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万千
8月6日，北京王府井大街，走进五星级商务酒店华侨大厦就可以看到一块旋转楼梯旁一块告示板上写着许荣哲“写作入门，3分钟讲出好故事”的指引。这场讲座在周末连开两天，售价2200元，70个名额很快售完。
许荣哲是何许人？百度搜索“许荣哲”的话，就可以看到他的诸多头衔：台大生工所、东华创作所双硕士，曾任《联合文学》杂志主编，现任耕莘青年写作会文艺总监、四也童书出版社总编辑、新北市大河文化协会副理事长。在他的简体中文版《小说课》的宣传上，把他定位为“70后最会说故事的人”。
“故事”这两个字似乎在这几年大有成为一种新文化魔咒之势。无论是品牌方，还是小创业者都对拥有“讲故事”这个能力趋之若鹜。
在许荣哲的课堂上，大部分学员都展现出了极高的热情：每当播放到一个新的幻灯片时，台下立马举起了上十只手机，甚至当课程中间播放到一段影片的时候，还可以看到有人也在用手机录制视频。不少来参加活动的学员还是从外地专程赶过来的，拖着皮箱到教室里。
每次当出现休息间隙的时候，一批学员们就开始三三俩俩沟通，互加微信。如果你的耳朵足够敏锐的话，你能够在里面捕捉到：互联网、大电影、打通渠道等词语。而许荣哲的讲台上则被另外一批学生团团围住，找他签名，或者继续追问上课过程中讲到得某个知识点。
在我见到许荣哲的时候，他非常客气，先给我递上了他的名片，上面写着他自己电影公司的名字“走电人”。他穿着一件两年前曾出现在采访照片中的红色polo衫。个头不高，但身躯好像充满能量，连续讲了两天课下来，声音一点儿没有减弱或沙哑。
对于大部分大陆读者而言，许荣哲更像是一个空降过来的“讲故事大师”。他的小说创作教本《小说课》一、二最早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和罗辑思维合作做限量定制本，在第一天就卖出了8000本，出版社立马加印。而小说课这个讲座第一期招募了200人，后两期各招募了70人，基本全都报满。还有学员在参加完第一期后，又报名参加了第三期。
相比起一门心思扎入文学世界中的作者而言，许荣哲的写作经历非常发散。从最开始学理工，到跑去学编剧，再后来去写小说，接着在绿光表演学堂教剧本，后来又成立自己的电影公司，在各地做演讲。
24岁对于许荣哲来说是个重要的人生转折点。虽然大学本科学的是理工科的专业，但是他自认为没有科学的严谨性，想要逃离理工的世界，于是出去报班学习编剧。在这之前，他和文学的联结只在于参加学生联谊的时候，会手写信件邀请女生，“我一般都会去铺陈一个情绪，铺陈一个故事，最后和她讲说要不要去联谊。”
在编剧课堂上，许荣哲意外地发现原来松散的自己忽然有很强烈的自学兴趣。老师上课的时候提到一部电影，哪怕只说到一个名字，他都会立马把电影租来看，而且看完还会做观影笔记。
可是想要一开始就在编剧界成名比较困难。因为编剧有点像是一个先发投手，之后还要有中继投手、终结者的配合才能把作品完整呈现。许荣哲说他在这个时候耍了一个“小聪明”，开始转向写小说。因为那时候台湾的文学奖项很多，许荣哲参加了不少文学比赛，拿了不少奖。
许荣哲说，那三年时间里，“我基本都在靠得奖的奖金过活”。有一年，他大概得到了超过50万新台币文学奖的奖金。
后来因为作品刊登在报纸上，有出版社找到他开始出书。再到他正式加入出版社工作，才算是走上了职业写作的道路。
不过出版社的工作并不完全如愿，他之前一直是个夜猫子，可是在出版社工作之后，繁杂的工作让他每晚回到家之后，因为太累而没办法写作。
有一天，他异想天开去买安眠药，想借此调整自己的作息习惯。药店老板骂了他一顿，因为卖安眠药在台湾是犯法的。后来，他只好买了相当于轻微安眠药的镇定剂。就因为那天吃过一次镇定剂后，许荣哲发现自己的作息从此全部更改，几乎每天都是四、五点钟起床，开始写作或相关工作。
