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避计生三十年，我如何走出被扭曲的人生｜破茧046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2.0发布的第8篇文章，也是破茧计划自启动以来的第46篇文章。作者温晓薇。
计划生育政策三十年已过，而很多人因之的伤口却未完全痊愈。当年，很多人家里为了要生一个男孩，想尽办法“逃计生”。温晓薇的这个故事就是身为一出生就被爸妈对外宣布“夭折”的秘密女儿和母亲之间逐渐达成的和解的长期故事。当二孩政策出台后，这一切更加让人无从感慨。
文｜温晓薇
“秘密糖果”
妈妈年轻时很美，爱唱歌，爱跳舞，还是个“有单位”的人。村里人常说奶奶有福气，儿媳这样好。才三四岁的年纪，我已听懂了大人的夸赞，内心很骄傲。
可妈妈到底长什么模样？那时的我脑中像玻璃蒙了层水雾，映不出她清晰的脸庞。我很难见到妈妈，只有过年，她才来我住的地方。因此，我总是从每年元宵一过就开始期盼除夕。
妈妈回来了，我躲在奶奶身后，怯怯张望着。妈妈端着碗追着弟弟喂饭，我远远跟在身后。妈妈用普通话一句一句教弟弟背唐诗，那声音像夏天的雨点敲打瓦片，噼啪噼啪欢快跃入耳中。我只会方言，一个字也没听懂。
我最喜欢拿着爸爸读过的教科书，指着插图给爷爷编故事。爷爷总夸我故事讲得好。和爷爷不一样，书里的字妈妈都认识，她一看肯定知道我在胡说。所以，我从来不敢在她面前讲。
妈妈也会夸我。她让我辨认晾衣杆上哪件衣服是谁的，我都答对了。她的眼睛眯眯笑成两弯月牙，夸奖的声音折得高高低低，就像村口那条青石小径。可我不敢直视她，目光撇向屋檐。一只黄褐色的小蜘蛛在墙角上下左右来回轻快移动，一张构图精巧的网轻轻晃动着。
我身上的毛衣毛裤构图也很精巧。穿着毛衣毛裤在村里晃悠，我经常会被姑姑婶婶表姑表嫂之类的年轻女子拦下：这花样好看。你站好，我看下针法。我定定站着，仰起脸，说：这是我妈妈织的。虽然我从未当面喊“妈妈”，可这两个字我早已暗暗喊了千百遍。
妈妈是编织高手。我喜欢帮她盘毛线，那是我距离她最近的时刻。我双手撑着线圈，左一下右一下放线，妈妈快速捋着线，呼呼盘进手心。毛线一点一点从我掌间溜出，快速在她手心成团。
时光很慢，悠悠地在身后团成记忆。终于盼来了长大：我可以上学了！这样离妈妈近了很多。
爷爷奶奶带着我从老家离开，下山寄住在三姑家。虽然我从来没有去过妈妈教书的学校，但是到寒暑假，爷爷奶奶总会把我送回到镇上那个有爸爸妈妈的家里，住上一阵。
可以经常看到妈妈了。她有漂亮的脸蛋、白白的皮肤，留着烫卷的短发，身着利落的套裙，正式出门前的她亭亭然如一株木棉。
然而这美丽的模样并不是常态。
很多时候，她总在忙。她忙着搬砖头、忙着砌围墙、忙着布电线、忙着刷油漆……她穿着旧衣服，带着工人的白色手套，蓬头垢面的样子占据大多数时间。
她一直在忙着装修镇上的这栋房子，并没对我的到来投以多一分的关注。
我只能和弟弟玩。
弟弟有很多玩具，是我从来没见过的。
弟弟有一台小霸王学习机。这是他考第一名的奖品。那个学期，跟他同年级不同校的我也考第一名，分数比他还高，可是我什么都没有。
弟弟教我玩电子游戏。《超级马里奥》、《疯狂坦克》、《魂斗罗》……不论哪款游戏，他总能轻易通关。可我总笨手笨脚，控制马里奥跨越障碍这样简单的动作，我也神情严肃、全身随之上下晃动，仿佛自己是个木偶控线人。
我还笨嘴笨舌，喊不出“爸爸”、“妈妈”这两个词，似乎总要把“baba”、“mama”的发音闷闷吞进喉咙里。我不敢像弟弟那样撒娇，不敢缠着妈妈讲故事，我不能跟着妈妈一起上街，我不能在家里有客人的时候在楼下玩……
对了，为应对不速之客，我练就了一身过硬的“逃窜技术”。
