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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出柜的时刻，他们和父母之间发生了什么？ | 破茧034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的第三十四篇发表文章，吴楠写了三个出柜的故事。当他们推开柜门，将真实的性取向展示在生育抚养他们的父母面前时，是不是反转了柜子，用同一扇柜门关起了父母？
文｜吴楠
坐在刘乔木另一侧的是一个男人。男人紧抿着嘴唇，竭尽全力地压抑着自己。
刘乔木不知该如何安慰女人，他结实的身体随着女人的推动，摇晃着。他扭头望向男人。可男人似乎不想有目光上的接触，直直地盯着前方空气中某个虚无的存在。
刘乔木终于忍受不了这一切。
他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从坐在自己两侧的女人和男人之间挤了出来。
他微微地停顿，忽的，他因为紧张而绷紧的肩卸了下来。
他把明亮到刺目的灯光、嘶叫到刺耳的哭声、压抑到刺痛的空气，统统关闭在门外。让自己缩在一团黑暗中。
刘乔木极为熟悉这个房间里的摆设，黑暗中依然能够准确地找到床铺的位置。
这里是他的家。门内是他的卧室。门外是客厅。客厅里沙发上坐着的一男一女，是他的父母，他们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发泄着自己一时间无法接纳的压力。
“我终于出柜了。”刘乔木对自己说。
“这是我的家吗？”刘乔木问了自己最后一个问题，精疲力竭地昏睡过去。
刘乔木
“我怕别人知道我是一个基佬。”
刘乔木清楚地知道自己喜欢同性后，不敢交贴心的朋友，话都不敢多说。
“乔木，等下去游泳啊？”“好。”“衰哦！忘带泳裤了。”“哦。”乔木不敢问那天还去不去游泳。他怕多吐几个字，就会被发现自己的秘密。
在家里，父亲总是冷静得不带情绪，母亲偶尔会对刘乔木说，“你过来。”刘乔木知道，母亲让他过去的地方只有客厅。父母的卧室是不能轻易踏入的禁地。多半是母亲和他肩并肩地坐在沙发上，父亲间或加入其中。父母一边看着电视一边交谈，刘乔木只是听着。
母亲会忽然转过头对他说，“你最近打游戏太多了。”他点点头，“嗯。”大家又继续看着电视。
他没有想过，简单的两个字，是向父母证明些什么，还是渴望得到更多地支持，抑或仅仅是倦了目前的生活状态？也许离开了成长的城市，脱离了父母身边的安全区，在两千多公里外的北方“冒险”读着大学，封闭的世界也会忍不住地探出触角。 刘乔木开始收集与同性恋有关的资料，诸如在精神疾病中已将同性恋排除、同性恋名人明星的故事、同性恋电影……在整整收集了一年之后，依然有太多需要吸纳的信息。
在这一年里，刘乔木一次又一次预演着的，是说服父母接纳，更是说服自己接纳身为同性恋的事实。
思维是什么？是禁锢在不同躯体内的灵魂，还是不可能契合与融合的想法？
刘乔木在思维的疆土里是跨着骏马驰骋的勇士，在唇舌表达上是安静的泥胎。他拼命地吸、用力地呼，他张开嘴巴。
刘乔木以为他哑了。
“你看没看《断背山》？强烈推荐！”室友对刘乔木说。
刘乔木心动了一下。“既然他连电影《断背山》都能接受，也许也能接受我是一个同性恋。”他这样想，“而且我应该试试出柜，免得在父母面前乱了手脚。”
吃过晚饭，刘乔木约这位室友去散步。平日，宿舍活动就是去临近的公园散步，室友并未多想。刘乔木则一路上都在寻找机会。
“眼看着就要走到公园的另一个大门了，那里人来人往的，一旦室友接受不了，叫嚷起来，我会被路人侧目的！”刘乔木咬牙将室友拽到健步道旁的树荫下，借着傍晚似明将暗的光，吐出那句排演了几百上千遍的台词，“我是GAY。”
他松了一口气。