《小说课》这本书里面的文章原本是他为一个报纸写的专栏，在集结出版之后，受到台湾中学老师的热捧。从那个时候开始，有出版社找他去学校演讲。到后来，平均一年许荣哲会做300场以上的演讲。行程紧张的时候，一天会跑遍台北，台中，台南三个地方演讲。
他很享受自己作为“讲师“的身份。他觉得这也是一种天赋。在他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有次，他在听一个台湾知名翻译家讲课。翻译家在上课没多久之后就开始把课堂的主导权抛给学生，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由他来解答。语毕，教室里出现了长达五分钟的沉默。许荣哲当时就和身边的同学说，我以后讲课肯定不这么讲。
他现在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教书的情景。那时候研究所有一位老师让许荣哲到大学部去教“小说创作”这门课。开始上课时，他看到他的老师靠在教室外面的栏杆抽烟。“他其实不是真的在抽烟，只是一边听，我到底在教什么。我永远都记得那个画面，就是他在旁边边抽烟边听我上课，然后抽着抽着，十分钟之后他就离开了。再也没有回来过。后来那个课就一直由我继续上了。”
在许荣哲的课程，他会教授学生一个讲故事的公式，然后让他们在“3分钟讲出一个好故事”。在面对这样的教授方式是否功利的质疑时，许荣哲说他在上完课后会告诉学员，他们学到了一个三流的公式。听课的学员会有错愕，但接着，他会解释：凡有公式必是三流，而之所以要学三流的公式是因为他们还不入流。“任何公式的东西只是让你更快一点抵达。”
现在这个时代，写作者所面临的冲击和诱惑愈来愈多。有些人认为一个写作者不得不去做其他工作，是因为他的才能不够，没有办法在纯文学的道路上走下去，所以不得不开枝散叶。但也有些人会认为，这是写作者在当今社会复杂的职业结构下，拥有一技之长而生活得更加如鱼得水的生存状态的体现。
许荣哲说他从第一天接触文学的时候，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写作者了。“文学是相对而言比较寂寞的，可是我天生耐不住寂寞，所以会被其他一些东西拉走。我只能说，个性使然。”在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的后序里，他写道这么一句话，“走在文学的道路上，我注定是要失败的”。
这两年，他和台湾文学馆合作在做桌游推广的项目。“如果要在桌游和文学之间做一个有效的联结的话，它还是和故事有关。”除此之外，许荣哲还在迎接一切可能，期待着下一个和故事相关的全新挑战。
有一次他的太太追问他，你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许荣哲回答说，我的目标是努力。
一般人都是有了目标再去努力，可是许荣哲觉得自己做每件事情都很有兴趣，“所以有时候我只能说，我还在挖掘到底对什么东西是有兴趣的。可是严格讲起来，我做的那些事情基本上都和故事有关”。
他的大女儿三三从两岁就开始就每天在追着爸爸要听故事，无论是刷牙的时候，还是睡觉的时候。
“对我而言，那是一个更可怕的天份，我到24岁才有一个自我去找故事的动力，可是她这么小就一直在找故事”，许荣哲说。
三明治：你怎么看待自己职业生涯中，不同的角色的转换？
许荣哲: 我觉得基本上是这样，我本来是想要去做编剧，然后去写小说。我本来写小说的，后来开始教人写小说，现在自己在弄电影公司。对别人而言，许荣哲是个不认真的人，他一直在变换。但是这些东西我都有兴趣，所以对我而言，角色转换的过程我很享受。
三明治：你在讲课的时候会教学生故事创作的原型以及三分钟写出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是在你自己的创作过程中，是不是还会有瓶颈?