每次全家人围坐餐桌吃饭时，我总要竖着耳朵时刻关注着院子里的动静。一旦有陌生的脚步声或咳嗽声朝门口接近，我就熟练地收起碗筷、抹平餐桌上的残渣、提着自己的鞋子溜到楼上。待客人推门进入时，我已气定神闲地趴在楼板上听着大人们在楼下交谈。等客人离去，我才能下楼完成我那被中断的用餐。我最恨那种一聊几个小时不肯走的客人，那样，我常常要被饿得头晕眼花。
哪怕有这样那样忧伤的时刻，我还是很高兴能在爸爸妈妈身边，仿佛手心里牢牢拽着一颗甜甜的糖果。就算不能剥开糖衣大快朵颐，闻一闻香甜的气息，也能让人感到满足。
遗憾的是，大人的心里总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他们无法也没有时间理会你手握一颗糖果的秘密喜悦。
8岁那年除夕夜，吃过年夜饭，看了一阵春节联欢晚会，我和弟弟争着跳上爸爸妈妈那张漆成枣红色的大床，央着妈妈讲“年”的故事。一家人挤在一张床上，热热乎乎，这是我梦想中的过年方式。或许是这欢愉气氛鼓舞了我，我第一次大胆要求妈妈讲完一个故事讲另外一个。妈妈居然答应了……那晚什么时候睡着，我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睁开眼，我发现自己并没有躺在那张枣红色的大床上。我被偷偷抱回爷爷奶奶房间。像被人抢走珍藏很久的的一颗糖果，我却无能为力。委屈充满了整个胸腔，我“哇——”地爆出了哭声。
哭声引起了大人的不快。奶奶皱着眉，解释说爸妈的床太挤，小孩子在哪里睡不都一样。妈妈怪我不懂事，说大年初一哭会招霉运。爸爸则上前直接赏了我一脚。
除夕夜的欢乐像灰姑娘的子夜舞会，天亮时突然都还原成冰冷的现实。我抹着泪，好希望有谁能够过来抱抱我，哪怕只是摸摸我的头也好。可是没有。
在大人的呵斥声中，我一点一点把哭声咽了下去。
我是谁？
“不要跟同学闹别扭，咱们在这，头顶的天，脚下的地，那都是借的。”在三姑家读书的那段日子，奶奶反复告诫我。
我“哦哦”应着，并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这谁家孩子啊，长这么大了。
——我大妹儿（我大姑，她嫁到外地，在三姑家很少人能见到她）的闺女。哎，这年轻人啊，孩子太多看不过来，就都丢给老太婆。
我是大姑的女儿。我心里重复着，记下了。
没过多久，我又多了一重身份。
可以给你报户口了。大约10岁时，有天爸爸兴冲冲回来告诉我。
其实，我不知道“户口”到底是什么东西。大人们嘲笑我没有户口，他们叫我“黑户”，说公安局一旦发现就会把我抓起来。听到爸爸要给我报户口，我激动得想立刻冲出门去、挨家挨户宣告：我再也不怕被抓起来了！
填户口信息时，爸爸记不住我生日，填错了。可我依然很高兴，毕竟户口簿上爸爸妈妈都不对，生日错了又有什么关系呢。
户口簿上，我的身份有点绕：我是舅公家的女儿。
爸爸说，舅公夫妇没有生养，我变成了他名义上的养女（读高中之前，我一直由爷爷奶奶照顾，落户他们家只是一个说法）。
感觉脑回路还没捋顺，学校里就来了一拨大人物，问了许多关于我的身份的问题。大约就是我父母是谁、我跟我自己的爸爸妈妈是什么关系以及家里的各种亲属关系等问题。
我抬头盯着一个梳着大背头的男人，一一按照他们的问题作答，仿佛在做一个“我是谁”的角色切换游戏。
从小生活在一个大家族里，这个游戏对我来说并不难。亲属关系如同一张蛛网时刻罩着我，我很清楚在不同的位置上，自己与网络上其他人的关系。
“市教育局派人到我们班调查时，你女儿应答如流。”事后，班主任似乎对我的表现很满意，还在妈妈面前夸奖我。看来这些大人物在我这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线索。
