须见的人。在上海，能把现实生活写入歌中，并唱得这么好的歌手，并不多见。
然后我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的一家湖南菜馆见到了安来宁。那是中午饭点，安来宁从新天地的公司匆匆赶来。在我的第一印象里，他穿了一件略显平庸的西装，配上白衬衣。在炎热的夏天，这仍然是他的工装。
我自己不穿西装的日子已经很久了，自从我在三年前离开那个跨国财经公关公司的所谓VP职位之后。我有时把西装当做一种身份的区隔标志，它和近几年风起云涌的创新者们似乎格格不入。
我还记得在我将要做“中国三明治”之前，有人推荐张向东采访我，我们约在三里屯的新元素。他到了之后，找不到我，尽管餐厅里那时只有一两个顾客。因为他不敢确认一个“创新者”居然还穿着西装——那时我还未从公关公司离职，到北京商务出差。
而当了创业公司老板的张向东自己穿着休闲棉布格子衬衣。他略有点为难地说：“好吧，我们还是采访一下吧。”
当我自己全职出来做中国三明治之后，我也脱掉了西装。对那些经常穿西装的人也有了一些距离感。但是安来宁却颠覆了我的想法。
我们见面的两个月后，在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我的名字叫安》的首发式，上海延安西路那个逼仄而光线昏暗的Live House “育音堂”里，安来宁穿着一件黑色立领丝绸衬衫——我曾经想象，作为一个摇滚乐队主唱，他会穿一件汪峰式的圆领T恤，上面印些愤怒的标语或者口号。
但，那不是安来宁。他说他已经不愿意穿着简单表达的T恤，“衬衫是选过的，可以明显区别于办公室的身份，又不像T恤衫那样显得没有仪式感”
普华永道个人税务经理，和一位出版个人专辑的摇滚唱作歌手之间的距离究竟有多大？安来宁用一件衬衫就把两者统一了。
二
安来宁每天早上从上海西站附近的家中出发，坐11号线到交通大学站转乘10号线到高大上的新天地湖滨路企业天地普华永道公司上班。巧的是，换乘站交通大学站正是他和乐队小伙伴多年来在周末排练摇滚乐的地方。那条通往郊区的11号线，像骨感现实的生活，而东西走向的十号线，则像是繁华无边的蔓延，直通往这个国际都市的金领所在地。
这是他工作的第八个年头。他是这座世界金融都市里的一位金融服务业的白领。他们通常埋头于高大上的办公楼里，企业名称的几个英文字缩写好像就是他们所有人的共同名字。里面每个个体似乎都面目模糊，没有具体的名字，或者也不需要个人名字。这是以标准化、严谨和专业服务著称的行业公司，个人色彩显然不是排在第一位的。
而乐手不是。从高中时开始听Beatles、Nirvana、Gun & Rose 的安来宁，自然明白一个乐队灵魂的气质所带来的决定性作用。
但这是在上海，一座正常人也有正常欲望的城市，和北京摇滚圈的草莽气质不同。乐队的每个成员都是和安来宁在上海西南郊松江大学城毕业，进入职场的白领。鼓手是前拜耳工程师，打击乐手在一家法国广告公司做视频剪辑。吉他手是室内设计师，他设计的上海嘉定图书馆项目得到过室内设计大奖。他们在贯穿松江大学城的文汇路为青春而歌的日子已经四散。2006年毕业的时候，安来宁写下了自己的一首重要作品《再见文汇路》，是一首英文歌。歌里唱道：
If you are traveling to Wenhui Road, where
the sunshine is blue and wind is light
Tell her that I’ll kiss her once again
with her long hair blowing, blowing in the wind.
