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研究中文诗的亚美尼亚人，想起祖国的语言危机 | 世界药丸
文｜郭歌
Robert来自亚美尼亚，目前在人大读现当代文学的硕士。
我遇见Robert的地方，是人大主办的2016年新诗百年研讨会。圆桌集结了谢冕、洪子诚、于坚、欧阳江河等中国当代最重要的诗论家和诗人，搬着凳子散落四周的则是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年轻后生们。
这里面，就有一位典型东欧长相、白色毛衣、极其瘦高的男生，他没有椅子，席地坐在旁边的台阶上，手拿笔记本和笔，凝神听着那些即使是中国人也不一定能听懂的讨论。
下午的时候，他离开了一会儿，去教一位中学生英语文学。晚上再回来的时候，我们一起喝了白啤，第二天还一起看到了那年冬天北京的第一场雪。
1
“我与我的国家同岁。”Robert开玩笑似地告诉我他的年龄。1991年苏联解体，亚美尼亚这个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年的古老国家重新独立。
Robert的家乡Vanadzor
亚美尼亚语也是非常古老的语言，公元405年开始有自己的文字，到今天都没有太大的变化，只去掉了三个字母。Robert告诉我，他有时候觉得中国文化很亲切，因为中国与亚美尼亚同是古老传统的国家。
亚美尼亚语非常难学，有38个字母，惯说亚美尼亚语的人们能发出各种各样的音，因而学外语很容易。电话那头，Robert清晰地发音：h,k,z。
出生在这样一个国度，孩子们从小学起就要学习两种外语：英语和俄语。不过外语不是很重要的科目，很多人都学得不好。另外，他们只会挑选其中的一种重点学习，Robert选的是英语，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位英语老师。“很多年轻人都抗拒俄语，因为苏联的原因。”
与Robert父亲不同，大部分中老年人的外语是俄语。在父亲年轻的时代学习英语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甚至还冒风险。在学校基础的教育结束之后，父亲发现没有继续学习英语的渠道了——政府也显然并不鼓励人们学过多英文。
于是父亲开始自学，他的方法是——用英文写了信，发往全世界。通过这种方式，他收到了许多回信，也交到了很多笔友。一次，他被KGB传唤到警察局，特警问他：“你为什么要用敌人的语言写这么多信？”
苏联解体之后，就没有这种问题了。于是Robert的父亲又自学了更多，就开始做英文老师。“因为没有其他的工作。”
在亚美尼亚的书店里，鲜少有英文书，亚美尼亚语和俄语占据了主要部分。因此父亲申请了一个美国的项目，开了一个英文书图书馆，每个人都可以借书。
大概是在这样的氛围下，Robert的英文学得很好。他从小就读了很多英文诗。他说：“我选择了英文作为我的语言，而不是我的外语。”“英语是我的每日语言。”
这让他的中学时代很轻松，也没有什么升学压力。在他离开家乡Vanadzor来到首都Yerevan读高中之前，有一阵子他甚至天天踢足球，长达一年。
他和哥哥都选定了大学念英文系，理所当然：“我们选择了父亲的道路。”他进入Yerevan Brusov Stat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and Social Sciences（埃里温“布留索夫”国立语言和社会科学大学），布留索夫是一位俄国诗人，在亚美尼亚语言和诗歌领域曾作出了重要研究。
Robert进入了英文系，选择心理学作为第二专业，每周上两次相关课程。英文系开的课不外乎语法、句法、语音学之类，很少讲到文学。虽然老师留了很多作业，但终归对他来说还是太容易。
17岁的少年陷入苦闷，他开始抽烟，那也是他仅有的一段抽烟时光。作为大一新生，他租住在一间公寓里，随机翻看书架上的书，直到他翻到《基督山伯爵》。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was a cold shower for me.”这部小说让他醒来。