我不在妈妈所在的学校就读，但我们在同一个以镇为单位的学区。我的很多老师都和爸爸妈妈共事过，他们知道我是谁。
在三姑家住了7年，我要到镇上读初中了。爷爷奶奶带着我和二姑家的表弟表妹（二姑和姑父外出打工，把表弟表妹交给奶奶带）住进爸妈镇上的家里。孩子多，正好可以掩藏我的身份。
第一次真正回到爸爸妈妈身边，我紧张又兴奋，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对着镜子练习和爸爸妈妈说话的表情、语音、语调。虽然我已经会模仿弟弟故作轻松地叫他们“老爸”、“老妈”。可一开口，不出两句，我又窘态毕现。为掩饰内心慌张，我总急着一口气把话说完，语气又急又硬。
这个阶段，我已经过了听故事的年龄，再也没机会躺在她身旁。不知什么时候起，妈妈已习惯从衣服店给我们买机织的毛衣，而不是手工编织，我也因此没有机会和妈妈合作盘毛线。妈妈总是忙忙碌碌，而我跟她之间连接的管道似乎慢慢都被切断了。
我得表现得比弟弟好，证明我不比弟弟差。我暗暗在较劲。我认为，一定是因为自己在很多方面不如弟弟，所以爸爸妈妈不喜欢我。如果自己变成一个好孩子，爸爸妈妈应该就会注意到我，会给我更多耐心和时间。
在课余时间，我和同岁的表妹春天主动帮奶奶洗碗、周末整理每个人的房间、洗全家人的衣物。在成绩上，我甩开了一直跟我齐头并进的弟弟。我在全年级500多人中稳居前三名，而弟弟一直在三五十名间徘徊。
然而，我的努力并没有预期的收效，相反，或许我太过让人放心，妈妈把所有的关心或操心都给了弟弟。
妈妈偷偷给弟弟买好吃的，偷偷给他买课外辅导书，然后让他用塑料袋包着、藏在我不易找到的角落里。妈妈背着我给弟弟打气：你要超过姐姐。你是这个家、是妈妈所有的希望。
不巧的是，这些都被我发现了。我像一只被逐出雁阵的大雁，哀嚎着找不到归属和方向：在山上的老家，大人经常说我是被爸爸妈妈遗弃的“黑孩子”，寄住在三姑家7年，奶奶告诫我，我们在寄人篱下。回到自己家，我发现这里还是没有我的位置……
弟弟是这个家所有的希望，那我是什么？偷藏吃的、偷买辅导书，是把我当贼防吗？
我当面质问妈妈。
我哭了，把自己小心翼翼藏起来的委屈一股脑倒了出来。
我指责她重男轻女。
很小的时候，我就发现每个家庭里都有“重男轻女”的情况：爸爸那一辈的男孩子，大多都上过学识得字，而女孩极少有机会读书。男女都下田地干重活，可家里难得的白米饭和肉一定是先就着男人吃……但我依然感到不公平，甚至怨愤。我语气激烈，几近嘶吼。
妈妈几乎接不上我的质问。
她哭了，也把自己小心翼翼藏起来的委屈倾泻而出。
她怪我没良心。她说她为了我，吃了很多苦。她说这些年，她每天都在承受着计生政策带来的高压，每天都吃不香睡不安。
母女俩吵作一团，哭成一片。爸爸下班到家看到这情形，脸色瞬间暗了下来。他从腰间解下皮带，往我身上抽。
皮带所及处火辣辣地疼。进入青春期的我却犟得像头牛，梗着脖子喊：打死我算了！
表妹见爸爸又要举起皮带，赶忙上前拦住爸爸，搂着我别进了卧室。
我和表妹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她抱着我，也哭了。
我要去跳河。我说，这样活着太没意思了，不管我在老师同学眼里多优秀，在爸爸妈妈眼里，我永远不如我弟。
他们真的是太过分了。表妹搂紧了我，大哭。你要跳河，我陪你一起跳。
我俩哭累了，不知什么时候就歪在地板上睡着了。
天黑时，奶奶砰砰砰地敲门，唤着我俩的名字。
楼下食物的香气悠悠地从木门门缝里钻了进来，缓缓飘入我们的身体，像解药一般唤醒我们已经迷离的意识。我头疼，手臂疼，肚子饿。
一个对食物还饱含欲念的吃货，在死这个事情上注定是要认怂的。
站在桥头上，我想纵身一跃，好让爸爸妈妈永远痛心。这样，或许我就可以永远停留在他们心里。