他后来用文字回忆道：“2006年，我带着这首歌告别文汇路，被地铁公交送到茫茫人海，开始盘算着租房开始憧憬职场。那年你茫然无助却又装得老成因为你满怀期待。2006年的你告诉自己，总有一天你会有属于你的远方和心碎。”
幸好这么多年下来，尽管有人经常出差，有人生了小孩家庭责任重，有人事业上有了新方向，安来宁还能找到合适的小伙伴，维持一支乐队的日常排练。他们通常在周日下午，在一个上海华山路一个居民小区的地下室排练，避免噪音扰民。排练完毕，他们会在门口的小饭馆撮一顿。
也有些朋友放弃了。有个乐队成员刚毕业做广告行业，每月只有三千块的收入，租一个小破房子，生活特别苦。有一次安来宁去找他，他做饭招待了安来宁，饭后聊天的时候，他指着一个扁扁的枕头说，我就是用这个练鼓的。
四五年后，这位朋友发达了。有一栋别墅，有专门的房间，摆满自己的乐器。但是他不做音乐了，偶尔会晒一些照片，自己偶尔玩下。“其实我想他的心境应该是落寞的。”安来宁说。
安来宁能理解这些不做音乐了的朋友：“就像一起登山的队伍一样，有些人觉得太远，体力不支，有的人找到了更好的风景，他们都离开了。但是我觉得我继续走，不是因为有山顶的那个目标，不是因为大家以为的‘意志坚定’。 心中默念着信仰，一边泪流满面朝着山顶一直不停的走 -- 这条路其实不是大家脑补的电视剧剧情”安来宁说。
也因为坚持下来，他在工作数年后和颜旸在音乐上重新相遇。
颜旸是安来宁在大学城时一起玩音乐的小伙伴，曾经是一名出色的鼓手。毕业后在嘉定区的汽车配件公司工作了两年，还是觉得自己喜欢音乐，便加入了音乐演出经纪公司，还在上海最有名的Live House “Mao”担任店长。后来他专注经营自己的音乐厂牌“竹露荷风”——这个名字来自他在中学时创办的文学刊物。
在经历了和人一起投资Live House失败之后，“竹露荷风”却日有起色。颜旸在音乐演出公司和“Mao”积累的音乐人资源，使他能满足上海众多商业演出的需求。同时，他签约经营了一批小众独立音乐艺人，像曾经参加过《中国好歌曲》选秀的蛤小蟆。安来宁也加入了“竹露荷风”。
他们决定把安来宁大学里到毕业工作几年内的歌曲汇总，作为安来宁的个人第一张专辑发表，起名为《我的名字叫做安》。来自专辑里的一句歌词：“我的名字叫做安，在这个不安的世界。”
安来宁自己做这张专辑的“产品经理”，在专辑的文案中他写道：
“想把歌做成一张专辑可是，我们有多久没有像过去一样安静听完一整张专辑，对着歌词纸热泪盈眶？……在刷完朋友圈关掉屏幕的瞬间你是否有过，至少是一秒钟的失落？”
三
这样的文案，出自一位本科学金融，毕业后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年轻人，文字好得有些让人意外。实际上，安来宁从小就是文科生，物理化学都不及格，数学也不行，从没想过自己工作后会专门和数字打交道。
安来宁出生于天津宝坻区的一个医生家庭。小时候学美术，练竖笛，跟着表哥听各种磁带。父母双休日经常要上班，很多个周末他一个人在家就是这样在听歌和练习中度过的。
高一时，安来宁有个发小在组乐队，把吉他放在安来宁家，教了他几个和弦。安来宁从那时开始接触摇滚。
“后来开始听朋克，听金属，听更有冲击性的，其中特别喜欢歌词更有内涵的。会去研究、深挖Nirvana乐队的歌词里的意思，是什么背景下写的，Guns n’ Roses 乐队的Civil War前面是谁说的一句话，反应了什么样的思潮等。”
高中时生活比较压抑，每天都有朦胧的向往。安来宁写的第一首歌叫《一颗自由的心》，第二首叫《黑天鹅》：“闭上吧，你的眼，因为黑暗里没有遥远或短浅”那是一个少年闭塞在心里的一些冲突。
高中毕业，安来宁没有成为一个美术特长生，因为成绩好，他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正常”的升学路线，考上了在天津只录取四个专业的上海外国语大学，并阴差阳错地读上了金融。
大学里面，安来宁上课睡觉，下午五点钟回到寝室第一件事就是打开CD机，接上吉他，一首一首的去扒Beatles，扒Nirvana，扒Rolling Stone的歌练习。“那个时候我的课程才正式开始，所以我说自己是摇滚系的。”安来宁回忆道。
松江大学城是在踏入2000年之后逐步建设起来的远郊大学校园，是当时众多高校为了缓解校园面积不足，抓住“基建热”顺势而为的一种流行做法。这也让高校里的大学生生态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们往往远离富有历史文化传统的原校区，在钢筋水泥林立的崭新校区开展他们的象牙塔生活。由于周边配套设施尚未完善和交通的不便，学生们的课余生活更多是自娱自乐。