回宿舍的路上，室友问了有关同性恋的角色、交友的问题。“他既没有特别关注，特别积极地问这问那，也没有拒人千里之外。”刘乔木觉得这样很好。
刘乔木决定乘胜追击。通过聊天软件向另外一位室友出柜。“我是GAY。”刘乔木说。“我也是。”室友回复过来。刘乔木愣了一下，“我真的是GAY。”“啊？我以为你在开玩笑。”
室友依旧和刘乔木一起去洗澡、一起去食堂，甚至和刘乔木一起参加了“签名撑同志”的彩虹旗签名活动。
“他们接纳了我，不费任何力气。”刘乔木很满意。
2
世界上没有两片同样的叶子。
刘乔木在向室友出柜时，何博成刚刚离开云贵高原，来到这座位于肥沃黑土平原之上的城市。刘乔木说，他选择这座城市，是想看雪、看北方的男人。何博成说，他只想远远地离开故乡。
父亲受尽了病痛的折磨而离世。何母在何博成读大学后重新组建了家庭。“我从来没把那个男人当做自己人。”何博成斩钉截铁地说，“虽然他对我妈、对我，都还不错。但就是没办法。”
在出柜之前，何博成从未仔细考虑过这件事。
作出这个决定时，何博成离开何母还没有超过一年。
“没什么事我就睡了。”何母说。
何博成想，“她要是睡了，我不就白费这么多力气了吗！”
何博成心里一急，嘴上直接就说出了，“妈，我是同性恋。”
“你是啥？”何母不知道是没有听清儿子的这句话，还是听清了却反应不过来，马上追问了一句。 电光火石间，何博成哭了。
听到儿子的哭声，何母的睡意一扫而光，“别哭，你咋了，你说。”
何博成一边举着手机，一边在小花园里哭着。他哭，不是因为生为同性恋有多么辛苦，而是因为他没有给何母任何缓冲的余地，把何母逼到了死胡同里。 天赋人权。
在这份权利中，既包含了生而为人的生存权，也包含了享受性爱的性权。在父母的眼中，自己的孩子理所当然地应当喜欢异性，应当与异性发生性爱。这份“应当”如此的理所当然，成为了父母与子女间的柜门。
谁该入柜？
是性少数的LGBT群体吗？可是，当他们推开柜门，将真实的性取向展示在生育抚养他们的父母面前时，是不是反转了柜子，用同一扇柜门关起了父母？ 何博成为此而哭。
他不知道说“对不起”有没有用，他不知道说“对不起”时，何母是否能够明白，他抱歉的不是因为自己是同性恋，而是因为伤害了何母。
“别哭，只要你幸福快乐就好。”何母从儿子的呜咽中听懂了他的意思。
听到何母的这句话，何博成觉得一直乌云密布的天空晴的透亮。他却不知道，其实这只是黑夜中短暂的极光——虽绚烂，却虚幻。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何母最担心的是“同性恋会得艾滋病”。何博成不断地告诉何母，这是对性少数群体的一种污名。
何博成一边获取同性恋正面信息，发送给母亲看，一边加入了名为爱之援助的NGO组织。“我想让我妈更多地了解同性恋，我首先要充分地了解自己。” 2013年的夏季，何博成回到何母身边。
母子二人经常在晚饭后漫步聊天。
走累了休息时，何博成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掏出了智能手机，打开了同性恋交友软件。
“妈，你看这个人是我。”何博成蹲在何母身边，指给她看。何博成告诉何母，他和哪些人是好朋友，又有多少人在关注他。
何母看到交友软件上一排排的照片，沉默了一会。然后问，“你就通过这个来找男朋友吗？”
何博成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何母问何博成，“要不要告诉你的继父？”
何博成没有多想，直接拒绝了。
他不愿让“不相干”的人知道他的私事。
何博成有着男人的强壮体魄，却有着一颗细腻的心。他担心着，如果继父知道他是同性恋，会怎样对待何母呢？