可最后，我还是转身回家。出生前就跟死神“擦肩而过”、出生仅三个月，我被宣布“夭折”，或许“死”在爸爸妈妈眼里也并不是多大的风浪。想到这，我觉得我或许不应该死。
僵局中的弃子
我出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候计划生育政策抓得特别严。记事起，村子里就有很多人在“逃计生”。
为了要个儿子，这里的人们似乎可以不计代价。
有人四处躲藏，计生人员逮不着人，就砸开门，进入空无一人的房子，捣毁里面的家具。
有的人不幸被抓，不管孕周多大，往往都被强行流产。记忆中，我三姑就曾为拼第二个男孩四处躲藏。距临盆一个多月时，她还是被逮住了，在一个黑洞洞的夜里。第二天传来消息，流掉的是个男孩，出来的时候还会哭。那一夜，她的哀嚎像一道血口，时常把我的梦境染成殷红。
有的人逃了很久也没生着儿子，只能接着一次又一次历险，生下一个又一个女儿，然后一个又一个地送人。
有的人很快就生下儿子，回到家里喜气洋洋，在堂屋里摆满猪羊鸡鸭瓜果酒茶，焚香感谢祖宗庇佑。如果他们再交点罚款，生活又可以恢复风平浪静。
在福建东部的偏僻山村里。生个儿子是每个家庭的头等大事，很多人一生都在为儿子而活。很多老人闲聊时都会感叹，“等儿子讨了媳妇、起了新房，我这一生的任务就完成啦。”如果没有儿子，那这个家庭基本就成了村里的“隐形人”，谁都可以忽视他们，都可以嘲笑他们。
我的爸爸妈妈也为要个儿子，“逃计生”。
我出生三个月后，爸爸妈妈对外宣布：头胎女儿夭折了！次年腊月，弟弟降生，家里很快多了一张《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我的出生在大人的预期之外，我的性别更与他们的期待相悖。他们告诉我，妈妈怀我的后期患上严重肝炎，打了很多针吃了很多药，可是我还是顽强地、健康地出生了。
母女平安，还没来得及给这个家庭带来多少欣喜，立刻把一个尖锐的难题甩到全家面前。
生个女儿就等于“断后”了。读再多书、有再体面的工作有什么用？伯公这句话刺痛了爷爷奶奶，也刺痛了爸爸妈妈。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果没有再生个儿子，我将愧对列祖列宗。爸爸说。
再博一个男孩，意味着必然要超生。可这是一条红线，会让爸爸妈妈丢掉工作。妈妈说，家里太穷了，他们需要这份工作。
爸爸妈妈分别是自己家里的长子、长女，都担负着家里的经济重担。他们俩参加工作后还都把自己的弟弟带在身边读书、照顾他们的生活。
那时家里还背着巨额债款。在我出生前爸爸为朋友做保贷款，后借款人不幸遇害，所有贷款和利息让爸爸背了上万元债务（当时爸爸月工资53元）。一旦没有工作，这个家肯定要被击垮。奶奶说，爸爸差点因还不上债而轻生。
工作不能丢，毫无疑问。作为村里第一个走出来的读书人，所有人都对爸爸寄予光宗耀祖的厚望。生长于山沟沟，经历过贫穷和大饥荒，爸爸比谁都渴望抖落裤腿上的泥巴。丢了工作回去当农民，那比夺去他生命更加可怕。
妈妈和爸爸一样渴望出人头地。妈妈小时候，算命先生说她是“乞丐命”，所以外婆一直看不起她，甚至不让她上学。在校长多次家访做工作之后，外婆才勉强让妈妈完成中学学业。文革结束后，老师不断到外婆家游说，妈妈这才获得机会去补习并参加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
她太渴望逃离外婆了。第一次高考，她就直接报考南京大学。最终，分数差了7分。
“我要是再考一次，我相信我能考上。”妈妈后来时常做这样的假设。可外婆终于再也不给她机会，要求她进入当时的国营蜜饯厂工作养家。
妈妈做了最后的反抗：她去一个小学当起了民办老师。
