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不同肤色的外国人在中国生活，这是我的“混搭”人生 | 我有故事

三明治每日书活动，鼓励参与者在一个月内，用同一个主题写作。每一期，都会有不同职业的人，写下自己的故事。这些一天天、一个字一个字写下的故事，让我们在一个月里，逐渐认识了不同职业和身份的有趣个体。

五月即将结束，今天推送文章的作者莫舟，就是五月每日书的参与者。她本月的写作主题是《混搭：跨文化的工作与生活》。

莫舟是一位在深圳工作的英语老师，丈夫是斯洛伐克人，还有一个混血宝宝，身在其中，她记录下了自己和身边人的故事。在她的作品中，不只有故事的铺陈，也有她对于周遭一切的反思和剖析。

作者：莫舟

找外国人当“托”

每日书Day1， 5月2日

五一假期前，我收到老朋友麦克的微信，说是蛇口海上世界的一家酒吧要找15个外国人当托，酒吧支付每晚300元，提供免费饮品和小吃。他问安有没有兴趣。安是我的先生。

我问也没问安就拒绝了。一来我知道他是不会有兴趣的，二来即使他有兴趣去，我也会反对，因为这在我看来会是个污点：做“洋托”毕竟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情。他是个有正当职业的人，拿合法的工作签证和居留许可，每月交高额的税，简直是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贡献了青春。所以，他的职业生涯里一定不能有做“托”这样的事儿。 

这是我的理由。当然，当我后来跟安说起，他也表示不会去。我们都很惊奇为什么现在还会有海上世界的酒吧需要托，因为海上世界是深圳外国人的聚居地，自然会有外国人主动走进酒吧去。只有在外国人稀少的小城市，才会有人需要“洋托”——这里提到的洋托，通常是白人，而且我认识的外国人当中，做托也是几年前的事情了。 

比如，麦克是做过很多次托的，他并不太介意，他认为这是“Easy money”：毕竟什么都不用做，白吃白喝白拿钱，只用长着一副白皮囊。麦克是个老嬉皮，一直扎个小辫子，所以他当过摇滚歌手，在内地某家百货大楼的开业典礼上，当然他是不用真正做任何表演的，他只需要站在台上戴副墨镜拿把吉他装装酷就行了。不过，麦克是个非常友好的嬉皮士，自来熟，愿意跟人打招呼练中文。所以类似的托他做过很多次，有时候一天也能拿到千把元人民币。

另一位朋友S先生是个德裔美国人，总是一脸的严肃，所以他以前常当“专家”。他曾经作为“外籍建筑师”跟随某建筑公司参加西部某市的活动，跟该市的市领导同席而坐，还接受了该市电视台的采访。S先生倒是博学多才，所以被采访时还真能够就城市规划讲个七七八八的。

麦克和S先生是略微上了年纪的，做托时他们偶尔会遇到什么也不懂的小年轻，对那些小白脸们，他们是不屑一顾的。毕竟鄙视链到处都存在。据说，在中国的外国人中也存在地域歧视呢，上海的老外和北京的老外是互相看不上的。就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而言，鄙视链也是存在的，做外国公司的高管和“首代”才是最正当的职业，教英语这样丝毫没有技术含量的是不被看作“a real job”的，像麦克，他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去教英语的，他的优先选择是配音、英语编辑，当托是最后的最后的选择。 

自从知道“洋托”的存在，我就对出现在不同场合里的不说话的白人持怀疑态度。不过我倒也不认为他们的行为有啥可耻的，他们付出时间获得报酬，也是理所应当的。忽悠人的是国内的商家们，可是他们不也是顺应消费者的需求吗？

外教行业里的鄙视链

每日书Day2， 5月3日

十几年前，在上海，我所就读的研究生院的学生事务总管说：“在上海，找一个英语培训机构可能比找个公厕更容易。”

后来，我发现，这些比公厕更遍及城市各个角落的英语培训机构里，往往都有外国人——白人——在撑门面，我们把这些人尊称为“外籍教师”。 

再早些时候，外籍教师大概只出现在高校里，他们住在“专家楼”里，可能真是某个领域的资深人士，或者是资深人士的家属，闲时教教大学生们英语口语。

然而，本世纪之初，大型的英语培训机构以星星之火之势出现于各大城市，随后燎原，蔓延至二线。随后，这些机构父生子、子生孙，又衍生出换了名改了字的新机构。所有这些机构都有一个共同点——外教课程是核心产品。这些机构大都坐落于城市最繁华的商业区最豪华的商业楼里，全透明的玻璃墙隔断，一进门就给人高大上的印象。透过玻璃墙，我们通常可以看到白白净净的白人外教，在跟某个美女学生热切地交谈。就在那一瞬间，我们或许就希望自己是那个学生了。