安来宁来到松江大学城的那年，只有两届学生。整个大学生只有一支乐队，而且配置也满员了。所以安来宁刚开始自己练习，慢慢地才组建起自己的乐队。每周骑40分钟自行车去和乐队会合，一起排练，喝酒，演出。
毕业的时候，找工作形势不好。大家各自的挫折遭遇也为安来宁的创作提供了灵感素材。安来宁自己也是从一家小会计事务所起步。刚毕业的那一两年，安来宁觉得自己面对很大的生活压力，音乐上也很迷茫，刚走上社会遇到很多冲突。
那时偶尔也会和朋友买醉。在东北菜小饭馆儿里的便宜白酒，一个潦倒的摇滚歌手，和同样潦倒的吉他手喝大了，躺在淮海路复兴路口数星星，仿佛看见了北大荒。
于是，他和朋友写下了这首广受欢迎的《北大荒》：
“我们都是贪婪懦弱的 豺狼
吃着我们的心的是那只 心上的羔羊
现在唯有酒精才能够 麻醉咱们的心脏
……
在北大荒 七个隆咚锵”
安来宁也想过去参加选秀节目，但又自我放弃了。朋友和他说，到新天地的酒吧驻唱，一个月可以赚9000多块钱。他又有些犹豫。到了2008年的时候，安来宁觉得乐队已经把美式音乐做得很好了，就去找了Cotton Club的老板。他提议我们可以在酒吧的非黄金时间段来演着试试。来的都是老外，我们就给他们唱乡村，布鲁斯，R&B音乐。
但是朋友的反馈是，一线酒吧的乐队都是白人乐队，不能是亚洲人，甚至都不能是黑人。不管什么风格，都是以白人为主导。因为顾客是西方人，他们对“自己的脸”比较容易认同。大家看到是一个环境，一个整体的形象。
安来宁听了感觉特别受打击。自己即使唱得再好，人家也不是打心眼里认可我们的。他开始思考，我们自己的根是什么，源自我们生活的音乐是什么？
“大家都在听西方乐队，于是就有一种生活在西方环境的错觉。仿佛每一天生活就是街边飘着面包、咖啡的香味，耳边萦绕着John Mayer的节奏布鲁斯调调。但实际上我们所过的生活是，每年过年还是回到老家，面对你的亲戚，每晚回到家吃的还是素浇面，排骨年糕，这才是我们的生活。”
2008年底，外部的环境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许多生活在上海的老外都回国了，上海的酒吧倒了一批，安来宁的乐队也没活可接了，乐队也只剩下了3个人了。“也正是这个客观事实迫使我们回归到当初的兴趣，在地下室开始进行音乐创作。”他的作品从这个时期开始转向了中文，而且更专注描写自己的生活。
2011年，安来宁换工作到普华永道，做个人税务方面的工作。那一年，他买房、结婚，终于开始过上稳定一些的生活。他才明白其实自己想要的就是一个平衡的生活，像一个民间艺人一个作出自己想要做的音乐形式。
他越来越融入于自己的工作，升任到部门经理，经常同时管着几个项目，却也经常在埋头财报的时候，忽然一串旋律就闪过脑中，马上把它记下来。甚至有过立即请假打车回家写歌的经历。 他的歌也更多描写了在这个社会中为数众多却面目模糊的中产白领阶层的生活状态。
“上班也混混 上学也混
上网也混混 上床也混
混就是生活在别处啊
……
混就是生活迷了路”
——安来宁《混》
还有父母这一关要过。有一次安来宁放假回家。父母对他说，不要搞乐队了，建议把精力放在工作上。
2012年，安来宁的父亲在网上搜《再见文汇路》的歌听后，听着听着就哭了。到了2014年中，正值普华年会，安来宁在3000多名同事面前表演《混》，还把歌词改成对应财务工作的版本。到家已经11点多了，回家发觉来照料孙子的老爸拿着两瓶啤酒在等他。“那个时候，我知道爸爸是真理解我了。”安来宁说。
审计的工作，也慢慢改变了安来宁的性格。五年前他刚工作的时候，好朋友说他不适合这工作。五年之后，安来宁做了一个权威性格测试，结果居然说他的性格最适合做的工作就是咨询。
“我似乎在和工作的肉搏中被改变了。但每天醒来最怕的还是变成自己曾经不喜欢的人。”安来宁面对测试结果这样说。
四
2014年12月初的这一天，我约安来宁在新天地见面，也是想看看他工作中的状态，顺便了解多一些他的工作。
安来宁穿着一件商务型的羽绒服，里面是一件正式的白衬衣。看上去是一位有为的商业人士。
我们在新天地附近的一家闹中取静的小餐馆见面。他说这里比较安静，适合聊天。他对新天地很熟悉，每天看着这里林立的高楼，来来去去的西装革履、举止小心翼翼的优秀大脑，以及日益壮大的商业，不断在新开的几家奢侈品店和购物广场。“普华永道新的办公楼在这里准备，把原来在陆家嘴办公的那部分同事也迁过来。”