之后妈妈结识了同样当老师的爸爸。跟爸爸定亲后，妈妈在婆家的资助下到一所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一所中学，这才算是捧上体制内的饭碗。
工作不能丢，又不能没有儿子。爸爸妈妈几乎陷入绝境。
“把女儿藏起来。”妈妈的同事、闺蜜芬阿姨提议道。
芬阿姨此前因为超生被开除公职，可她坚信多要一个孩子是值得的。作为一个挑战“红线”的失败者，那些年她没少总结自己失败的技术原因。
很显然，这是一个不错的建议。爸爸妈妈面前的僵死棋局被激活了。弃车保帅，总要选择一条活路。我就是那个被弃的棋子。
上世纪80年代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很差，婴儿夭折并不鲜见，加上妈妈孕后期得了严重肝炎，因此，他们认为这个说法简直天衣无缝。
于是，我出生三个月后被抱回那个偏远的小山村，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
其实，村里人如果第一胎是女儿，是允许再生一个的。可他们说爸爸妈妈跟别人不一样，他们是“有单位的人”，只能生一个。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想明白为什么这个规则要这么设。
爸爸可以有六七个兄弟姐妹，为何爸爸只生了我跟弟弟，就算超生？
为什么这个规定还对我的爸爸妈妈，和对村子里其他小孩的爸爸妈妈限制的标准不一样？
难道“有单位的人”犯了什么错？这似乎有点说不通。大人提起爸爸妈妈“有单位”，语气明显是羡慕的，没有感觉他们犯什么错。甚至还有长辈说爸爸妈妈是村里“最有出息的人”。可为什么“有出息”的人不能生两个孩子，普通的人反而可以？
没有人能告诉我为什么。他们只告诉我一个可怕的事实：爸爸妈妈现在超生了，如果我被人发现了，他们就会被直接开除，甚至会被抓起来坐牢。他们还说，如果被抓去坐牢了，爸爸妈妈连过年都回不来了。（长大后跟爸爸求证，没有“坐牢”一说，系乡里大人误传。）
很长一段时间里，一旦有“查计生”的风声，我就领命挨家挨户“封口”，央求每一个乡邻不要泄露“我是我爸妈的女儿”这个秘密。
我常想，如果我没有出生，爸爸妈妈直接生弟弟，那该多好。
为此，我常常讨厌我自己。
可是我不希望别人讨厌我，我希望得到很多很多的爱，尤其是爸爸妈妈的爱。但现实总是让我很失望。
初中三年，我跟妈妈争吵的次数很多。
最初的争吵是因妈妈的“偏心”，我感到委屈和愤怒。后来，我竟有些上瘾。我想通过做“好孩子”引起她注意，可是这个想法行不通。当我说混账话时，她的反应很激烈，她会泪眼婆娑地絮叨过往的种种。这让我内心生出一点近似变态的安慰：她还是在意我的。
后来，争吵成了我面对妈妈最舒适的状态，因为这个时候，她把精力投在我身上了，而我也不会因为跟她说话感到慌张。
“有污点的人”
“当时真的太害怕了，怀飞飞的时候一天假也没敢请，也不敢去做产检。后来我偷偷找一个接生婆，摸了摸……”直到现在，妈妈一提起心惊胆战的日子，总喜欢叙说她怀弟弟时的情形。她认为，弟弟现在性格软弱，主要是因为她怀他的时候整天担惊受怕。
这样紧张的日子到我们读高中时达到了顶峰。“县计生委要求我们做亲子鉴定。”妈妈说着，仿佛脚下马上要踏向深不见底的万丈深渊，面部表情僵硬，双眼圆睁。
夜里醒来，我经常发现妈妈房间没人。后来，她告诉我，她整宿绕着县城的马路不断奔跑，以此消解内心的愁苦和不安。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有人劝诫妈妈，你有一对漂亮的儿女，别人花几百万也买不到，你该知足了。你是个女人，在事业上就不要那么卖力了。
妈妈听到这总是很不服气，女人怎么了？我的能力和责任心摆在那，要的也只是是一份基本的认可。这难道很过分吗？