许荣哲: 会有。因为任何公式、任何归纳只是让你比较快，不太容易迷路。就是说，如果你告诉我一个故事，有一种偏颇，我能立刻告诉你问题出在哪里。可是让我看我自己写的文章，找出问题来就比较难。这和人不可能把自己举起来的道理是一样的。
我一直在教别人东西，可是你说到面对自己的东西，就真的，会有那么清楚吗。我觉得，或许会比别人清楚一点，但是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多盲点。
初学者可能会先按照公式走，可是我就是相反，会先顺着自己的感觉走，然后走到卡住了，会去想一下，如果我有一个老师叫许荣哲，他看到我这样写的时候，会有什么意见？那个时候，才会拿出套路或者公式来核对一下我是不是缺了某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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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其实很多会写小说的人，不一定能教好别人写小说，你是怎么搭建起这个桥梁的呢？
许荣哲: 我觉得应该讲我的理工训练影响很大。我有一个很强的逻辑感，对别人而言，看到一个作品的时候，看到的是感动，一个情感的波动。对我而言，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就会想，哎哟，这感动是通过做哪两件事情得来的。
所以，很多时候家看电影的时候会说，不要告诉我结局，我想要享受那个观看的乐趣。那我刚好相反，我想知道知道结局，然后我看那个电影的时候，我就能知道原来这个地方是伏笔。在这个过程中，我所得到的乐趣不是结局的乐趣，而是怎么布这个结局的乐趣。那因为我的逻辑是这样，我喜欢的东西都是这样，我就能比较容易捕捉到这个讯息。就像我今天课程最后讲的那句爱因斯坦说的一句话，“我并不是多聪明，我只是和这些问题相处得比较久。”因为我习惯用这种模式去面对作品，所以我确实就比较容易掌握到这个作品的脉络。
三明治：所以如果是你感兴趣的作品，你会反复看很多遍？
许荣哲: 对，原则上是感兴趣。只有你感兴趣的时候，这个作品在你身上其实有一个强烈的共鸣度。你在这个作品身上，可以得到更多的讯息。我喜欢这个东西，那我就去理解它，我为什么喜欢它，然后我会把这些东西告诉我的学生。其实我比较少去告诉学生，我很讨厌的作品。我很讨厌它，即使它可能有些比较不错的地方，我也很少去讲这些东西。所以我每次上课的时候都很开心，因为我在分享一个我很喜欢的东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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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你的演讲都是有不同区块的，除了小说创作技巧之外，还有关于品牌、沟通的内容。这个是为了迎合商业化才做的课程调整吗？
许荣哲: 这个是慢慢演变的。就是说，它最初的时候，课程可能就是小说，或者剧本创作。可是小说和剧本都会有不同的延伸性，比如说剧本就会延伸到电影、微电影。而在台湾讲微电影基本上就是一种有故事性的广告。所以这其实是同一个脉络，小说，编剧，电影，微电影，它就这么一路延伸下来了。
在台湾，最初和大部分时候面对的是学生，可是在和学生讲课的时候基本上不需要讲沟通，也不需要讲媒体、品牌。
可是这几年，我开始在台湾的一些大企业演讲。他们最初和我联结上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些他们公司里面的人去上过我的编剧课，他们觉得我的编剧课讲得很灵活，所以当他们需要一个软性的课程的时候会找我去讲电影。
然后去了几次企业之后，你就会发现，企业他们本来就有一个对某一种课程的需求，所以我就稍微去理解了下他们对课程的需求是什么，后来发现他们对沟通这件事情有兴趣，对品牌有兴趣，所以我就会比较有意识地做这一方面的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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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现在越来越多的品牌都开始注重“讲故事”这个现象，你怎么看到“讲故事”慢慢在商业之间火起来的现象。
许荣哲: 其实这个很有趣，这个我稍微有研究。我举个例子好了，就是以前的广告非常依赖收视率非常好的电视，就像在台湾很红的《甄嬛传》，它旁边的广告就变多了。可是你知道现在电视的收视族群变得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变得不太可能花大笔的钱投入电视广告了，必须要换另外一种思维。网络这件事情，改变了很多思维。在网络上，要让人主动去看广告，就需要讲故事。现在你必须要把广告变成一个自媒体，变成一个自己能吸引人的剧。