17岁的男孩子，都疯狂崇尚着强大和力量。这本书告诉他，通过学习可以拥有力量。主角艾德蒙在监狱里学习了数学和好几种语言，出狱之后，他成为了那个强大的“基督山伯爵”。
2
就在他以全部的少年热情想要投入“让自己变强”的学习中时，兵役像一张网，笼住了翅膀。
“不管你在做什么, 过了生日就被带走。非常强硬的制度。”Robert说。
他仍旧记得进军营的第一天，他带了一本笔记本。少年暗下决心，要把经历的一切都记录下来。但他终究没有做到，不是时间或物质上的原因，是心理原因。
要睡在一百个人的大房间里，每两月要在山野里连续住上一整个月，一共是六个月……无怪乎Judith Butler说，军队使人成为 half-citizen（半公民）。
战友们多为没受过太多教育的年轻人，Robert甚至猜测自己是整个营里唯一能讲流利英文的人。军队里没有图书馆，但是你可以带任何你喜欢的书进去看。
“没有人检查么？”
“没有人在乎的。因为根本没有人读书。我在那里的前一年半一本书也没有读，没有办法专心。但是最后半年，我一直在读书。”
“那么，其他人不读书，业余时间做什么？”
“吵架。”
他说他的转变是因为一个朋友，他们在军营相遇时，Robert跟其他小伙子们一样，只有20岁，而对方已经27岁了。那是他唯一能共同阅读和谈论文学的人，他很遗憾服役一年多才认识他。
“军营里没什么人喜欢他，因为他总是奋力争取‘正义’。有一次，他为了保护一个被军官欺负的新兵，被玻璃严重伤了手。手术后，他的手指就不再灵活了。退役后他想找个好工作，唉，他虽然很聪明，但是太古怪。”Robert与他至今还是最好的朋友。
2008年，Robert结束两年服役期回到了学校。与很多再也无心学习、只想立刻挣钱的同学不同，他求学的心更强烈了。“我已经失去了两年的时光，我要把它们补偿回来。”抱着这样的心态，他参加了一些亚美尼亚联合国协会的项目，比如在格鲁吉亚待了一周。那时候，他得到了一份礼物，是一本尼采著作的新译本，于是他开始读尼采。
3
他也同时报名了中文和西班牙语的语言学习班。
每次我夸Robert有遗传的语言天赋，（他的父亲会亚美尼亚语、英语、希腊语、芬兰语、俄语、波兰语、中文……）他就要拿他的西班牙语反驳我，因为只学了一学期就放弃了。他说，还是不够有兴趣吧。
中文却一直持续了下来。念了三个月的孔子学院后，他去考了K1(外国人汉语水平考试里最低一级，要求掌握150字)。“其实并不需要考级，我就想看看自己有没有进步。”
朋友们都觉得他疯了，选择学习汉语这样“困难的语言”。他却不管不顾地学起来，甚至还来北京语言大学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中文培训。那是2012年的冬天，他第一次来中国。
“因为住在五道口，所以天天去酒吧。”Robert笑说，“只是一个月，能有什么进步？但其实还是有一点，对中文更感兴趣了。”
回国以后，Robert继续每周两次学中文。到了2013年，Robert大三，又去沈阳师范大学接受了一个半月的汉语教师培训。那是孔子学院组织的一个活动，由于他们大学没有中文老师，组织者又与他相熟，就把名额给了他。
大部分参加者都是教中文的老师，因而课程对于才学了一年多汉语的Robert来说很难。不过那一次，他们去了很多地方，最后一周在北京，看了长城和颐和园。
大三是Robert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年。当时，他住在一座图书馆旁，每一次他回家的路，都毫不犹豫地通往了图书馆。就是在那里，他第一次读到了美国诗人肯明斯的作品，并用翻译他的诗的方式度过了自己的21岁生日。
为了赚取零花钱，Robert开始教授中文，他带了好几个外国学生。自己的中文也不够好，他就在课前非常仔细地备课——后来，半年教学成了他中文突飞猛进的契机。那段日子，Robert每天都在看中文书，他的朋友们已经见怪不怪了，大家已经知道：他要到北京，念语言班。