爸爸称评价妈妈，一辈子愣是活成了“教科书”。为人正直、坚守原则、任劳任怨，这些词随便拎出哪个，她都担得起。
在他人眼里，妈妈的卖力有点冒傻气。有几个亲戚看了中央电视台关于“最美乡村女教师”的报道后，都跟她开玩笑：如果没有多生一个，你的事迹早可以上《新闻联播》了。
虽然他们的口气带着戏谑，但我并不怀疑这个可能性。看了几期报道，我觉得妈妈和那些主人公确实有很多共同的经历和相同的品质，尤其那种被人视作“傻”的韧劲和付出。
妈妈也很为自己的教学成绩感到骄傲。按自己的成绩，早在二十年前，就够格评高级职称了。这是她的一个心结，也是引发被人举报的一个重要原因。只要她一开始申请评定高级职称，举报信必定随之而来。
就因为多生一个孩子，一辈子得背着一口“黑锅”。这让遵规守纪（除了计生这一条）的妈妈感到万分不解。
这计生政策到底是为了什么？说是控制人口，可在农村任教一辈子的她根本没见到几个独生子女。农村人口那么多，不控制这大部分，光控制少许有工作的人，这有什么效果？
计生政策除了说少生，不是还强调优生吗？可有学历、有工作的人要求只生一个，农村越穷越生得多，这跟优生的初衷真的吻合吗？
“真的把我开除了，可我依然还是有两个孩子。改变的只是学校里少一个真正热爱学生的老师，多了一个干农活的妇女而已。其他人想生的照样生。这于国家大计又有什么影响呢？”
与妈妈不一样，爸爸比较随遇而安。得了儿子后，他知道自己已经是一个有了“污点”的人，在事业上，他只求稳，绝不敢有其他非分之想。
生命力旺盛的妈妈在释放她的能量时，不得不成天担惊受怕；爸爸变得“不思上进”，这样反而能换来些许安宁。
这实在是一个讽刺。
高中那三年，妈妈一下子老了好多。
她鬓角有丝丝白发往外直冒，她的大眼睛下方垂着大眼袋，黑眼圈越发明显，她原本白皙的皮肤变得松弛发暗，整个人都充满了更年期的焦躁与不安。
除了不断有人盯着她超生的事情，弟弟进入叛逆期，也让她操碎了心。
那段时间，我在妈妈眼前活成了“隐形人”。妈妈给我和弟弟的住所打电话，从来不问我的情况，甚至包括寒暄式的“你吃了没？”都没有。她的电话永远又直又楞：“让飞飞接电话”、“飞飞回来了吗？”
我开始有点讨厌我弟弟，拒绝给他洗衣服、做饭。有次生气，我还朝他泼酱油。弟弟对妈妈各种乖张、叛逆，对我却默默予以包容。
“老姐，不论你遇到什么事情，你还有我。”在我难过时，他会这样温柔安慰我。
我感到很温暖，但这依然没有阻挡我要逃离家的渴望。
高考结束填志愿，我只给自己一条原则：离开福建！
我不想在弟弟身边变成“隐形人”，我不想再成为妈妈哭诉的“原罪人”，我不想让计生人员轻易找到我……
“和解的努力”
18岁生日过完，我离开家，在1373公里外的西南边陲成了一名大学生。
爸爸送我去上学。我们俩坐硬座火车，熬了40多个小时。一路上很累，但我却很开心。
我获得了人生中渴求已久的许多“第一次”：我和爸爸第一次说了那么多的话，我第一次吃爸爸给我削的苹果、剥的鸡蛋，第一次靠着爸爸的臂膀睡觉……那个遥远陌生有点凶的爸爸似乎倐地一下变成真实亲切的爸爸。
这让我倍感温暖，也备受鼓舞。在离家千里之外的大学图书馆、大学宿舍楼里，我时常在一种安全的、舒适的距离里想念着爸爸妈妈。曾经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光，慢慢褪掉了争吵撕裂的痛楚，披上了些许玫瑰色的温情。
那时候妈妈虽然总是很忙，但忙碌的一天结束时，她还是会偶尔给弟弟和我讲故事，讲她自己的故事，讲她在书里看到的故事。每次她讲自己的故事，我感觉自己跟她站在一起，心离得很近很近。
妈妈有4个妹妹和一个年龄尚小的弟弟。她出嫁前，全家8口人挤在狭窄潮湿的老屋里生活。邻居断言，这家人要等儿子长大盖房子，那是遥遥无期咯。