二十多个月的时间里，何博成一直在做着出柜这件事，不断地给何母讲解到底什么是同性恋。原本他以为，出柜就像一首歌里唱的“折子戏不过是全剧的几分之一，通常不会上演开始和结局”。超乎何博成预想的是，出柜是一项耗时费力的漫长选择。
何博成
就如同恋爱是两个人的事，出柜是子女与父母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事。
在刘乔木努力想出柜却不得法时，熊林却要先让母亲弄明白一件事：“同性恋”是什么意思。 熊林的性格、言谈，远不如她的外形那样帅气。更准确地说，当了二十多年乖乖女的熊林尽管认定了自己喜欢同性，却还没有完全掌握如何从内到外让自己感觉起来是一个潇洒的女同性恋。熊林充满了温柔的味道。
熊林从明白男女之别开始，就在熊母的要求下，穿着带有花边的衣服。这些衣服多半是姨妈家的孩子穿过的。
熊林极度厌恶这些女性化的衣服。她上了高中穿上校服后，感觉系着领带的校服非常帅气，巴不得天天都能穿。而其他女生则是能不穿就不穿。 熊林的青春期是在父母争吵的焦虑中、在胸部发育的厌恶中、在生怕别人知道自己是同性恋的担忧中度过的。
尽管她也会为和暗恋的女生坐在一起看学校组织的电影而兴奋，尽管她也会为和要好的女同学一起去洗手间而窘迫，但她还算伪装成功地度过了整个学生阶段。 姨妈开始接二连三地给熊林介绍男朋友，她总是不征求熊林的同意，就把熊林的联系方式告诉男方。男方极为主动地联系熊林。她仿佛无处躲藏的猎物，在姨妈和男方的围剿下惊恐地奔逃。
甚至熊母也会三不五时地劝她，“我看这个男的不错，你和他见一面吧！” 熊林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她看到了某知名主持人的一期节目，在节目上有三位和熊林遭遇相似的女同性恋者谈到了出柜。
熊林清晰地记得那是一个中午。看完这期节目后，她思考了大约五分钟，“如果我不出柜，我就要结婚。可是我不想和男人结婚，不想和男人发生性关系。所以我要出柜。”
熊林走到熊母的房间，对正躺在床上的熊母说，“妈，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熊母见女儿如此严肃，忙坐了起来。
“妈，我喜欢女生。”熊林说。
熊母听完这句话，并没有当回事，“喜欢女生？你身边的朋友还少吗？”
熊林一时词穷，“妈，我不想和男的结婚。你和不喜欢的人结婚，不是很痛苦吗？”
这句话母亲听明白了，“没人会逼着你结婚。还是要和自己喜欢的人结婚才行。”
熊林忙说，“妈，我不想和男的结婚，我只想和女的结婚。”
母亲再一次糊涂了，“女的和女的能结婚吗？” 熊林说，“那天我的确出柜了。可是我妈没明白我说的‘喜欢’是什么意思。”
在中国的传统教育中，父母不知道如何和子女谈性，常遭诟病。实际上，子女同样不知道如何与父母谈性。特别是当父母受教育的程度不高，或者年纪偏大时，隐晦地用一些词语来代替“性”，往往并不能起到明确的效果。
也正因为每个性少数的父母的情况不同，所以接纳出柜的程度不同，作出的反应也大相径庭。
熊林用“喜欢”来代替“性爱”，显然没有达到她的初衷。 熊林花了几乎半年的时间，来和熊母沟通同性恋这件事。
“妈，在你面前站着一个什么也不穿的男的，和一个什么也不穿的女的，你看哪一个？”熊林问。
“我这么大年纪，谁也不看！”熊母回答。
熊林只好继续努力，“妈，你就当你自己二十岁，你看哪一个？”
熊母说，“那我哪好意思看啊！”
熊林又说，“妈，没人知道这件事。你大大方方地看，你看哪一个？”
熊母这才说，“我当然是看小伙子了！”
熊林告诉熊母，“我看的是女的。我喜欢女的。”
熊母似乎明白了。 然而过了一段时日，熊母又问道，“你喜欢女的，那你不结婚啊？”
熊林反问，“我喜欢女的，怎么结婚啊？”
熊母有些哀伤，“你不结婚的话，也不能生孩子，那你和别人都不一样，将来别人怎么看你！”
熊林安慰母亲，“妈，你和不喜欢的人结婚，虽然有了我，但是你快乐吗？”
