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iginal
2016-11-01
嘉树
中国三明治
口述：亮哥
整理：嘉树
几个月前，我放弃了被很多人羡慕的公务员身份，选择辞职离开。
临走时收到许多礼物，都是真诚的祝福。我一厢情愿地认为，大家是要把自己实现不了的愿望，寄托到我身上。 成为一名公务员，并不是我的第一选择。2011年大四，我正集中精力考研，家人建议我把公务员作为备选方案，我没在意，看了一周书就去考了。 没想到考研失败，我却考上了北方某市的公务员，一干就是五年。 我的单位和办事市民打交道比较多，最初的4年半里，我都在被铁栏杆包围的一层办事大厅工作。起初我负责坐窗口接待，慢慢地我变成了大厅的元老，因为精通所有窗口的业务，成为到处给人解决问题的“流动岗”。 辞职这个念头，从入职第2年就开始有了。 辞不辞职，跟个人性格有很大关系。有人愿意接受按部就班的生活和事务性的工作，把工作当做生活的附属品，有钱挣就行，做什么无所谓。有的人把工作当做事业，必须干出点成绩，为此甚至可以牺牲生活质量。 这两种人，完全是两个世界。 前者里也有很多人抱怨工作，毕竟在体制里真正干得舒坦、不抱怨、不想走的人太少了，但大多数人选择抱着厌倦的态度上班，得过且过，工作不是他们人生的第一目标。很多人觉得只要生活舒适，工作上的烦心事就可以被缓解，有什么憋屈，出去旅游一次就好了。 但我属于后者，工作不合心很致命。我的工作内容没有个人发挥的空间，就像一个个机器人，日复一日做着同样的工作。而且现在讲求服务，对公务员的要求越来越高，你不仅要做一个机器人，还要做一个面带微笑天天挨训的机器人。 2014年4月的某天，天气很燥。那时我刚和女朋友分手，特别迷茫，一切都很憋屈。我坐在办公室，望着被铁栏杆分割成一条条的窗外天空，突然觉得无法呼吸，像溺水的人，胸腔里的氧气马上就要消耗殆尽，仿佛再不走出去，马上就会被憋死。
从曾经的办公室向外看，天空被铁栏杆分隔成一条条
当晚回去我就马上准备，3天后是五一假期，我骑着自行车沿国道一路向南。我希望在路上找回自己，找到生活的意义。
那是我第一次骑行出门，走了1717多公里，跨越了15个城市，20天后抵达上海。在启程的第二天，我就因为疲惫一头躺倒在路边，天蓝得炫目，云的轮廓无比清晰，飞机划过的尾迹在天边扩散不见。我慢慢缓过来，重新坐起身，继续上路，我想无论时速多慢，只要一直骑下去，总会抵达目的地。 我不想浑浑噩噩地生存，我想活着。
一旦看过外面的世界，我就知道自己回不去了 就在独自骑行的2014年，我选择到北京一所大学读新闻学的在职研究生。 平时工作，周末学习，每次去北京上课都要整整一天，往返交通费100多元，两年来的车票攒了厚厚一沓。 虽然奔波，但我乐在其中。每周来北京上课，我都感觉来到世界中心，每次上完课考完试，都觉得自己变得更有价值。作为新闻的门外汉，我以每次考试一次通过、论文全票通过的成绩，在两年后拿到了毕业证书。 在职研究生的同学分布在媒体、公关、外企不同行业，他们聊的是最新的事。就连刷他们的朋友圈，都让我觉得重新跟上潮流，知道这个时代在发生什么。因为一回到单位，面对50岁左右的同事们，我就感觉自己仿佛从一列火车上掉下来，和世界脱节了。
2016年，我顺利拿到了在职研究生毕业证书
这种“时代感”，不是知道苹果又出了新手机，而是了解这个时代洪流中的蓬勃生机。和在汽车公司的同学聊p2p金融、汽车行业的最新走向，和在媒体的同学聊中国现在的媒体行业生态、新兴的互联网公司、A轮B轮天使轮，和搞金融的朋友聊现在有什么金融新玩法。 但在单位，大家才不会聊“行业生态”这种话题，因为多少年过去，这里都是不会变的。你跟他们聊新玩法？没人搭理你，做好本职就够了。即使是年轻人，也只是聊去哪吃，去哪玩，聊养生，聊消费。年轻人组织最多的活动是相亲，最大的事是赶紧结婚生孩子，20来岁就开始琢磨退休以后的生活。 外面的世界就像潘多拉魔盒，只要打开就很难关上,我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 在职研究生毕业后，辞职的想法一直在我心里盘亘，没想到我却被调到了楼上办公室。这是让全单位羡慕的事，因为办公室离领导更近，也是全单位最红的科室。 大厅工作虽然机械，但每帮助一位市民解决问题，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到了办公室，我接手绩效考核的工作。这在机关而言就是鸡肋，不跟工资挂钩，谁会搭理成绩的好坏？领导一厢情愿，我们就得为完全无意义的事写无数的文章、报告，做无数的表格，最后得到一个分数。 有一天参加全系统的培训会，我看着台上的领导在振振有词的讲话，突然有一种抽离感，完全听不到他在讲什么，也不知道周围人在说什么。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嘛？我像灵魂出窍一般，其他人在银幕里，我在银幕外看着他们玩过家家，玩得不亦乐乎。 我一直呆坐，不说话，也没人跟我说话。就在那一刻，我决心辞职。