我要证明给所有人看，即便我是女儿，我也可以给爸爸妈妈起房子。妈妈说。
跟爸爸结婚前，妈妈没忘自己要给外婆家起房子的诺言：她要求爸爸家给外公家起一栋房子。
因之，也就有了我们在镇上的那个房子。房子的一头是外婆的家，一头是我们的家。两家人共用一个院子。
爷爷奶奶以卖炭种田维持生计，家里很穷。这栋房子盖好后，他们无力承担内部的装修。此后十年，妈妈靠自己的力量一点一点地填充这个房子。
虽然那时候我们都还小，但我跟弟弟似乎都知道这栋房子对妈妈意味着什么。在她忙碌的时候，我跟弟弟会主动帮忙。我们一起搬砖、一起打扫……
想着想着眼角就渗出了泪，我决定把心底的这份柔情通过文字告诉他们。于是，我往爸爸和妈妈的单位分别寄去一封又一封的信。
爸爸很快给我寄来回信，但妈妈始终没有动静，我只能在爸爸信中或电话中听闻：“你妈妈很感动”。
直至大学毕业，妈妈没有一个电话或者一个字的回复。这让我心灰意冷很长时间。
渐渐地，我给爸爸妈妈打电话也少了。几年后，当我再次提起妈妈没有给我打电话或回信，爸爸也红着眼反问：你给家里打了多少个电话？
或许我的存在就是一种负担、一种罪恶。有一次闲聊，我对朋友说，因为多了一个我，爸爸妈妈一辈子都郁郁不得志。可我妈是一个生命力多旺盛的女人啊。这夹着尾巴过活的人生对她太残忍了。
妈妈不喜欢我，我觉得可以理解。换作是我，也一样啊：一看到我，就仿佛看到自己压抑的人生。我絮絮叨叨地吐着自己的郁结。
“等等！我有没有听错？为什么是多了一个你？你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啊。”朋友惊讶地说。
“对哦，我为何一直觉得这一切是我的错？”
那一刻，我仿佛是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猴子，朋友的话如同唐僧的咒语，揭下了符印。我听到压在心底二十多年、已经扭曲到变态的内疚、负罪感轰然崩塌！
不是我导致了他们的失败人生，我应该是他们人生最灿烂的一部分。我对自己说。为践行自己这个全新的理念，我想到了一个自认为绝佳的主意。当时正值我研究生毕业，我决定邀请爸爸妈妈参加我的研究生毕业典礼。
可是，我跟爸爸妈妈依然不在一个频道上。我的邀请被他们委婉拒绝了。他们的理由是：妈妈在很多人撂荒的田地里种了很多的红薯玉米等作物，那个时候正值收成季节，她走不开。爸爸在业余时间和朋友合伙做一笔生意，正忙着到处考察。
我尴尬极了。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又再次深深地瘪了下去。电话里，我没忍住哭腔。
我常想，什么时候我和妈妈之间的障碍能够消解，那该多好啊。就像我和爸爸在旅途中经历的那40多个小时一样。
2014年，我看到了这样一个机会。那时候，我正孕育着一个小生命。我也要做母亲了，我跟妈妈之间应该会有更多共同的语言吧。我想。
那年暑期，先生外出调研，需要离家40多天，家里只剩一个挺着大肚子的我。于是，我请求妈妈来京照顾我。
尽管嘴巴里叨念着家里的各种牵挂，但妈妈还是来了。我一边在朋友圈晒着被妈妈照顾的点点滴滴，满心温暖，一边不得不与妈妈进行着生活方面的艰难磨合，摩擦不断。
——老妈，宝贝踢我了。
——啊。是啊。6个多月了，宝宝是很有力气了。当时飞飞在我肚子里的时候，力气特别大。有次，我发现他一踢，我胸口就疼，喘不上气，原来是他胎位不正……
——老妈，我晚上翻身有点困难。
——哎呀，怀孕是很辛苦的。不过飞飞在我肚子里的时候，还比较乖。我裹上大衣，别人都看不出我怀孕……
——老妈，我在给宝宝听音乐。
——对，这样对宝宝好。我怀飞飞的时候啊，整天担惊受怕的，什么都没给他准备。哎，他现在变成这样一个懦弱的性格，都怪我啊……
……
……