我要讲的，是那些看上去白白净净的外教，和与他们有关的事情。 

在我还是个职场小白时，我大概也希望自己能和他们谈笑风生。多年后，当常常有白白净净的所谓外教来讨好我、希望我给他们安排课上时，我对他们的看法变得复杂了。 

我认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好人，但是这和他们是不是好老师无太大关系。至于他们从前是不是开的士的，和他们是不是好老师也无太大关系。那些值得我们痛骂的“洋垃圾”也在少数。所有这些人，能在尊师重教的中国，被称为“教师”，是因为我们对白人以及英语的复杂的情绪。

而以盈利为目的的英语培训机构抓住的正是这个复杂的情绪，加以深度开发，生产了高价的产品，从而获得利润。在这个商业构建中，企业经营者和消费者一起，制造了我所遇到过的最大的职场歧视：基于肤色的同工不同酬，被歧视的不是占少数的白人外教，而是占多数的中方员工。甚至作为比外教级别更高的中层管理，承担更大的工作量，负担更大的责任，薪资却不及只需要长着白脸、上上课的外教。中教的工资常常不超过外教一半，中层管理者的薪资大概是外教的四分之三。

与此同时，企业经营者们对外教也有着分裂的态度：一方面，他们视外教为随时可以代替的棋子；另一方面，这些外教又是他们的商业模式的核心。外教自己对教英语的态度也有些分裂：一方面，他们抱怨自己被当作猴子放在玻璃房间里展览，另一方面，他们又贪恋这份工作的轻松和钱来得容易。消费者对外教的态度也同样分裂：一方面他们希望自己能够自如地用英语跟他们交谈，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心底里鄙视这些人不过会说英语而已。

在这样的分裂之中，我曾经需要应付上述的三方，是这个构建中的沉默的参与者和帮凶。

中国妈妈、东欧婆婆 

每日书Day13， 5月14日

妈妈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上世纪50年代初的浙江农村，是贫下中农。外公外婆老来得女，妈妈是他们唯一的孩子，所以尽管物质极端匮乏，也实实在在地宠着这个女儿，一路读书读到了高中，就差一点赶上了高考。和许多她的同龄人一样，她有些缅怀她小时候的社会，认为那时没有贫富差距。她也带着她的时代烙印：勤劳和节约。

婆婆出生于二战后的前捷克斯洛伐克，成长于东欧的社会主义，经历了布拉格之春和天鹅绒革命，是一辈子的工人阶级。历史，在历史书上和文学作品里，和在普通百姓的体验里，是有差别的。作为一介百姓，婆婆认为自己一直享受了社会主义的好处：一直有工作、有很长的产假、孩子小的时候单位里有托儿所、孩子上学是免费的、医疗一直都是免费的、现在有可以维持体面生活的退休金。所以她的日子过得从容。

妈妈自称是个属鸡的劳碌命。她爱早起，明明有洗衣机，还是要跑去河边洗衣服。她这代人，能用手做的事情，不会让机器做，一来他们对机器不熟悉，二来机器都要用电。她不喜欢空下来——现在也空不下来了，要给儿子带小孩呢。所以她不喜欢呆在我家，没事做。她年轻时喜欢看报纸，随着视力变差，她连报纸也不愿意看了。打麻将着实是个消磨时间的好方法，可她偏偏又在意输赢，所以还是在家里给儿子带小孩好。这些年她也学会了用手机，看手机上的各种八卦，或者玩个斗地主。她觉得在手机上玩斗地主比跟真人玩好多了，一来没有真正的输钱赢钱，二来别人出牌不好时，她可以骂别人。