提到和不喜欢的人结婚，熊母深有感触。所以，她没有再就这个问题继续追问。 但过了一些天，熊母又会把同样的问题再问一遍熊林。 一天，熊林和母亲散步的时候，遇到了一位邻居。邻居关心地问熊母，熊林有没有男朋友。熊母说，“她是同性恋，她能有啥男朋友。”邻居听完，脸色就变了，打量熊林半天。熊林很有礼貌地说，“阿姨，我是同性恋，所以我不想找男朋友。”那位邻居听到这句话，忙快步远远地走开了。
后来，姨妈来熊林家吃饭时，姨妈说又给熊林介绍了一个男朋友。熊母马上打断了自己姐妹的话说，“让熊林自己和你说。”
熊林只好告诉姨妈，她是一名女同性恋。
然后，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熊林除了要不断地告诉熊母之外，还要告诉姨妈，她坚决不和男人结婚。 直到目前，熊母还会偶尔问问熊林要不要考虑结婚，但熊林已经可以和熊母谈谈她喜欢的女生。熊母时不时还会埋怨她，“你喜欢就去追啊！不然你总是一个人。”
但至少，熊林的姨妈已经不再给她介绍男朋友了。
而此时距离熊林第一次和母亲出柜，已经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熊林不断地在熊母面前重复着她是一名同性恋这件事。
熊林
刘乔木在收集了一年多的资料，自觉仍未准备充分时，父亲说了一句话，“我虽然不是一个尽善尽美的父亲，但希望自己的小孩在我面前不必掩饰，可以真实地做自己。”
刘乔木被这句话打动了，决定先向父亲出柜。
刘乔木预设的是，父亲接受后，再联合父亲说服母亲。或许，在意识深处，他认为女性是更柔顺也更容易接纳异己的。 刘乔木挑了母亲不在家的一天。
吃过晚饭，刘乔木把父亲请到客厅里。父子二人坐在沙发上，就像从小到大的那样。而此刻似乎又有一丝不一样的意味：两个男人，一老一少，肩并肩地坐着。
他的声音很小，小到连自己都怀疑父亲是否听清。他瞄了父亲一眼，父亲一如往常地看不出喜怒哀乐，神情平和。刘乔木知道，父亲一生坚持控制情绪，认为只有冷静下才能做出正确的抉择。
接下来该说什么呢？刘乔木抖着手，从裤袋里摸出手机，打开记事本，上面有事先一个字一个字输入的话。
“那个时候我不会沟通。”刘乔木说，“我写了一个演讲稿，向我爸演讲，告诉他我是一个同性恋。”
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里，父亲一直安静地听着。
父亲结束了刘乔木那一天的出柜。 刘乔木兴奋极了。在他看来，他向父亲出柜已经成功了。却忽视了父亲没有询问他，他是同性恋的生活。也许父亲在独自面对孩子是同性恋时，是无力也无法做出任何决定和判断的。父亲等待的是不作任何预设的未来。刘乔木期待的是理想主义的画卷。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父亲一如平常。刘乔木知道，父亲是绝不会和母亲提起这件事的。
傍晚，父亲对刘乔木说，“等一下你自己和你妈讲。”
一家三口，刘乔木坐在中间，一侧是父亲，一侧是母亲。
“妈，我是同性恋。”刘乔木对刚刚坐下来的母亲流利地说出这句话。
母亲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她自然是知道什么是同性恋。她只是不能确定，坐在自己面前的儿子怎么会是同性恋？儿子看起来非常正常，一点都不女性化，为人善良，头脑聪明，怎么会是同性恋？
“你说什么？”母亲的声音似乎没有变化，但却夹杂着怀疑、急切、惊恐。
刘乔木在重复这句话之前，转头望向父亲。父亲的表情还是很冷静，目光直视前方。前方摆着的不过是一台电视机罢了。
“妈，我是同性恋。”刘乔木第二次说出这句话时，感觉自己是硬着头皮挤出来的。 母亲一下子迸出了眼泪。