其实这就是一个微电影的概念。这几年，微电影在台湾非常非常红，就是因为它跟商业绑在一起了，有钱，所以就雨后春笋一大堆微电影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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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那你觉得这种商业价值的加强，会对纯文学性有冲击吗。
许荣哲: 我自己是有一个认知，就是商业的崛起并不会压缩到纯文学。受众自己会成长，那些看轻小说或者是轻文学的受众，慢慢会转成一个比较纯文学的受众群。商业这件事情所面向的是一个大众的族群。可是如果连大众都很萎缩，你根本不可能去期待说培养一个纯文学受众。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其实是对这种东西比较乐观的。
你喜欢看东西，看文学，就算他多通俗都无所谓。我们年轻的时候也不过是看琼瑶，金庸的作品长大的。然后到某一天你会觉得，诶，某件东西真的吸引你了，你会慢慢走过去。
三明治：那你会不会觉得这种包装故事本质上是一种诡计?
许荣哲: 是啊，是诡计。但他就是一个合理的诡计。基本上我觉得要用故事来包装，它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在这个东西里面到底得到了什么。我举个例子好了，在台湾有些争议，有的产品标榜了一个故事，然后这个产品后来被发现这个故事可能是假的，那你可能会被市场唾弃。说故事，当然虚构是很合理的，可是如果你把这种虚构当作纯粹赚钱的概念的话，后来被发现的时候会比较有一个不好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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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在大陆上课和台湾上课有什么差异吗？
许荣哲: 我觉得有个非常明显的差异就是，大陆这边的学生相对台湾而言，有比较强烈的对某种知识的渴求。我觉得台湾就是学员已经来到一个比较冷淡的点，他们会觉得这个讲得不错哦，然后就这样没了。可是大陆学员就是非要上来和你讲这句话，然后问清楚这个问题。
那我觉得基本上，原因有很多种。基本上，像台湾经常会出现一种言论就是大陆的人有一种狼性，台湾的人有一种羊性。大陆因为是一开化，可能是从一个竞争成长的环境中出来的，所以他们其实有强烈的竞争性，而台湾没有。台湾就是一个非常平顺的环境长大的。但这个说法到底精准吗？其实未必，我的这个判断不一定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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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目前有什么创作计划吗？
许荣哲: 《小说课·叁》有机会的话会在今年出版。然后，我现在在台湾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做桌游。说来也很机缘巧合，我当时在台湾文学馆教小说和电影，他们想要发展一下桌游和文学的联结，就找我去帮忙开课，然后我就一头栽进去了，这两年都一直在台湾推广桌游。可是如果要在桌游和文学之间做一个有效的联结的话，它还是和故事有关。所以，也会有几本和桌游有关的书出版。反倒是纯文学的创作就变少了。
三明治：不知道有没有非虚构相关的计划？
许荣哲: 我大学念的是水土保持，研究的是山崩、地滑、土石流，所以我之前的一本小说《漂泊的湖》，在内容上和我的专业以及台湾九二一大地震有重叠。对我而言，从事非虚构创作不是不可能。但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非常虚构的人，有时候即使有一件非常具体的事实摆在我眼前，我要转述出去的时候，我会非常不小心就把他转述得虚构一点。
我这两年弄了一个电影公司，接一些案子，拍一些微电影，同时也参加一些比赛。照理来讲，我的专长应该是虚构创作，可是我后来得奖的全部都是一些纪录片。那我就觉得，奇怪，我明明喜欢的是虚构啊，为什么都是非虚构作品得奖。所以你如果问我到底会不会有这样的倾向和计划，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