辞职不是你不想，只是你没那么想 那天之后，我开始疯狂投简历，不到一个月，就找到了现在在电影行业做内容营销的工作。 然后我给妈妈打了个电话。她说既然心里不痛快，我们做父母的都理解你，就是想让你仔细考虑，仔细衡量。决定了就去做，不要后悔。这些年来，我一直在跟父母沟通我的想法，所以最后告诉他们我决定辞职时，他们都很接受。虽然父母想让我走仕途，但他们到底还是想让孩子过得好，如果有更好的机会，他们不会拦着。 辞职当天，我上午去办公室打了份辞职报告。屋里老姐姐看到就惊住了，问我怎么回事？我说要辞职了，也没多解释。老姐姐说，嗯，挺好的，男孩子出去闯荡闯荡也好。屋里还有一个当兵复员的姐姐，性子很耿直，突然鼓起掌来说，“好小子！” 领导没有劝我留下，只是问了一句，“父母知道么？”。我说知道，他说“好”。
2014年，我和我的自行车在路上，我想找回自己
到下午三点左右，我辞职的消息已经传遍全系统，连极少联系的同事都纷纷跑来问我。最后下班时，大家已经都用“你真的要走了？！”这种惊讶的眼神看着我。那天晚上，很多人来找我谈心，基本上都是支持，只有一两个以为我在开玩笑。 这几年来，我一直在抱怨不喜欢这份工作，曾有人跟我说，如果咱们单位有人要走，那肯定会是你。单位上一个辞职的同事是在2003年，为了出国移民。 大家都跟我一样不喜欢工作，但很少人跟我一样，真的去做些什么准备离开。他们一面抱怨工作，一面希望靠生活来排遣工作的烦恼。 我走的时候，很多人，甚至老师傅跟我说，“羡慕你有走的勇气。我也想走，但只是想想而已。”太多人了，多得出乎意料，没有一个人劝我留下。《乌合之众》这本书里说，人待在群体里，和群体做一样的行动，是人追求安全感的本能。说自己想辞职的人多了去了，真让你写辞职报告，真让你褪去公务员身份，都怂。 所以很多事情不做，不是你不想做，只是你没那么想做。 如果一件事是你不做就活不下去，连呼吸都困难，你肯定会去做。大家都想着如果离开多好啊，但程度很浅，不会像我一样每天一睁眼就在想，每一秒都在想。
现在的我，在尽力追赶落下的时间 9月，我带着自行车来到北京。 在北京的大街上骑自行车，初秋的风从全身拂过，一切都是新的。结束5年的公务员生活，就像终于结束了一场漫长又压抑的梦。我醒来，发现自己一无所有，一片空白。
来到北京后的十一，我在天安门骑车
我现在很着急，五年的空白，比别人落后很多。新公司是电影营销行业，共事的年轻人大多比我小，经验却比我丰富。公司是扁平化管理，不玩虚的，就看本事，每天都在急剧的头脑风暴中，不仅是想方案，遇到突发情况也随时要想出新点子。我很佩服同事们思维的速度和广度，也很急着想赶上他们。 现在我断绝了一切社交娱乐，每天都憋在家里看书，看行业资讯，不想吃喝玩乐，也不想找女朋友，不想见人，只是想赶紧干出点明堂，达到一个30岁人应该有的成就，证明自己的选择是对的。 过去5年形成的很多思维定式，让我有点不适应现在的环境。比如公司里大家对老板尊敬，但可以随便开玩笑，一直在机关里“唯领导论”的我就显得有些死板。再有机关里很少有主动性的工作，我习惯于由别人布置工作，但公司需要你有自己的想法，主动思考、主动出击。 还好我在体制内的时间不算长，这一切改起来还不算晚。
现在的工作状态就是我想要的，我喜欢这个领域，时间自由，创意性多，干得好就赚得多，也有见识大明星、大场面的机会。虽然每天还是写稿，但我的文字可能可以帮助提升电影知名度，带来更好的票房，每当电影大卖或者作品被全网转载时，我都觉得很有成就感。 北京的房价又涨了一波，雾霾指数天天爆表。房价，户口，交通，物价，所有人都明白北京是怎么回事。但几百万的年轻人权衡之后，还是选择留在这里，就为了两个字：可能。 将来要是发展得好，我就在北京安家，实在不行就走。淘汰的总是本该被淘汰的，如果将来证明我就是该被淘汰的，那也无怨无悔，因为试过了。 很多人说想离开体制，但其实很多人还没认清楚自己是谁，到底想要什么。在努力离开的过程中，你会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想走。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审视自身的过程。明白自己是什么人，明白自己的宿命。 我认清我的宿命就是这样，我就是一个不安分的、理想主义的人，改不了。 公务员没什么坏的，外面没什么好的。每个人有自己的路，认清自己想走的那一条，就去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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