刘乔木完全没有预料到会是这样的情景。他仿佛输入了程序的机器人，开始背诵之前对父亲说过的话。这一次虽然流畅，但刘乔木的心惊恐得四处奔逃。
“你走开！你不要和我讲这些！我不要听！”母亲终于忍不住，大声地叫嚷起来。一边嚷，一边推开刘乔木。
刘乔木不曾见过母亲如此失态。他的整个思维都跌入了窒息中。 刘乔木不知道母亲失态了多久，他甚至都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说完了事先准备好的演讲稿。
他听到，母亲哭喊着对他说，“明天去看心理医生！”
他的父母不知道，刘乔木因为同性恋的性取向早已独自看过心理医生，而且得到了心理医生的支持和宽慰。 刘乔木联系了昔日的心理医生，并在当晚就发了短信息给医生说明了前因后果。
他缩回到自己的卧室。
他缩回到自己的青春期。
他不敢缩回母体。
他不敢说他怕。 5
刘乔木的母亲显然知识储备丰富，而且更加强势。
“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心理医生开始疏导，“但同性恋这种性取向和父母的教育方式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看着母亲痛苦的根源并不是自己是同性恋，刘乔木的内心轻松了一些。
从心理医生的诊室走出来，母亲的情绪好了很多。
大概过了半年多，母亲偶尔会提起单位里一位举止女性化的同事，然后问刘乔木，“你说，他是吗？” 直到一次，母亲和刘乔木通电话，刘乔木才得知，父亲开始考虑再生一个孩子。
“我的父亲看起来很冷静，但是他一直都很纠结。”刘乔木说。
“因为我不能结婚，也不能生孩子。”刘乔木说他并不在乎，甚至他帮助父母查找试管婴儿方面的信息。
自己生下来就肩负着繁衍血脉的任务，不知道刘乔木面对这样一个在二十二岁时才恍然得知的信息时，心情究竟是怎样的。 时至今日，距离刘乔木第一次和父亲出柜已经过去两年了，刘乔木的父母依旧偶尔会问起刘乔木是否能接受女性。
一次，刘乔木的父母对他说，“不如你找一个女同性恋者假结婚，然后生个孩子。这样既可以对亲戚有个交代，我们家也可以传宗接代。”
刘乔木在出柜时，母亲逼问他是否完全不能接受女性，他胆怯地回答可以接受一点。这样一个被逼无奈、口是心非的回答，无疑给他的父母了一丝希望与幻想。 “我想我的出柜还算是成功的。”刘乔木这样评价。“因为我看到很多报道，说有一些孩子出柜后，被父母监禁、捆打、施暴，甚至赶出家门。所以，我觉得自己是成功的。”
而年龄超过四十岁的同性恋们则不认为出柜是必要的。在他们看来，只有那些需要从父母身上获取自信的年轻人才需要出柜。“我现在可以养活自己，甚至还有自己的事业和男友，我的父母不会在意我究竟是不是同性恋，或者我结不结婚。”一位四十五岁的男同性恋者这样说。 可惜的是，刘乔木并没有听到年长同性恋者的这句话。此刻，他正看着手里的机票。
这是一张既厚重又单薄的纸。
这张机票是刘乔木的父母送他的，是一份在他的留学英语考试成绩合格后得到的礼物。
如果上面印着的目的地是美国的某个城市，意味着刘乔木获得了父母的资助，将离开故土，展开向往已久的留学生活，去攻读心理学硕士学位。
然而，单薄的纸张上印着的目的地是南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之一。 “我要回家了。”刘乔木说，“我大概可以自学心理学，并不一定需要离开中国。”
刘乔木的头发有些凌乱，或许是连日整理行李得不到休息的缘故。
刘乔木即将离开他曾期待看雪的城市，回到父母的身边，从事父母安排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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