仍旧是通过孔子学院，Robert申请了人大一年的语言班。
语言班的课程很紧，每天早上的八点到十一点都在上课。Robert并不会去旁听别的课程，既没有时间，也听不懂。偶尔去听几个讲座，也都是英文的。
Robert当时想，待一年的语言班结束后，他要选择新闻系。因为在亚美尼亚曾经参加很多联合国项目，他理所当然地觉得，可以学习新闻学，做点什么重要的事。
但是，该遇见的人始终会遇见。
也就是大半年前。Robert在宿舍旁的打印店排队，看着一个中年人，拿着一本英文的《茨维塔耶娃》。
中年男人，英文，茨娃，Robert决定跟他交谈。
“你读茨娃吗？”
“我不仅读，而且翻译！”
中年男人邀请他去办公室，还为他写下了名字和号码，告诉Robert有事情可以找他。
Robert念着手里的纸条：“王家新”。他那时还不知道，王老师是人大现当代文学的教授，才出了一本茨维塔耶娃的译诗集，正在翻译洛尔迦。
但是Robert听懂了，有事情可以找他。没过多久，Robert成功拿到了新闻系的录取通知。这个本应让他雀跃的消息躺在他胸中，经过一夜的睡眠变成莫名的不安——当第一丝光线穿过窗帘，他本能地感觉有什么东西错了。
不对，他的命定的未来不该在这里。
他急忙翻出那张纸条，拨响了上面的号码。可是电话那头传来声音：“你是那个美国学生吗？”王老师已经忘了Robert。
Robert连忙解释，从自己的国籍，到自己的专业。那一天的后来，王老师急急忙忙开车赶到学校为Robert写推荐信，在那个星期天。
“然后一切都改变了。”
面试的时候，同为现当代文学教授的张洁宇老师开玩笑说：“你中文这么好，比王老师还好。我觉得你们很合适。”
4
“选择这个专业，就是因为王老师吗？”我问Robert。
“主要是因为这个老师，但，我一直都对现当代文学很感兴趣。当我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想，这就是我要的。”Robert回答。
于是，他就成了人大中文系里那个“外国学生”。
上课时，Robert是最专心的学生，因为文学史上的大部分名字他都是第一次听。“我会阅读每个人的一篇文章。”
听课并不困难，期末的考核是写论文，对他的要求也跟对中国学生的一样，字数和语言都一样。一学期下来，Robert拿了第三名。“当然，他们都比我好。但是应该是看我是外国人。”Robert的声音，谦虚里还是有点得意。
才开始学的时候，他还只读过英文版的《狂人日记》，诗歌只读过翟永明，她是Robert读的第一位中国当代诗人。“在一个偶然的夜晚，我遇到了她的诗。我觉得她的诗很酷，当然也可能是英文翻译很好。”
那首诗是《她的视点》。他禁不住写了一篇诗论，他说写得毫不专业，但却比现在写的那些专业论文更满意。后来，在北大的未名诗歌节上，他见到了翟永明。熙熙攘攘中，王老师替他向翟永明表白了他对这首诗的喜爱，女诗人微笑、点头，然后他们一起走进大楼。
如今，他读过整本的《呐喊》，连《野草》也很仔细地看了。前阵子买了鲁迅的杂文全集，他说没看懂《摩罗诗力说》，但是喜欢鲁迅的幽默。他还读了一些张爱玲的作品，“并不是因为夏志清。”
当代部分，他在课程之外读了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和《我的精神家园》。还读了阿城的作品。这些都是用中文。
“你来北京我带你去那个书店，一律只要十块钱。”Robert邀请我。
我让他再带我去喝酒，还问他是不是常常同王老师一道去酒吧。他不知是玩笑还是认真：“我们总是一起吃普通的菜然后各自回家，郭歌来了才会去酒吧。”他想了想又说，“我碰到王老师，绝对是一个奇迹。”
5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Robert非常忙碌。他先是飞回了祖国，还在那里的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做了一个讲座。那里的领导是之前孔子学院的领导。
讲座是用英文做的，因为很多学生没学过中文，所以随便他讲些什么。他选择了文言文学到白话文学的过渡，重点介绍了鲁迅和胡适。因为只有几个小时时间，他不能细细地研读文本，只能粗略介绍一下历史和作家，讲讲“如果你想了解鲁迅，可以看哪些书。”