婆婆则更懂得享受生活。早饭之后，她便和公公一人一角坐在客厅里看书，一人一杯咖啡。她贪吃甜食，没事就给自己做不同的糕点。她的厨房里设备齐全，与我妈相反，能想到的厨房机器她都有，能让机器完成的事情，她绝对不动手。她一会儿就能捯饬完，锅锅盆盆用了一大堆，往水池里一扔。等她出了厨房，公公就过来收拾了，两人配合地相当默契——换做我爸我妈那边，爸爸始终认为收拾厨房是天经地义的女人的活儿，而妈妈也这么认为。婆婆的台历上码满了各种标记：家里大大小小的生日、名字日、图书馆的借书日、去乡下小屋除草的日期等等。儿孙的生日里，即使不在她身边，她也要给每人做上一个蛋糕，晚上打电话视频，搞得热热闹闹的。一有人过生日，最高兴的就是她。

当然，在我和安相处的最初，她对我这个中国媳妇也是有些警惕的，正如妈妈对安这个洋女婿的不放心一样。好笑的是，她警惕我贪钱，而我妈担心安不给钱。这么一对，两人的担心都不无道理。 

好在这些年，我和安证明了我俩是相亲相爱的一对好CP。婆婆看到我的持家有道、育儿有方，真诚地为儿子找得好媳妇而高兴。妈妈虽然对安不以她想要的方式孝敬她而略有不满，但也慢慢接受了这个爱我敬我的洋女婿。 

我希望妈妈能像婆婆那样，自得其乐，但是我清楚她们的生活环境如此不同，以至于她们的价值观也迥异，我也只能由她去了。

“混”日子

每日书Day17， 5月18日

写了一圈周围的人，终于轮到写写自己的混日子日常了，居然无从下手。

这时候另一个自己跳出来质问，这有什么值得写的？这不跟一男一女合伙过日子都差不多吗？可我分明是受过很多走过去又回过来的冷眼的。甚至在当时还掀起了一场全家总动员：父母动员了家里一位位高权重的姑父来说服我——就因为我找了一位老外。

全家总动员自然以我以一敌多的压倒性胜利收尾。独立如我，怎会将我的生活自主权让渡给他人？注意，我是一贯如此独立的，并不是因为跟了老外才变成这样。后来我妈说我变了，变得自私了，她将之归罪于我的老外先生。我认为她显然在我成年后就未曾了解过我，我不过偶尔不顺从她的意愿罢了。

我上网搜了一圈“和外国人结婚是怎样的体验”，仿佛自己没体验过一样。照例，搜出许多意料之中的言论。比如，和外国人结婚的中国女人都很丑；外国人普遍自私、体毛长体味重；跨国婚姻通常难以维系，以离婚的居多。诸如此类。

这到底对我有了些许的帮助，让我假装坦诚地解剖自己。 

我和安从相识至今，15载有余。我从刚出校园的中二女，蜕变成现在的铁石心肠的老女人，安功不可没。 

安非常帅。帅到什么程度？帅到像普京。我虽然从小被人嫌弃长得丑，却常常被他赞美漂亮，听多了便自以为长得的确不太难看——所以女人一定要找一个会夸你的男人。其实我还被多个白人女人夸过，当人家直接说“You are beautiful”的时候，我激动得差点被掰弯。有趣的是，我们越长越像了，夫妻相居然可以跨越十万八千里。

和一个人生活十余年，日子除了浪漫和激情，还有许许多多个具体的细节，这些充斥着差异的细节构成了我的混搭生活。

比如，早餐的饭桌上既要准备白粥和小菜，又有面包黄油加果酱。煮鸡蛋的打开方式不同，我是直接拿起鸡蛋敲桌子，他是拿起勺子敲鸡蛋。第一次在欧洲旅行时，在安静得能听到针掉地上的餐厅里，我拿起鸡蛋尽量小声地敲了桌子，迅速引来了邻桌的目光，才知道原来鸡蛋还有其他的敲法。至于佐料，我喜欢在煮鸡蛋黄上加酱油，人家在上面加盐。所以一顿早餐就能铺一桌。

混搭的女儿也是兼收并蓄的，她很快学会了在奶奶家大口吃土豆，在外婆家大碗吃白米饭，以及在奶奶家要抿着嘴吃饭，喝汤不能有声音；在外婆家则可以大口地嗦面条，不发出点声音来别人会担心她不爱吃。叉子筷子的轮换，就像她在不同语言间转换一样，自然得就像从左手递到右手。