——老妈，为什么？！我跟您分享任何事情，你开口闭口总“是我怀着飞飞”，“飞飞在我肚子里的时候”，为什么总是飞飞？我到底是不是你生的？为什么我在你肚子里的时候，你一点都没有印象了？
老妈愕然，继而抹泪。
一次好好的机会，又毁了。
“赦免”
我临产前，妈妈再次从老家来京，虽然她之前反复申明家里很忙不一定能来。
“生孩子毕竟是大事，”她说，“我只有一个女儿。”
我住院待产期间，妈妈守在病房。或许习惯了忙碌，短暂的空闲让她变得烦躁与不安。最后，她决定要给即将见面的小外孙（女）织毛衣。
妈妈左手握着对齐的两根棒针、右手拇指食指呈八字形勾着线圈，当线圈刚挂到棒针上，一下子就滑着松掉了。“我记得是这么起的啊”，她尴尬地笑笑，手在微微颤抖。琢磨了好一会儿，起针终于对了。“1……2……3……”妈妈眯着已经老花的双眼，向上抬手挂线、向下拽线抽紧，一针一针地启动了。她的动作仿佛一台没有上油的机器，磕磕碰碰。
我的眼睛酸酸的，从妈妈身上挪开。墙角里那只黄褐色蜘蛛来回爬动，一张构图精巧的网在轻轻晃动。屋檐下，我和妈妈相对而坐，膝盖不时碰到一起。我撑着毛圈，妈妈呼呼地将线盘成团……按照现在的时髦说法，妈妈是我的女神。
“要起多少针？”妈妈打断了我飘忽的思绪，一脸茫然地看着我。
“随便啦，织着玩就好。”我应着，声音习惯性的硬冷。话音未落，我就开始自责：为何说话不能温柔点？
我和妈妈就这样，变成了两块磁铁的同一极。彼此都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却永远无法靠近：哪怕有一方小心翼翼地试图靠近，另一方则本能地往后退缩。
家人要我多理解妈妈，毕竟，这些年她太不容易了。何况，“抬轿子都需要一对人”，现在多了个弟弟，可以说是“因祸得福”，好处多多：
比如，你现在可以安安心心嫁人，安安心心在离家那么远的地方定居，要是独生女可没有那么容易。独生女的嫁娶在我们当地是一个难题，夫妇两家人常常会因孩子姓氏问题闹得不可开交。
比如，爸爸妈妈年纪大了，有人跟你一起分担照顾他们，要不你们夫妻俩两边那么多老人，以后照顾得过来吗？
……
我也觉得有个弟弟挺好的，小时候有人跟你吵架，长大后有人分你肩膀依靠。从小成长在大家族中，我从来也没觉得弟弟是多余的，虽然有段时间我非常非常嫉妒他。
可一直以来似乎都是外来压力告诉我们：我们姐弟中有个人是罪恶的源头。这个罪恶是爸爸隐忍一辈子、妈妈努力一辈子都无法赎回的。
只是我们一直不知道这个“外力”到底是什么？我们谁也无法找这个“外力”去理论。爸爸把它归结为“命”。他说，要怨就怨你投错胎，不投大城市、大富豪、大官人家。
可突然有一天，我们的“罪恶”似乎被赦免了。2015年10月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放开二孩政策。
生育两个孩子合法了。已经安全退休一年的妈妈百感交集，眼泪簌簌往下掉：
“县计生委有人偷偷告诉我，举报我超生的状子摞起来有三尺高。”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感谢“破茧”导师关军为本文提供的指导）
温晓薇
网站编辑 坐标北京
网络搬砖人，曾跑过突发，也写过产业新闻。童年受恩于文字，编织了一个卑微的作家梦。过了30岁才发现，一直仰赖文字为生的自己，与文字竟有如此深的隔膜。在卑微的梦想面前，感觉自己低到了尘埃里。
咬着牙鼓起勇气，要重拾童年的梦想，是追逐，也是回归，向外探索，也对内检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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