我一直对安来宁在普华永道的工作具体内容不甚了解，以为个人税务经理这个有些乏味的头衔背后，是大量的报表和数据里面。但听他细说，才知道这个工作其实很有意思。
他帮助外企高管处理高额工资、奖金的税务问题，在不同的国家地区的政策下怎么计算，是否需要双重征税等等。他从高管薪酬的变化也看出跨国公司行业重心的变化。他也遇到过艺术家、运动员、电影制片人收入的税务问题。他最近正在研究创业公司的股权结构以及股权激励方案安排等问题。
这些在我看来都是非常专业的技能和知识，而且在我看来，在这个彰显个人能量的时代，个人的财务税收比公司财务更加有意思。我甚至能看到安来宁在将来为高净值人群提供独立的财务管理咨询的可能性。
无疑，安来宁是我见过的最能平衡白领和音乐人两种角色的年轻人。在这两条道路上，安来宁都正处在方兴未艾，蓬勃发展的阶段。命运让这两种技能神奇地交汇在他身上，而他正努力保持两者的平衡。
颜旸则觉得这种平衡迟早会有被打破的一天。他说，只要安来宁的有一首歌红了像宋冬野的《董小姐》那样，他就会面临做出终极选择的时刻。“想把两个东西都做好，反过来讲可能会两个东西都做不好。”
在《我的名字叫做安》专辑发表之后，颜旸也帮里面的歌曲进行了一些宣传推广。比如进入了供全国各地广播电台选用的歌库，也参加了“东方音乐风云榜”等音乐榜单的打榜，一度排名还不错。但是颜旸觉得专辑本身还没有做到极致，追求平衡的安来宁还是有点“收”，没有锋芒毕露。
安来宁承认专辑出来之后的宣传期让他一度有些迷失，“经常会去关心自己的歌在榜单的位置，而实际上，出这张专辑就是想让自己和过去几年告别，重新出发。”
歌迷的呼唤也让他心动，他在2014年晚秋初冬之际，到华东各地做了巡回演出。答应巡演是因为他觉得利用这个机会，可以让乐队在路上排练新歌。
事实证明这只是美好的愿望。乐队成员在周中结束工作之后，周末一早开着乐队吉他手的“大众途安”汽车出发，赶到演出地点。远一些的城市比如黄山和温州，要开上五六个小时。路上也很难排练，回到上海通常已是深夜，还让安来宁多了一份周末不能陪孩子的愧疚。于是他决定2015年不再参加巡演，开始整理排练新歌。
安来宁的新唱片已经准备了近十首歌，却还一直在打磨着。他不是处女座，却有处女座的细致。筹备了一年的第一张专辑的设计稿和文案，在最后一刻还被他推翻重做。最后做成了白纸黑字的极简包装方案。
现在，他的歌曲比以前描写大学校园青春岁月有了更多的社会性。他用手机翻出一首诗给我看，说这是他朋友的作品，最近正在将它谱曲。
我一看，诗的名字叫：《被春天枪决的花朵》：
“我知道 你就坐在那里
等着春风把石头吹开……”
颜旸认为安来宁的歌有味道，比一般的年轻歌手有内涵。“事实上，我们现在签的新歌手都断档了。90后不会花那么多功夫练琴，写歌，很多人是为了‘红’，而不是为了自己去创作。他们没有足够的积淀让我们觉得要签他们。安来宁代表的是典型的80后一代的特点，他是入世的，和社会保持接触，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我和他就特别有共鸣，每首歌我都能听出里面的故事来。”他认为现在安来宁的歌正在变得越来越犀利。
现在，安来宁做一场商演的价格大概是5000元，而出一张专辑要花上6、7万元，“竹露荷风”在贴补这些独立歌手的发展。颜旸对这位老朋友的发展还是很宽容的。“有打破平衡的机会是好的，如果没有机会打破，就说明安来宁没有大红大紫。”他们都清楚在上海这样的音乐环境里，要有足够的耐心。
“北京是100个歌手里面选10个，上海是10个歌手里面选1个，差不多是这个情况。”颜旸对上海的音乐市场有清晰的认识。
我觉得，安来宁以后可以一边做独立咨询，一边做独立音乐。他却说：“我家人不希望我太出名， 踏入太多的名利场。我更想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去影响我身边的、这个社会上的同龄人。”
他和他的乐队伙伴大抵都是如此的心态。或许这是北京和上海两座不同城市的气质对玩音乐的人的影响。我希望他们以后到了快退休的时候，还能像Eagles乐队那些老家伙再开个巡回演唱会。
（文章部分综合了三明治报道者边勋、陆莹斐之前对安来宁的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