讲座结束后，学生们热情高涨，提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也让他啼笑皆非。比如有人问：“鲁迅是怎么死的？被暗杀吗？”因为大家都觉得鲁迅做了很多很勇敢的事情。
他们还问Robert《狂人日记》有没有亚美尼亚语的译本，Robert说应该没有，但一定要有。他决定自己翻。Robert分别翻译过王家新老师和李浩的一些诗，当然还有翟永明那首《她的视点》。
还有人提出，在中国很多小孩都学古诗，这已经成为生活文化的一部分。而在亚美尼亚文学离生活很远，Robert说：“我同学的儿子已经在背李白了，虽然他还不会说几句话。而在我们的国家，他们让小孩自然长大，玩儿。”
Robert在家只待了两个星期，只做了这一次讲座。但是回中国后，校方联系他，希望未来他能上两三次线上课程，他没有拒绝。校方还提出，希望未来能聘请他成为中文教师，Robert犹疑不决。
之所以这样急着回中国，是因为Robert参加了由汉学发展基金会所组织的夏季研学计划，在香港、北京、台湾、澳门各学习一周，每天讨论一个传统文化话题：孔子、老子、孟子。
回来以后，他开始准备K6也就是外国人语言水平测试最高级的考试。他在两年前已经考了K5，而K6是在中国申请博士学位所需要的水平证明。他说想去台湾读古典文学，虽然不太认得繁体字，也不太懂得文言文，但他想挑战自己。
“最初学中文就是挑战，这也是我一直追求的。我现在觉得古代文学很困难，所以才想要挑战。我想试试看有没有人要我。”
但是我明白，他又来到了人生的岔路口。
比如，他今夏因回家时间太短与一直像朋友一般的父亲爆发了争执，至今没有和解。他想，也许就是到了从“父辈”那里精神独立的时候了。
比如，他还是很想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什么：“我们国家的文学、语言遇到了危机，我需要做点什么。我们人很少，从事创作的人也不多，我几乎都认识。”
在亚美尼亚，只有一本比较有名的文学杂志，叫《Granish》。虽然是在线杂志，但是主编是最有名的批评家。整个团队包括了亚美尼亚年轻一代最杰出的作家，“70后”。即使在这本杂志里，关于中国文学的内容也只有Robert翻译的几首。“那个主编每次都很高兴，一直让我翻译莫言的一篇。”
Robert告诉我，目前中国诗人在亚美尼亚有译本的，只有于坚和吉狄马加，还都是从英文转译的。甚至于坚那一本，他的名字都被写错了。
而Robert本人看得最多的还是英文书。他说亚美尼亚不像是中国，“中文你什么都可以找到中文的，但是我们国家很小，如果你想读外国文学需要人翻译，你不能接触到所有的东西。今年夏天我回家，看到书店里出版了亚美尼亚语的《老人与海》，之前似乎都没有看到，只有俄语和英语。”另外，对于西班牙语、法语等文学作品，就算有亚美尼亚语翻译他还是倾向于看英译，因为通常英译本更准确。
“可是身处别的国家，说着别国语言，你不会感觉到文化焦虑吗？”我想到自己在萨尔茨堡讲德语的白天，和一回到寝室就迫不及待打开微信讲中文的夜晚。那仿佛是一种换气，为了避免溺亡在外语中。
Robert说他也很好奇自己为什么没有这样的焦虑。他读英文书感觉很自然、很直接，就是自己的，不像外语。不管是查东西还是看新闻，他都会用英文，因为亚美尼亚语对于他来说不是很方便。最后他只能总结道：“我是例外。如果用我介绍亚美尼亚，那是不对的。”
而最近，他试图捡回荒废已久的俄语，不管它的语法有多复杂。我在他的身上已看不到少年时因苏联而对俄语升起的抵触。他只是说如果失去这个语言，实在非常可惜。
我问他用什么语言写诗，他像策兰那样，严肃地回答我：“写诗，只能用亚美尼亚语。”
“好可惜，我可能一辈子都没办法读你的诗。”
“你可以学习亚美尼亚语，你还很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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