对于成年人，生活习惯上的差异，容易解决，求同存异，谁也不用勉强谁。观念上的差异则复杂得多。这些差异，因为文化的不同被夸大，听起来比来自同一国度的南北两人的差异要大得多。语言不同是个大问题吗？其实不是，我们都用第三方语言——英语。没有共同的生活经历是问题吗？可以是可以不是，大概只有青梅竹马的两人才有大范围的共同经历吧。 

作为成熟理智的成年人，理解和尊重不同的声音，才是正道。再不行，就大吵一架吧。

TCKs，第三文化儿童 

每日书Day23， 5月24日

上网一搜，搜到一个专门描述这群人的名词：the Third Culture Kids (TCKs)第三文化儿童，还有一个专门的网站www.tckworld.com。

维基百科这样解释TCKs这一概念：成长于非父母文化（或非护照国文化）的孩子：children raised in a culture other than their parents’ (or the culture of the country given on the child’s passport, where they are legally considered native) for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ir early development years。此类儿童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更容易适应不同文化，却更难建立起自身的文化认同。可谓利弊共存。

女儿显然属于这样的孩子。她同时学三门语言：中文、英语和斯洛伐克语。三门语言语言结构迥异，所承载的文化差别也是巨大。中文和英语，很难说清哪门是她的母语，因为她在一所美国国际学校上学，英语是学校的主要语言。回到家里，三种语言混着说，和周围的人说话时用中文，中英文之间转换起来比苹果系统和微软系统间的转换还要快。 

影响她最大的文化可能既不是我们所处的中国文化，更不是她父亲的斯洛伐克文化，而是通过学校教育传递给她的美式文化。最初刚上学不久，她放学回来，一定要用花生酱涂土司面包，再加果酱，还配上香蕉，那是典型的美国人的吃法。而她父亲对这种吃法嗤之以鼻。家里不这么吃，慢慢地，她也不要求这样吃了。

她比我们都懂棒球，了解棒球的规则，熟悉美国的棒球队和棒球明星。她能清楚地说出美国的货币，和总统山上的总统分别是哪几位。她能详细地讲出海伦凯勒的故事，并认同其中的价值观。民主的概念也学了，还在班上实践了选举。她这样一个跟美国没有丝毫关系的7岁小孩，因为在美国学校读了5年书，脑子里想的大概跟美国小孩没多大差别。

她很快学会了美国人的浪费，在家里不习惯用抹布，而是“刷刷”地抽纸巾擦桌子。室外温度超过25度就要开空调，空调开得很低，冷了宁可加外套而不是把空调调高。她要求我们像美国人那样付钱给她做家务。我和安拒绝了，告诉她我们并不认可这种观念，我们认为她是家庭的一部分，做家务也是她的责任，她不会因为完成她的责任而得到额外的奖励。从这个角度讲，我常常要挑战她在学校里学来的东西，告诉她那只是生活的一种形式，而且不见得是最正确的形式。 

同时，她也学习中文。她站得笔直、双手别在背后，抑扬顿挫地朗诵李白的诗，并宣称自己是孙悟空的粉丝。她不排斥写汉字，虽然那对她来说有些难。

当然最困难的要数学斯洛伐克语，因为除了她父亲和她的交流之外，周围没有环境，加之该语言语法结构极其复杂，光“苹果”一词，一个苹果和两个苹果的名词格式不同，五个苹果和五个以上苹果的格式也不同。更别提不同时态里的动词变位。所以学起来困难重重。

好在她并不反感学斯洛伐克语。去年在奶奶家呆了两个月回来后进步神速，说起来是舌头连翻带滚的，把我听得一愣一愣的。可是，两个月的副作用是她完全认同了自己是斯洛伐克人，而不是中国人，跟我说起事情来，常常用“we”指代她自己和父亲，用“you”把我排除在外。这着实令我有些忧虑。

而她父亲更担心的是她无法像本地人一样说他们的语言，那么就无从深层次地了解自己的文化。作为TCK的家长，我们都免不了担心孩子的成长远离自己的根。可是在全球化的今天，随着我们自身的跨文化迁徙，如何平衡孩子既接受多元文化，又能找到坚定的文化身份认同，这对父母和孩子可能都是挑战。

微信内容系节选，有删改。想要阅读莫舟《混搭：跨文化的工作与生活》每日书全书，请点击文末的“阅读原文”。目前已更新至Day28。余下内容将在后面两天时间里陆续完成，并实时更新在原文链接中的写作页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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